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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仅1个月，为进一步遏制建政之后党内的贪腐之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朱德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書记。朱德，海内外闻名的“红军之父”，他一手缔造了人民军队，又要投入这场无声之战。朱德主政中纪委5年多时间，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了近30万起案件，在同党内纪律松弛现象作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责任编辑/周昀舒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出任建国来首任中纪委书记，成为反腐这场特殊战争的总司令。
朱德爱兰，品性如兰。无论革命环境如何险恶、处境如何艰难，朱德都立场坚定，毫不动摇。越是危难关头，越是多事之秋，越能显示出他的品格与才能。习近平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缺了它就会得“软骨病”。朱德就是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炼就了一副“金刚不坏之身”。他常说：我们奋斗是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为钱、为发财。正因如此，他在关键时刻让党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
面对无视党纪、道德败坏的贪腐分子，朱德言明：我们的党只有一种纪律，决不允许任何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独立王国的存在，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要一视同仁，有些人认为党的纪律只是要一般党员遵守的，自己可以例外，还有人轻视政府和法律，认为法律只是给老百姓遵守的，自己可以不遵守。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只要违反了政策，违犯了纪律，我们就去检举、纠正。
1952年2月10日，枪决共和国第一反腐大案案犯刘青山、张子善的枪声，犹如一阵飓风从神州大地上刮过，举世为之震惊！香港的一家报纸禁不住惊呼：“共产党杀了共产党！”世界舆论也反响强烈。一家通讯社的报道这样写道：“中共建立北平大陆政权第二十八个月的今天，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他们一起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正面临着一场法律的考验……”
毛泽东赞他如海又如钢
1886年12月1日，朱德诞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穷的佃农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讲武堂毕业的朱德被派到云南新军，不久即成为当时军界瞩目的新星。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第二年，朱德从重庆顺江出川到上海，进医院戒断毒瘾。他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被陈独秀拒绝，后在周恩来的介绍下终于入党。
1927年8月1日，朱德以国民革命军第9军副军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身份参与指挥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南昌起义。第二年4月，朱德率部队开赴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农民军队会师，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被称为“朱老总”。在长征中，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后分离，朱德同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别，分路前进，同张国焘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朱德以他的持重朴实避免了红军的分裂。
何福圣当时担任张国焘内卫排排长，他回忆张国焘曾下令解除朱德、刘伯承两位首长卫队及参谋人员的武装，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当我们把朱德、刘伯承二位首长“请”进张国焘屋子里时，张请他们坐，然后对他今晚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解释，表示这样做并非他之所愿，而是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红军而迫不得已，心中苦衷，望他们能予谅解并对今晚的行动原谅。
朱、刘二位首长直率地指出张国焘今晚的做法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刘伯承说：“这是红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劣事件。”朱德说了一句很让张国焘难堪的话：“我看你是想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即使如此，张国焘依然没有因难堪而“暴跳如雷”，他仍是以请求的口吻劝说朱德和刘伯承，在这场他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进行斗争的关键时刻，能够公开站在他这一边。他说了许多攻击毛泽东的话，希望朱德能站出来谴责毛泽东，断绝和毛的关系。
张国焘费尽口舌的挑拨并没有达到目的，朱德很生硬地回答他：“天下谁不知道朱、毛？朱、毛一分裂，红军就完了。你可以把我砍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张国焘无奈，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朱德和他一起通电反对中央的北上决议。朱德明确地回答：“决议我是举过手的，我反对决议，不就否定了自己？”张国焘无计可施，苦着脸说：“玉阶兄，你我都是军人，在目前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我们彼此换换位置，你会把我怎么处理？”我们在场的人谁都听懂这是威胁——张国焘式的威胁。
朱德的火气也上来了，凛然道：“你既然已经把我们抓起来了，还假惺惺说这些干啥子？要枪毙就枪毙，那是你的权力。不过，我不会接受你的任何命令！”
张国焘试图以各种方式使朱德屈服都没有成功。据康克清回忆：“朱老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朱德镇定自若的态度、岿然不动的立场，令张国焘无计可施。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于甘肃会宁。朱毛会面后，毛泽东称赞他对张国焘“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
军内反腐，朱德制止部队经商
1947年5月，朱德、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从延安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一个精干的小部队在陕北坚持与胡宗南周旋。临别时，毛泽东交给朱德一个任务：解决华北部队的作战问题。
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兵力不足，被迫将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而解放军已度过了战争初期最困难的阶段，东北、华东等战区开始组织大规模战役，整军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只有华北战场打不开局面，没打过一个像样的歼灭战。
因此，毛泽东委托朱德去华北部队视察，看看原因何在。朱德到华北部队后，听取干部汇报，并实地调查研究，发现了严重的问题。1947年6月他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华北部队后方太大，出征人员少。野战军号称12万人，实际能用于作战的不到7万人。其余的都在后方搞生产，各自为政。团以上机关都有自己的财产，纪律也比较松弛。如果不割去这个大尾巴，华北部队的状况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抗战期间，太行山根据地的部队都是自谋生路的。延安不发经费，要部队自行解决生计问题。八路军不能像红军时期那样打土豪、分浮财解决军饷，只有靠生产经商。到1941年，晋察冀政府和部队的生产经营已初具规模，有了设备简单的小矿、化学工业和多种轻工业。边区军民的生活日用品大部分能够自给，不但解决了生存问题，还经常接济陕甘宁根据地。
但是到了解放战争，部队要打仗，原来的经营体制就成了大拖累。这种前后方不分、建制混乱的现象不解决，不但打不了仗，而且极易滋生贪污腐败，削弱部队战斗力。
