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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比较贾谊的《过秦论》和杜牧的《阿房宫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贾谊作《过秦论》，年23岁；杜牧作《阿房宫赋》，年亦23岁。两篇文章的写作都是在皇帝即位的第二年：《过秦论》写于汉文帝二年；《阿房宫赋》写于唐敬宗宝历元年。不过两者写作的动因却不一样，贾谊的《过秦论》是应文帝之诏而作，叙述了秦的盛衰历史，总结了秦的兴亡教训，结论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杜牧《阿房宫赋》并非应皇帝之诏而作，故文学想象大于严谨的论证。本文仅探讨这两篇文章在立意上的区别。
关键词：《过秦论》 《阿房宫赋》 立意
比较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的《过秦论》和杜牧（公元803年—公元852年）的《阿房宫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贾谊作《过秦论》（公元前178年），年23岁；杜牧作《阿房宫赋》（公元825年），年亦23岁。两篇文章的写作都是在皇帝即位的第二年：《过秦论》写于汉文帝二年（汉文帝在位23年：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6年）；《阿房宫赋》写于唐敬宗宝历元年（唐敬宗在位3年：公元824年—公元826年）。
不过两者写作的动因却不一样，贾谊的《过秦论》是应文帝之诏而作，“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说：‘吾谓《过秦论》亦贾生所上之书，且为以后诸篇之纲领。何以言之？《新书》分事势、连语、杂事三类，凡属于事势者，皆为文帝陈政事，不应首篇独异。’”（引自王兴国《贾谊评传》）《过秦论》是一篇以秦为喻的政论，“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二《始皇本纪赞后人所乱》中云：‘上篇（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过秦论》）是专责始皇，而每以陈涉与六国相形，以见其不施仁义，故前之灭六国易，后之亡于陈涉亦易。’”（引自王兴国《贾谊评传》）《过秦论》和同时进上的《论积贮疏》一起，构成了贾谊的治国思想，只是《论积贮疏》表达的是贾谊的经济主张，《过秦论》反映的是贾谊的政治主张。贾谊在《过秦论》中叙述了秦的盛衰历史，总结了秦的兴亡教训，结论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值得指出的是，贾谊的“仁义”观带有鲜明的“民本”色彩，贾谊从秦的强盛与灭亡中，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过秦论》之所以要引述秦的历史，是因为西汉离秦不远，贾谊作《过秦论》时，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建立才28年——汉高帝刘邦在位12年（刘邦先称汉王，前202年称帝）；汉惠帝刘盈在位7年；高后吕雉在位8年；文帝在位1年。“汉人上疏多喜称引秦事，徐乐、严安之上书，刘向之谏起昌陵，皆如此”。（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引自王兴国《贾谊评传》）只不过贾谊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分析和总结。秦国以武力兼并六国，建立起强大的秦王朝，而后又以武力压迫人民，导致强大的秦王朝不久灭亡。秦国能够凭借武力兼并六国，事出有因，因为相比秦国的暴虐，当时的六国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秦国的战争机器比六国更加强大，更加有效，加之百姓厌战，渴望战争平息，所以战争赢面的天平最后倒向了秦国，但也因此造成了秦王朝的错觉，以为夺取天下靠武力，治理天下也可凭武力，这实在是治国思想的错误。因此贾谊的《过秦论》并非仅是总结秦兴亡的经验教训，实也是阐述他的治国思想。比较而言，处在战国时期秦国的治国思想之所以没有造成秦国的垮台，是因为当时正出于战争的状态，处于谁最终能够统一天下的局面，秦国的“霸道”策略适宜于兼并战争，一旦天下统一，秦王朝仍沿用这种战争思维，依靠残暴和血腥的镇压迫使人民就范，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李斯的《行督责书》中言：“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所有的贤明君主，都能拂逆世风、扭转民俗，废弃他所厌恶的，树立他所喜欢的，因此在他活着的时候才会有尊贵的威势，在他死后才会有贤明的谥号。正因为如此，贤明的君主才集权专制，使权力不落入下臣手中，然后才能斩断仁义之路，堵住游说之口，困厄烈士的死节行为，闭目塞听，任凭自己独断专行，这样在外就不致被仁义节烈之士的行为所动摇，在内也不会被劝谏争论所迷惑。所以才能特立独行，逞其为所欲为的心志，而没有人敢反抗。像这样，然后才可以说是了解了申不害、韩非的统治术，学会了商鞅的法制。法制和统治术都学好并明了了，天下还会大乱，这样的事我还没听说过。）