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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宫城、高等级墓葬背景下的青铜礼器群、玉质礼器群，以及集多地域风格于一地的精美手工业制品，无不彰显出二里头文化背后所代表的王权与礼制，它表明二里头时代已迈入『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下的国家文明阶段。
1959年，71岁的徐旭生先生在寻找“夏墟”的道路上，发现了二里头这个普通的村落。六十余载风霜雨雪，几代考古人在二里头见证了众多“国家宝藏”的横空出世。考古工作队在二里头不仅发现了大面积依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基址群、最早的宫城和城市道路网、极富特色的祭祀遗迹、四类等级分明的墓葬、中小型房屋基址，以及窖穴、水井、灰坑等遗迹，而且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大型青铜冶铸作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以及制陶、制骨遗迹，获取了大量陶、铜、骨、玉、绿松石等精美文物。这个平凡的村庄由此化身成为“华夏第一王都”的核心之所。
冶陶成器：二里头先民独特的陶艺思维
作为人类文明早期的一项重要发明，陶器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与生活中。二里头先民在陶器制作上继承了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特别是仰韶、龙山时代广泛使用的手制、模制和轮制的制陶方法。不同的是，二里头陶器在类别、材质和造型上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和独创的艺术构思，这种艺术思维在商周时期被继承和进一步发展。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数千件完整陶器，以灰、灰黑陶为主，红、红褐陶较少，更少见的白陶因选材受限，数量较为稀少，因而造型相对精美，常为高等级贵族所使用。除普通陶器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一些印纹硬陶和青、酱色原始瓷象鼻盉残片，瓷片施有透明釉。
在器类上，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爵、觚、盉、深腹罐、鼎、豆、尊等25种以上的器类，从用途上可划分为酒器、食器、炊器、盛贮器、汲水器、食品加工器、杂器等。其中，酒器和食器是制作最为精致的两类器物，大多出土于贵族墓葬，被认为是一种礼器，用于彰显墓主的身份与地位。
陶器装饰手法除抹光、施纹饰、器内施麻点外，多附有鋬、耳或乳钉，有些器物还有镂孔和刻划符号。陶器所施纹饰繁杂多样，最常见的有继承于早期陶器的篮纹、方格纹、绳纹，还出现了云纹、雷纹、花瓣纹，最精美的要数兽面纹、龙和蛇的陶塑或装饰。这些陶器不仅具有独特的造型艺术，而且蕴含二里头先民对天、地、神、兽独特的理解和溢于言表的敬爱。
鼎是中国古代最常见的烹煮器皿，二里头遗址出土有多件小方鼎。收藏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小方鼎，长8.3厘米，高9.5厘米，口稍大于底，方体深腹，下有四足，器表四周刻划有涡纹等几何纹饰，制作十分精巧。有学者认为，这种小方鼎并无实用功能，很有可能是模仿大型铜方鼎制作的一种模型或玩具。由于在二里头目前尚未发现王陵级大墓，可推测或许在王陵級大墓中会有大型铜方鼎出现。而这件小小的陶方鼎则可以当作杜岭方鼎、后母戊鼎的母胎，开启了方鼎制造的先声。
白陶使用富含氧化铝的高岭土或瓷土烧制，高岭土中铁元素含量较低，使得器物烧制后可呈现素净的白色。3号高等级贵族墓出土有一组3件斗笠形白陶饰，直径分别为4.85、5.9、4.8厘米，高分别为2.18、2.85、2.44 厘米。正面似斗笠，背面呈螺旋形，中心有细小圆孔，每件斗笠器与一个绿松石珠以有机物缀连，专家推测可能为墓主帽子上的装饰。可以说，二里头白陶的出现，为中国南北朝白瓷系统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奉玉成礼：二里头先民的王权礼玉观念