朱德最后决定采取坚决手段割掉后方的大尾巴，让部队轻装作战。他指示华北部队：停止经营生产，商店一律归公。建立统一的后勤机构专门管理。这要涉及很多干部的切身利益。朱德向中央表示：“改组虽一定会有很多阻碍，当设法推动，以取得速效。”1947年6月3日，毛泽东致电同意朱德的报告，指示华北部队认真整顿。在刘少奇的配合下，华北部队清理了经商机构，后方人员由新建的军区后勤部统一管理。经过两个月的整顿，华北军区的混乱现象明显改变，制止军队经商，铲除了腐败滋生的根源。军内反腐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当年10月，华北部队在保定以北的清风店全歼国民党第3军，打了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朱德站在毛泽东身边。但是，在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照片里，却没有朱德的身影。共和国开国大典是胜利者最辉煌的庆典和荣耀的巅峰。在这个历史定格聚焦的瞬间，他在何处呢？
几十年后，这个谜底才揭开：就在毛泽东走向扩音器时，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人声鼎沸，人们蜂拥在毛泽东周围，新闻记者们也争相拍照。朱德从人群中逆向退出来，正好看到了不远处危险的一幕：因场地狭小，苏联摄影师克雷洛夫为了拍下完整而精妙的画面，倚着汉白玉栏杆的身子一再后仰，眼见情形十分危险。朱德一个箭步过去，牢牢地扶住了克雷洛夫的身子，一直等到他拍摄完毕。就这样，朱德帮助记者完成了这一重要使命，而他却把自己留在镜头之外……
主政中纪委
1949年11月9日，为了进一步遏制建政之后党内的贪腐之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朱德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对这一工作极为重视，立即主持创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制定工作细则，选调一批优秀干部从事这一工作。他要求中纪委定期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工作，及时总结工作经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对工作抓得很緊，在很短时间内，中央及各中央局，省、市、地委的纪委机构都相继建立起来，开始受理有关违纪案件。
1950年5月31日，华东局的一个通报中反映：浙江省萧山县（今杭州市萧山区）有两个区多山产竹，耕地极少，大部分群众以造纸为业。但当地干部却忽视这一地区的特点，有的村在划阶级时将槽户主划为地、富，工人划为贫雇农。在反霸时斗争了槽户主，而在征粮时又对没有田的手工业者派粮，他们无粮可缴只好抛售土纸，致使纸价暴跌。最后绝大多数槽户倒闭，大批手工业者失业，竹山荒毁殆尽。
朱德对这个通报所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立即代中央起草指示，指出：“萧山县此种破坏手工业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根本方针，是一种自杀政策，是绝对不允许的。对负有造成此种错误之主要责任的党员干部，应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我们对手工业的政策是扶助、改进、推广和保护的政策，而不是乱划阶级、乱斗争、乱征税的破坏政策”，对各种手工业“必须严格保护，不得侵犯，否则会严重脱离群众，并大大阻碍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52年1月，朱德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一起利用职权压制民主、诬陷好人、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事情是这样的，1950年9月间，武汉市医务部门曾有人匿名写信给毛泽东，揭发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官僚主义、工作失职（拒绝接收南下大军的急症病伤员，致使个别病伤员失治而死）等错误，中央要求武汉市委负责处理，武汉市政府将来信转给卫生局党组织查处。宋瑛见信后，却认为写信人是“动机不纯，有意破坏”，臆测这封匿名信是市属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纪凯夫等三人所写，并找他们核对笔迹，强迫他们承认错误。分管政法的副市长周季方支持宋瑛“追查控告人”。
1951年4月，武汉市第二医院发生一起盗窃保险柜公款的案件。周季方、宋瑛等又蓄意嫁祸纪凯夫，指示公安局将他逮捕，长期拘押逼供，并逮捕配制盗款所用钥匙的铜匠，逼使铜匠隐瞒真相诬陷好人。他们进而将盗窃案说成是“政治阴谋”，捏造证据诬陷纪凯夫是“特务”，并对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一些党员干部进行压制打击。根据宋瑛的反映，市委在未作深入调查的情况下支持了周季方的做法。
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了解真实情况后，都对此事提出不同意见。《人民日报》还在1951年9月11日“党的生活”专栏公开批评宋瑛、周季方压制民主、侵犯人权的错误，但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直接干预下，1951年11月间，以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主，包括11个相关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武汉市第二医院。经过3个星期的认真调查，得到了大量的人证物证，肯定盗款人是医院党支部书记王清，而纪凯夫完全是无辜者。检查结果还认定：王清伙同宋瑛合谋嫁祸于纪凯夫。检查组于12月中旬结束了调查工作，撤离医院，并起草了对此案的检查报告。
朱德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样一个明显简单的事件，竟弄得如此复杂，久不得决，是由于周季方、宋瑛等人宗派主义和极端恶劣的思想品质以及武汉市委负责同志的主观主义所造成的。”“这一问题的严重，不仅是诬陷了纪凯夫，而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性质的错误，竟发生在武汉市的领导机关，而领导人直到现在尚不觉悟，故有向您报告的必要。”
1952年元旦，毛泽东致电中南局：“中南局：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中南局随后决定给武汉市委和市政府党组以口头警告的处分并实行改组。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亲自到医院慰问纪凯夫，并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坚决保护人民检举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所犯错误的民主权利的。如果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敢于向检举人进行报复，人民政府是要坚决予以制裁的，不管这种人职位有多么高，功劳有多么大。”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刑事审判庭公布了对此案主要人员的判决：“王清偷盗公款，隐瞒罪责，捏词诬告陷害他人，处有期徒刑6年。宋瑛压制民主，蓄意诬陷，藉端报复，侵犯人权，处有期徒刑2年。周季方压制民主，侵犯人权，处有期徒刑9个月。” 中纪委对于“纪凯夫案件”认真、严肃的处理，在全国上下引起了震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致信毛泽东，提出在新形势下加强纪检工作的意见
1951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朱德立即指导中纪委和各级纪委紧张地投入工作，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展开办案定案工作。运动开始不久，1952年1月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国家直属机关开展运动的情况，并说：这次运动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以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政治思想水平。
1月26日，朱德再次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意见。他说：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对于反对党员违法乱纪的行为、加强党的纪律性、巩固党的组织起了一定的作用和获得一定的成绩，但纪检工作赶不上实际的需要，主要是对重要案件的处理软弱无力和对一般案件不能及时检查处理。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各级党委对纪律检查工作不够重视，没有积极领导和支持这一工作，同时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和委员一般均系兼职，无暇顾及或很少顾及纪律检查工作，加以办事机构还很不健全，专职干部的配备迄今不足半数，这样对重大案件的检查，困难就更多。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朱德提出三点意见：一、责成各级党委加强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党委会议上应定期讨论纪律检查工作，对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委应给予及时的指示，在检查处理案件时，党委应给予纪检干部以有力的支持。二、健全办事机构，充实专职干部。三、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分工合作，互相辅助。
毛泽东对朱德这个报告十分重视，在第二天就批示同意。2月初，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相结合进行的指示》，要求全党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标准八个问题的教育，并分期分批对党员进行审查和重新登记。这项工作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有32.8万余人被开除党籍或被劝告退党，与此同时，接收新党员100多万人，全国党员人数从1950年底的580万余人发展到636万余人，新建立党的支部8万多个。
