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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科举与诗歌是影响唐代社会的重要因素，几乎将这个时代所有文人牵涉其中，甚至还波及社会其他阶层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科举诗就是其孕育的产儿。科举制从隋到清经历了1300多年并最终被历史淘汰，其中诚然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然而唐科举制度对诗歌繁荣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不争的事实。唐诗的繁荣表现在很多方面，但是困难的是这一繁荣现象背后原因的深层分析。唐诗的繁荣固然是多个原因导致的局面，其中不乏经济的、政治的因素。本文主要讨论科举制度对唐诗发展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科举 诗歌 诗赋取士
自唐宋以来，科举应试成了莘莘学子生活的中心，为金榜题名，孜孜不倦，无怨无悔，辛苦奔忙。从“槐花黄，举子忙”的里谣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御训；从登科记所录“三条烛尽，烧残举子之心”到笔记所载新进士喜跃龙门、题名慈恩塔；从李娃助荥阳公子回头到王魁对焦桂英背情弃义、悲欢历历，无不形象地展现了被科举名利桎梏的众生相。而有关科举的众多诗篇，则是当日士子心态情状最直接、最真实的流露，这在以诗取士的唐朝，尤为显著。仅清编《全唐诗》中收录的科举诗就近2500首，将近作品总数的5﹪，有姓名可考的诗人达600多人，约占诗人总数的38﹪，几乎涉及这个时代所有著名诗人。从中可见考前穷愁潦倒的羁旅：“半雨半风终日恨，无名无迹几时回？”忐忑不安的试探：“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及第后妻妾的惊喜：“手把红笺书一纸，上头名字有郎君。”落第者寓于谐谑的悲愤不平：“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求仕的执着，干谒的羞辱，春风得意的欢欣，赍志而没的怨恨，凡此种种，无不形诸吟咏，流于笔端，个中滋味，耐人咀嚼。[1]
一.诗赋取士对唐诗发展的促进作用
“唐代诗歌创作的繁荣，原因固然很多，而以诗赋取进士，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2]。虽然唐代以诗赋取士始于何时，尚需研究；但唐承隋制，开科取士，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诗赋逐渐成为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则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当时不少中、小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了能施展抱负，实现理想，总是迫切希望通过科举步入仕途，而诗赋就成为一种阶梯。建国以后的唐代文学研究特别重视唐诗的繁荣，并把“诗赋取士”作为唐诗繁荣的一个原因。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如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唐代特重进士科……在进士考试中，诗歌是重要内容之一，所谓‘丹霞路在五言中’。这种制度对一般文人普遍重视诗歌技巧的训练及诗歌形式的掌握，也有一定的作用”[3]。《唐诗选》前言有：“唐代以诗赋取士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是打破世族垄断政治、为庶族大开仕进之门的新的官僚选拔制度，也是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因素”。
科举制度源于汉代的策试，萌芽于南北朝时期的九流常选，定型于隋代的进士科。唐代科举以进士科为重，明经次之。这是选拔政治人才的主要科目。进士科以贴经、策论、诗赋为主，明经科由以贴经、经义、策论为主。其中如贴经、经义，所要求举子的仅仅是记诵，绝不允许有丝毫的独立思考与自由发挥。进士科以诗赋为主要考核项目，也就是说若想在进士科取胜必须要会作诗，作好诗。因此，唐代学子把大量的时间、心思花在背经和学作诗方面。再说，科考是面向全国开放的；这就直接刺激了诗歌作者群体的壮大，拓展了文人的行踪，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云集京师；这就在唐诗中产生了许多送人赴考、贺人及第、慰人落第的作品，当然也有自述科考经历的诗篇。不少诗都写得声情并茂，极富时代气息，成为传世的名作。所以说，士子们奔忙于科考之途对唐诗的繁荣起了促进作用。因此，唐代“以诗赋取士”，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诗创作的繁荣。
二.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代社会推崇诗歌的良好风气
