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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944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战的艰苦阶段，晋冀鲁豫边区却发生了一场罕见的蝗灾。受灾区域，南起黄河北岸的修武、沁博，北至正太路南的赞皇、临城，东连平汉线的磁武、邢台、沙河，西到太行山区的和顺、左权、涉县，危害区域达3000多平方公里；在太行山区，46%的地方受灾严重，受灾面积达750平方公里，受害庄稼60万亩，其中，被吃得颗粒无收的有24万亩。
在蝗灾面前，晋冀鲁豫边区政府、129师等党、政、军抗日机关，没有被困难吓倒，也没有消极应对，而是带领广大军民，在边区根据地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蝗运动”，创造了抗战史上抗灾自救的奇迹。
这场“打蝗运动”留下了一些珍闻轶事，真实记录了这场罕见的“人蝗之战”的经历、事件，也让后人得以正确研究和评论这段“独特”的历史。
凶猛成灾的蝗群不仅危害庄稼，对人也有伤害。在集中下落时，一些人的头、脸、手、胳膊，会被蝗虫咬伤，婴儿若身旁无大人照顾，被蝗群袭击，还会伤及性命。
在黄骅县城边，就曾发生过一件婴儿险被蝗虫咬死的事情。1943年夏，一批蝗群飞入黄骅县，吃光了农田的庄稼和河边的芦苇，又飞到附近的村庄，将窗户、村民房檐上的野草吃光。县城北周青庄有一户人家，白天，大人们跟着大伙出去捕杀蝗虫，将一个未满周岁的婴儿留在家里，因为门窗不够严实，蝗虫飞进家里。桌子、炕上、柜上、衣被上全爬满了蝗虫，就连婴儿的身上也没躲过。那些找不到吃食，饿极了的蝗虫张口就咬，将婴儿的一张小脸和一对小耳朵咬得满是血。大人回村后，远远听到婴儿的哭声，急忙进家，看到眼前这一幕骇人的情形，赶忙赶走蝗虫，抱着婴儿去找村医治疗，才让孩子躲过性命之忧。
在蝗灾爆发初，一些家境贫困的群众，眼看庄稼颗粒无收，生活无望，便悬梁、跳井自尽，各地的迷信活动，也乘机盛起。
在家里烧香拜佛，是常事；有的跑到田间地头，祭拜“蝗神”；有些人，凑钱请来戏班，搭台唱戏，请“神灵”观看，以为只要神仙一高兴，蝗虫就没有了；有的地方，用竹木和纸，糊成一个一米多高的纸轿，里面供上“蚂蚱老爷”的神位，前面让人打着龙旗，吹着唢呐，后面让人抬着“神蝗轿”，在街上游行，乞求得到“神蝗老爷”的宽恕；还有些愚蠢至极的人，把家中本就不多，极其珍贵的粮食拿出来，熬成粥，撒在地里，盼望蝗虫吃了粥后，就不再吃自己地里的庄稼。
河南安阳有一个老汉，心里存有一种“好人自会得到好报”的念头，认为自己是个好人，“神蝗”不会吃他的庄稼，所以，拒绝别人在他的田地里打蝗虫，跟人说：“听天由命吧，我平生没做过什么亏心事，蚂蚱不会吃我的麦子的。”结果，一夜之后，他辛苦种植的四亩良麦被吃得精光。这个老汉一气之下，把自己的牲口放到田里，让牲口去啃食那些带着蝗虫的麦秆。
随着“打蝗运动”的宣传和动员，人们不再相信有什么神可以治蝗，都加入到了打蝗灭蝗的行动大军中。
为应对蝗灾，在一次生产会议上， 129师政委邓小平、生产部长兼边区政府农林局长张克威等人，一同商讨除治蝗虫的办法。
张克威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高级农业专家，清楚对付蝗虫的科学除害方法，说，可以用化学药品兑上白糖治杀蝗虫。
而对根据地来说，白糖珍贵如油，根本消耗不起。一个高级干部每个月的津贴只有五元边币，这五元只够买一两白糖，如果使用白糖掺上化学药品治蝗，根据地根本无力承担。