1952年6月22日，朱德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中说：“三反”运动开展以来，有效地揭露了党员干部中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根据华北、华东、东北、西南、西北五个地区六月初的报告，揭发出的贪污分子和有贪污行为者中，党员占16.5%，其中有2万人左右被开除党籍。‘三反’运动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次有领导的、发动群众的、全体规模的、有系统的纪律大检查运动，使广大干部受到了教育和考验，证明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犯有违法乱纪错误的干部受到了应得的处分。”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肯定了朱德的报告。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三反”运动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发生过一些过火的行为。在运动收尾阶段，朱德指导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定案处理和复查工作。
香港的一家报纸禁不住惊呼：“共产党杀了共产党”
“三反”运动期间，朱德领导中纪委查处了一大批有贪腐问题的党政领导，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内第一次廉政风暴。
1952年11月29日，华北局关于《河北省天津地委贪污浪费严重，拟将刘张逮捕法办》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办公桌上。
刘青山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没有屈服，落马前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曾作绝食斗争和卧轨斗争，落马前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均已20多年，他们在艰难中都曾奋不顾身，作出应有的贡献，但解放后腐化堕落，犯下了党和人民难以饶恕的罪行。
当时，全国“三反”运动的大幕刚刚拉启，对这样两个党的高级干部如何处置，是一件关乎全局的重大事情。一连几天，全国各地报纸都在报道这样的情况：
北京市属各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已发现贪污分子650人，贪污额15亿元（旧人民币，下同）。天津市12个公安分局中，一个公安分局的干部、警士竟收受过3514户商家的贿赂！
西北局检察院、法院、纪检三单位已查出和受理的贪污案件共损失国家财产80余亿元。陕西省公安厅总务处挪用旧粮624万斤，其中借给私商已损失者即达18万斤。纪委一年半的时间共处理犯贪污蜕化错误的达1400余人。
根据西南局从1950年1月到1951年7月的不完全统计，发现贪污渎职案1400件，案犯3317名，共計盗窃国家财产110亿元以上，粮740余万斤，总计折款200亿元以上。
南昌市税务局60人集体贪污，涉及商人282户，零商75人。一个粮食局长贪污20万斤米，从其老婆鞋底查出12两黄金。江西有一个区的区长、区委书记、派出所所长集体嫖娼，甚至有的干部勾结土匪，杀人放火。群众反映：“比国民党还厉害！”龙南建设公司开幕时请客70桌，还是经县委宣传部长批准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艰苦朴素者反被讥笑为“牛列主义”。
华东地区各地法院1951年至11月间处理的贪污案件达8000多件，涉及干部615人，案值288亿元。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从1950年6月至11月统计，因个人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即达1242亿元。常州税务局85人集体贪污2.4亿元，贪污活动达两年之久，行贿商户近300家。
甘肃省仅几个专区和兰州市的不完全统计，贪污人数1177人，款数14.4亿元，省级各机关有500多人贪污，款数10亿元。贪污方式可谓机关算尽，五花八门，闻所未闻……
这些令人痛心的事实，使毛泽东感到愤慨、焦虑。华北的报告更让他极为震惊，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他批示“传阅周、朱后尚昆办”。 此后，毛泽东与朱德等人就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问题进行过多次谈话。毛泽东认为，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宽恕的。对于这样的叛徒和毒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对于贪腐情况，朱德多次强调：我们的党只有一种纪律，绝不允许任何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独立王国的存在，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要一视同仁，有些人认为党的纪律只是要一般党员遵守的，自己可以例外，还有人轻视政府和法律，认为法律只是给老百姓遵守的，自己可以不遵守。他还说：“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只要违反了政策，违犯了纪律，我们就去检举、纠正。”他对毛泽东的意见十分赞同。
1951年12月下旬，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在对刘、张公审前，他们二人的老领导、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找薄一波求情：“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薄一波为难地回答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最后在黄敬的一再要求下，薄一波不得不向毛泽东转达了他的请求。毛泽东当时对薄一波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拯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的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当场宣读了判决书，指刘青山和张子善的罪名包括“先后贪污、盗窃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1.6272亿元”。以当时购买力计算，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的赃款能购买小米5000万公斤，或者香油3000万公斤，或者猪肉2000万余公斤。因此“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宣布判决后，会场上响起一片欢呼声，刘青山和张子善在呼喊声中被押赴刑场，处以死刑。
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的枪声，犹如一阵飓风从大地上刮过，举世为之震惊！第二天，《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等均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在头版详细报道了公审大会的消息。与此同时，华北、东北、华南、西南、中南等各大城市的报纸、电台以及人民画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港澳的一些新闻媒体也都迅速对此作了报道。香港的一家报纸禁不住惊呼：“共产党杀了共产党！”世界舆论也反响强烈。一家通讯社的报道这样写道：“中共建立北平大陆政权第二十八个月的今天，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不得不面对着这样一个现实：他们一起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正面临着一场法律的考验……”
刘青山在被捕前，以中国青年农民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还当选常务理事，《人民日报》曾作了报道。但没过多久，《人民日报》就又要公布处决刘青山的消息。有报社领导请示说，能不能给“青”字加上三点水，让“刘青山”变成“刘清山”来掩人耳目。毛泽东说：“不行！你这个三点水不能加。我们就是要向国内外广泛宣布，我们枪毙的这个刘青山，就是参加国际会议的那个刘青山，是不要水分的刘青山。”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北京举行。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朱德兼任中纪委书记前后共5年零7个月时间。1955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改成监察委员会，由董必武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朱德出席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大会。5月6日，朱德在会上讲话，对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新建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了殷切希望。