这是赤裸裸的“独夫民贼”思想，正因为秦王朝过度使用民力，视百姓如草芥，导致人民不堪重负，于是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秦王朝的垮台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过秦论》所体现的政治家洞见，便是贾谊看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要有一个适用于长治久安的治国思想，而贾谊认为的长治久安的治国思想，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就是“施行仁义”。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实行的是“黄老刑名之学”，“黄老刑名之学”是一种以道家思想为基础杂取他家一些观点融汇而成的学说体系，主旨是“无为而治”。不过作为一种治国思想，尽管“黄老刑名之学”切合当初社会需要休养生息的实际，但终究显得混杂，且与提倡“仁义”治国的儒家思想有本质的差异，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贾谊师从荀（况）派弟子吴公（史失其名）和张苍，所学虽与韩非、李斯同属荀子儒家学派，但和韩非、李斯的思想最终与法家思想合流不同，贾谊的思想仍以正统的儒家（杂阴阳五行学）思想居多，和秦时王绾、淳于越代表的儒家孔孟正统派（包括阴阳五行家与神仙家）一脉相承，主张的都是“仁义”思想。贾谊在《新书·大政篇》中说：人君“知善而弗行，谓之不明；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予有德；天有常灾，必予夺民时。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的这一说辞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仁政”（以民为本）思想。到了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终于完成了儒家思想在治国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大任，当然董仲舒的“儒术”已是改造过的“新儒家”思想，其中汲取了其他一些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思想学说，成为一个能为统治者接受的治国思想。 贾谊秉承“仁义”的治国思想，当然不是只想坚守儒家孔孟正统思想这么简单，它和当时的社会实际密切相关，因为当时西汉王朝面临的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外有西汉王朝同北方匈奴政权之间的矛盾，内有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之间的矛盾，更何况，即使西汉王朝实行了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但农民的经济状况依然十分窘迫，正如晁错（公元前200—公元前154年）在《论贵粟疏》（距贾谊上《过秦论》和《论积贮疏》十年）中所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现在五口之家的农夫，其中从事于官府劳役的至少二人，他们能够耕种的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超过百石。春天耕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还得砍柴，修治官舍，提供劳役；做这些事情，春天不能躲避风沙尘土，夏天不能躲避酷暑炎热，秋天不能躲避阴冷风雨，冬天不能躲避寒流冰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另外还要有个人的送往迎来，如悼念死者，慰问病人，抚老育幼等，费用都在里面。农民如此辛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和官府的急征暴敛，征收赋税没有一定的时候，早上发出的命令，到了晚上又更改了。在交纳赋税时，有粮的人，不得不以半价贱卖，手头无粮的人，只能以加倍的利息寻求借债，于是出现了卖田卖房甚至卖子孙来还债的情况。）因此贾谊的“仁义”，是提供给西汉皇帝的一剂治国良方。
对比贾谊《过秦论》中的政治家洞见，杜牧《阿房宫赋》显现出的则是文学家的眼光。杜牧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阿房宫赋》借古讽今，即借秦始皇荒淫奢侈自取灭亡的史实，讽喻皇帝，但因为《阿房宫赋》并非应皇帝之诏而作，故文学想象大于严谨的论证。《过秦论》鞭辟入里，《阿房宫赋》借题发挥。从文学的角度而言，《阿房宫赋》的影响可以和左思的《三都赋》一比高下，左思的《三都赋》一经问世便“洛阳纸贵”，杜牧的《阿房宫赋》刚一出世就引得士人争诵。当然左思写《三都赋》，为使文章的每一笔都有着落都有根据，曾收集了大量的历史、地理、物产和风俗人情的资料，经过十年，才将这篇凝结着他心血的《三都赋》写成。相比之下，杜牧的《阿房宫赋》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之风，想象与夸张使得这篇文赋有不少失实之处，如将阿房宫的兴建完全归于“秦爱纷奢”，有失偏颇，实是因为秦始皇嫌都城咸阳人多，原来的宫廷狭小，所以决定大造宫室；阿房宫直到秦亡尚未完成全部工程，怎会“覆压三百余里”；阿房宫的修建是在秦始皇离世的前二年（秦始皇在位37年），所以宫人们“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是不可能的。
