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北京花家地的单向空间书店有个隐蔽的摄影棚，老旧工厂风格，打着橘色灯光很昏暗。采访前，摄影师架好机器，许知远端着一杯冰美式咖啡上楼，在镜头前坐下。记者想要上前帮他别好“小蜜蜂”话筒，“我自己来吧”，许知远一边说着一边接过话筒，熟练地别在领口。
他的穿着也走随性风。衬衣领口的两粒扣子被解开，休闲牛仔裤是深蓝色水洗款式，脚上趿一双夹脚拖——他在对话节目《十三邀》中，采访大腕儿的时候，也常是这副打扮。
可一聊起天来，就知道许知远绝不是这么随意的人，他的拧巴是出了名的。
“在沟通、采访上，你有没有什么技巧，能不能跟你取点经？”记者问。
“别人都说我是很差的采访者，没什么经可取的。”
“那对于你来说，采访最大的套路是什么？”记者追问。
“遗忘自我，不要掩饰自己的笨拙与愚蠢。”
许知远喜欢自嘲、调侃，他肯定自己，也不吝惜剖析、反思自己，表达内心的困惑。记者眼前的他，既坦率真诚，又矛盾别扭。
>>好的访谈就像双方一起做一道菜
去年，许知远40岁，开了谈话节目《十三邀》。他采访了涵盖学界、商界、艺界的13位名人，包括陈嘉映、白先勇、罗振宇、蔡澜、李安、冯小刚和姚晨等，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和思考。这些采访被安排在洒满阳光的酒店，或者熙熙攘攘的菜市场、昏暗的电影院放映厅。最短1个小时，最长7个小时的对话被精剪成四五十分钟的视频，严肃、认真、不搞笑，去商业化，甚至“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对谈间的空白和沉默。
许知远还将自己的思考录制成独白。最能表现其鲜明态度的是，在每一集开篇都有一段寄语——“带着我的偏见出发”。
《十三邀》与其说是一场对话，不如说是许知远等待“偏见”被打破、被印证的过程。你不说我都快忘了，做《十三邀》时我刚好40岁。我对年龄不敏感，所以这个节目，没什么特别的契机。制片人朱凌卿之前在央视做过不同的访谈，想有点新尝试，可能觉得我是比较好的尝试对象，就找到了我。而对于我来说，跟不同的人聊天交流、走进别人的生活，也是一件没做过的事情。
比起访谈，《十三邀》这个名字不正经得多。我不知道“十三幺”是麻将里的术语。当时和朱
凌卿聊天，讨论节目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呈现。他问我想见什么人，我说了一连串不沾边的名字，
各个领域的都有，他说这不是十三不靠吗？于是有了《十三邀》。我们把节目拟成牌局，就是不太想让观众知道，下一张牌出什么。
其实有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张牌、下一个发现是什么。片头有句话：“带着我的偏见出发”。每个人观察世界都有自己的视角，这些视角都可以被理解为偏见。我也有我的立场，这就是我的“偏见”。当我带着这些思考去听别人的成长经验，了解稍微深入一点点后，就发现很多表象是错的，这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启发。我希望通过节目传达给观众另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很多人很多事，可能都不像描绘的那样，表象之下有别的东西。
见姚晨之前，我对她的印象就是郭芙蓉（姚晨成名作《武林外傳》中的角色），大大咧咧的，见面之后却觉得她是很性感的女人，这种性感被屏幕遮蔽了；叶准（咏春拳宗师叶问之子），骨子里是个文人，对诗词、越剧充满兴趣；我还采访了马东（《奇葩说》出品人），他喜欢纳兰性德，内心焦虑悲伤，是一个在孤独中长大的人，但孤独给了他力量。人的层次性是很多的。当然我一早就知道人的层次性很多，都41岁了，这道理不可能今天才懂。但对话给我更多思考的机会。
我觉得时间很重要，付出的越多，印象越深刻。叶准那期，我们去了北京、香港和佛山，地域的变化，不同时空中的反应，都给谈话带来影响。好的谈话就像双方一起做一道菜，慢慢熟起来，然后香气就散出去了。
说到优秀的谈话节目，我很喜欢彭博新闻社做的《查理·罗斯秀》，英国广播电台的《HardTalk》（《深谈》），话题涉及广泛，语言精炼有深度。而这类访谈节目，中文世界里比较少。
我觉得，还有一点比较糟糕，那就是我们的语言文化正在失去一套系统，能清晰深入描述事物的语言系统。现在的语言零散、即兴、模糊、声嘶力竭却缺乏力量，要么就是很“萌”的话，要么就是极端的东西，都不能表达复杂的思想。这让我们的认知世界变得狭窄了。
这套语言系统，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还在，现在怎么就没了？我希望能有一档节目，每一句单拎出来都能完整，有内涵。