唐诗是我国源远流长的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古典诗歌艺术宝 库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它以丰富深厚的生活内容，绚丽多彩的艺术风格，赢 得了人们的普遍赞赏和高度评价，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典范；所以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说。作为一代文学的主要形式，并具有极高成就的唐诗，它的繁荣并不是偶然的。
唐代的科举考试制度，使得诗歌成为士人们的敲门之砖、进身之阶，就必然会促使整个社会对它的重视。在科举取士全面开放的背景下，这种刺激直接会带来诗歌创作群体的不断扩大。明代黄淳耀指出：“唐世以诗取士，上自王侯有土之君，下至武夫、卒史、缁流、羽人、伎女、优伶之属，人人学诗，一篇之工，播在人口，故诗人易以得名”[4]。同时八方士子赴京赶考，人才的流动和才艺的交流；林林总总的科举生活和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之情；为文人们造成了特定的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这世界正是唐代诗歌的灵感、形象、题材、形式、情感、目的等等所有因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从而为唐代诗歌发展结聚了外在的和内在的动力，促使唐诗在已有的基础上向更高层次进发。
而唐中期行卷之风的盛行对唐诗的繁荣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朱庆余的《近试呈张水部》、崔颢的《黄鹤楼》、王昌龄的《出塞》、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李贺的《雁门太守行》、张继的《枫桥夜泊》、聂夷中的《咏田家》等脍炙人口的名作。虽非科场应试之作，但皆是考前的“行卷”之文，与诗赋取士大有关联。许多文学之士，就是因此而高中科榜成为进士的。或许有许多文学作品既非应试诗，也非行卷之作；但士子们能创作出数量如此众多的诗文，则与科举制“以文取士”所造成的重文学、重诗赋的社会风气及其科举选士的全面开放有着某种戚戚相连的因果关系。严羽曾在《沧浪诗话》中明确指出：“唐诗何以胜于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5]。唐诗既为专门之学，又是如此的重要，其向“职业化”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唐代的诗人与科举的关系又怎能不密切呢！据统计，《唐百家诗选》中近90﹪的诗人参加过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者62人，占入选诗人总数的72﹪。《唐诗三百首》中入选诗人77家，进士出身者46人，占总数的60﹪。
关键词：科举 诗歌 诗赋取士
自唐宋以来，科举应试成了莘莘学子生活的中心，为金榜题名，孜孜不倦，无怨无悔，辛苦奔忙。从“槐花黄，举子忙”的里谣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御训；从登科记所录“三条烛尽，烧残举子之心”到笔记所载新进士喜跃龙门、题名慈恩塔；从李娃助荥阳公子回头到王魁对焦桂英背情弃义、悲欢历历，无不形象地展现了被科举名利桎梏的众生相。而有关科举的众多诗篇，则是当日士子心态情状最直接、最真实的流露，这在以诗取士的唐朝，尤为显著。仅清编《全唐诗》中收录的科举诗就近2500首，将近作品总数的5﹪，有姓名可考的诗人达600多人，约占诗人总数的38﹪，几乎涉及这个时代所有著名诗人。从中可见考前穷愁潦倒的羁旅：“半雨半风终日恨，无名无迹几时回？”忐忑不安的试探：“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及第后妻妾的惊喜：“手把红笺书一纸，上头名字有郎君。”落第者寓于谐谑的悲愤不平：“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求仕的执着，干谒的羞辱，春风得意的欢欣，赍志而没的怨恨，凡此种种，无不形诸吟咏，流于笔端，个中滋味，耐人咀嚼。[1]
一.诗赋取士对唐诗发展的促进作用
“唐代诗歌创作的繁荣，原因固然很多，而以诗赋取进士，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2]。虽然唐代以诗赋取士始于何时，尚需研究；但唐承隋制，开科取士，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诗赋逐渐成为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则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当时不少中、小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了能施展抱负，实现理想，总是迫切希望通过科举步入仕途，而诗赋就成为一种阶梯。