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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吉拉·卡特的《新夏娃受难记》，一方面，通过讲述主人公艾弗林的经历，揭示了在男性霸权统治下女性群体悲惨的境况，指出了社会性别是一种建构；另一方面，也塑造了因性别问题而处于社会边缘的受难者。通过描述他们的生存和心理状态，卡特指出异性恋规范对人们的性别身份认同造成了束缚，认为被社会建构起来的性别可能会使主体对自己的性别身份产生认识上的偏差，甚至导致对自身身份认同的缺乏。
关键词：性别认同；身份承认；社会建构；消解性别；自我意识
作者简介：苏悦（1992.11-），女，汉族，中国山东人，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2--02
一、引言
安吉拉·卡特（1940-1992）是当代英国最具独创性的女作家之一，她以独特而又鲜明的个人风格著称文坛。卡特的作品中充满着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一个将后现代文学和女性主义完美融合的典例。卡特在多年的创作生涯中， 着力于解构男权世界对女性本质的界定，同时讨论理想的两性关系。《新夏娃受难记》描述了主人公艾弗林变性前后对自身性别身份认知的心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对男性身份和女性身份形成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经历了蕾拉的绝对服从，“母亲”和零扭曲的一元世界，以及特丽思岱莎远离社会的“玻璃房”， 艾弗林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不断被打破、重建、强化。最后，卡特指出两性关系既不等同于父权文化和母权文化所定义的两性关系，也不等同于女性主义所追求的“双性同体”。通过主人公艾弗林的遭遇，她揭示并批评了父权文化对女性身体神话化的扭曲性书写以及母权文化激进派在反抗父权文化中的自我书写，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才使艾弗林经历了性别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双重危机。
二、性别认同和身份认同
朱迪斯·巴特勒被视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领军人物，在《消解性别》这本书里，巴特勒指出，性别的建构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主体要想取得對其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或者说主体所渴求的某个他者或群体的认同），总要先经历自我意识的缺失，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着心理崩溃或者是毁灭的危险。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引用黑格尔的观点阐释道：自我意识，来自于自身，他已经失去了自我，因为它发现自己是一种其他的存在。……不论意识是什么，不论自我是什么，它都只会通过自己在别人那里的反映发现自己。要做自己，它就必须经历自我丧失，而当它经历了这种丧失以后，它就再也不会“回到”曾经的自己去了。（巴特勒，2009： 152）也就是说，主体在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思考自己在他者那边的反映，因此一定程度上是按照他者的眼光进行的身份规范和建构。自从主体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基于生理性别的社会性别建构就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在不断地寻找适合自己的性别身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性别是流动的，是不断变换的，它时而超越规则，时而呼应规则，有时候甚至反作用于规则。
在《新夏娃受难记》中，男主人公艾弗林，蕾拉和零都缺乏对自身主体身份的认同，都是性别问题的受难者，都渴求能从社会的边缘地带向中心靠拢，都在通过不同的方式想要克服在寻求身份认同时所经历的“心理崩溃”。
三、受难者对身份认同的渴望
《新夏娃受难记》中，无论是男主人公艾弗林，还是蕾拉、零和特丽思岱莎，他们都是在社会性别建构过程中的迷失者、受难者。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对自身的性别和身份缺乏一种认同，因此备受折磨，不断经历心理上的危机和崩溃。
（一）黑夜里孤单的鬼魅——渴求男性認同的蕾拉