在朱德主政中纪委5年多的时间里，他为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倾注了许多心血。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了近30万起案件，在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克服党内纪律松弛现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曾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王从吾回忆说：“朱德同志以身作则，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纪律，带领大家认真负责地做好纪律检查工作。在全國解放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违犯党纪的各种不良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许多重大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从而使我们能够从纪律检查方面来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无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同样也是开国第一场反腐战争的司令。
（参考资料：《伟大的道路》、《朱德传》、《检察日报》等;作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金冲及、徐伯黎等）
朱德：“要接班，不要接官”
朱德告诫子孙：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他用拐棍杵地板对孙子发脾气说：我不要孝子贤孙，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朱德的孙子朱国华被枪毙时，康克清的态度很明确：“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正是朱德生前的嘱咐。
“要接班，不要接官”
朱德克勤克俭，一身清廉，为处在执政党地位的共产党人做出了表率，也为朱家子孙留下了淳朴的家风。
朱德有一子一女，分别是朱琦与朱敏。朱琦与妻子赵力平共有四子一女，分别是朱援朝、朱和平、朱全华、朱国华和女儿朱新华。朱德的女儿朱敏共有五子一女，分别是刘建、刘康、刘进、刘敏、刘武、刘丽。朱德认为孙儿没有内外之别，所以孙子、外孙都叫他爷爷。
朱德对子孙后代一直严格要求，从不允许子女讲特殊、徇私情。他经常说：“我不要孝子贤孙，要革命子女的接班人。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班就是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只想着自己的名誉、地位，这样的人早晚要被人民打倒。”
德字贯穿于朱家家风
全国政协委员、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和平从小就在爷爷朱德身边生活，对爷爷的品德耳濡目染。朱和平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风格，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终生的，‘忠诚，厚道，勤奋，努力’这八个字就是朱家的家风，贯穿其中的是一个德字。” 朱和平说，朱家祖祖代代都是农民，到爷爷这一代是晚清时期，已经成为了佃农，也就是完全的‘打工族”，十分穷苦。一个“打工族”在30岁时就当上了少将，“他就是农民工成才的榜样”。而在高官厚禄的情况下，抛弃一切，投身共产党，更需要极强的理想信念与意志品格。朱德说自己只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新中国成立后，朱家有一个账本，里面详细记载了每月的开支，例如朱德每次外出视察的食宿费，还有日常生活的花费，详细到每一次理发、修皮鞋等的费用。朱德说：“是兄弟们省吃俭用，供养我读书。没有那些在家吃苦的兄弟，就没有今天的我。”
解放后，朱德决定让家乡亲族每家送一个年龄小的孩子来北京读书。这样既可以减轻亲人们的负担，又可以让这些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将来成为建设国家的有用人才。
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要稍微高些。朱德功高德劭，完全可以拿元帅的工资，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实际职务为由，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
这样一来，他和康克清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才顶一个元帅的工资。两位老人日常生活，再加上十几个孩子的吃、穿，上学的费用，还要接济家乡的亲戚等，日子变得紧巴巴的。
外孙刘武回忆说：“我记得是70年代，爷爷曾感叹地说：我这一辈子没吃过饱饭！我不理解是什么原因，就问我妈说，爷爷生活条件这样子，总比老百姓要好一点，他自己为什么说他吃不饱饭呢？后来，我妈妈解释说，因为战争年代，不管长征也好，抗日战争也好，解放战争也好，没什么吃的。解放以后他又得了糖尿病，想吃也不能吃了。”
朱德的儿子朱琦，也就是朱和平的父亲，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随即奔赴抗日战争前线，在1943年突破敌人封锁线时腿部负伤，落下“三级残废”的遗憾，终身行动不便。
朱德家风严格，从不允许公车私用。这一条规矩在朱家严格履行。朱和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当年每当秘书或工作人员提出开车去车站接朱琦，朱琦总是断然拒绝：“万万使不得。父亲知道后会非常生气。”说起朱琦这句话，朱和平语气惟妙惟肖，一切历历如昨。
朱德的女儿朱敏出生后不久，被送到四川老家，跟着外婆生活，14岁到延安后，才见到朱德。然后，又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等一群孩子远赴苏联求学。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抓到集中营，饱受非人折磨和摧残，给朱敏的身体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
又是一个十年，1950年暑假，朱敏回国再次见到父亲时，已从一个面黄肌瘦的少女，出落成一个美丽可人的大姑娘，一名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的大学生。
朱敏细致描写了十年后，她在中南海家里再次见到父亲的情景：爹爹进屋时一头汗，身穿的丝绸短衫背面也印了一块深色汗迹。他一看见我，没有像康克清妈妈那样上前握我的手，而是站在我面前，嘿嘿地笑。
这个只知道站在女儿面前“嘿嘿地笑”的人，此时既不是委员长，也不是总司令，他和天下所有的老父亲一样，平实、厚道，他们沉默地爱着，欢喜地看着长大成人的女儿……
1964年底，朱敏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派出的工作组，到山西晋东南长治地区的武乡县搞“四清”运动。
朱敏工作的地方是深山区，一次晚上走路，她失足跌下十米深沟，当人们找到她的时候，她满脸是血，已经昏迷不醒了。随队医生简单处理后表示，要挽救朱敏的生命，唯一的办法是赶紧转院治疗，可是，他们当时离最近的县城医院也要走七八个小时，怎么办？情急之下，工作组领导想办法拨通了中南海的电话，把朱敏受伤的情况告诉了朱德。“她到底怎么了？”朱德着急地问。
“恐怕有生命危险，我们建议派架直升飞机，不然，时间来不及。”话筒那边沉默不语。“老总啊，朱敏的身体一直不好，这您是知道的，拖下去很难……”“好！马上派直升飞机。”朱德终于同意了。
三个小时后，直升飞机把朱敏接到了北京。昏迷着的朱敏不知道，快80的老父亲早早就等在医院的门口，女儿的伤让他揪心呀！这次事故导致朱敏右眼失明，落下腰椎间盘突出症。为保住左眼，她只好摘除了右眼。朱德一直为女儿少年时所受到的苦难深感内疚，一直对他没有给女儿更多的父爱留有遗憾。也可能正是这种挚爱，让朱德行使了一次特权，下令用直升飞机救女儿一命。
康克清：“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朱国华是朱琦最小的儿子。上世纪80年代初，朱国华大学刚毕业，在天津铁路部门工作，1983年9月，在“严打”中，他因流氓罪被枪毙。
当时，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说康克清去天津了解情况，想给孙子减刑。”
事实上，案发后康克清接到了有关部门转来的一份记录电话，向她通报情况。她的态度很明确：“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康克清曾对跟随她多年的老秘书叶梅娟说：“朱德同志生前有过嘱咐：‘如果孩子不争气，犯了错误，出了问题，你也不用生气，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子孙不争气，你可以登报与他们脱离关系。’”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朱国华终审后，没有当庭宣判，审判委员会的意见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天津市委将是否判他死刑的請示报告递到邓小平手里，邓小平没有批，指示把请示文件拿给康克清，一切请她决定，最后康克清批复：“同意死刑。”
就在朱国华被执行死刑的次日，康克清外出参加重要活动。行车途中，她平静地对司机刘国和说：“刘师傅，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的孙子犯了罪，昨天给枪毙了。”刘国和说：“我也听说了，但没敢问您。”