先民自古就将温润、美丽的石头作为装饰品使用，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开始生产玉器。玉器的加工技术源自石器制作的经验积累，包括选料、开片、制坯、装饰、打磨等多个环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加深，独立的手工业作坊逐步形成，多集中于中心都邑。
在二里头遗址出现了成组的大型玉礼器，如用于仪仗或宫廷礼仪的玉质钺、刀，用于手持的礼仪器璋、圭等，以及延续到商的玉戈、璧戚和柄形器。
扉齿和成组阴刻细线装饰是二里头玉器制作的突出特点，在玉刀、璋、钺以及从二里头才开始出现的璧戚上均有这类装饰。扉齿装饰最早出现于大汶口文化末期，龙山文化晚期得以发展，相较二里头出土的玉器显得较为原始，扉齿装饰相对简单。二里头出土玉器上的扉齿则显现出更强的装饰意味和二里头先民趋于复杂的思维模式。
玉刀从作为生产工具的石刀演变而来，是用于天地神灵祭祀和贵族殉葬的礼器，象征身份、权力和威严。除饰有由网状斜线组成的弦纹、菱格纹外，表面还钻有孔，有学者认为孔的数量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有关，孔数越多，等级越高。收藏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七孔玉刀是迄今发现的钻孔数量最多的玉刀，肩窄刃宽，刀身巨大，长65厘米，刃部却只有0.1厘米，打磨细致，纹饰精美。
玉柄形器常见于二里头小型贵族墓葬，呈扁平或棒状，尺寸在20厘米以下，常放置在墓主人的胸部和腰部，也有放在头、手、足附近，推测可能是随身佩带或悬挂的重要器物。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种玉礼器，但其具体的功能与象征意义仍是待解之谜。
牙璋是二里头文化的核心玉礼器之一。收藏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龙形牙璋出土于3号高等级贵族墓葬，长46—48厘米，由器身、柄部及二者之间的阑组成，器身前端有刃，阑部有多组对称的扉齿，扉齿之间阴刻有细线纹，器型较大，工艺精美。《周礼》云：“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东汉郑玄认为，牙璋就像后世的虎符一样，是君主授予将军带兵之权的信物。虽然这种说法有待探讨，但牙璋作为王权礼制的礼器地位应是无可争议的。龙山文化出现的牙璋在二里头发扬光大，随着二里头文化的扩张，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甚至远达越南，牙璋的传播成为二里头文化对外辐射的缩影。
二里头随葬器物组合表现出较强的等级性，玉钺、玉刀在所有贵族墓葬中基本都有发现，规模较大的墓葬随葬的有刃器（如璋、钺、戈等带有刃部的器类）数量可达三件，柄形器则是身份地位较高的墓主不可或缺的一种“祭器”。玉礼器的出现与二里头宫殿建筑群的发展具有一定同步性，可以认为，以宫廷礼仪为架构的王权思维在二里头已经基本形成。 嵌石为龙：二里头先民的严格等级理念
绿松石是一种由含铜的地表水与含铝或磷的岩石进行化合反应后产生的矿石，其原石矿较为薄细，因此多被制作为简单的挂饰。绿松石色泽鲜艳、薄而细小的特点正符合镶嵌工艺对原材料和高色彩对比度的要求。
考古材料表明，中国最早的绿松石饰品产生于距今约9000年的新石器早期裴李岗文化，及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龙山文化城址和大型聚落中，镶嵌技术开始出现。绿松石装饰品与镶嵌品的制作在二里头被推向高峰，成为集大成者。二里头专门建立了由王室直接控制且范围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作坊，聚集大量绿松石原料、石片和碎料。绿松石原石经过开采、劈裂、切割、研磨、穿孔、抛光后，被制成管、珠和嵌片等初级加工品。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装饰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管、珠为基础，凸显多数量、多种类组合而成的耳、项饰等装饰品，尤以1号墓出土的绿松石串饰最为精美。这件串饰由87枚长度约0.4—2.8厘米的绿松石管、珠组合缀连而成，造型古朴典雅，色泽明丽，从出土位置和造型来看，专家推测应是墓主颈部的装饰品。