>>苦闷的人生才是最好的
许知远采访彩虹合唱团创始人金承志，被反问：“把你归成公共知识分子，开心吗？”许知远不太想回答，笑着搪塞：“喝茶”，喝完又嘀咕一句：“怎么现在人一提到使命感就不好意思了呢？”
许知远觉得，作家是他最重要的身份。自24岁决定要成为一个作家起，他坚持写作至今。最具代表性的是10多年前的文字，从《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到《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文风犀利，字句间充溢着众多西方知识分子的名字和典故，写作方式影响了当时一大批年轻人。
前不久，许知远整理自己从24岁到40岁16年来的写作。看着这些文字，他就像重新审视了一遍自己10多年的变化，这也是一个“70后”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
我出生于苏北，7岁跟父亲来到北京，1996年考上北大，学微电子。当时我们班一群人不上课，我提前一个月复习，考了60多分，特别万幸。我同学提前3天复习，就能考90多分。所以我的专业课实在乏善可陈。于是我开始写东西，自我逃避。那时候写的书，好多都在批判北大。我还办了本校刊，骂校训，那是大学时的状态。
那时候我身边人都看加缪、王小波，觉得苦闷的人生才是最好的人生，思考者的人生才是最好的人生。一个艺术家、文化人，必须跟社会格格不入。当然现在北大已经变了，不是我上学时候的北大了；其实我上学时候的北大也不是我心中的北大，我活在想象中的蔡元培先生的北大里。 年轻的时候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梦想，想读哈佛商学院，回来在跨国公司做高管。但我成绩差，没去成，现在想想，幸好这个梦想破灭了。毕业后，我对印刷产生无限崇拜，可能是因为大学读了很多书，觉得能出现在印刷物上，是很了不起的事。
于是我进了媒体。《经济观察报》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从25岁加入到29岁离开，这是最飞翔的年纪，所以有了那些飞翔的文字。我不常看以前写的东西，等到多年后书重版，因为要作序，他们给我看稿子，我翻了两篇。没想到那时候什么都不懂，胡言乱语，却能把这些模模糊糊的思想表达出来，我觉得自己还挺有天赋。
后来我开始国内外的长途旅行，看不同的人生，写了《祖国的陌生人》。这是一个游荡者的世界。而这个阶段，让我从一个观念的世界，进入到一个经验的世界——以前我整天在北京，每天就是瞎写，旅行给我注入了更多新鲜、实在的东西。
从我的20多岁到30多岁，那是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媒体人受尊敬，收入也好。而我的这段青春期，正好也与中国社会的青春期吻合在一起——2001年，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織，对外界充满好奇。我们这一代媒体人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觉得自己要参与到中国社会的进步之中。后来，社会情绪变了。突然一下子，所有人开始崇拜娱乐，所有艺术家都跟市场、商业打成一片。我还真有点不适应。
>>要更浪漫地活着
《十三邀》有两集很有意思——许知远的人生观与两个采访对象的人生观截然不同。其中一个是罗振宇。他说：“时代的巨浪打过来，跑啊，别管别人，管好自己。”“我是挺可怜那些唱挽歌的人，他们怎么还能这样浪费生命。”许知远忍不住笑了：“好吧，我就是唱挽歌的人。”在另一集中，蔡澜相信的是“把烦恼锁在保险箱里丢入大海”。他和许知远打赌，“如果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我可以去洒热血。但我觉得我没这个力量而你认为你能。这是我们最大的区别，我想你再过一阵子就会同意我。”
视频下有网友给他留言：“许老师，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制片人朱凌卿则这样评价他：“‘忧国忧民’啊，有些事情变不了。就像吃煎饼果子，每天早上得来一个。”
其实，许知远不止“忧国忧民”这一面，“看‘维秘超模’也是他的习惯之一。”
年轻的时候，我想过要活成历史伟人，有很多成功的欲望，那种焦虑感、灼烧感，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的。但有一天，我发现写不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写不出伟大的作品，我就想，可能我并没有一个“一流的头脑”，只有一个“一流偏中下的头脑”。这几年，我越来越接受自己没有原来期待的那么杰出，反倒进入一个更安定从容的状态了。