蕾拉一出场就显示出她致命的诱惑力和强烈的女性气质，“她黑的像阴影之源，肌肤黝黯无光且太过柔软……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她那双紧绷又坚韧的腿，静止中仿佛压抑着微颤的能量，就像马厩里赛马的腿，但黑色网袜将那双苗条长腿界定为青色用途，她不会用这双腿来逃跑。”（卡特，2009： 18）她散发出来的挑逗气味，让艾弗林从见到她的那一刻起，就迷失了，“就决心拥有她”。（卡特，2009： 19）作为一名夜总会的舞女，诱惑和勾引是蕾拉的一种职业惯性。她“有一种冰冷的饥渴，仿佛有一股比性欲干燥而理智的力量驱使她……那几乎像是报复—然而却是对她自己的报复，仿佛每次她不是把自己交给我（艾弗林），而是交给一种她看不起的渴望，或者交给一种令人厌恶但不得不从的仪式，仿佛她的感官肉欲需要这种形式，才能变得真实。”（卡特，2009： 17）长期生活在男性霸权的世界里，靠取悦男性而生存，她对女性的定义是模糊的，对男女关系的认识也是有限的。在她的世界里，她似乎认为，作为女性，就该绝对地服从男性的要求。蕾拉将自己的女性身份建立在男性的承认上，得到男性的认同就意味着她女性身份的建立和完成。根据巴特勒的说法，对承认的欲望是欲望在他者中寻找自我反应的过程。欲望一方面想否定他者的他者性，另一方面则又处于这样一个困境：它需要那个自己害怕成为、害怕被它摄取的他者。小说中的蕾拉就是这样，她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建立在一个他者的认同上，渴望从中得到承认，但却事与愿违，更严重地丢失了自己的自我意识。
每次去工作之前，蕾拉总是会拿出自己的化妆箱，将自己改头换面，“她专心直至沉思镜中的人影，但在我看来，她似乎并不把镜中人视为任何程度的自己。”（卡特，2009： 28）在几个小时的化妆时间里，打扮镜中的自己是她唯一专注的事情。蕾拉想要从他者，即从男性那里获得承认，她首先要做的就是查看从他者那里反映出来的自己。她要知道在他者的眼中，她是一个怎样的存在，通过这种观察，建立起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可是，在最后，她未能如愿：她怀孕了，这是一个女性最为女性的体现，但是仍旧不被艾弗林所承认，艾弗林甚至怀疑这不是他的孩子。于是，蕾拉的自我意识又经历了一次崩溃，她最终发现要从他者的反映中建立起自己是不可能的。她想从他者中找到自己，但发现那种反映只是自己被侵占的表征。 （二）男性霸权主义的极端——渴望女性认同的零
从“母亲”那里逃出后，艾弗林以一个女人的身份---新夏娃---被零俘虏。在卡特的笔下，零是一个男性霸权主义的极端代表。他只有一只眼睛一条腿；他用各种不堪的方法，虐待羞辱他的七个妻子；他要求女性对他绝对服从，不准许她们有自由意志。他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容挑战和质疑：他的七个妻子视他为神，他如宙斯一般，高高在上的俯视着她们、摆弄她们、控制她们。在他的眼里，他的妻子连猪都不如，他甚至要求她们不能用人类的语言进行交流，必须使用动物的声音。为了强化和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他灌输给他的妻子们一种理念，即女性就是服从，绝对的、无条件的服从。蕾拉想通过对男性的服从来建立自己的女性身份，而零则通过对女性的霸权统治来强化自己的男性特征：他们都将自己的身份建构寄托在另一个他者身上。
通过卡特的描写，读者能感觉到，零已经丧失了人性，浑身上下体现出残忍无道的兽性。他一直在沙漠里寻找特丽思岱莎，因为他相信他的不育是由于特丽思岱莎在镜头里的那个眼神对他实行了精神结扎。于是，为证明自己的男性特征，他通过折磨和驯化女性，来满足自己的心理缺失。
其实，零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男性身份并得到女性的认可，只是在这个身份探寻的过程中，他的自我被严重扭曲了，他的所作所为也疯狂得没有人性。为了获得承认，他不计代价不择手段。但是，承认不是作为一个或一系列实践而发生的，而是一種进行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着毁灭的心理危险。在《消解性别》中，巴特勒援引杰西卡·本杰明在《承认与毁灭》里的观点：为了得到承认，我们必须准备着去克服各种分裂模式，这些模式让我们要么背叛客体而支持自己，要么把我们自己的进攻性投射到客体身上……（巴特勒， 2009： 137）零在争取承认的过程中，并没有克服自己的心理崩溃，反而被这种否定轻而易举的吞噬了，于是他变得激进、狂躁，偏执地攻击、憎恶自己假想的敌人——特丽思岱莎，并把这种憎恶扩大到整个女性群体的身上。
其实，在被玻璃房的废墟压死之前，零就已经死了，他心理上的毁灭才是他死亡的真正原因。他最终也没有办法证实自己的男性身份，因为所有问题的根源并不是特丽思岱莎，也不是女人，而是他自己本身就缺乏对自己的认同。
（三）自我的瓦解与重建——艾弗林的性别扮演
艾弗林是一名英国男性教授，承袭着根植于身心的传统身份概念。他一直迷恋一名美国好莱坞女演员特丽思岱莎。在他眼里，特丽思岱莎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小说伊始，去纽约之前，艾弗林坚信“我们的外在象征必然总是绝对精确地表达我们的内在生命”。（卡特，2009： 2）受决定主义的影响，在异性恋的框架中艾弗林引诱并性虐那些他连名字都不会记住的女孩来发泄自己的欲望，忠实地扮演着自己的男性角色。
对于突如其来的女性身份，已经变成新夏娃的艾弗林不知何去何从。“我尚未变成女人，尽管拥有女人的形体。不是女人，不；既多于又少于真正的女人”。（卡特，2009： 89）她拥有精心制作的女性生殖器，却不知如何利用；她拥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性和性别——女性身体，但男性的特质仍存留于她体内：两者之间的冲突使新夏娃陷入两难之地。在她逃离“母亲”之后，一系列的经历彻底改变了她对身份的认知。最后，她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达成和谐共处的局面，证明性别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和不断的表演塑造形成。