邓小平微微一笑，用手做了一个“拍”的姿势，说：“用手打。”就这样，人力打蝗成为除蝗灭害的主要方法。
为了对付铺天盖地、泛滥成灾的蝗群，发动部队和群众打蝗，太行军区成立了剿蝗司令部，边区政府、军分区、行署、县、村，也层层动员，成立了除蝗指挥部、剿蝗委员会等灭蝗组织。
在很多乡村，组织村民成立了宣传组、侦察组、打蝗队、烧埋队，进行广泛动员和分工灭蝗。还有的村庄，分工更为精细，将村民们分为刨卵队、铁锹队、布袋队、割草队（草用来点燃烧蝗虫）、烧杀队、突击队、夜战队、梯形队 （儿童第一排、妇女第二排、青壮年第三排）、侦察队、警戒队（防止敌人破坏剿蝗运动）等。
用于打蝗的工具，有的是在一根木棍上绑上鞋底，有的用扫帚，有的用铁锹，总之，能用于灭蝗的全都派上用场。
蝗虫出行无常，聚散不定，不易捕杀，但它也存在很多弱点和劣势：怕热、怕冷，在炎热的中午，会躲在阴凉处，在清早和晚上，会呆在田堰根和草坡上，很少活动；它的两眼不能平视、远视，怕黑，一到晚上，就是个“半瞎子”；怕声响，一闻异常响音，马上逃之夭夭；落在草地上，它腿脚弹跳的力量就会变小，行速减慢。针对蝗虫的这些“软肋”，在灭蝗中，边区军民们摸索和创造出了五花八门的打蝗方法和战术。
捕捉法：每人手执一根绑着鞋底的木棍，可以各自为战，也可以多人合作，围成“箩圈阵”，追踪扑打。
火攻法：集中人力，将飞蝗或蝗蝻包围起来，在圈中放上麦秸堆和草堆，大家边赶边打，将蝗虫赶入麦堆、草堆里，再一把火点燃，一举全歼。
水阵法：在河水边，人们列成“长蛇阵”，将蝗虫向河里赶，等蝗虫落水，再用筛子捞蝗和灭杀。
坑杀法：在田地里挖一条宽和深两三尺左右、长度不等的土沟，形成一条“屏障”，阻止蝗虫随意乱跑，然后将蝗虫驱赶到沟里，进行扑杀，或掩埋。
驱赶法：飞蝗来时，为了不让它们落入田地，危害庄稼，采取燃草烟熏、摇旗呐喊、敲锣打鼓、放土枪等方法，惊扰蝗虫，使其不敢下落，待其落入农田以外的地方，或等到晚上，蝗虫无法随意乱窜时，再集中消灭。
涂毒法：在普通的瓶中，以1比3的比例勾兑上白糖与冷水，放在背阴处发酵。三天后，糖水便变成“毒药”，然后，捉一些活的蝗虫，将“毒药”涂在它们的腹部，再放生。之后，染毒的蝗虫之间会相互传染，那些感染病毒的飞蝗，往往在12小时内即中毒腐烂。 针对县与县、区与区交界地带的蝗虫，边区相邻的县政府会成立联合剿蝗指挥部，组织各县的人力，协同作战，以此消除灭蝗盲区，对某一片区域的蝗虫进行集中清剿，解决一些地方人力不足的问题。1944年5月10日，为解决焦家屯一带蝗蝻猖獗的状况，河南林县剿蝗指挥部组织一万多人前去援战，在800多亩的田野上开展蝗虫清剿战，仅一天时间，捕捉、火烧、土埋蝗蝻8.4万多斤。
为发动和鼓励群众灭蝗，边区各地制定了不同的奖励办法，并采取出借公粮、发放贷款、救济互助、组织医疗队支援等方式，解除打蝗群众的后顾之忧。如，1944年农历正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涉县弹音村颁布了临时刨蝗卵奖励办法，规定刨一斤蝗卵换一斤小米。
在开展打蝗中，边区军民也编写了各种各样的宣传口号：
“要吃麦子面，快刨蝗虫蛋，想换尽量换，不换炒吃能顶饭。”
“要从蝗虫嘴里夺食，不向蝗虫祈祷，蝗虫飞到哪里，就把它消灭在哪里。”
“蚂蚱会跳，哪里都到，各顾各打，大家糟糕。”
“村分你我，地分你我，蝗虫不分你我。”
山西左权县后庄村，制定了红旗队、红旗班、红星章竞赛奖励办法，规定，在打蝗中，哪个队员的业绩最突出，第二天，红旗就交到哪个队员所在的小队，以此激励打蝗群众争夺先进。