另一类是以绿松石嵌片在铜、玉、漆器或有机质上镶嵌而成。其中，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绿松石龙形器是二里头极具代表性的绿松石饰品。收藏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铜牌饰，长16.3厘米，宽10.8厘米，厚仅0.3厘米，整体以青铜铸成的圆角凹腰状牌体为底托，铸以青铜兽面纹，兽面上部是“T”形下垂的歧尾，多数有尖牙突出，下部由弯月状眉或角、“臣”字形目、分割的面目和阔口组成，青铜底托以胶液粘贴麻绳或布料后，再按顺序将细小的绿松石片逐片镶嵌到底托上。其做工繁复，独具匠心，是青铜与绿松石融合的巅峰之作。这类器物大多出土于墓主胸腹部，牌饰两侧安装有两组环纽，或为衣服装饰品。
2002年，考古人员在3号墓主人尸骨上发现一件由2000多片条形、梯形、三角形、近圆形和弧边几何形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龙形器，长约64.5厘米，中部最宽处达4厘米。龙头整体以绿松石片粘嵌，鼻梁由玉柱构成，底部发现可能为粘接剂的黄白色附着物。龙身中部有一铜铃，距龙尾3.6厘米处发现一条带状绿松石饰，与龙身垂直。专家推测这件龙形器可能是镶在红色木质承托物上，可呈现出绚丽的色彩，极富视觉冲击力。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物情况推测墓主为一名担负宗庙管理或负责祭祀的神职人员，因此有学者推测这件器物是一种“龙牌”—用于祭祀场合的仪仗器具。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早期的一种旗帜，旗面装饰升龙形象，辅以铜铃，正合《诗经》中“龙旗阳阳，和铃央央”的周王宗庙祭祀场景，从侧面反映了早期的旌旗制度。这件“龙旗”在墓主死后覆盖于尸体之上，可引领亡灵升天，具有一定的宗教含义。日本学者则认为它是一件特殊的权杖，称其为“龙杖”或“龙形杖”。这件器物做工精良，体量巨大，在早期龙形象的器物中独树一帜，因此，有学者认为该器的出土为中华民族以“龙”为对象的图腾崇拜找到了最有力的证据。
精美的绿松石器不仅为世人描绘了先民们深厚的文化造诣，而且在使用和发展绿松石的过程中体现出二里头文化的向心性与等级性。这首先表现在绿松石镶嵌制品很早就作为社会身份等级的特殊标志而广泛存在于龙山时代的众多聚落中;而到了二里头时代，精美奢侈的绿松石饰品大量聚集于二里头都邑，周边的大型城址和聚落僅发现零星小型绿松石饰品，这反映出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心都邑，其核心化程度呈现迅速提高的趋势。其次，在二里头，绿松石饰品和镶嵌器仅发现于贵族墓葬之中，这表明绿松石在二里头时期仅被允许在贵族阶层使用，具有极强的等级性;且以绿松石为装饰的各类器物较未有者等级更高，其礼器性质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铸鼎象物：开启中国礼乐文明肇端
铜能否进行大规模和广泛的冶炼、制作和使用，向来被史学家视为一个文明是否迈进青铜时代的核心标志。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就出现了零星红铜、黄铜和青铜工具。此后，在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广泛出现青铜刀、凿以及铜环等工具和装饰品，使用了锻造、铸造、退火和冷加工技术。但这些文化的铜器遗存形制极小，制作粗糙，装饰简单且数量较少，均不能作为中国已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据，只能称已遥望到青铜时代的曙光。
进入二里头时代，冶铜铸造为国家控制和垄断，统治者在二里头中心区南部设立了官营大型青铜冶铸作坊，用来制作大型青铜礼器。在这里，考古学者发现了当时用于浇筑铜器的工场、烘烤陶范的工房和陶窑等。据专家推测，这座工坊在二里头衰落之后可能被迁移到郑州商城，这种国家控制青铜冶铸的思想也被商王朝继承。
与其他文化相比，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器在数量上有了显著增长，已出土铜器达250件，其中各类合金青铜器占到总数的80%，青铜制品的种类也有显著增加，分为容器、乐器、武器、工具和其他礼仪用器五类。其中，容器有青铜爵、角、斝、盉、鼎、觚等;乐器主要是铜铃;武器包括钺、戈、戚、镞等类;工具以刀锥为主，还有凿、锛、锯、纺轮、鱼钩、钻等;铜牌饰和圆形器则是其他礼仪用器的代表。同时，在二里头还发现了大量铜渣、炉壁、坩埚片、铜矿石、铅片、木炭，以及陶、石范等冶炼辅助器具和废弃物。