在进入了零的领土以后，零的性暴力迫使她成为一名真正的女性。作为零的第八位妻子，她经历了一名女性在社会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为了避免零的怀疑，新夏娃用尽办法模仿其他妻子们。尽管如此，她仍会发出带有微妙男性意识的音调。“密集学习女性神态，加上每天操持家务”（卡特，2009：109），使她处于筋疲力尽的状态。同时，夏娃突然意识到许多女性一辈子正是活在这种模仿之中，由于每天都不断地模仿和表演各种女性行为，才变成了现在的自己。因此，性别是通过日复一日的互动，积极表演出来的。与特丽思岱莎的结婚使得夏娃对自己和特丽思岱莎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身份有了新的看法。每个人都在表演著自己的性与性别，而表演可能是双重性。当夏娃再次遇到蕾拉时，得知“母亲”因发现历史使神话变得没有需要而精神崩溃。夏娃一瞬间明白所谓的性别本质都将会被历史侵袭，夏娃重获新生。
四、结语
在《新夏娃受难记》中，通过艾弗林一系列的遭遇，我们可以感受到，性别身份是一个被建立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很容易对这个身份产生怀疑，并通过一些方式将自己的怀疑表现出来。很多时候，为了寻求对身份和性别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主体都要做出很多尝试和努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通常都会经历认知危机，只有克服了心理上的危机和崩溃时刻，才能建立起相对正确的性别观。
参考文献：
[1]Carter， Angela. The Passion of New Eve [M]. London： Virago Press， 2009.
[2]安吉拉·卡特.《新夏娃的激情》[M]. 严韵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欧阳美和， 徐崇亮.《新夏娃受难记》的女性主义读解[J]. 外国文学研究， 2003（4）：73-77.
[4]宋建福. 反拨“两权”女性神话的《新夏娃的激情》[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08（2）：149-159.
[5]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 宋素凤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6]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M]. 郭劼译.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9.
关键词：性别认同；身份承认；社会建构；消解性别；自我意识
作者简介：苏悦（1992.11-），女，汉族，中国山东人，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2--02
一、引言
安吉拉·卡特（1940-1992）是当代英国最具独创性的女作家之一，她以独特而又鲜明的个人风格著称文坛。卡特的作品中充满着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一个将后现代文学和女性主义完美融合的典例。卡特在多年的创作生涯中， 着力于解构男权世界对女性本质的界定，同时讨论理想的两性关系。《新夏娃受难记》描述了主人公艾弗林变性前后对自身性别身份认知的心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对男性身份和女性身份形成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经历了蕾拉的绝对服从，“母亲”和零扭曲的一元世界，以及特丽思岱莎远离社会的“玻璃房”， 艾弗林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不断被打破、重建、强化。最后，卡特指出两性关系既不等同于父权文化和母权文化所定义的两性关系，也不等同于女性主义所追求的“双性同体”。通过主人公艾弗林的遭遇，她揭示并批评了父权文化对女性身体神话化的扭曲性书写以及母权文化激进派在反抗父权文化中的自我书写，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才使艾弗林经历了性别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双重危机。
二、性别认同和身份认同
