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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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10年2月,一本名为《中国的牛津运动》的书出版,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张之洞”。此时,张之洞已经故去。写书的人,曾跟随张之洞多年,是他的幕僚,曾受聘为总督衙门的德文翻译员。
  做张之洞幕僚时,此人因为通晓欧洲多国语言,在外国人面前替张之洞挣足了面子,因而张之洞待他要比别的译员有礼,但并不以“国士相待”,因为此人始终带着英国绅士般的孤傲之气。张之洞认为该办的事务,他敢顶撞;张之洞不爱听的评论,他脱口而出。于是,在担任张之洞幕僚的前十五年,他常常处于备用的境地。无聊之际,他便将《四书》重译成英文。虽然最终只译成《论语》《中庸》《大学》,却使他在中国官绅和西方华人中名声大振。他就是辜鸿铭。民国元年,辜鸿铭已经五十五岁。直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七十二岁去世时,他一直拖着辫子,穿着清装,高谈源于春秋的“名分大义”。用蔡元培的话说,他是“持复辟论者”。
  这多少给这个出生在南洋马来西亚、精通九国语言的“华侨”抹上了一丝神秘色彩。他的身上,集中着诸多矛盾点。晚清社会,他游历西方,通晓西方文化,却最终以儒学安身立命。他一生最大的乐趣和成就,是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翻译中国典籍,用不同国家的语言向世界呐喊:中国文化是拯救世界精神的优秀文化。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西方人除了知道中国的封闭、落后,还知道了这个古老的国家竟有着如此深厚的国学和灿烂的文明。
  在西方,许多人是敬重辜鸿铭的。他在欧洲留学十四年,获得十三个博士学位,以致德国著名教授纳尔逊不禁感慨:“这个人熟悉歌德就像他是一位德国人,熟悉爱默生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通晓《圣经》就像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但在国人眼中,辜鸿铭却有几分迂腐。他的脑后留着一根辫子,形似阿Q的“Q”。国人目之为“怪”,赞誉者,称道为“怪杰”;贬诋者,抑其为“怪物”。他的形象,颇似八大山人画的鸟,昂首阔步,白眼朝天。
  这样的怪杰注定桀骜不驯、能言善辩。辜鸿铭注重儒学,而胡适推崇西学。两人在新文化运动中多次交锋。1917年,胡适被聘为北大教授。作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他做了一次演讲,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的诗,下面跟着传来一句英文。全场一愣,原来那句英文是在嘲笑胡适的英语是英国下等人的发音。胡适十分生气,嘲讽的人却不以为然,他就是辜鸿铭。
  后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在众人都不敢剪辫子的晚清,辜鸿铭首先剪了辫子,而在众人都剪掉辫子的现在,辜鸿铭却留起了辫子,之前是“立异以为高”,现在是“久假而不归”。辜鸿铭决不吃素,一次,北大的学生又笑他的辫子,他反唇相讥:“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桀骜不驯的辜鸿铭为何写了《中国的牛津运动》给张之洞?他在纪念张之洞,也在批判张之洞。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牛津运动的领袖纽曼,把张之洞的《劝学篇》比作纽曼写的《辩护》,认为都是“人的心智不合常规的明显例证”。他拒绝认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他认为张之洞与纽曼的共同错误,在于否定真理和是非道德的绝对性。辜鸿铭认为张之洞的根本错误是,同时相信孔子学说和欧洲新学都是正确的。
  辜鸿铭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清流运动和牛津运动都是在反对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破坏力量。
  十九世纪西方浪漫主义的诗人和作家,英国的华兹华斯、罗斯金,德国的歌德,美国的爱默生……是辜鸿铭经常引用、谈论的对象。他熟悉和了解西方文化,又热爱中国传统国学。于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把中国的儒家思想传播到西方,饱含热情地向西方人介绍东方的文化和精神。西方社会当时正处于惨烈的战争之中,中国文明是解救战后创伤心灵的良药,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在西方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假如你到了中国,可以不去看故宫,但不能不去看辜鸿铭。