杜牧不是一个政治眼光见长的作家，其对军事倒颇有研究，曾注《孙子》十三篇，如杜牧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就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议论项羽不该自杀，因为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大丈夫能伸能屈，保存实力，来日再战，最终获胜可期。而王安石的《乌江亭》：“百战疲劳壮士衰，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则从政治的角度来评判项羽已尽失人心，其兵败不可挽回，哪怕项羽再具人格魅力也不能聚死士卷土重来。虽然两人所持的结论各有道理，但以政治识见而言，高下立判，因为项羽失败根本的原因不在军事，而在政治，他代表的是领主的残余势力，要把社会倒退至秦以前的旧时代去，逆历史潮流而动，失败不可避免。当然也正是由于杜牧的政治敏感性不是很强，并未参与朋党之争，故而其结局相比卷入朋党之争漩涡的李商隐要好得多。
《阿房宫赋》虽然讽刺了唐代统治者的荒淫无道，并以秦朝灭亡的史实告诫统治者注意前车之鉴，但从深层次来说，杜牧并未看到问题的实质。唐穆宗和唐敬宗当然是两个奢侈荒淫的皇帝，如此无道，只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掌控在宦官的手里，舍生活中的享受别无他求。当时唐朝最大的危险其实来自于宦官专权以及朋党之争，导致政局动荡。由于杜牧此时尚未踏入宦途（杜牧是唐文宗大和二年即公元828年的进士，此时离《阿房宫赋》的写作已有三年），不谙朝廷政治的波诡云谲，仅以文学家的眼光看待问题，认识浮于表面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贾谊的评价，司马迁认为贾谊的才干足以担任公卿，何况文帝也有这一打算，只是由于当朝大臣的阻挠，文帝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并逐渐疏远贾谊，使他卒于藩国太傅之任；班固则认为，贾谊虽不至公卿，但他的谋略建议大体上都能得到施行，从这一点来看，他“未为不遇”。对于贾谊的“遇”与“不遇”尽管有分歧，但争论的双方都一致肯定贾谊是政治人才。
对于杜牧的评价，则大多从文学的角度认可他的历史地位。杜牧继承了唐代文学中的优良传统，主张文章“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他的诗文实践了这一理论，后人因此把他称为“小杜”，以别于杜甫，又与同时代的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
从这些评价也可以看出贾谊的政治见识非杜牧可以比拟。
（作者单位：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
关键词：《过秦论》 《阿房宫赋》 立意
比较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的《过秦论》和杜牧（公元803年—公元852年）的《阿房宫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贾谊作《过秦论》（公元前178年），年23岁；杜牧作《阿房宫赋》（公元825年），年亦23岁。两篇文章的写作都是在皇帝即位的第二年：《过秦论》写于汉文帝二年（汉文帝在位23年：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6年）；《阿房宫赋》写于唐敬宗宝历元年（唐敬宗在位3年：公元824年—公元826年）。
不过两者写作的动因却不一样，贾谊的《过秦论》是应文帝之诏而作，“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说：‘吾谓《过秦论》亦贾生所上之书，且为以后诸篇之纲领。何以言之？《新书》分事势、连语、杂事三类，凡属于事势者，皆为文帝陈政事，不应首篇独异。’”（引自王兴国《贾谊评传》）《过秦论》是一篇以秦为喻的政论，“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二《始皇本纪赞后人所乱》中云：‘上篇（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过秦论》）是专责始皇，而每以陈涉与六国相形，以见其不施仁义，故前之灭六国易，后之亡于陈涉亦易。’”（引自王兴国《贾谊评传》）《过秦论》和同时进上的《论积贮疏》一起，构成了贾谊的治国思想，只是《论积贮疏》表达的是贾谊的经济主张，《过秦论》反映的是贾谊的政治主张。贾谊在《过秦论》中叙述了秦的盛衰历史，总结了秦的兴亡教训，结论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值得指出的是，贾谊的“仁义”观带有鲜明的“民本”色彩，贾谊从秦的强盛与灭亡中，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过秦论》之所以要引述秦的历史，是因为西汉离秦不远，贾谊作《过秦论》时，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建立才28年——汉高帝刘邦在位12年（刘邦先称汉王，前202年称帝）；汉惠帝刘盈在位7年；高后吕雉在位8年；文帝在位1年。