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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见之下,不免意外。生活中的方舟子,居然是那样一副风一吹就要倒的模样。瘦弱?他的老朋友司马南说,方是瘦,但不弱。此言颇确。这个貌似弱不禁风的人,干起事儿来一点也不柔弱。
破阵者之困
现实面前,方舟子并没有胡子眉毛一把抓。
“虚假的事物这么多,不可能都去管。我重点关注那些危害比较大而且没有人管的造假,越是没有人说的我越不愿保持沉默。”
借助一套科学方法,方舟子连揭社会疮疤,上到政府高级官员,名流贤达;下至社会三教九流,奇人异士。疾风起处,往往会摇落一地鸡毛。
一时之间,除了五花八门的贬抑舆论劈头盖脸扔过来,他还需要面对更为直接的人身恐吓。在某次被跟踪入户之后,甚至连警方对此也爱莫能助。2007年,因打假而被告,官司败诉,妻子的账户上被静悄悄地划走4万元不说,对方还扬言要报仇。无奈之下,方舟子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借住到朋友家里。
现在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需要格外小心,稍有不慎就可能性命攸关。
彭剑是一位律师,5年前开始主动向方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为了全身心地支持方的事业,对于方舟子所开罪过的群体或领域,他的律师事务所也力图避免与之发生任何法律业务关系,杜绝利益牵涉,这成为他们执业中的铁杆定律。
方舟子的杀入,破坏了很多群体苦心构织的利益机制。虽然还不清楚他将付出的最终代价是什么,但有一种不很乐观的情绪在他周围蔓延。
“他一个人在斗牛场上表演,什么时候死在牛角之下、乱蹄之下,不知道的。”司马南说:“我是扮演过这种角色的,日子很难熬。难熬到随时需要一个惊叹号来结束这一切。”
方舟子起居的地方从来不对外人开放、在家里从不接听电话。这些传统一成不变地保持下来。用于日常活动的书房,则独立在距家数里之外。
“不要以为仇恨很容易消失。”司马南对方舟子说过,有些仇恨是刻骨铭心的,“我希望他能够武运长久。”
两年前,司马南与几位反伪科学健将一道,倡议设立了一个打假基金募集小组。在这个募集小组的账户里,至今累计收到的捐款数额达到17万元。这笔钱不光要支付方舟子惹来的官司费用,同时还要兼顾同类打假人士因其打假而产生的诉讼费用帮扶。
要是呆在美国,方舟子可以对那些虚张声势的状告理都懒得理。但他和彭剑一样,认为对簿公堂也是一次普及科学理性、以正视听的大好机会。
总体说来,方舟子保持了一种超然物外的状态。
43年间,他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一个身心合一的自由人。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找一份固定工作,也不受雇或隶属于任何实体机构。那些因为教职员工身负学术丑行而被曝光的大学,曾经要聘请方舟子去担任兼职教授,方舟子不干,当场宣布辞掉落在自己脑袋上这一顶用意明显的“帽子”。
这也与他不受羁绊的处世观念存在抵牾。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方舟子就一直在践行这一理念。那时候,早间的课一般不去上,睡到中午12点才起床。这个作息时间,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1980年,出国风气席卷大学校园,风华正茂的方舟子知道在美国有一种终身教授,自由无比,当上了连校长都管不了,觉得这实在是一件无比惬意的事情。心有所动,当即就做了人生规划——要去美国的大学当一个教授。
不过近距离观察,他发现美国大学里的教授实际上并不自由,就算是终身教授,为了找科研资金也必须写报告拉关系。这样的生活,他不愿意接受,觉得还是当个作家比较自由。
“我不愿意工作。1998年回国,开始给国内一些媒体写文章,我就想靠写作也能养活自己。”
早在中学时代,方舟子就有两样爱好:文学和生物学。舞文弄墨之余,就出去采集各种各样的标本。及至决定卖文为生,就趁便把科普和写作结合起来,一方面写点生物学类的科普小品,附带曝曝光、打打假。