  辜鸿铭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思想和见地。他说,一个没有思想的人只能看见事物的外表,却无法看到内涵,看到物质客体的内在道德特质和精神价值。对于一个没有思想的人来说,正如华兹华斯所言:路旁的樱草就只是一颗樱草,再没有其他意义。
  这样一个有自己独特思想的人,在张之洞去世后,对自己的处境有了清晰的洞察。他曾在公开场合痛骂袁世凯,为了避免遭到不测,他远走他乡。辜鸿铭辞职南下,奔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的教务长。
  二
  辜鸿铭作为一位中西文化的沟通者,他翻译的儒家经典不断被输送到西方,向西方传播着中国的国学和哲学思想,对东学西渐起到了积极作用,赢得西方人的赞誉和推崇,也对交大的学风产生了影响。
  交大历来以重视国学而著称。国学素养是一个人才的基本素养,无论他所学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还是人文艺术、社会科学。交大有名的校长唐文治掌校时,每年都要举办国学大会。从交大走出的学子向来以“中学(国学)好、科学好、体育好”而闻名。交大的学生毕业后无论从事何种职业,身上总有一种儒者风范。
  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曾撰文回忆汪道涵学长,题目就是《汪老的儒行》,文中追忆说:汪老是机械工业部的,我以为他不会喜欢什么文科的书。事实不然,老先生不仅谙于文事,而且开口就是洋文和古文,指名道姓要看某某英文书和中文老书。有一天谈得高兴,他大讲莎士比亚,某剧某剧,某某人物,倒背如流。我只记得谈道to be or not to be时,我还算懂得,也知出处,插了几句嘴,别的就茫然了。他表示遗憾,现在家里连莎翁的原作都找不到了。老人这一心情,使我马上去雍和宫附近堆放抄家物资的地方找朋友,把好话说尽,想找一本莎翁原作。屡经翻腾,总算找到一本英文版全集,付书价大洋一元,于是连夜送到汪宅。这一来,汪老甭提多高兴了,又同我说了半天。因为白天我对to be or not to be接了嘴,这次他大谈中国和欧美学者的生死观。我实在想不到,一个学机械工业的老干部,会那么钟情莎士比亚的原作,懂得那么多西方哲学。   唐文治是一位眼界开阔的掌门人,他不仅仅重视国学,在交大主校十四年间,他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改革,开创了工管结合、工文并重的高等教育模式。交通大学一向以新思路、现代化著称,1908年,学校首先创办铁路专科,这是交大教育史上设立的第一个工程专科。1908年夏,成立电机专科,是我国近代高等学校设立的电机科之首。1909年,创建我国第一个航海专科。1918年,增设铁路管理科,这是我国工程教育注重工管结合的开端,成为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交通大学已拥有多个学院、多种专业系科,理、工、管三足鼎立,吸引着全国各地最优秀的学子。学校的课程设置、教材选择、教学实习,均以世界先进的水平为标尺,以性质最为相近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作为范本。最令师生自豪的,是交通大学被称为“东方MIT(麻省理工)”的荣誉。“北有清华、南有交大”则是众口相传的另一种说法,是学校水准与质量的体现。
  1956年,交通大学从上海西迁至西安。时任高教部部长的杨秀峰说:“交通大学到西安,将担负起在上海不能担负的任务。”
  西迁后的西安交大在以怎样的教育方式培养学生?2011年4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中写道:充分利用研究型大学的优质资源,实现从知识传授型向探索研究型教育的转变。2003年西安交大开始探索2+4+X人才培养模式。即2是本科前两年进行专业基础教育;4是将本科后两年和硕士生两年结合起来,在本科高年级引入导师制;X是针对不同学科、学位论文的要求,实行博士学习年限的弹性制。
  辜鸿铭早年坚持的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得以实现。在2+4+X人才培养模式中,特设自然科学与技术、文化传承、社会与艺术、生命与环境、世界文明五大类核心课程,向学生展现一个对社会、文明、人类自身的全新认识,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
  2006年,西安交大创建“工程坊”,让学生自己动手制作、创造、发明,培养创新人才。2014年11月18日《中国教育报》的文章《创新“梦工厂”让学生奇思妙想开花》中写道,工程坊实现了学生自主设计、自主制作、自主管理的运作机制,在2014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评选中,工程坊的全新实践育人模式获得全国一等奖。