2006年初，我和几个合伙人开了书店单向空间，又做了读书APP《单读》《微在》。11年过去了，它们都没倒，挺好。我们创业，确实没那么大的商业运作计划，但对时间有追求，希望它们能长远，能维系几代人，能对年轻人有影响，就像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和旧金山的城市之光。
去年做《十三邀》，又有人问我，怎么突然做起节目来了，是不是要回归媒体。这哪是回归，我根本没离开过。谁说倾听不是另一种表达？思想的碰撞是多么浪漫的事，有很多意外和惊喜。
开书店，我从书写者变成经营者，但只卖自己喜欢的书；录节目，我从书堆里走到镜头前，也只聊感兴趣的话题；录完《十三邀》，我对影像有了兴趣，觉得从镜头里看世界，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想着以后能不能用镜头去观察、去表达。
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观察者。人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有人给我贴各种标签，我真不在意。有个观众指责我，说我采访蔡澜时，问他小时候喜欢《约翰·克里斯托夫》，现在不看了，是不是丢掉了心中的英雄主义，背弃了自己的青春？蔡澜停了30秒，把话题绕开了。观众说我是给他扣帽子。我想，这个停顿不正是击中他内心的一些东西吗？我还问过这么好的问题啊。
曾经有我名字的新闻标题，大部分都带着一股怒气，现在呢，我还是怒。这个世界这么多问题，我也有那么多问题。一个人怎么能不愤怒呢？但我一直很明白，享乐主义的人生和思考者的人生，两者不冲突，我问蔡澜的，也是这个意思。一个感官主义者才能成为道德主义者，因为感官主义意味着对外界的敏感，对不公平、对道德行为敏感。迟钝则是共通的迟钝。这世界上大部分人，既不是感官主义者，又不是道德主义者。而我对自己的期待是成为敏感的人，懂微妙事物，懂生活，当然也懂道德。
今后我还要更浪漫地活下去，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地方没去过，这么多美食没吃过，都想体验一把，品尝一下。《十三邀》录第一季第一期，罗振宇就跟我说，你得去找几个美女来聊，这个适合你。第一季我采访了俞飞鸿，下一季要和林志玲喝下午茶。
他的穿着也走随性风。衬衣领口的两粒扣子被解开，休闲牛仔裤是深蓝色水洗款式，脚上趿一双夹脚拖——他在对话节目《十三邀》中，采访大腕儿的时候，也常是这副打扮。
可一聊起天来，就知道许知远绝不是这么随意的人，他的拧巴是出了名的。
“在沟通、采访上，你有没有什么技巧，能不能跟你取点经？”记者问。
“别人都说我是很差的采访者，没什么经可取的。”
“那对于你来说，采访最大的套路是什么？”记者追问。
“遗忘自我，不要掩饰自己的笨拙与愚蠢。”
许知远喜欢自嘲、调侃，他肯定自己，也不吝惜剖析、反思自己，表达内心的困惑。记者眼前的他，既坦率真诚，又矛盾别扭。
>>好的访谈就像双方一起做一道菜
去年，许知远40岁，开了谈话节目《十三邀》。他采访了涵盖学界、商界、艺界的13位名人，包括陈嘉映、白先勇、罗振宇、蔡澜、李安、冯小刚和姚晨等，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和思考。这些采访被安排在洒满阳光的酒店，或者熙熙攘攘的菜市场、昏暗的电影院放映厅。最短1个小时，最长7个小时的对话被精剪成四五十分钟的视频，严肃、认真、不搞笑，去商业化，甚至“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对谈间的空白和沉默。
许知远还将自己的思考录制成独白。最能表现其鲜明态度的是，在每一集开篇都有一段寄语——“带着我的偏见出发”。
《十三邀》与其说是一场对话，不如说是许知远等待“偏见”被打破、被印证的过程。你不说我都快忘了，做《十三邀》时我刚好40岁。我对年龄不敏感，所以这个节目，没什么特别的契机。制片人朱凌卿之前在央视做过不同的访谈，想有点新尝试，可能觉得我是比较好的尝试对象，就找到了我。而对于我来说，跟不同的人聊天交流、走进别人的生活，也是一件没做过的事情。
比起访谈，《十三邀》这个名字不正经得多。我不知道“十三幺”是麻将里的术语。当时和朱
凌卿聊天，讨论节目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呈现。他问我想见什么人，我说了一连串不沾边的名字，
各个领域的都有，他说这不是十三不靠吗？于是有了《十三邀》。我们把节目拟成牌局，就是不太想让观众知道，下一张牌出什么。