拿蝗虫当粮食，解决饥饿问题，也是“打蝗运动”中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项创举。
在群众打蝗中，有的人饿得受不了，就尝试着捡起被烧死的蝗虫来吃，觉得味道不错，其他人就效仿起来。而《新华日报》（太行版）的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这个信息后，觉得是个新鲜事，马上做了“蝗虫好吃”的报道。就这样，蝗虫可以吃的事便广为人知了。
在那个缺衣少粮、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的年代，穷困无助的群众吃野菜、树皮，都是常事，就算是野菜、树皮，也往往找不到，而让很多人在饥饿中丧生。有的群众听说蝗虫可以吃，就把蝗虫当做一种食物。在吃蝗中，群众创造了多种吃法，煮着吃，烤着吃，还有人把死了的蝗虫晒干，当粮食一样储存起来，待少粮时，掺到野菜、粮食里吃。有些细心的妇女还将晒干的蝗虫放在石碾上，磨成粉，掺到玉米面里、糠里，这样容易下咽。
涉县郊口村的孟祥英，是当时妇女中打蝗、吃蝗的代表，她在村里带头吃蝗虫，带领村里一些群众度过了灾荒期。在抗灾史上也留下几个“吃蝗度灾”的例子：郊口村孟会顺之父，饿得躺在炕上，已经不能动弹，不得已，他一天数餐，靠吃蝗虫维生，身体竟逐渐好转起来，后来可以下地劳动；村民孟祥禄的爷爷，饿得快要死了，无奈之下，也吃起了蝗虫，后来竟奇迹般地好转起来，还能外出挑水；孟胖的母亲，将蝗虫晒干，磨成面，储备在缸里，让全家人度过了最困难的灾荒时期，免于饿死。
“打蝗运动”中，有人专门对打蝗成果进行统计和上报，而一个县、一个区里所统计出来的打蝗成果，往往都是惊人的。
有人曾做过统计，仅从1944年2月至5月25日，太行区打死蝗蝻910余万斤、挖蝗卵11万斤、打飞蝗1824万斤。
中共太行区党委在《一九四四年工作总结》中，这样高度评价全区的“打蝗运动”：“我们全区规模的打蝗运动，创造了空前的业绩，表现了群众的无比的威力，表现了根据地的坚强。”在延安的毛泽东，对太行山军民打蝗抗灾的事迹和成果，也给予了肯定和称赞。
（责任编辑/齐 风）
在蝗灾面前，晋冀鲁豫边区政府、129师等党、政、军抗日机关，没有被困难吓倒，也没有消极应对，而是带领广大军民，在边区根据地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蝗运动”，创造了抗战史上抗灾自救的奇迹。
这场“打蝗运动”留下了一些珍闻轶事，真实记录了这场罕见的“人蝗之战”的经历、事件，也让后人得以正确研究和评论这段“独特”的历史。
凶猛成灾的蝗群不仅危害庄稼，对人也有伤害。在集中下落时，一些人的头、脸、手、胳膊，会被蝗虫咬伤，婴儿若身旁无大人照顾，被蝗群袭击，还会伤及性命。
在黄骅县城边，就曾发生过一件婴儿险被蝗虫咬死的事情。1943年夏，一批蝗群飞入黄骅县，吃光了农田的庄稼和河边的芦苇，又飞到附近的村庄，将窗户、村民房檐上的野草吃光。县城北周青庄有一户人家，白天，大人们跟着大伙出去捕杀蝗虫，将一个未满周岁的婴儿留在家里，因为门窗不够严实，蝗虫飞进家里。桌子、炕上、柜上、衣被上全爬满了蝗虫，就连婴儿的身上也没躲过。那些找不到吃食，饿极了的蝗虫张口就咬，将婴儿的一张小脸和一对小耳朵咬得满是血。大人回村后，远远听到婴儿的哭声，急忙进家，看到眼前这一幕骇人的情形，赶忙赶走蝗虫，抱着婴儿去找村医治疗，才让孩子躲过性命之忧。
在蝗灾爆发初，一些家境贫困的群众，眼看庄稼颗粒无收，生活无望，便悬梁、跳井自尽，各地的迷信活动，也乘机盛起。