从冶铸技术上看，二里头先民虽然继承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青铜冶铸技术，但与新石器时代简易的使用石范铸造小件铜器以及同时期北方地区制作青铜武器和装饰品的方式不同。在二里头时代，先民开创性地发明了兼有灵活性和独特性的泥（陶）复合范铸造技术，即在泥质刻有纹饰的外范中放入型芯，在二者之间形成一个空隙，再将冶炼好的铜汁浇到空隙中形成器物构型。
所谓“酒以成礼”，爵是二里头先民宴饮、祭祀中不可或缺的酒器。被誉为“中华第一爵”的二里头乳钉纹铜爵，通高22.5厘米，流至尾长31.5厘米，厚0.1厘米，造型优美，一侧有把手，器身饰有乳钉，器表可见凸起的范线，是二里头先民复合范铸造技术的扛鼎之作。
1987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网格纹铜鼎是目前该遗址出土的唯一一件青铜鼎，也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我国最早的青铜鼎，高20厘米，最大直径为15.3厘米，底径10厘米，厚仅0.15厘米，折沿双耳，垂腹平底，三足为四棱锥状，腹部装饰带状网格纹。该鼎虽然与青铜爵一样使用了复合范技术，但制作相对粗糙，底部有明显的铸残修补痕迹，反映了这一时期铸造工艺复杂的铜容器还属于初创的阶段。虽然它没有那么夺人眼球，但这件鼎的出现却是华夏国家创立的真实写照，是当之无愧的“华夏第一鼎”。
虽然二里头时期铸造青铜器的器壁还较为轻薄，体量较小，纹饰相较商周时期也没有那么繁复，合金配比略微原始，但就是这群“其貌不扬”的铜容器印证了二里头先民创造了先进的复合范铸造技术，这项技术为生产面向社会上层进行重要祭祀所用的礼仪器具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从而正式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大门。
二里头先民以物质为基础、以文化为内核、以创造为动力，构建了以王权礼制为核心的礼乐文化，推动中国由“多元化”的邦国时代进入到“一体化”的王国时代。其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吸收多元文化因素，以落拓不羁的豪迈将二里头文化洒遍九州，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闫琪鹏、杨硕，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助理馆员。
（本文图片由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提供）
1959年，71岁的徐旭生先生在寻找“夏墟”的道路上，发现了二里头这个普通的村落。六十余载风霜雨雪，几代考古人在二里头见证了众多“国家宝藏”的横空出世。考古工作队在二里头不仅发现了大面积依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基址群、最早的宫城和城市道路网、极富特色的祭祀遗迹、四类等级分明的墓葬、中小型房屋基址，以及窖穴、水井、灰坑等遗迹，而且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大型青铜冶铸作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以及制陶、制骨遗迹，获取了大量陶、铜、骨、玉、绿松石等精美文物。这个平凡的村庄由此化身成为“华夏第一王都”的核心之所。
冶陶成器：二里头先民独特的陶艺思维
作为人类文明早期的一项重要发明，陶器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与生活中。二里头先民在陶器制作上继承了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特别是仰韶、龙山时代广泛使用的手制、模制和轮制的制陶方法。不同的是，二里头陶器在类别、材质和造型上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和独创的艺术构思，这种艺术思维在商周时期被继承和进一步发展。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数千件完整陶器，以灰、灰黑陶为主，红、红褐陶较少，更少见的白陶因选材受限，数量较为稀少，因而造型相对精美，常为高等级贵族所使用。除普通陶器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一些印纹硬陶和青、酱色原始瓷象鼻盉残片，瓷片施有透明釉。