稍后，刘国和又谨慎地问：“听专车司机们说，您在判决书上签过字？”康克清略显激动地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责编：周昀舒;参考资料：《中国经济周刊》、《帅府家风》;作者：周海滨、肖伟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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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出任建国来首任中纪委书记，成为反腐这场特殊战争的总司令。
朱德爱兰，品性如兰。无论革命环境如何险恶、处境如何艰难，朱德都立场坚定，毫不动摇。越是危难关头，越是多事之秋，越能显示出他的品格与才能。习近平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缺了它就会得“软骨病”。朱德就是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炼就了一副“金刚不坏之身”。他常说：我们奋斗是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为钱、为发财。正因如此，他在关键时刻让党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
面对无视党纪、道德败坏的贪腐分子，朱德言明：我们的党只有一种纪律，决不允许任何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独立王国的存在，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要一视同仁，有些人认为党的纪律只是要一般党员遵守的，自己可以例外，还有人轻视政府和法律，认为法律只是给老百姓遵守的，自己可以不遵守。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只要违反了政策，违犯了纪律，我们就去检举、纠正。
1952年2月10日，枪决共和国第一反腐大案案犯刘青山、张子善的枪声，犹如一阵飓风从神州大地上刮过，举世为之震惊！香港的一家报纸禁不住惊呼：“共产党杀了共产党！”世界舆论也反响强烈。一家通讯社的报道这样写道：“中共建立北平大陆政权第二十八个月的今天，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他们一起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正面临着一场法律的考验……”
毛泽东赞他如海又如钢
1886年12月1日，朱德诞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穷的佃农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讲武堂毕业的朱德被派到云南新军，不久即成为当时军界瞩目的新星。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第二年，朱德从重庆顺江出川到上海，进医院戒断毒瘾。他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被陈独秀拒绝，后在周恩来的介绍下终于入党。
1927年8月1日，朱德以国民革命军第9军副军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身份参与指挥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南昌起义。第二年4月，朱德率部队开赴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农民军队会师，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被称为“朱老总”。在长征中，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后分离，朱德同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别，分路前进，同张国焘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朱德以他的持重朴实避免了红军的分裂。
何福圣当时担任张国焘内卫排排长，他回忆张国焘曾下令解除朱德、刘伯承两位首长卫队及参谋人员的武装，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当我们把朱德、刘伯承二位首长“请”进张国焘屋子里时，张请他们坐，然后对他今晚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解释，表示这样做并非他之所愿，而是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红军而迫不得已，心中苦衷，望他们能予谅解并对今晚的行动原谅。
朱、刘二位首长直率地指出张国焘今晚的做法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刘伯承说：“这是红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劣事件。”朱德说了一句很让张国焘难堪的话：“我看你是想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即使如此，张国焘依然没有因难堪而“暴跳如雷”，他仍是以请求的口吻劝说朱德和刘伯承，在这场他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进行斗争的关键时刻，能够公开站在他这一边。他说了许多攻击毛泽东的话，希望朱德能站出来谴责毛泽东，断绝和毛的关系。
张国焘费尽口舌的挑拨并没有达到目的，朱德很生硬地回答他：“天下谁不知道朱、毛？朱、毛一分裂，红军就完了。你可以把我砍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张国焘无奈，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朱德和他一起通电反对中央的北上决议。朱德明确地回答：“决议我是举过手的，我反对决议，不就否定了自己？”张国焘无计可施，苦着脸说：“玉阶兄，你我都是军人，在目前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我们彼此换换位置，你会把我怎么处理？”我们在场的人谁都听懂这是威胁——张国焘式的威胁。
朱德的火气也上来了，凛然道：“你既然已经把我们抓起来了，还假惺惺说这些干啥子？要枪毙就枪毙，那是你的权力。不过，我不会接受你的任何命令！”
张国焘试图以各种方式使朱德屈服都没有成功。据康克清回忆：“朱老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朱德镇定自若的态度、岿然不动的立场，令张国焘无计可施。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于甘肃会宁。朱毛会面后，毛泽东称赞他对张国焘“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
军内反腐，朱德制止部队经商
1947年5月，朱德、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从延安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一个精干的小部队在陕北坚持与胡宗南周旋。临别时，毛泽东交给朱德一个任务：解决华北部队的作战问题。
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兵力不足，被迫将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而解放军已度过了战争初期最困难的阶段，东北、华东等战区开始组织大规模战役，整军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只有华北战场打不开局面，没打过一个像样的歼灭战。
因此，毛泽东委托朱德去华北部队视察，看看原因何在。朱德到华北部队后，听取干部汇报，并实地调查研究，发现了严重的问题。1947年6月他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华北部队后方太大，出征人员少。野战军号称12万人，实际能用于作战的不到7万人。其余的都在后方搞生产，各自为政。团以上机关都有自己的财产，纪律也比较松弛。如果不割去这个大尾巴，华北部队的状况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抗战期间，太行山根据地的部队都是自谋生路的。延安不发经费，要部队自行解决生计问题。八路军不能像红军时期那样打土豪、分浮财解决军饷，只有靠生产经商。到1941年，晋察冀政府和部队的生产经营已初具规模，有了设备简单的小矿、化学工业和多种轻工业。边区军民的生活日用品大部分能够自给，不但解决了生存问题，还经常接济陕甘宁根据地。
但是到了解放战争，部队要打仗，原来的经营体制就成了大拖累。这种前后方不分、建制混乱的现象不解决，不但打不了仗，而且极易滋生贪污腐败，削弱部队战斗力。
朱德最后决定采取坚决手段割掉后方的大尾巴，让部队轻装作战。他指示华北部队：停止经营生产，商店一律归公。建立统一的后勤机构专门管理。这要涉及很多干部的切身利益。朱德向中央表示：“改组虽一定会有很多阻碍，当设法推动，以取得速效。”1947年6月3日，毛泽东致电同意朱德的报告，指示华北部队认真整顿。在刘少奇的配合下，华北部队清理了经商机构，后方人员由新建的军区后勤部统一管理。经过两个月的整顿，华北军区的混乱现象明显改变，制止军队经商，铲除了腐败滋生的根源。军内反腐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当年10月，华北部队在保定以北的清风店全歼国民党第3军，打了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朱德站在毛泽东身边。但是，在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照片里，却没有朱德的身影。共和国开国大典是胜利者最辉煌的庆典和荣耀的巅峰。在这个历史定格聚焦的瞬间，他在何处呢？