其实有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张牌、下一个发现是什么。片头有句话：“带着我的偏见出发”。每个人观察世界都有自己的视角，这些视角都可以被理解为偏见。我也有我的立场，这就是我的“偏见”。当我带着这些思考去听别人的成长经验，了解稍微深入一点点后，就发现很多表象是错的，这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启发。我希望通过节目传达给观众另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很多人很多事，可能都不像描绘的那样，表象之下有别的东西。
见姚晨之前，我对她的印象就是郭芙蓉（姚晨成名作《武林外傳》中的角色），大大咧咧的，见面之后却觉得她是很性感的女人，这种性感被屏幕遮蔽了；叶准（咏春拳宗师叶问之子），骨子里是个文人，对诗词、越剧充满兴趣；我还采访了马东（《奇葩说》出品人），他喜欢纳兰性德，内心焦虑悲伤，是一个在孤独中长大的人，但孤独给了他力量。人的层次性是很多的。当然我一早就知道人的层次性很多，都41岁了，这道理不可能今天才懂。但对话给我更多思考的机会。
我觉得时间很重要，付出的越多，印象越深刻。叶准那期，我们去了北京、香港和佛山，地域的变化，不同时空中的反应，都给谈话带来影响。好的谈话就像双方一起做一道菜，慢慢熟起来，然后香气就散出去了。
说到优秀的谈话节目，我很喜欢彭博新闻社做的《查理·罗斯秀》，英国广播电台的《HardTalk》（《深谈》），话题涉及广泛，语言精炼有深度。而这类访谈节目，中文世界里比较少。
我觉得，还有一点比较糟糕，那就是我们的语言文化正在失去一套系统，能清晰深入描述事物的语言系统。现在的语言零散、即兴、模糊、声嘶力竭却缺乏力量，要么就是很“萌”的话，要么就是极端的东西，都不能表达复杂的思想。这让我们的认知世界变得狭窄了。
这套语言系统，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还在，现在怎么就没了？我希望能有一档节目，每一句单拎出来都能完整，有内涵。
>>苦闷的人生才是最好的
许知远采访彩虹合唱团创始人金承志，被反问：“把你归成公共知识分子，开心吗？”许知远不太想回答，笑着搪塞：“喝茶”，喝完又嘀咕一句：“怎么现在人一提到使命感就不好意思了呢？”
许知远觉得，作家是他最重要的身份。自24岁决定要成为一个作家起，他坚持写作至今。最具代表性的是10多年前的文字，从《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到《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文风犀利，字句间充溢着众多西方知识分子的名字和典故，写作方式影响了当时一大批年轻人。
前不久，许知远整理自己从24岁到40岁16年来的写作。看着这些文字，他就像重新审视了一遍自己10多年的变化，这也是一个“70后”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
我出生于苏北，7岁跟父亲来到北京，1996年考上北大，学微电子。当时我们班一群人不上课，我提前一个月复习，考了60多分，特别万幸。我同学提前3天复习，就能考90多分。所以我的专业课实在乏善可陈。于是我开始写东西，自我逃避。那时候写的书，好多都在批判北大。我还办了本校刊，骂校训，那是大学时的状态。
那时候我身边人都看加缪、王小波，觉得苦闷的人生才是最好的人生，思考者的人生才是最好的人生。一个艺术家、文化人，必须跟社会格格不入。当然现在北大已经变了，不是我上学时候的北大了；其实我上学时候的北大也不是我心中的北大，我活在想象中的蔡元培先生的北大里。 年轻的时候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梦想，想读哈佛商学院，回来在跨国公司做高管。但我成绩差，没去成，现在想想，幸好这个梦想破灭了。毕业后，我对印刷产生无限崇拜，可能是因为大学读了很多书，觉得能出现在印刷物上，是很了不起的事。
于是我进了媒体。《经济观察报》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从25岁加入到29岁离开，这是最飞翔的年纪，所以有了那些飞翔的文字。我不常看以前写的东西，等到多年后书重版，因为要作序，他们给我看稿子，我翻了两篇。没想到那时候什么都不懂，胡言乱语，却能把这些模模糊糊的思想表达出来，我觉得自己还挺有天赋。
后来我开始国内外的长途旅行，看不同的人生，写了《祖国的陌生人》。这是一个游荡者的世界。而这个阶段，让我从一个观念的世界，进入到一个经验的世界——以前我整天在北京，每天就是瞎写，旅行给我注入了更多新鲜、实在的东西。