朱迪斯·巴特勒被视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领军人物，在《消解性别》这本书里，巴特勒指出，性别的建构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主体要想取得對其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或者说主体所渴求的某个他者或群体的认同），总要先经历自我意识的缺失，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着心理崩溃或者是毁灭的危险。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引用黑格尔的观点阐释道：自我意识，来自于自身，他已经失去了自我，因为它发现自己是一种其他的存在。……不论意识是什么，不论自我是什么，它都只会通过自己在别人那里的反映发现自己。要做自己，它就必须经历自我丧失，而当它经历了这种丧失以后，它就再也不会“回到”曾经的自己去了。（巴特勒，2009： 152）也就是说，主体在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思考自己在他者那边的反映，因此一定程度上是按照他者的眼光进行的身份规范和建构。自从主体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基于生理性别的社会性别建构就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在不断地寻找适合自己的性别身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性别是流动的，是不断变换的，它时而超越规则，时而呼应规则，有时候甚至反作用于规则。
在《新夏娃受难记》中，男主人公艾弗林，蕾拉和零都缺乏对自身主体身份的认同，都是性别问题的受难者，都渴求能从社会的边缘地带向中心靠拢，都在通过不同的方式想要克服在寻求身份认同时所经历的“心理崩溃”。
三、受难者对身份认同的渴望
《新夏娃受难记》中，无论是男主人公艾弗林，还是蕾拉、零和特丽思岱莎，他们都是在社会性别建构过程中的迷失者、受难者。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对自身的性别和身份缺乏一种认同，因此备受折磨，不断经历心理上的危机和崩溃。
（一）黑夜里孤单的鬼魅——渴求男性認同的蕾拉
蕾拉一出场就显示出她致命的诱惑力和强烈的女性气质，“她黑的像阴影之源，肌肤黝黯无光且太过柔软……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她那双紧绷又坚韧的腿，静止中仿佛压抑着微颤的能量，就像马厩里赛马的腿，但黑色网袜将那双苗条长腿界定为青色用途，她不会用这双腿来逃跑。”（卡特，2009： 18）她散发出来的挑逗气味，让艾弗林从见到她的那一刻起，就迷失了，“就决心拥有她”。（卡特，2009： 19）作为一名夜总会的舞女，诱惑和勾引是蕾拉的一种职业惯性。她“有一种冰冷的饥渴，仿佛有一股比性欲干燥而理智的力量驱使她……那几乎像是报复—然而却是对她自己的报复，仿佛每次她不是把自己交给我（艾弗林），而是交给一种她看不起的渴望，或者交给一种令人厌恶但不得不从的仪式，仿佛她的感官肉欲需要这种形式，才能变得真实。”（卡特，2009： 17）长期生活在男性霸权的世界里，靠取悦男性而生存，她对女性的定义是模糊的，对男女关系的认识也是有限的。在她的世界里，她似乎认为，作为女性，就该绝对地服从男性的要求。蕾拉将自己的女性身份建立在男性的承认上，得到男性的认同就意味着她女性身份的建立和完成。根据巴特勒的说法，对承认的欲望是欲望在他者中寻找自我反应的过程。欲望一方面想否定他者的他者性，另一方面则又处于这样一个困境：它需要那个自己害怕成为、害怕被它摄取的他者。小说中的蕾拉就是这样，她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建立在一个他者的认同上，渴望从中得到承认，但却事与愿违，更严重地丢失了自己的自我意识。
每次去工作之前，蕾拉总是会拿出自己的化妆箱，将自己改头换面，“她专心直至沉思镜中的人影，但在我看来，她似乎并不把镜中人视为任何程度的自己。”（卡特，2009： 28）在几个小时的化妆时间里，打扮镜中的自己是她唯一专注的事情。蕾拉想要从他者，即从男性那里获得承认，她首先要做的就是查看从他者那里反映出来的自己。她要知道在他者的眼中，她是一个怎样的存在，通过这种观察，建立起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可是，在最后，她未能如愿：她怀孕了，这是一个女性最为女性的体现，但是仍旧不被艾弗林所承认，艾弗林甚至怀疑这不是他的孩子。于是，蕾拉的自我意识又经历了一次崩溃，她最终发现要从他者的反映中建立起自己是不可能的。她想从他者中找到自己，但发现那种反映只是自己被侵占的表征。 （二）男性霸权主义的极端——渴望女性认同的零
从“母亲”那里逃出后，艾弗林以一个女人的身份---新夏娃---被零俘虏。在卡特的笔下，零是一个男性霸权主义的极端代表。他只有一只眼睛一条腿；他用各种不堪的方法，虐待羞辱他的七个妻子；他要求女性对他绝对服从，不准许她们有自由意志。他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容挑战和质疑：他的七个妻子视他为神，他如宙斯一般，高高在上的俯视着她们、摆弄她们、控制她们。在他的眼里，他的妻子连猪都不如，他甚至要求她们不能用人类的语言进行交流，必须使用动物的声音。为了强化和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他灌输给他的妻子们一种理念，即女性就是服从，绝对的、无条件的服从。蕾拉想通过对男性的服从来建立自己的女性身份，而零则通过对女性的霸权统治来强化自己的男性特征：他们都将自己的身份建构寄托在另一个他者身上。
通过卡特的描写，读者能感觉到，零已经丧失了人性，浑身上下体现出残忍无道的兽性。他一直在沙漠里寻找特丽思岱莎，因为他相信他的不育是由于特丽思岱莎在镜头里的那个眼神对他实行了精神结扎。于是，为证明自己的男性特征，他通过折磨和驯化女性，来满足自己的心理缺失。
