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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对教育的重要作用，不少著名的教育家有过一些精彩的论述。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说：“孩子的世界就是艺术的世界……孩子的生活比大人的生活更能与艺术一致。”[1]教育要摆脱偏与伪，就要跟艺术亲近，艺术的清泉是涤荡心灵尘滓的良药。苏联教育家赞可夫说：“艺术不仅作用于学生的理智，而且影响到他的情感，因此，艺术有助于培养信念。”[2]
艺术是承载教育的重要载体，教育的最高层次是生命化教育，而生命化教育应首推由生命化的艺术来承载。鲁迅是为生命而创作，鲁迅的文学是生命的艺术。艺术生命化要求创作者从生命存在的基点出发，循着生命发展的线索及生命走向的良愿去构筑艺术的形态与内涵。为生命的艺术是为人生的艺术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使艺术更加纯粹地走向生命本身，但生命化的艺术并非单纯的抽象化的哲学图解，而是以饱满丰盈的艺术形态呈现出的丰富深刻的人生哲理。人们未必能从抽象的哲学理论中读出生命的艺术，却可以从生命化的艺术中解悟深刻的生命哲学。
生命化艺术具备生命教育的品性与价值，它的最重要的特点是“求真”，这是艺术走向生命深处的必然诉求，是教育的最可贵品质。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对教育“求真”诉求的精粹表达。在世俗功利的挤压下，教育极容易偏离求真的题旨，承载太多的世俗价值，过早地用种种锁链将受教育者紧紧缠绕，使其永远无法体验，也无法走向生命的本真。
“求真”是鲁迅文学艺术生命化的重要特征，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元素之一。关于偏与伪的教育对生命的桎梏，鲁迅有深切的体会。他本人从旧有的教育形式中走出，很了解传统教育的反生命倾向，这在他各种不同体裁的创作中均有不同形式的思考与表达。
李长之在评价鲁迅的小说时，着一“真”字，比如讲到《阿Q正传》时，他说：“自然，鲁迅不是没有奚落阿Q之意的，鲁迅也不一定刻意在抒写他的同情心，更不必意识到他这篇东西之隆重的艺术的社会的意义。然而这是无碍的，而且恰恰因此，这篇东西的永久价值才确立了，因为：真。因为真，所以这篇东西，是有生命的东西，一个活人所写的一个活人的东西。”[3]
一个活人写一个活人，这是鲁迅生命化写作的真实呈现，这种求真的创作品性使他的文字具备生命教育的价值凭据。不但《阿Q正传》，人们也可以从鲁迅的其他小说中体悟到“求真”的生命化艺术品性。
《故乡》传达出生命被时间和时俗消蚀的悲哀以及这种消蚀切断生命的延续性记忆与体验而带来的深深孤独与寂寞。闰土是一个生命被无情消蚀直至枯干的典型，时间夹杂着时俗的风沙将一个纯朴天真的少年刻写得面目全非，精神的变异远甚于肉体的变化，更为可悲的是这种改变导致人与人之间筑起一道厚厚的墙，正是这道墙切断了生命记忆的延续性。假如闰土见到鲁迅时不是巍巍颤颤地叫一声“老爷”，而依然是儿时兄弟般的亲切，那么即使他苍老得须发尽白，鲁迅依旧能体味到回家的亲切与温暖。容颜的衰老是意料之中的自然规律，精神的隔阂才是让人茫然失措的悲哀。在生命变化的过程中，肉体无法保持永久的延续性，难道心灵也不能吗？难道肉体的衰退必定会带来心灵的萎缩？还是心灵的萎缩加速了肉体的衰颓？
在《故乡》中，鲁迅表达出对生命生长延续性和完整性的思考，尤其是精神生长的延续性和完整性，这对一个健康合理的人生形式是多么的重要。保护年轻一代生命成长的延续性与完整性何尝不是教育面临的一个重大命题？鲁迅有着这样的深切期待，他希望闰土和“我”之间的这种交往悲剧不要在下一代重演。当然，这需要依靠社会的进步与启蒙、教育的力量，希望虽然茫远，但又何其迫切。
“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4]
这路是向生的路，是生命的路，鲁迅将生命的路寄希望于前行后续的拓荒者，这是他作为拓荒者的领头人发出的一声来自肺腑的呐喊。