在家里烧香拜佛，是常事；有的跑到田间地头，祭拜“蝗神”；有些人，凑钱请来戏班，搭台唱戏，请“神灵”观看，以为只要神仙一高兴，蝗虫就没有了；有的地方，用竹木和纸，糊成一个一米多高的纸轿，里面供上“蚂蚱老爷”的神位，前面让人打着龙旗，吹着唢呐，后面让人抬着“神蝗轿”，在街上游行，乞求得到“神蝗老爷”的宽恕；还有些愚蠢至极的人，把家中本就不多，极其珍贵的粮食拿出来，熬成粥，撒在地里，盼望蝗虫吃了粥后，就不再吃自己地里的庄稼。
河南安阳有一个老汉，心里存有一种“好人自会得到好报”的念头，认为自己是个好人，“神蝗”不会吃他的庄稼，所以，拒绝别人在他的田地里打蝗虫，跟人说：“听天由命吧，我平生没做过什么亏心事，蚂蚱不会吃我的麦子的。”结果，一夜之后，他辛苦种植的四亩良麦被吃得精光。这个老汉一气之下，把自己的牲口放到田里，让牲口去啃食那些带着蝗虫的麦秆。
随着“打蝗运动”的宣传和动员，人们不再相信有什么神可以治蝗，都加入到了打蝗灭蝗的行动大军中。
为应对蝗灾，在一次生产会议上， 129师政委邓小平、生产部长兼边区政府农林局长张克威等人，一同商讨除治蝗虫的办法。
张克威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高级农业专家，清楚对付蝗虫的科学除害方法，说，可以用化学药品兑上白糖治杀蝗虫。
而对根据地来说，白糖珍贵如油，根本消耗不起。一个高级干部每个月的津贴只有五元边币，这五元只够买一两白糖，如果使用白糖掺上化学药品治蝗，根据地根本无力承担。
邓小平微微一笑，用手做了一个“拍”的姿势，说：“用手打。”就这样，人力打蝗成为除蝗灭害的主要方法。
为了对付铺天盖地、泛滥成灾的蝗群，发动部队和群众打蝗，太行军区成立了剿蝗司令部，边区政府、军分区、行署、县、村，也层层动员，成立了除蝗指挥部、剿蝗委员会等灭蝗组织。
在很多乡村，组织村民成立了宣传组、侦察组、打蝗队、烧埋队，进行广泛动员和分工灭蝗。还有的村庄，分工更为精细，将村民们分为刨卵队、铁锹队、布袋队、割草队（草用来点燃烧蝗虫）、烧杀队、突击队、夜战队、梯形队 （儿童第一排、妇女第二排、青壮年第三排）、侦察队、警戒队（防止敌人破坏剿蝗运动）等。
用于打蝗的工具，有的是在一根木棍上绑上鞋底，有的用扫帚，有的用铁锹，总之，能用于灭蝗的全都派上用场。
蝗虫出行无常，聚散不定，不易捕杀，但它也存在很多弱点和劣势：怕热、怕冷，在炎热的中午，会躲在阴凉处，在清早和晚上，会呆在田堰根和草坡上，很少活动；它的两眼不能平视、远视，怕黑，一到晚上，就是个“半瞎子”；怕声响，一闻异常响音，马上逃之夭夭；落在草地上，它腿脚弹跳的力量就会变小，行速减慢。针对蝗虫的这些“软肋”，在灭蝗中，边区军民们摸索和创造出了五花八门的打蝗方法和战术。
捕捉法：每人手执一根绑着鞋底的木棍，可以各自为战，也可以多人合作，围成“箩圈阵”，追踪扑打。
火攻法：集中人力，将飞蝗或蝗蝻包围起来，在圈中放上麦秸堆和草堆，大家边赶边打，将蝗虫赶入麦堆、草堆里，再一把火点燃，一举全歼。
水阵法：在河水边，人们列成“长蛇阵”，将蝗虫向河里赶，等蝗虫落水，再用筛子捞蝗和灭杀。
坑杀法：在田地里挖一条宽和深两三尺左右、长度不等的土沟，形成一条“屏障”，阻止蝗虫随意乱跑，然后将蝗虫驱赶到沟里，进行扑杀，或掩埋。
驱赶法：飞蝗来时，为了不让它们落入田地，危害庄稼，采取燃草烟熏、摇旗呐喊、敲锣打鼓、放土枪等方法，惊扰蝗虫，使其不敢下落，待其落入农田以外的地方，或等到晚上，蝗虫无法随意乱窜时，再集中消灭。