“汉人上疏多喜称引秦事，徐乐、严安之上书，刘向之谏起昌陵，皆如此”。（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引自王兴国《贾谊评传》）只不过贾谊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分析和总结。秦国以武力兼并六国，建立起强大的秦王朝，而后又以武力压迫人民，导致强大的秦王朝不久灭亡。秦国能够凭借武力兼并六国，事出有因，因为相比秦国的暴虐，当时的六国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秦国的战争机器比六国更加强大，更加有效，加之百姓厌战，渴望战争平息，所以战争赢面的天平最后倒向了秦国，但也因此造成了秦王朝的错觉，以为夺取天下靠武力，治理天下也可凭武力，这实在是治国思想的错误。因此贾谊的《过秦论》并非仅是总结秦兴亡的经验教训，实也是阐述他的治国思想。比较而言，处在战国时期秦国的治国思想之所以没有造成秦国的垮台，是因为当时正出于战争的状态，处于谁最终能够统一天下的局面，秦国的“霸道”策略适宜于兼并战争，一旦天下统一，秦王朝仍沿用这种战争思维，依靠残暴和血腥的镇压迫使人民就范，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李斯的《行督责书》中言：“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所有的贤明君主，都能拂逆世风、扭转民俗，废弃他所厌恶的，树立他所喜欢的，因此在他活着的时候才会有尊贵的威势，在他死后才会有贤明的谥号。正因为如此，贤明的君主才集权专制，使权力不落入下臣手中，然后才能斩断仁义之路，堵住游说之口，困厄烈士的死节行为，闭目塞听，任凭自己独断专行，这样在外就不致被仁义节烈之士的行为所动摇，在内也不会被劝谏争论所迷惑。所以才能特立独行，逞其为所欲为的心志，而没有人敢反抗。像这样，然后才可以说是了解了申不害、韩非的统治术，学会了商鞅的法制。法制和统治术都学好并明了了，天下还会大乱，这样的事我还没听说过。）这是赤裸裸的“独夫民贼”思想，正因为秦王朝过度使用民力，视百姓如草芥，导致人民不堪重负，于是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秦王朝的垮台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过秦论》所体现的政治家洞见，便是贾谊看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要有一个适用于长治久安的治国思想，而贾谊认为的长治久安的治国思想，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就是“施行仁义”。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实行的是“黄老刑名之学”，“黄老刑名之学”是一种以道家思想为基础杂取他家一些观点融汇而成的学说体系，主旨是“无为而治”。不过作为一种治国思想，尽管“黄老刑名之学”切合当初社会需要休养生息的实际，但终究显得混杂，且与提倡“仁义”治国的儒家思想有本质的差异，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贾谊师从荀（况）派弟子吴公（史失其名）和张苍，所学虽与韩非、李斯同属荀子儒家学派，但和韩非、李斯的思想最终与法家思想合流不同，贾谊的思想仍以正统的儒家（杂阴阳五行学）思想居多，和秦时王绾、淳于越代表的儒家孔孟正统派（包括阴阳五行家与神仙家）一脉相承，主张的都是“仁义”思想。贾谊在《新书·大政篇》中说：人君“知善而弗行，谓之不明；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予有德；天有常灾，必予夺民时。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的这一说辞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仁政”（以民为本）思想。到了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终于完成了儒家思想在治国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大任，当然董仲舒的“儒术”已是改造过的“新儒家”思想，其中汲取了其他一些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思想学说，成为一个能为统治者接受的治国思想。 贾谊秉承“仁义”的治国思想，当然不是只想坚守儒家孔孟正统思想这么简单，它和当时的社会实际密切相关，因为当时西汉王朝面临的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外有西汉王朝同北方匈奴政权之间的矛盾，内有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之间的矛盾，更何况，即使西汉王朝实行了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但农民的经济状况依然十分窘迫，正如晁错（公元前200—公元前154年）在《论贵粟疏》（距贾谊上《过秦论》和《论积贮疏》十年）中所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现在五口之家的农夫，其中从事于官府劳役的至少二人，他们能够耕种的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超过百石。