“鲁迅的小说，是从他生存情态的萧条与‘寂寞’中生长出来的，这寂寞是历史性的，它滋生于一个民族从古老历史向现代历史的伟大转折之间……又是时间性的，这一切皆无例外地深植于鲁迅最本己的生存……”[5]这种寂寞的生存体验在《孤独者》、《在酒楼上》等小说篇目中也有深入的抒写。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近乎固执地执守着人性的本真，他的生命哲学纯粹得像山泉，却又深邃得像大海；他不耐俗流，行止超特，有着异乎常人的坚韧；他常用冷峻的目光审视周围一切，却独独相信孩子总是好的。这是一个孤独的“真人”，因为他“真”，所以孤独；因为他孤独，所以比常人更能体验到“真”。在祖母去世时，魏连殳在该哭的时候连一滴眼泪都没有，在众人走散后却离奇地放声大哭，后来他自己解释说：“……可是我那时不知怎地，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而且觉得这样的人还很多哩。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哭。”[6]品嚼自己亲手造成的孤独，这是怎样一种无奈的人生境况？祖母的孤独，那是一个平凡弱者的卑微哀戚，而魏连殳的孤独则是一个跋涉者空旷无依的生命体验。人在走向生命本真时，或许是孤独的，因为大部分人离“真”很远，偶有那么些个别的人走近了，同时他自然地就走向了孤独。真实地活着需要勇气，许多人不敢面对真实，是因为他害怕孤独。
《在酒楼上》表达出人类生命中种种因袭的重负以及人事无端消逝的悲哀；《长明灯》则展示出一个传统反叛者的生存困境，他因反叛而遭遇公众的集体歧视和遗弃；《伤逝》传达了情爱的虚空、物质对心灵的钳制以及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哀。鲁迅的小说浸润着一种深沉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从内心的各种矛盾纠结与挤压中传达出来。
人们沉浸于鲁迅式的空旷孤寂中，逐渐走向生命的深沉，靠近生命的本真，如独步荒原，四边不断有天籁之音响起，与心灵深处的某种韵律协奏，于是察觉到生命的真实图景：交汇着天堂的明亮与地狱的阴沉的壮丽景象。这种深刻的生命体验集中展现在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
艺术是承载教育的重要载体，教育的最高层次是生命化教育，而生命化教育应首推由生命化的艺术来承载。鲁迅是为生命而创作，鲁迅的文学是生命的艺术。艺术生命化要求创作者从生命存在的基点出发，循着生命发展的线索及生命走向的良愿去构筑艺术的形态与内涵。为生命的艺术是为人生的艺术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使艺术更加纯粹地走向生命本身，但生命化的艺术并非单纯的抽象化的哲学图解，而是以饱满丰盈的艺术形态呈现出的丰富深刻的人生哲理。人们未必能从抽象的哲学理论中读出生命的艺术，却可以从生命化的艺术中解悟深刻的生命哲学。
生命化艺术具备生命教育的品性与价值，它的最重要的特点是“求真”，这是艺术走向生命深处的必然诉求，是教育的最可贵品质。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对教育“求真”诉求的精粹表达。在世俗功利的挤压下，教育极容易偏离求真的题旨，承载太多的世俗价值，过早地用种种锁链将受教育者紧紧缠绕，使其永远无法体验，也无法走向生命的本真。
“求真”是鲁迅文学艺术生命化的重要特征，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元素之一。关于偏与伪的教育对生命的桎梏，鲁迅有深切的体会。他本人从旧有的教育形式中走出，很了解传统教育的反生命倾向，这在他各种不同体裁的创作中均有不同形式的思考与表达。
李长之在评价鲁迅的小说时，着一“真”字，比如讲到《阿Q正传》时，他说：“自然，鲁迅不是没有奚落阿Q之意的，鲁迅也不一定刻意在抒写他的同情心，更不必意识到他这篇东西之隆重的艺术的社会的意义。然而这是无碍的，而且恰恰因此，这篇东西的永久价值才确立了，因为：真。因为真，所以这篇东西，是有生命的东西，一个活人所写的一个活人的东西。”[3]