涂毒法：在普通的瓶中，以1比3的比例勾兑上白糖与冷水，放在背阴处发酵。三天后，糖水便变成“毒药”，然后，捉一些活的蝗虫，将“毒药”涂在它们的腹部，再放生。之后，染毒的蝗虫之间会相互传染，那些感染病毒的飞蝗，往往在12小时内即中毒腐烂。 针对县与县、区与区交界地带的蝗虫，边区相邻的县政府会成立联合剿蝗指挥部，组织各县的人力，协同作战，以此消除灭蝗盲区，对某一片区域的蝗虫进行集中清剿，解决一些地方人力不足的问题。1944年5月10日，为解决焦家屯一带蝗蝻猖獗的状况，河南林县剿蝗指挥部组织一万多人前去援战，在800多亩的田野上开展蝗虫清剿战，仅一天时间，捕捉、火烧、土埋蝗蝻8.4万多斤。
为发动和鼓励群众灭蝗，边区各地制定了不同的奖励办法，并采取出借公粮、发放贷款、救济互助、组织医疗队支援等方式，解除打蝗群众的后顾之忧。如，1944年农历正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涉县弹音村颁布了临时刨蝗卵奖励办法，规定刨一斤蝗卵换一斤小米。
在开展打蝗中，边区军民也编写了各种各样的宣传口号：
“要吃麦子面，快刨蝗虫蛋，想换尽量换，不换炒吃能顶饭。”
“要从蝗虫嘴里夺食，不向蝗虫祈祷，蝗虫飞到哪里，就把它消灭在哪里。”
“蚂蚱会跳，哪里都到，各顾各打，大家糟糕。”
“村分你我，地分你我，蝗虫不分你我。”
山西左权县后庄村，制定了红旗队、红旗班、红星章竞赛奖励办法，规定，在打蝗中，哪个队员的业绩最突出，第二天，红旗就交到哪个队员所在的小队，以此激励打蝗群众争夺先进。
拿蝗虫当粮食，解决饥饿问题，也是“打蝗运动”中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项创举。
在群众打蝗中，有的人饿得受不了，就尝试着捡起被烧死的蝗虫来吃，觉得味道不错，其他人就效仿起来。而《新华日报》（太行版）的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这个信息后，觉得是个新鲜事，马上做了“蝗虫好吃”的报道。就这样，蝗虫可以吃的事便广为人知了。
在那个缺衣少粮、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的年代，穷困无助的群众吃野菜、树皮，都是常事，就算是野菜、树皮，也往往找不到，而让很多人在饥饿中丧生。有的群众听说蝗虫可以吃，就把蝗虫当做一种食物。在吃蝗中，群众创造了多种吃法，煮着吃，烤着吃，还有人把死了的蝗虫晒干，当粮食一样储存起来，待少粮时，掺到野菜、粮食里吃。有些细心的妇女还将晒干的蝗虫放在石碾上，磨成粉，掺到玉米面里、糠里，这样容易下咽。
涉县郊口村的孟祥英，是当时妇女中打蝗、吃蝗的代表，她在村里带头吃蝗虫，带领村里一些群众度过了灾荒期。在抗灾史上也留下几个“吃蝗度灾”的例子：郊口村孟会顺之父，饿得躺在炕上，已经不能动弹，不得已，他一天数餐，靠吃蝗虫维生，身体竟逐渐好转起来，后来可以下地劳动；村民孟祥禄的爷爷，饿得快要死了，无奈之下，也吃起了蝗虫，后来竟奇迹般地好转起来，还能外出挑水；孟胖的母亲，将蝗虫晒干，磨成面，储备在缸里，让全家人度过了最困难的灾荒时期，免于饿死。
“打蝗运动”中，有人专门对打蝗成果进行统计和上报，而一个县、一个区里所统计出来的打蝗成果，往往都是惊人的。
有人曾做过统计，仅从1944年2月至5月25日，太行区打死蝗蝻910余万斤、挖蝗卵11万斤、打飞蝗1824万斤。
中共太行区党委在《一九四四年工作总结》中，这样高度评价全区的“打蝗运动”：“我们全区规模的打蝗运动，创造了空前的业绩，表现了群众的无比的威力，表现了根据地的坚强。”在延安的毛泽东，对太行山军民打蝗抗灾的事迹和成果，也给予了肯定和称赞。
（责任编辑/齐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