其实，零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男性身份并得到女性的认可，只是在这个身份探寻的过程中，他的自我被严重扭曲了，他的所作所为也疯狂得没有人性。为了获得承认，他不计代价不择手段。但是，承认不是作为一个或一系列实践而发生的，而是一種进行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着毁灭的心理危险。在《消解性别》中，巴特勒援引杰西卡·本杰明在《承认与毁灭》里的观点：为了得到承认，我们必须准备着去克服各种分裂模式，这些模式让我们要么背叛客体而支持自己，要么把我们自己的进攻性投射到客体身上……（巴特勒， 2009： 137）零在争取承认的过程中，并没有克服自己的心理崩溃，反而被这种否定轻而易举的吞噬了，于是他变得激进、狂躁，偏执地攻击、憎恶自己假想的敌人——特丽思岱莎，并把这种憎恶扩大到整个女性群体的身上。
其实，在被玻璃房的废墟压死之前，零就已经死了，他心理上的毁灭才是他死亡的真正原因。他最终也没有办法证实自己的男性身份，因为所有问题的根源并不是特丽思岱莎，也不是女人，而是他自己本身就缺乏对自己的认同。
（三）自我的瓦解与重建——艾弗林的性别扮演
艾弗林是一名英国男性教授，承袭着根植于身心的传统身份概念。他一直迷恋一名美国好莱坞女演员特丽思岱莎。在他眼里，特丽思岱莎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小说伊始，去纽约之前，艾弗林坚信“我们的外在象征必然总是绝对精确地表达我们的内在生命”。（卡特，2009： 2）受决定主义的影响，在异性恋的框架中艾弗林引诱并性虐那些他连名字都不会记住的女孩来发泄自己的欲望，忠实地扮演着自己的男性角色。
对于突如其来的女性身份，已经变成新夏娃的艾弗林不知何去何从。“我尚未变成女人，尽管拥有女人的形体。不是女人，不；既多于又少于真正的女人”。（卡特，2009： 89）她拥有精心制作的女性生殖器，却不知如何利用；她拥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性和性别——女性身体，但男性的特质仍存留于她体内：两者之间的冲突使新夏娃陷入两难之地。在她逃离“母亲”之后，一系列的经历彻底改变了她对身份的认知。最后，她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达成和谐共处的局面，证明性别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和不断的表演塑造形成。
在进入了零的领土以后，零的性暴力迫使她成为一名真正的女性。作为零的第八位妻子，她经历了一名女性在社会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为了避免零的怀疑，新夏娃用尽办法模仿其他妻子们。尽管如此，她仍会发出带有微妙男性意识的音调。“密集学习女性神态，加上每天操持家务”（卡特，2009：109），使她处于筋疲力尽的状态。同时，夏娃突然意识到许多女性一辈子正是活在这种模仿之中，由于每天都不断地模仿和表演各种女性行为，才变成了现在的自己。因此，性别是通过日复一日的互动，积极表演出来的。与特丽思岱莎的结婚使得夏娃对自己和特丽思岱莎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身份有了新的看法。每个人都在表演著自己的性与性别，而表演可能是双重性。当夏娃再次遇到蕾拉时，得知“母亲”因发现历史使神话变得没有需要而精神崩溃。夏娃一瞬间明白所谓的性别本质都将会被历史侵袭，夏娃重获新生。
四、结语
在《新夏娃受难记》中，通过艾弗林一系列的遭遇，我们可以感受到，性别身份是一个被建立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很容易对这个身份产生怀疑，并通过一些方式将自己的怀疑表现出来。很多时候，为了寻求对身份和性别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主体都要做出很多尝试和努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通常都会经历认知危机，只有克服了心理上的危机和崩溃时刻，才能建立起相对正确的性别观。
参考文献：
[1]Carter， Angela. The Passion of New Eve [M]. London： Virago Press， 2009.
[2]安吉拉·卡特.《新夏娃的激情》[M]. 严韵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欧阳美和， 徐崇亮.《新夏娃受难记》的女性主义读解[J]. 外国文学研究， 2003（4）：73-77.
[4]宋建福. 反拨“两权”女性神话的《新夏娃的激情》[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08（2）：149-159.
[5]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 宋素凤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6]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M]. 郭劼译.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