几十年后，这个谜底才揭开：就在毛泽东走向扩音器时，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人声鼎沸，人们蜂拥在毛泽东周围，新闻记者们也争相拍照。朱德从人群中逆向退出来，正好看到了不远处危险的一幕：因场地狭小，苏联摄影师克雷洛夫为了拍下完整而精妙的画面，倚着汉白玉栏杆的身子一再后仰，眼见情形十分危险。朱德一个箭步过去，牢牢地扶住了克雷洛夫的身子，一直等到他拍摄完毕。就这样，朱德帮助记者完成了这一重要使命，而他却把自己留在镜头之外……
主政中纪委
1949年11月9日，为了进一步遏制建政之后党内的贪腐之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朱德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对这一工作极为重视，立即主持创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制定工作细则，选调一批优秀干部从事这一工作。他要求中纪委定期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工作，及时总结工作经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对工作抓得很緊，在很短时间内，中央及各中央局，省、市、地委的纪委机构都相继建立起来，开始受理有关违纪案件。
1950年5月31日，华东局的一个通报中反映：浙江省萧山县（今杭州市萧山区）有两个区多山产竹，耕地极少，大部分群众以造纸为业。但当地干部却忽视这一地区的特点，有的村在划阶级时将槽户主划为地、富，工人划为贫雇农。在反霸时斗争了槽户主，而在征粮时又对没有田的手工业者派粮，他们无粮可缴只好抛售土纸，致使纸价暴跌。最后绝大多数槽户倒闭，大批手工业者失业，竹山荒毁殆尽。
朱德对这个通报所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立即代中央起草指示，指出：“萧山县此种破坏手工业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根本方针，是一种自杀政策，是绝对不允许的。对负有造成此种错误之主要责任的党员干部，应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我们对手工业的政策是扶助、改进、推广和保护的政策，而不是乱划阶级、乱斗争、乱征税的破坏政策”，对各种手工业“必须严格保护，不得侵犯，否则会严重脱离群众，并大大阻碍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52年1月，朱德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一起利用职权压制民主、诬陷好人、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事情是这样的，1950年9月间，武汉市医务部门曾有人匿名写信给毛泽东，揭发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官僚主义、工作失职（拒绝接收南下大军的急症病伤员，致使个别病伤员失治而死）等错误，中央要求武汉市委负责处理，武汉市政府将来信转给卫生局党组织查处。宋瑛见信后，却认为写信人是“动机不纯，有意破坏”，臆测这封匿名信是市属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纪凯夫等三人所写，并找他们核对笔迹，强迫他们承认错误。分管政法的副市长周季方支持宋瑛“追查控告人”。
1951年4月，武汉市第二医院发生一起盗窃保险柜公款的案件。周季方、宋瑛等又蓄意嫁祸纪凯夫，指示公安局将他逮捕，长期拘押逼供，并逮捕配制盗款所用钥匙的铜匠，逼使铜匠隐瞒真相诬陷好人。他们进而将盗窃案说成是“政治阴谋”，捏造证据诬陷纪凯夫是“特务”，并对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一些党员干部进行压制打击。根据宋瑛的反映，市委在未作深入调查的情况下支持了周季方的做法。
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了解真实情况后，都对此事提出不同意见。《人民日报》还在1951年9月11日“党的生活”专栏公开批评宋瑛、周季方压制民主、侵犯人权的错误，但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直接干预下，1951年11月间，以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主，包括11个相关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武汉市第二医院。经过3个星期的认真调查，得到了大量的人证物证，肯定盗款人是医院党支部书记王清，而纪凯夫完全是无辜者。检查结果还认定：王清伙同宋瑛合谋嫁祸于纪凯夫。检查组于12月中旬结束了调查工作，撤离医院，并起草了对此案的检查报告。
朱德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样一个明显简单的事件，竟弄得如此复杂，久不得决，是由于周季方、宋瑛等人宗派主义和极端恶劣的思想品质以及武汉市委负责同志的主观主义所造成的。”“这一问题的严重，不仅是诬陷了纪凯夫，而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性质的错误，竟发生在武汉市的领导机关，而领导人直到现在尚不觉悟，故有向您报告的必要。”
1952年元旦，毛泽东致电中南局：“中南局：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中南局随后决定给武汉市委和市政府党组以口头警告的处分并实行改组。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亲自到医院慰问纪凯夫，并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坚决保护人民检举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所犯错误的民主权利的。如果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敢于向检举人进行报复，人民政府是要坚决予以制裁的，不管这种人职位有多么高，功劳有多么大。”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刑事审判庭公布了对此案主要人员的判决：“王清偷盗公款，隐瞒罪责，捏词诬告陷害他人，处有期徒刑6年。宋瑛压制民主，蓄意诬陷，藉端报复，侵犯人权，处有期徒刑2年。周季方压制民主，侵犯人权，处有期徒刑9个月。” 中纪委对于“纪凯夫案件”认真、严肃的处理，在全国上下引起了震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致信毛泽东，提出在新形势下加强纪检工作的意见
1951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朱德立即指导中纪委和各级纪委紧张地投入工作，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展开办案定案工作。运动开始不久，1952年1月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国家直属机关开展运动的情况，并说：这次运动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以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政治思想水平。
1月26日，朱德再次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意见。他说：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对于反对党员违法乱纪的行为、加强党的纪律性、巩固党的组织起了一定的作用和获得一定的成绩，但纪检工作赶不上实际的需要，主要是对重要案件的处理软弱无力和对一般案件不能及时检查处理。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各级党委对纪律检查工作不够重视，没有积极领导和支持这一工作，同时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和委员一般均系兼职，无暇顾及或很少顾及纪律检查工作，加以办事机构还很不健全，专职干部的配备迄今不足半数，这样对重大案件的检查，困难就更多。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朱德提出三点意见：一、责成各级党委加强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党委会议上应定期讨论纪律检查工作，对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委应给予及时的指示，在检查处理案件时，党委应给予纪检干部以有力的支持。二、健全办事机构，充实专职干部。三、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分工合作，互相辅助。
毛泽东对朱德这个报告十分重视，在第二天就批示同意。2月初，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相结合进行的指示》，要求全党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标准八个问题的教育，并分期分批对党员进行审查和重新登记。这项工作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有32.8万余人被开除党籍或被劝告退党，与此同时，接收新党员100多万人，全国党员人数从1950年底的580万余人发展到636万余人，新建立党的支部8万多个。