在器类上，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爵、觚、盉、深腹罐、鼎、豆、尊等25种以上的器类，从用途上可划分为酒器、食器、炊器、盛贮器、汲水器、食品加工器、杂器等。其中，酒器和食器是制作最为精致的两类器物，大多出土于贵族墓葬，被认为是一种礼器，用于彰显墓主的身份与地位。
陶器装饰手法除抹光、施纹饰、器内施麻点外，多附有鋬、耳或乳钉，有些器物还有镂孔和刻划符号。陶器所施纹饰繁杂多样，最常见的有继承于早期陶器的篮纹、方格纹、绳纹，还出现了云纹、雷纹、花瓣纹，最精美的要数兽面纹、龙和蛇的陶塑或装饰。这些陶器不仅具有独特的造型艺术，而且蕴含二里头先民对天、地、神、兽独特的理解和溢于言表的敬爱。
鼎是中国古代最常见的烹煮器皿，二里头遗址出土有多件小方鼎。收藏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小方鼎，长8.3厘米，高9.5厘米，口稍大于底，方体深腹，下有四足，器表四周刻划有涡纹等几何纹饰，制作十分精巧。有学者认为，这种小方鼎并无实用功能，很有可能是模仿大型铜方鼎制作的一种模型或玩具。由于在二里头目前尚未发现王陵级大墓，可推测或许在王陵級大墓中会有大型铜方鼎出现。而这件小小的陶方鼎则可以当作杜岭方鼎、后母戊鼎的母胎，开启了方鼎制造的先声。
白陶使用富含氧化铝的高岭土或瓷土烧制，高岭土中铁元素含量较低，使得器物烧制后可呈现素净的白色。3号高等级贵族墓出土有一组3件斗笠形白陶饰，直径分别为4.85、5.9、4.8厘米，高分别为2.18、2.85、2.44 厘米。正面似斗笠，背面呈螺旋形，中心有细小圆孔，每件斗笠器与一个绿松石珠以有机物缀连，专家推测可能为墓主帽子上的装饰。可以说，二里头白陶的出现，为中国南北朝白瓷系统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奉玉成礼：二里头先民的王权礼玉观念
先民自古就将温润、美丽的石头作为装饰品使用，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开始生产玉器。玉器的加工技术源自石器制作的经验积累，包括选料、开片、制坯、装饰、打磨等多个环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加深，独立的手工业作坊逐步形成，多集中于中心都邑。
在二里头遗址出现了成组的大型玉礼器，如用于仪仗或宫廷礼仪的玉质钺、刀，用于手持的礼仪器璋、圭等，以及延续到商的玉戈、璧戚和柄形器。
扉齿和成组阴刻细线装饰是二里头玉器制作的突出特点，在玉刀、璋、钺以及从二里头才开始出现的璧戚上均有这类装饰。扉齿装饰最早出现于大汶口文化末期，龙山文化晚期得以发展，相较二里头出土的玉器显得较为原始，扉齿装饰相对简单。二里头出土玉器上的扉齿则显现出更强的装饰意味和二里头先民趋于复杂的思维模式。
玉刀从作为生产工具的石刀演变而来，是用于天地神灵祭祀和贵族殉葬的礼器，象征身份、权力和威严。除饰有由网状斜线组成的弦纹、菱格纹外，表面还钻有孔，有学者认为孔的数量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有关，孔数越多，等级越高。收藏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七孔玉刀是迄今发现的钻孔数量最多的玉刀，肩窄刃宽，刀身巨大，长65厘米，刃部却只有0.1厘米，打磨细致，纹饰精美。
玉柄形器常见于二里头小型贵族墓葬，呈扁平或棒状，尺寸在20厘米以下，常放置在墓主人的胸部和腰部，也有放在头、手、足附近，推测可能是随身佩带或悬挂的重要器物。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种玉礼器，但其具体的功能与象征意义仍是待解之谜。
牙璋是二里头文化的核心玉礼器之一。收藏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龙形牙璋出土于3号高等级贵族墓葬，长46—48厘米，由器身、柄部及二者之间的阑组成，器身前端有刃，阑部有多组对称的扉齿，扉齿之间阴刻有细线纹，器型较大，工艺精美。《周礼》云：“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东汉郑玄认为，牙璋就像后世的虎符一样，是君主授予将军带兵之权的信物。虽然这种说法有待探讨，但牙璋作为王权礼制的礼器地位应是无可争议的。龙山文化出现的牙璋在二里头发扬光大，随着二里头文化的扩张，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甚至远达越南，牙璋的传播成为二里头文化对外辐射的缩影。