今天的方舟子,靠着稿酬度日。人皆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乐,以致一年当中偶尔几次朋友聚会,也是别人悄悄地埋单了,他就干脆不再请人吃饭。
10多年留学生活,对方舟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接受了一套严谨规范的科学训练,知道了科学研究是怎么回事儿,也知道了国内在这方面的差距。每周,他们会有一次论文介绍,从任意一本杂志中挑出一篇文章讲解,之后大家进行推敲,讨论实验证据能否成立。此外,每周他们还有一个实验报告,摆出证据以供深究,对于实验逻辑穷追不舍。
方舟子把这样一套科学方法带了回来,希望对中国的科学理性化进程有所裨益。他从此走上了一条快意恩仇的路,然而随后就陷入了一场抽刀断水水更流的纠缠和反复。
混在中国
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一团和气的传统社会,方舟子在学术问题上的表现不够客气与宽恕。身边的一些朋友就劝他,但这毫不奏效。
面对来自世俗的熏染、挤压,方舟子严阵以待,摆开了抗拒架势,他的“免”字牌高挂,“方舟子没有兴趣听取关于为人处事的任何忠告”。
在圈子里,方舟子的特立独行人所共知。这是一个闷闷的人,不擅于海阔天空。当人们坐在一起聊及很多快乐的事情,火热异常,他却不过是一个听众,默默地坐在一边,几小时可以不发一言。
举报人的信息,在方舟子那里是旁人不可碰触的禁区。长年累月,只有他一个人处理投诉来稿。
处理投诉信息,方舟子自成规矩。每有来信,会下载存储到个人电脑里,邮箱里的信息要删除干净,不做保留。他的密码设置古怪,形同猜谜。
方生活在一个全神贯注的世界里,每天要处理少则几十条多则上百条的举报信息。
这种打假事务异常琐碎。按照他本人的兴趣,更愿意一头钻进纯粹的科普、文史写作中去。这些年,他也在逐渐朝此方向转移。
“握紧我的手,让我的图腾烙在你的手上”——20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傍海而居、诗心初萌的闽南少年,就给自己起了“方舟子”这个笔名,意指驾驶两条船的人,一条是科学,一条是文学。那时候小小年纪,他已为自己安排了一生。他所搭建的新语丝平台,本是用来孕育诗人和温情的地方,如今却满满地戳进了科学界的漏洞之中。双舟并驾,竟是驶往这样一角并不流绮写意的逼仄现实。
摘自《南风窗》2010年第18期
破阵者之困
现实面前,方舟子并没有胡子眉毛一把抓。
“虚假的事物这么多,不可能都去管。我重点关注那些危害比较大而且没有人管的造假,越是没有人说的我越不愿保持沉默。”
借助一套科学方法,方舟子连揭社会疮疤,上到政府高级官员,名流贤达;下至社会三教九流,奇人异士。疾风起处,往往会摇落一地鸡毛。
一时之间,除了五花八门的贬抑舆论劈头盖脸扔过来,他还需要面对更为直接的人身恐吓。在某次被跟踪入户之后,甚至连警方对此也爱莫能助。2007年,因打假而被告,官司败诉,妻子的账户上被静悄悄地划走4万元不说,对方还扬言要报仇。无奈之下,方舟子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借住到朋友家里。
现在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需要格外小心,稍有不慎就可能性命攸关。
彭剑是一位律师,5年前开始主动向方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为了全身心地支持方的事业,对于方舟子所开罪过的群体或领域,他的律师事务所也力图避免与之发生任何法律业务关系,杜绝利益牵涉,这成为他们执业中的铁杆定律。
方舟子的杀入,破坏了很多群体苦心构织的利益机制。虽然还不清楚他将付出的最终代价是什么,但有一种不很乐观的情绪在他周围蔓延。
“他一个人在斗牛场上表演,什么时候死在牛角之下、乱蹄之下,不知道的。”司马南说:“我是扮演过这种角色的,日子很难熬。难熬到随时需要一个惊叹号来结束这一切。”
方舟子起居的地方从来不对外人开放、在家里从不接听电话。这些传统一成不变地保持下来。用于日常活动的书房,则独立在距家数里之外。
“不要以为仇恨很容易消失。”司马南对方舟子说过,有些仇恨是刻骨铭心的,“我希望他能够武运长久。”
两年前,司马南与几位反伪科学健将一道,倡议设立了一个打假基金募集小组。在这个募集小组的账户里,至今累计收到的捐款数额达到17万元。这笔钱不光要支付方舟子惹来的官司费用,同时还要兼顾同类打假人士因其打假而产生的诉讼费用帮扶。