从我的20多岁到30多岁，那是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媒体人受尊敬，收入也好。而我的这段青春期，正好也与中国社会的青春期吻合在一起——2001年，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織，对外界充满好奇。我们这一代媒体人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觉得自己要参与到中国社会的进步之中。后来，社会情绪变了。突然一下子，所有人开始崇拜娱乐，所有艺术家都跟市场、商业打成一片。我还真有点不适应。
>>要更浪漫地活着
《十三邀》有两集很有意思——许知远的人生观与两个采访对象的人生观截然不同。其中一个是罗振宇。他说：“时代的巨浪打过来，跑啊，别管别人，管好自己。”“我是挺可怜那些唱挽歌的人，他们怎么还能这样浪费生命。”许知远忍不住笑了：“好吧，我就是唱挽歌的人。”在另一集中，蔡澜相信的是“把烦恼锁在保险箱里丢入大海”。他和许知远打赌，“如果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我可以去洒热血。但我觉得我没这个力量而你认为你能。这是我们最大的区别，我想你再过一阵子就会同意我。”
视频下有网友给他留言：“许老师，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制片人朱凌卿则这样评价他：“‘忧国忧民’啊，有些事情变不了。就像吃煎饼果子，每天早上得来一个。”
其实，许知远不止“忧国忧民”这一面，“看‘维秘超模’也是他的习惯之一。”
年轻的时候，我想过要活成历史伟人，有很多成功的欲望，那种焦虑感、灼烧感，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的。但有一天，我发现写不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写不出伟大的作品，我就想，可能我并没有一个“一流的头脑”，只有一个“一流偏中下的头脑”。这几年，我越来越接受自己没有原来期待的那么杰出，反倒进入一个更安定从容的状态了。
2006年初，我和几个合伙人开了书店单向空间，又做了读书APP《单读》《微在》。11年过去了，它们都没倒，挺好。我们创业，确实没那么大的商业运作计划，但对时间有追求，希望它们能长远，能维系几代人，能对年轻人有影响，就像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和旧金山的城市之光。
去年做《十三邀》，又有人问我，怎么突然做起节目来了，是不是要回归媒体。这哪是回归，我根本没离开过。谁说倾听不是另一种表达？思想的碰撞是多么浪漫的事，有很多意外和惊喜。
开书店，我从书写者变成经营者，但只卖自己喜欢的书；录节目，我从书堆里走到镜头前，也只聊感兴趣的话题；录完《十三邀》，我对影像有了兴趣，觉得从镜头里看世界，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想着以后能不能用镜头去观察、去表达。
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观察者。人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有人给我贴各种标签，我真不在意。有个观众指责我，说我采访蔡澜时，问他小时候喜欢《约翰·克里斯托夫》，现在不看了，是不是丢掉了心中的英雄主义，背弃了自己的青春？蔡澜停了30秒，把话题绕开了。观众说我是给他扣帽子。我想，这个停顿不正是击中他内心的一些东西吗？我还问过这么好的问题啊。
曾经有我名字的新闻标题，大部分都带着一股怒气，现在呢，我还是怒。这个世界这么多问题，我也有那么多问题。一个人怎么能不愤怒呢？但我一直很明白，享乐主义的人生和思考者的人生，两者不冲突，我问蔡澜的，也是这个意思。一个感官主义者才能成为道德主义者，因为感官主义意味着对外界的敏感，对不公平、对道德行为敏感。迟钝则是共通的迟钝。这世界上大部分人，既不是感官主义者，又不是道德主义者。而我对自己的期待是成为敏感的人，懂微妙事物，懂生活，当然也懂道德。
今后我还要更浪漫地活下去，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地方没去过，这么多美食没吃过，都想体验一把，品尝一下。《十三邀》录第一季第一期，罗振宇就跟我说，你得去找几个美女来聊，这个适合你。第一季我采访了俞飞鸿，下一季要和林志玲喝下午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