二里头随葬器物组合表现出较强的等级性，玉钺、玉刀在所有贵族墓葬中基本都有发现，规模较大的墓葬随葬的有刃器（如璋、钺、戈等带有刃部的器类）数量可达三件，柄形器则是身份地位较高的墓主不可或缺的一种“祭器”。玉礼器的出现与二里头宫殿建筑群的发展具有一定同步性，可以认为，以宫廷礼仪为架构的王权思维在二里头已经基本形成。 嵌石为龙：二里头先民的严格等级理念
绿松石是一种由含铜的地表水与含铝或磷的岩石进行化合反应后产生的矿石，其原石矿较为薄细，因此多被制作为简单的挂饰。绿松石色泽鲜艳、薄而细小的特点正符合镶嵌工艺对原材料和高色彩对比度的要求。
考古材料表明，中国最早的绿松石饰品产生于距今约9000年的新石器早期裴李岗文化，及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龙山文化城址和大型聚落中，镶嵌技术开始出现。绿松石装饰品与镶嵌品的制作在二里头被推向高峰，成为集大成者。二里头专门建立了由王室直接控制且范围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作坊，聚集大量绿松石原料、石片和碎料。绿松石原石经过开采、劈裂、切割、研磨、穿孔、抛光后，被制成管、珠和嵌片等初级加工品。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装饰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管、珠为基础，凸显多数量、多种类组合而成的耳、项饰等装饰品，尤以1号墓出土的绿松石串饰最为精美。这件串饰由87枚长度约0.4—2.8厘米的绿松石管、珠组合缀连而成，造型古朴典雅，色泽明丽，从出土位置和造型来看，专家推测应是墓主颈部的装饰品。
另一类是以绿松石嵌片在铜、玉、漆器或有机质上镶嵌而成。其中，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绿松石龙形器是二里头极具代表性的绿松石饰品。收藏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铜牌饰，长16.3厘米，宽10.8厘米，厚仅0.3厘米，整体以青铜铸成的圆角凹腰状牌体为底托，铸以青铜兽面纹，兽面上部是“T”形下垂的歧尾，多数有尖牙突出，下部由弯月状眉或角、“臣”字形目、分割的面目和阔口组成，青铜底托以胶液粘贴麻绳或布料后，再按顺序将细小的绿松石片逐片镶嵌到底托上。其做工繁复，独具匠心，是青铜与绿松石融合的巅峰之作。这类器物大多出土于墓主胸腹部，牌饰两侧安装有两组环纽，或为衣服装饰品。
2002年，考古人员在3号墓主人尸骨上发现一件由2000多片条形、梯形、三角形、近圆形和弧边几何形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龙形器，长约64.5厘米，中部最宽处达4厘米。龙头整体以绿松石片粘嵌，鼻梁由玉柱构成，底部发现可能为粘接剂的黄白色附着物。龙身中部有一铜铃，距龙尾3.6厘米处发现一条带状绿松石饰，与龙身垂直。专家推测这件龙形器可能是镶在红色木质承托物上，可呈现出绚丽的色彩，极富视觉冲击力。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物情况推测墓主为一名担负宗庙管理或负责祭祀的神职人员，因此有学者推测这件器物是一种“龙牌”—用于祭祀场合的仪仗器具。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早期的一种旗帜，旗面装饰升龙形象，辅以铜铃，正合《诗经》中“龙旗阳阳，和铃央央”的周王宗庙祭祀场景，从侧面反映了早期的旌旗制度。这件“龙旗”在墓主死后覆盖于尸体之上，可引领亡灵升天，具有一定的宗教含义。日本学者则认为它是一件特殊的权杖，称其为“龙杖”或“龙形杖”。这件器物做工精良，体量巨大，在早期龙形象的器物中独树一帜，因此，有学者认为该器的出土为中华民族以“龙”为对象的图腾崇拜找到了最有力的证据。
精美的绿松石器不仅为世人描绘了先民们深厚的文化造诣，而且在使用和发展绿松石的过程中体现出二里头文化的向心性与等级性。这首先表现在绿松石镶嵌制品很早就作为社会身份等级的特殊标志而广泛存在于龙山时代的众多聚落中;而到了二里头时代，精美奢侈的绿松石饰品大量聚集于二里头都邑，周边的大型城址和聚落僅发现零星小型绿松石饰品，这反映出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心都邑，其核心化程度呈现迅速提高的趋势。其次，在二里头，绿松石饰品和镶嵌器仅发现于贵族墓葬之中，这表明绿松石在二里头时期仅被允许在贵族阶层使用，具有极强的等级性;且以绿松石为装饰的各类器物较未有者等级更高，其礼器性质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铸鼎象物：开启中国礼乐文明肇端