1952年6月22日，朱德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中说：“三反”运动开展以来，有效地揭露了党员干部中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根据华北、华东、东北、西南、西北五个地区六月初的报告，揭发出的贪污分子和有贪污行为者中，党员占16.5%，其中有2万人左右被开除党籍。‘三反’运动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次有领导的、发动群众的、全体规模的、有系统的纪律大检查运动，使广大干部受到了教育和考验，证明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犯有违法乱纪错误的干部受到了应得的处分。”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肯定了朱德的报告。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三反”运动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发生过一些过火的行为。在运动收尾阶段，朱德指导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定案处理和复查工作。
香港的一家报纸禁不住惊呼：“共产党杀了共产党”
“三反”运动期间，朱德领导中纪委查处了一大批有贪腐问题的党政领导，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内第一次廉政风暴。
1952年11月29日，华北局关于《河北省天津地委贪污浪费严重，拟将刘张逮捕法办》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办公桌上。
刘青山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没有屈服，落马前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曾作绝食斗争和卧轨斗争，落马前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均已20多年，他们在艰难中都曾奋不顾身，作出应有的贡献，但解放后腐化堕落，犯下了党和人民难以饶恕的罪行。
当时，全国“三反”运动的大幕刚刚拉启，对这样两个党的高级干部如何处置，是一件关乎全局的重大事情。一连几天，全国各地报纸都在报道这样的情况：
北京市属各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已发现贪污分子650人，贪污额15亿元（旧人民币，下同）。天津市12个公安分局中，一个公安分局的干部、警士竟收受过3514户商家的贿赂！
西北局检察院、法院、纪检三单位已查出和受理的贪污案件共损失国家财产80余亿元。陕西省公安厅总务处挪用旧粮624万斤，其中借给私商已损失者即达18万斤。纪委一年半的时间共处理犯贪污蜕化错误的达1400余人。
根据西南局从1950年1月到1951年7月的不完全统计，发现贪污渎职案1400件，案犯3317名，共計盗窃国家财产110亿元以上，粮740余万斤，总计折款200亿元以上。
南昌市税务局60人集体贪污，涉及商人282户，零商75人。一个粮食局长贪污20万斤米，从其老婆鞋底查出12两黄金。江西有一个区的区长、区委书记、派出所所长集体嫖娼，甚至有的干部勾结土匪，杀人放火。群众反映：“比国民党还厉害！”龙南建设公司开幕时请客70桌，还是经县委宣传部长批准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艰苦朴素者反被讥笑为“牛列主义”。
华东地区各地法院1951年至11月间处理的贪污案件达8000多件，涉及干部615人，案值288亿元。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从1950年6月至11月统计，因个人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即达1242亿元。常州税务局85人集体贪污2.4亿元，贪污活动达两年之久，行贿商户近300家。
甘肃省仅几个专区和兰州市的不完全统计，贪污人数1177人，款数14.4亿元，省级各机关有500多人贪污，款数10亿元。贪污方式可谓机关算尽，五花八门，闻所未闻……
这些令人痛心的事实，使毛泽东感到愤慨、焦虑。华北的报告更让他极为震惊，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他批示“传阅周、朱后尚昆办”。 此后，毛泽东与朱德等人就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问题进行过多次谈话。毛泽东认为，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宽恕的。对于这样的叛徒和毒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对于贪腐情况，朱德多次强调：我们的党只有一种纪律，绝不允许任何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独立王国的存在，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要一视同仁，有些人认为党的纪律只是要一般党员遵守的，自己可以例外，还有人轻视政府和法律，认为法律只是给老百姓遵守的，自己可以不遵守。他还说：“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只要违反了政策，违犯了纪律，我们就去检举、纠正。”他对毛泽东的意见十分赞同。
1951年12月下旬，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在对刘、张公审前，他们二人的老领导、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找薄一波求情：“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薄一波为难地回答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最后在黄敬的一再要求下，薄一波不得不向毛泽东转达了他的请求。毛泽东当时对薄一波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拯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的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当场宣读了判决书，指刘青山和张子善的罪名包括“先后贪污、盗窃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1.6272亿元”。以当时购买力计算，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的赃款能购买小米5000万公斤，或者香油3000万公斤，或者猪肉2000万余公斤。因此“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宣布判决后，会场上响起一片欢呼声，刘青山和张子善在呼喊声中被押赴刑场，处以死刑。
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的枪声，犹如一阵飓风从大地上刮过，举世为之震惊！第二天，《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等均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在头版详细报道了公审大会的消息。与此同时，华北、东北、华南、西南、中南等各大城市的报纸、电台以及人民画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港澳的一些新闻媒体也都迅速对此作了报道。香港的一家报纸禁不住惊呼：“共产党杀了共产党！”世界舆论也反响强烈。一家通讯社的报道这样写道：“中共建立北平大陆政权第二十八个月的今天，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不得不面对着这样一个现实：他们一起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正面临着一场法律的考验……”
刘青山在被捕前，以中国青年农民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还当选常务理事，《人民日报》曾作了报道。但没过多久，《人民日报》就又要公布处决刘青山的消息。有报社领导请示说，能不能给“青”字加上三点水，让“刘青山”变成“刘清山”来掩人耳目。毛泽东说：“不行！你这个三点水不能加。我们就是要向国内外广泛宣布，我们枪毙的这个刘青山，就是参加国际会议的那个刘青山，是不要水分的刘青山。”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北京举行。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朱德兼任中纪委书记前后共5年零7个月时间。1955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改成监察委员会，由董必武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朱德出席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大会。5月6日，朱德在会上讲话，对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新建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了殷切希望。