要是呆在美国,方舟子可以对那些虚张声势的状告理都懒得理。但他和彭剑一样,认为对簿公堂也是一次普及科学理性、以正视听的大好机会。
总体说来,方舟子保持了一种超然物外的状态。
43年间,他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一个身心合一的自由人。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找一份固定工作,也不受雇或隶属于任何实体机构。那些因为教职员工身负学术丑行而被曝光的大学,曾经要聘请方舟子去担任兼职教授,方舟子不干,当场宣布辞掉落在自己脑袋上这一顶用意明显的“帽子”。
这也与他不受羁绊的处世观念存在抵牾。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方舟子就一直在践行这一理念。那时候,早间的课一般不去上,睡到中午12点才起床。这个作息时间,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1980年,出国风气席卷大学校园,风华正茂的方舟子知道在美国有一种终身教授,自由无比,当上了连校长都管不了,觉得这实在是一件无比惬意的事情。心有所动,当即就做了人生规划——要去美国的大学当一个教授。
不过近距离观察,他发现美国大学里的教授实际上并不自由,就算是终身教授,为了找科研资金也必须写报告拉关系。这样的生活,他不愿意接受,觉得还是当个作家比较自由。
“我不愿意工作。1998年回国,开始给国内一些媒体写文章,我就想靠写作也能养活自己。”
早在中学时代,方舟子就有两样爱好:文学和生物学。舞文弄墨之余,就出去采集各种各样的标本。及至决定卖文为生,就趁便把科普和写作结合起来,一方面写点生物学类的科普小品,附带曝曝光、打打假。
今天的方舟子,靠着稿酬度日。人皆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乐,以致一年当中偶尔几次朋友聚会,也是别人悄悄地埋单了,他就干脆不再请人吃饭。
10多年留学生活,对方舟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接受了一套严谨规范的科学训练,知道了科学研究是怎么回事儿,也知道了国内在这方面的差距。每周,他们会有一次论文介绍,从任意一本杂志中挑出一篇文章讲解,之后大家进行推敲,讨论实验证据能否成立。此外,每周他们还有一个实验报告,摆出证据以供深究,对于实验逻辑穷追不舍。
方舟子把这样一套科学方法带了回来,希望对中国的科学理性化进程有所裨益。他从此走上了一条快意恩仇的路,然而随后就陷入了一场抽刀断水水更流的纠缠和反复。
混在中国
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一团和气的传统社会,方舟子在学术问题上的表现不够客气与宽恕。身边的一些朋友就劝他,但这毫不奏效。
面对来自世俗的熏染、挤压,方舟子严阵以待,摆开了抗拒架势,他的“免”字牌高挂,“方舟子没有兴趣听取关于为人处事的任何忠告”。
在圈子里,方舟子的特立独行人所共知。这是一个闷闷的人,不擅于海阔天空。当人们坐在一起聊及很多快乐的事情,火热异常,他却不过是一个听众,默默地坐在一边,几小时可以不发一言。
举报人的信息,在方舟子那里是旁人不可碰触的禁区。长年累月,只有他一个人处理投诉来稿。
处理投诉信息,方舟子自成规矩。每有来信,会下载存储到个人电脑里,邮箱里的信息要删除干净,不做保留。他的密码设置古怪,形同猜谜。
方生活在一个全神贯注的世界里,每天要处理少则几十条多则上百条的举报信息。
这种打假事务异常琐碎。按照他本人的兴趣,更愿意一头钻进纯粹的科普、文史写作中去。这些年,他也在逐渐朝此方向转移。
“握紧我的手,让我的图腾烙在你的手上”——20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傍海而居、诗心初萌的闽南少年,就给自己起了“方舟子”这个笔名,意指驾驶两条船的人,一条是科学,一条是文学。那时候小小年纪,他已为自己安排了一生。他所搭建的新语丝平台,本是用来孕育诗人和温情的地方,如今却满满地戳进了科学界的漏洞之中。双舟并驾,竟是驶往这样一角并不流绮写意的逼仄现实。
摘自《南风窗》2010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