  三
  2007年,西安交通大学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大学合作成立了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
  上午9时,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古德瑞奇中学里,20名8年级的学生欢快地来上中文课,一间充满中国元素的教室里挂着“积小流以成江河”的汉字书法作品。
  “你喜欢什么?”这是这堂中文课的主题。学生们很快学会了使用“喜欢”一词。“我喜欢学习中文,因为我想为自己的未来创造机遇。”一个小女孩说。“我喜欢学习中文,因为具有挑战性。”13岁的男孩艾弗里一脸坚毅地说道。
  古德瑞奇中学是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大学孔子学院的一个教学点。“真是不可思议,2007年孔子学院在内布拉斯加州刚建立时,只有300名学生,而现在学生数量已达万人。”内布拉斯加州州务卿约翰·基尔感叹道:“一些执着于梦想的人会改变世界。孔子学院的建立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学院传播的中国文化促进了内布拉斯加州与陕西省建立友好省州的关系。”
  有着“牛肉州”之称的内布拉斯加州位于美国中西部,面积200017平方公里,在美国50个州中排名第15位。古德瑞奇中学的社会课教师沙龙先生和雷纳尔女士创立了该校与西安交通大学附中的笔会联谊项目。两所学校的200多名学生相互写信交流,来自大洋彼岸遥远中国的信件,贴在古德瑞奇中学教室的墙上。“以前,学生们甚至无法在地图上指出中国的位置,而现在他们对中国充满了兴趣。”老师说。
  2009年,西安交通大学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成立了第二所孔子学院。汉语教学已不仅仅局限在大学校园,它辐射到利物浦市及周边地区的几十所中小学里。
  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钞秋玲说,以前说学英语是“从娃娃抓起”,而现在在孔子学院,学中文也是从娃娃抓起。“我叫戴维德,来自英国,我爱学中文……”11岁的男孩戴维德正在课堂上用中文介绍自己,他的身边是一群同龄孩子。这群来自不同地方的孩子,正相聚在一起饶有兴趣地探索着这个东方国家的文化。
  著名的语言学家、利物浦大学副校长、孔子学院外方院长迈克尔·霍伊也是一位“汉语迷”。他说,中国是目前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国家,并且文化博大精深,到2050年时,汉语将会成为和英语一样重要的世界性语言,学习汉语将成为一种趋势。他鼓励学生选择汉语作为第二外语。
  除了学习中国文化、汉语、书法、国画、舞蹈之外,院长希望建立汉学研究基地,培养一批文化、外交、中国哲学、中医、中国经济等方面的汉学家,并编制语言教学丛书。他信心十足。
  故事又回到开端,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不断强调中国文化的价值。1910年,辜鸿铭用英文写成的《中国的牛津运动》出版,在欧洲产生巨大影响,一些大学的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
  1915年,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和渊博的学识向世界传播着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的德文版出版后,在“一战”中的德国引起强烈反响,此时的欧洲文明正陷于危机之中,这本书向德国展示了中国儒家的心灵生活,礼仪、仁心、包容、广阔——一种优雅的文明。
  一百年后,海峡对岸的英国,一群英国学生正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广播体操乐曲的伴奏下,跟随着中国老师做广播体操。有一瞬间的错觉,你觉得自己是在中国,而这是英国利物浦孔子学院的晨景。
  一切仿佛就此画上句号。然而交大并没有停止演绎它的故事。一百多年过去,在首届“丝绸之路学术带”的高端国际论坛上,西安交大向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土耳其、印度、新加坡、波兰等十二个国家的专家发出创建“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的倡议。2016年4月,在西安交大120周年校庆之际,将举办“首届校长论坛及国际教育展”,一切都在传承之中默默连接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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