铜能否进行大规模和广泛的冶炼、制作和使用，向来被史学家视为一个文明是否迈进青铜时代的核心标志。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就出现了零星红铜、黄铜和青铜工具。此后，在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广泛出现青铜刀、凿以及铜环等工具和装饰品，使用了锻造、铸造、退火和冷加工技术。但这些文化的铜器遗存形制极小，制作粗糙，装饰简单且数量较少，均不能作为中国已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据，只能称已遥望到青铜时代的曙光。
进入二里头时代，冶铜铸造为国家控制和垄断，统治者在二里头中心区南部设立了官营大型青铜冶铸作坊，用来制作大型青铜礼器。在这里，考古学者发现了当时用于浇筑铜器的工场、烘烤陶范的工房和陶窑等。据专家推测，这座工坊在二里头衰落之后可能被迁移到郑州商城，这种国家控制青铜冶铸的思想也被商王朝继承。
与其他文化相比，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器在数量上有了显著增长，已出土铜器达250件，其中各类合金青铜器占到总数的80%，青铜制品的种类也有显著增加，分为容器、乐器、武器、工具和其他礼仪用器五类。其中，容器有青铜爵、角、斝、盉、鼎、觚等;乐器主要是铜铃;武器包括钺、戈、戚、镞等类;工具以刀锥为主，还有凿、锛、锯、纺轮、鱼钩、钻等;铜牌饰和圆形器则是其他礼仪用器的代表。同时，在二里头还发现了大量铜渣、炉壁、坩埚片、铜矿石、铅片、木炭，以及陶、石范等冶炼辅助器具和废弃物。
从冶铸技术上看，二里头先民虽然继承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青铜冶铸技术，但与新石器时代简易的使用石范铸造小件铜器以及同时期北方地区制作青铜武器和装饰品的方式不同。在二里头时代，先民开创性地发明了兼有灵活性和独特性的泥（陶）复合范铸造技术，即在泥质刻有纹饰的外范中放入型芯，在二者之间形成一个空隙，再将冶炼好的铜汁浇到空隙中形成器物构型。
所谓“酒以成礼”，爵是二里头先民宴饮、祭祀中不可或缺的酒器。被誉为“中华第一爵”的二里头乳钉纹铜爵，通高22.5厘米，流至尾长31.5厘米，厚0.1厘米，造型优美，一侧有把手，器身饰有乳钉，器表可见凸起的范线，是二里头先民复合范铸造技术的扛鼎之作。
1987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网格纹铜鼎是目前该遗址出土的唯一一件青铜鼎，也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我国最早的青铜鼎，高20厘米，最大直径为15.3厘米，底径10厘米，厚仅0.15厘米，折沿双耳，垂腹平底，三足为四棱锥状，腹部装饰带状网格纹。该鼎虽然与青铜爵一样使用了复合范技术，但制作相对粗糙，底部有明显的铸残修补痕迹，反映了这一时期铸造工艺复杂的铜容器还属于初创的阶段。虽然它没有那么夺人眼球，但这件鼎的出现却是华夏国家创立的真实写照，是当之无愧的“华夏第一鼎”。
虽然二里头时期铸造青铜器的器壁还较为轻薄，体量较小，纹饰相较商周时期也没有那么繁复，合金配比略微原始，但就是这群“其貌不扬”的铜容器印证了二里头先民创造了先进的复合范铸造技术，这项技术为生产面向社会上层进行重要祭祀所用的礼仪器具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从而正式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大门。
二里头先民以物质为基础、以文化为内核、以创造为动力，构建了以王权礼制为核心的礼乐文化，推动中国由“多元化”的邦国时代进入到“一体化”的王国时代。其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吸收多元文化因素，以落拓不羁的豪迈将二里头文化洒遍九州，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闫琪鹏、杨硕，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助理馆员。
（本文图片由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