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公车配备原则，有多种方式。比较有特色的，有三种。
　　一种是亚洲小龙韩国式，它是极端按需配车。韩国首都首尔市，公车只有几辆，个位数，远不如中国一个县处级单位公车多。从市长算起，因特殊公务需要用公车之后，公车必须开回机关入车库停放，并登记备注。谁想公车私用哪怕是一小时，都没门儿。韩国不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但可以肯定，这里的公车配备，当是世界上的廉政之最。这里的理念是：市长和工人，都拿工资，工资就是保障日常各种消费的，包括交通费用。
　　一种是世界首强美国式，它是社会按需配车。一个在麻省大学教书的华人以亲身体验加考察写了篇美国公车配备情况的文章说道：这里的州长(大概相当于中国的省长吧)，是地铁的乘客；而这里的穷人看病去医院打不起或者舍不得打出租車，就可以预约申请公车送接。在这里，公车除了公务属性还具有公益属性和扶贫属性。
　　还有一种，是发展中国家(过去称为第三世界)中国式，它是完全按衔配车。车牌，就像肩牌，什么级别的官配什么牌子(如以耗油量或者售价区别)的车为公车，有章法有规定，而不是按公务需要配车，就像民谣所唱“大小是个官儿，屁股就冒烟儿”。完全按衔配车，是封建社会按衔配轿(如八抬大轿)、按衔配乐(如八佾)之类的延续，是纯种官本位。因为不是按照公务需要配车而是车牌成肩牌，官阶大小配备相应高低的公车，公车高低成了官阶大小的表征，所以，公车也就失去了公务属性工作属性，成了模糊需要，一个公车可以一家子用、一家族用、三亲六故裙带用。这就是中国公车腐败的根本所在。
　　大概决策层已经认识到了中国的轮子腐败，而且庞大的公车花费也使国力难以承受。所以，进行公车改革了。然而，公车改革，究竟怎样改？改什么，从目前公车改革的舆论和动态来看，公车改革，并没有改到点子上抓到要害处。中国公车属性的怪异，在于既不是极端按需配车，也不是主要按需配车兼及扶贫配车，而是完全按衔配车，车牌成了标志官阶高低的肩牌。完全按衔配车，必然出现公车既得利益群体；而出现公车既得利益群体，必然要出现轮子腐败；而出现轮子腐败，必然增加车改阻力。这些是中国公车问题的要害。公车改革，并没有打算废除甚至触动现行法规所定的完全按衔配车原则，决策舆论的方向是精简小官配车保障大官配车。这，实际上是强化了按衔配车，凸显了车牌成肩牌。这样的公车改革，发展下去，就会产生蛋糕效应：参加分蛋糕的人基数越小，蛋糕的切块就越大，有资格参加分蛋糕的人得的蛋糕也就越多。这样的公车改革，越改越没公，越改越不公。
　　公车者，公务用车也，而非人物用车也。公车改革，在中国，最主要的是实践按需配车按公务需要设车，废止完全按衔配车按官设车的游戏规则。有公务需要，就有公车；没有公务需要或者不急需要，就没有公车。从本质上来说，公车不是待遇，工资才是待遇包括购买私家车的待遇。由于发达程度的限制，中国公车改革，还不能够运行美国公车方式，但完全可以借鉴韩国经验：一是减少公车，二是按需配车，三是杜绝公车私用。
　　车牌成肩牌，车改是“扯”改。公车改革，别再“基本不成功”了。因为，改革已经败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