春天耕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还得砍柴，修治官舍，提供劳役；做这些事情，春天不能躲避风沙尘土，夏天不能躲避酷暑炎热，秋天不能躲避阴冷风雨，冬天不能躲避寒流冰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另外还要有个人的送往迎来，如悼念死者，慰问病人，抚老育幼等，费用都在里面。农民如此辛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和官府的急征暴敛，征收赋税没有一定的时候，早上发出的命令，到了晚上又更改了。在交纳赋税时，有粮的人，不得不以半价贱卖，手头无粮的人，只能以加倍的利息寻求借债，于是出现了卖田卖房甚至卖子孙来还债的情况。）因此贾谊的“仁义”，是提供给西汉皇帝的一剂治国良方。
对比贾谊《过秦论》中的政治家洞见，杜牧《阿房宫赋》显现出的则是文学家的眼光。杜牧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阿房宫赋》借古讽今，即借秦始皇荒淫奢侈自取灭亡的史实，讽喻皇帝，但因为《阿房宫赋》并非应皇帝之诏而作，故文学想象大于严谨的论证。《过秦论》鞭辟入里，《阿房宫赋》借题发挥。从文学的角度而言，《阿房宫赋》的影响可以和左思的《三都赋》一比高下，左思的《三都赋》一经问世便“洛阳纸贵”，杜牧的《阿房宫赋》刚一出世就引得士人争诵。当然左思写《三都赋》，为使文章的每一笔都有着落都有根据，曾收集了大量的历史、地理、物产和风俗人情的资料，经过十年，才将这篇凝结着他心血的《三都赋》写成。相比之下，杜牧的《阿房宫赋》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之风，想象与夸张使得这篇文赋有不少失实之处，如将阿房宫的兴建完全归于“秦爱纷奢”，有失偏颇，实是因为秦始皇嫌都城咸阳人多，原来的宫廷狭小，所以决定大造宫室；阿房宫直到秦亡尚未完成全部工程，怎会“覆压三百余里”；阿房宫的修建是在秦始皇离世的前二年（秦始皇在位37年），所以宫人们“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是不可能的。
杜牧不是一个政治眼光见长的作家，其对军事倒颇有研究，曾注《孙子》十三篇，如杜牧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就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议论项羽不该自杀，因为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大丈夫能伸能屈，保存实力，来日再战，最终获胜可期。而王安石的《乌江亭》：“百战疲劳壮士衰，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则从政治的角度来评判项羽已尽失人心，其兵败不可挽回，哪怕项羽再具人格魅力也不能聚死士卷土重来。虽然两人所持的结论各有道理，但以政治识见而言，高下立判，因为项羽失败根本的原因不在军事，而在政治，他代表的是领主的残余势力，要把社会倒退至秦以前的旧时代去，逆历史潮流而动，失败不可避免。当然也正是由于杜牧的政治敏感性不是很强，并未参与朋党之争，故而其结局相比卷入朋党之争漩涡的李商隐要好得多。
《阿房宫赋》虽然讽刺了唐代统治者的荒淫无道，并以秦朝灭亡的史实告诫统治者注意前车之鉴，但从深层次来说，杜牧并未看到问题的实质。唐穆宗和唐敬宗当然是两个奢侈荒淫的皇帝，如此无道，只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掌控在宦官的手里，舍生活中的享受别无他求。当时唐朝最大的危险其实来自于宦官专权以及朋党之争，导致政局动荡。由于杜牧此时尚未踏入宦途（杜牧是唐文宗大和二年即公元828年的进士，此时离《阿房宫赋》的写作已有三年），不谙朝廷政治的波诡云谲，仅以文学家的眼光看待问题，认识浮于表面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贾谊的评价，司马迁认为贾谊的才干足以担任公卿，何况文帝也有这一打算，只是由于当朝大臣的阻挠，文帝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并逐渐疏远贾谊，使他卒于藩国太傅之任；班固则认为，贾谊虽不至公卿，但他的谋略建议大体上都能得到施行，从这一点来看，他“未为不遇”。对于贾谊的“遇”与“不遇”尽管有分歧，但争论的双方都一致肯定贾谊是政治人才。
对于杜牧的评价，则大多从文学的角度认可他的历史地位。杜牧继承了唐代文学中的优良传统，主张文章“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他的诗文实践了这一理论，后人因此把他称为“小杜”，以别于杜甫，又与同时代的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
从这些评价也可以看出贾谊的政治见识非杜牧可以比拟。
（作者单位：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