在朱德主政中纪委5年多的时间里，他为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倾注了许多心血。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了近30万起案件，在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克服党内纪律松弛现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曾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王从吾回忆说：“朱德同志以身作则，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纪律，带领大家认真负责地做好纪律检查工作。在全國解放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违犯党纪的各种不良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许多重大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从而使我们能够从纪律检查方面来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无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同样也是开国第一场反腐战争的司令。
（参考资料：《伟大的道路》、《朱德传》、《检察日报》等;作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金冲及、徐伯黎等）
朱德：“要接班，不要接官”
朱德告诫子孙：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他用拐棍杵地板对孙子发脾气说：我不要孝子贤孙，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朱德的孙子朱国华被枪毙时，康克清的态度很明确：“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正是朱德生前的嘱咐。
“要接班，不要接官”
朱德克勤克俭，一身清廉，为处在执政党地位的共产党人做出了表率，也为朱家子孙留下了淳朴的家风。
朱德有一子一女，分别是朱琦与朱敏。朱琦与妻子赵力平共有四子一女，分别是朱援朝、朱和平、朱全华、朱国华和女儿朱新华。朱德的女儿朱敏共有五子一女，分别是刘建、刘康、刘进、刘敏、刘武、刘丽。朱德认为孙儿没有内外之别，所以孙子、外孙都叫他爷爷。
朱德对子孙后代一直严格要求，从不允许子女讲特殊、徇私情。他经常说：“我不要孝子贤孙，要革命子女的接班人。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班就是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只想着自己的名誉、地位，这样的人早晚要被人民打倒。”
德字贯穿于朱家家风
全国政协委员、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和平从小就在爷爷朱德身边生活，对爷爷的品德耳濡目染。朱和平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风格，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终生的，‘忠诚，厚道，勤奋，努力’这八个字就是朱家的家风，贯穿其中的是一个德字。” 朱和平说，朱家祖祖代代都是农民，到爷爷这一代是晚清时期，已经成为了佃农，也就是完全的‘打工族”，十分穷苦。一个“打工族”在30岁时就当上了少将，“他就是农民工成才的榜样”。而在高官厚禄的情况下，抛弃一切，投身共产党，更需要极强的理想信念与意志品格。朱德说自己只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新中国成立后，朱家有一个账本，里面详细记载了每月的开支，例如朱德每次外出视察的食宿费，还有日常生活的花费，详细到每一次理发、修皮鞋等的费用。朱德说：“是兄弟们省吃俭用，供养我读书。没有那些在家吃苦的兄弟，就没有今天的我。”
解放后，朱德决定让家乡亲族每家送一个年龄小的孩子来北京读书。这样既可以减轻亲人们的负担，又可以让这些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将来成为建设国家的有用人才。
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要稍微高些。朱德功高德劭，完全可以拿元帅的工资，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实际职务为由，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
这样一来，他和康克清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才顶一个元帅的工资。两位老人日常生活，再加上十几个孩子的吃、穿，上学的费用，还要接济家乡的亲戚等，日子变得紧巴巴的。
外孙刘武回忆说：“我记得是70年代，爷爷曾感叹地说：我这一辈子没吃过饱饭！我不理解是什么原因，就问我妈说，爷爷生活条件这样子，总比老百姓要好一点，他自己为什么说他吃不饱饭呢？后来，我妈妈解释说，因为战争年代，不管长征也好，抗日战争也好，解放战争也好，没什么吃的。解放以后他又得了糖尿病，想吃也不能吃了。”
朱德的儿子朱琦，也就是朱和平的父亲，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随即奔赴抗日战争前线，在1943年突破敌人封锁线时腿部负伤，落下“三级残废”的遗憾，终身行动不便。
朱德家风严格，从不允许公车私用。这一条规矩在朱家严格履行。朱和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当年每当秘书或工作人员提出开车去车站接朱琦，朱琦总是断然拒绝：“万万使不得。父亲知道后会非常生气。”说起朱琦这句话，朱和平语气惟妙惟肖，一切历历如昨。
朱德的女儿朱敏出生后不久，被送到四川老家，跟着外婆生活，14岁到延安后，才见到朱德。然后，又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等一群孩子远赴苏联求学。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抓到集中营，饱受非人折磨和摧残，给朱敏的身体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
又是一个十年，1950年暑假，朱敏回国再次见到父亲时，已从一个面黄肌瘦的少女，出落成一个美丽可人的大姑娘，一名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的大学生。
朱敏细致描写了十年后，她在中南海家里再次见到父亲的情景：爹爹进屋时一头汗，身穿的丝绸短衫背面也印了一块深色汗迹。他一看见我，没有像康克清妈妈那样上前握我的手，而是站在我面前，嘿嘿地笑。
这个只知道站在女儿面前“嘿嘿地笑”的人，此时既不是委员长，也不是总司令，他和天下所有的老父亲一样，平实、厚道，他们沉默地爱着，欢喜地看着长大成人的女儿……
1964年底，朱敏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派出的工作组，到山西晋东南长治地区的武乡县搞“四清”运动。
朱敏工作的地方是深山区，一次晚上走路，她失足跌下十米深沟，当人们找到她的时候，她满脸是血，已经昏迷不醒了。随队医生简单处理后表示，要挽救朱敏的生命，唯一的办法是赶紧转院治疗，可是，他们当时离最近的县城医院也要走七八个小时，怎么办？情急之下，工作组领导想办法拨通了中南海的电话，把朱敏受伤的情况告诉了朱德。“她到底怎么了？”朱德着急地问。
“恐怕有生命危险，我们建议派架直升飞机，不然，时间来不及。”话筒那边沉默不语。“老总啊，朱敏的身体一直不好，这您是知道的，拖下去很难……”“好！马上派直升飞机。”朱德终于同意了。
三个小时后，直升飞机把朱敏接到了北京。昏迷着的朱敏不知道，快80的老父亲早早就等在医院的门口，女儿的伤让他揪心呀！这次事故导致朱敏右眼失明，落下腰椎间盘突出症。为保住左眼，她只好摘除了右眼。朱德一直为女儿少年时所受到的苦难深感内疚，一直对他没有给女儿更多的父爱留有遗憾。也可能正是这种挚爱，让朱德行使了一次特权，下令用直升飞机救女儿一命。
康克清：“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朱国华是朱琦最小的儿子。上世纪80年代初，朱国华大学刚毕业，在天津铁路部门工作，1983年9月，在“严打”中，他因流氓罪被枪毙。
当时，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说康克清去天津了解情况，想给孙子减刑。”
事实上，案发后康克清接到了有关部门转来的一份记录电话，向她通报情况。她的态度很明确：“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康克清曾对跟随她多年的老秘书叶梅娟说：“朱德同志生前有过嘱咐：‘如果孩子不争气，犯了错误，出了问题，你也不用生气，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子孙不争气，你可以登报与他们脱离关系。’”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朱国华终审后，没有当庭宣判，审判委员会的意见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天津市委将是否判他死刑的請示报告递到邓小平手里，邓小平没有批，指示把请示文件拿给康克清，一切请她决定，最后康克清批复：“同意死刑。”
就在朱国华被执行死刑的次日，康克清外出参加重要活动。行车途中，她平静地对司机刘国和说：“刘师傅，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的孙子犯了罪，昨天给枪毙了。”刘国和说：“我也听说了，但没敢问您。”
稍后，刘国和又谨慎地问：“听专车司机们说，您在判决书上签过字？”康克清略显激动地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责编：周昀舒;参考资料：《中国经济周刊》、《帅府家风》;作者：周海滨、肖伟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