一个活人写一个活人，这是鲁迅生命化写作的真实呈现，这种求真的创作品性使他的文字具备生命教育的价值凭据。不但《阿Q正传》，人们也可以从鲁迅的其他小说中体悟到“求真”的生命化艺术品性。
《故乡》传达出生命被时间和时俗消蚀的悲哀以及这种消蚀切断生命的延续性记忆与体验而带来的深深孤独与寂寞。闰土是一个生命被无情消蚀直至枯干的典型，时间夹杂着时俗的风沙将一个纯朴天真的少年刻写得面目全非，精神的变异远甚于肉体的变化，更为可悲的是这种改变导致人与人之间筑起一道厚厚的墙，正是这道墙切断了生命记忆的延续性。假如闰土见到鲁迅时不是巍巍颤颤地叫一声“老爷”，而依然是儿时兄弟般的亲切，那么即使他苍老得须发尽白，鲁迅依旧能体味到回家的亲切与温暖。容颜的衰老是意料之中的自然规律，精神的隔阂才是让人茫然失措的悲哀。在生命变化的过程中，肉体无法保持永久的延续性，难道心灵也不能吗？难道肉体的衰退必定会带来心灵的萎缩？还是心灵的萎缩加速了肉体的衰颓？
在《故乡》中，鲁迅表达出对生命生长延续性和完整性的思考，尤其是精神生长的延续性和完整性，这对一个健康合理的人生形式是多么的重要。保护年轻一代生命成长的延续性与完整性何尝不是教育面临的一个重大命题？鲁迅有着这样的深切期待，他希望闰土和“我”之间的这种交往悲剧不要在下一代重演。当然，这需要依靠社会的进步与启蒙、教育的力量，希望虽然茫远，但又何其迫切。
“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4]
这路是向生的路，是生命的路，鲁迅将生命的路寄希望于前行后续的拓荒者，这是他作为拓荒者的领头人发出的一声来自肺腑的呐喊。
“鲁迅的小说，是从他生存情态的萧条与‘寂寞’中生长出来的，这寂寞是历史性的，它滋生于一个民族从古老历史向现代历史的伟大转折之间……又是时间性的，这一切皆无例外地深植于鲁迅最本己的生存……”[5]这种寂寞的生存体验在《孤独者》、《在酒楼上》等小说篇目中也有深入的抒写。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近乎固执地执守着人性的本真，他的生命哲学纯粹得像山泉，却又深邃得像大海；他不耐俗流，行止超特，有着异乎常人的坚韧；他常用冷峻的目光审视周围一切，却独独相信孩子总是好的。这是一个孤独的“真人”，因为他“真”，所以孤独；因为他孤独，所以比常人更能体验到“真”。在祖母去世时，魏连殳在该哭的时候连一滴眼泪都没有，在众人走散后却离奇地放声大哭，后来他自己解释说：“……可是我那时不知怎地，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而且觉得这样的人还很多哩。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哭。”[6]品嚼自己亲手造成的孤独，这是怎样一种无奈的人生境况？祖母的孤独，那是一个平凡弱者的卑微哀戚，而魏连殳的孤独则是一个跋涉者空旷无依的生命体验。人在走向生命本真时，或许是孤独的，因为大部分人离“真”很远，偶有那么些个别的人走近了，同时他自然地就走向了孤独。真实地活着需要勇气，许多人不敢面对真实，是因为他害怕孤独。
《在酒楼上》表达出人类生命中种种因袭的重负以及人事无端消逝的悲哀；《长明灯》则展示出一个传统反叛者的生存困境，他因反叛而遭遇公众的集体歧视和遗弃；《伤逝》传达了情爱的虚空、物质对心灵的钳制以及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哀。鲁迅的小说浸润着一种深沉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从内心的各种矛盾纠结与挤压中传达出来。
人们沉浸于鲁迅式的空旷孤寂中，逐渐走向生命的深沉，靠近生命的本真，如独步荒原，四边不断有天籁之音响起，与心灵深处的某种韵律协奏，于是察觉到生命的真实图景：交汇着天堂的明亮与地狱的阴沉的壮丽景象。这种深刻的生命体验集中展现在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