建国以后的唐代文学研究特别重视唐诗的繁荣，并把“诗赋取士”作为唐诗繁荣的一个原因。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如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唐代特重进士科……在进士考试中，诗歌是重要内容之一，所谓‘丹霞路在五言中’。这种制度对一般文人普遍重视诗歌技巧的训练及诗歌形式的掌握，也有一定的作用”[3]。《唐诗选》前言有：“唐代以诗赋取士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是打破世族垄断政治、为庶族大开仕进之门的新的官僚选拔制度，也是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因素”。
科举制度源于汉代的策试，萌芽于南北朝时期的九流常选，定型于隋代的进士科。唐代科举以进士科为重，明经次之。这是选拔政治人才的主要科目。进士科以贴经、策论、诗赋为主，明经科由以贴经、经义、策论为主。其中如贴经、经义，所要求举子的仅仅是记诵，绝不允许有丝毫的独立思考与自由发挥。进士科以诗赋为主要考核项目，也就是说若想在进士科取胜必须要会作诗，作好诗。因此，唐代学子把大量的时间、心思花在背经和学作诗方面。再说，科考是面向全国开放的；这就直接刺激了诗歌作者群体的壮大，拓展了文人的行踪，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云集京师；这就在唐诗中产生了许多送人赴考、贺人及第、慰人落第的作品，当然也有自述科考经历的诗篇。不少诗都写得声情并茂，极富时代气息，成为传世的名作。所以说，士子们奔忙于科考之途对唐诗的繁荣起了促进作用。因此，唐代“以诗赋取士”，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诗创作的繁荣。
二.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代社会推崇诗歌的良好风气
唐诗是我国源远流长的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古典诗歌艺术宝 库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它以丰富深厚的生活内容，绚丽多彩的艺术风格，赢 得了人们的普遍赞赏和高度评价，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典范；所以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说。作为一代文学的主要形式，并具有极高成就的唐诗，它的繁荣并不是偶然的。
唐代的科举考试制度，使得诗歌成为士人们的敲门之砖、进身之阶，就必然会促使整个社会对它的重视。在科举取士全面开放的背景下，这种刺激直接会带来诗歌创作群体的不断扩大。明代黄淳耀指出：“唐世以诗取士，上自王侯有土之君，下至武夫、卒史、缁流、羽人、伎女、优伶之属，人人学诗，一篇之工，播在人口，故诗人易以得名”[4]。同时八方士子赴京赶考，人才的流动和才艺的交流；林林总总的科举生活和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之情；为文人们造成了特定的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这世界正是唐代诗歌的灵感、形象、题材、形式、情感、目的等等所有因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从而为唐代诗歌发展结聚了外在的和内在的动力，促使唐诗在已有的基础上向更高层次进发。
而唐中期行卷之风的盛行对唐诗的繁荣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朱庆余的《近试呈张水部》、崔颢的《黄鹤楼》、王昌龄的《出塞》、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李贺的《雁门太守行》、张继的《枫桥夜泊》、聂夷中的《咏田家》等脍炙人口的名作。虽非科场应试之作，但皆是考前的“行卷”之文，与诗赋取士大有关联。许多文学之士，就是因此而高中科榜成为进士的。或许有许多文学作品既非应试诗，也非行卷之作；但士子们能创作出数量如此众多的诗文，则与科举制“以文取士”所造成的重文学、重诗赋的社会风气及其科举选士的全面开放有着某种戚戚相连的因果关系。严羽曾在《沧浪诗话》中明确指出：“唐诗何以胜于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5]。唐诗既为专门之学，又是如此的重要，其向“职业化”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唐代的诗人与科举的关系又怎能不密切呢！据统计，《唐百家诗选》中近90﹪的诗人参加过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者62人，占入选诗人总数的72﹪。《唐诗三百首》中入选诗人77家，进士出身者46人，占总数的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