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商殷时期,封国君长除称侯、伯外,还有没有称王者?至今学者多给以否定的回答,认为只有产生于子姓宗室贵族家族、居于至高无上统治地位的商王才能称王,其他人不可如此称呼.证诸史料,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在一些甲骨卜辞或记事刻辞中,有王的称谓与国族名号相连属,称"王某"或"某王",如同习见的"侯某"或"某侯"、"伯某"或"某伯"一样.这类的王显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商殷时期,封国君长除称侯、伯外,还有没有称王者?至今学者多给以否定的回答,认为只有产生于子姓宗室贵族家族、居于至高无上统治地位的商王才能称王,其他人不可如此称呼.证诸史料,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在一些甲骨卜辞或记事刻辞中,有王的称谓与国族名号相连属,称"王某"或"某王",如同习见的"侯某"或"某侯"、"伯某"或"某伯"一样.这类的王显然
其他文献
让·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年)是十六世纪法国著名的神学家、宗教改革家和教会政治家.他的以"预定论"为核心的宗教学说和政治思想,对西欧、北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诸方面均有较大的影响.西方史学界对加尔文的研究颇为重视,"加尔文学"(Calvin study)的著述历四百余年而不衰,本世纪又出现了两次加尔文研究的热潮.在讨论中,西方学者均认为加尔文是一位肯定性的历史人物,但对其作用与影响的评价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加尔文的学说与近代资本主义的
如何估价西欧封建城市的性质和地位,涉及对西欧封建社会的根本认识,也涉及近几年在我国兴起的史学比较研究.本文拟就这一问题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对社会经济史感兴趣的同志,欢迎批评指正.一、城市的定义城市是作为乡村的对立物出现于历史上的,它产生于由野蛮向文明过渡之时.城市产生的前提,是生产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特别是社会分工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
一爱因斯坦在某处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的进步.我们提出历史研究的对象为何物,并不需要什么"创造性的想象力".但要科学地认识历史,
有关经济史的计量研究日渐引人关注.但是,怎样对待和处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数量关系,这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也涉及学风问题.为了便于了解和讨论,我想就历史上的中国经济数量资料的实际状况,讲一讲它的可靠程度和可供使用的程度,以及运用经济数量资料必须注意的问题.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井田制是一个颇不易解之谜.古籍的记载互有出入,后来的解释也不尽一致.近人有承认其存在者,有否认其存在者,各有其根据和道理.建国以来,说它是农村公社的人多起来了,然此说于许多史实仍难通解.本文不想对这些解说作什么评论,只试图找一种新的办法,看能不能解开这个千古之谜.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民族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活跃在我国历史上的许多古老民族,诸如匈奴、乌桓、鲜卑、氐、羌、巴以及其他杂胡,大体上都在这个时期走完了他们的历史行程,融合到汉族中了.这就提供了许多有始有末的民族历史材料可供研究总结.一个民族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必然要与其他民族发生关系.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是一个具有特色的时期;周边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先后建立各
唐代的户等,武德初沿用隋制,分为三等.武德九年三月,改为九等.定户等的标准是"量其资产";据以定户的"资产"是否包括土地,令文未作明确交代.今人或见吐鲁番出土的开元廿一年西州蒲昌县九等定簿残卷未具各户耕地之数,唐代敦煌吐鲁番户籍中或有户高田少、户低田多的现象,遂谓唐代据以定户的"资产"不包括各户的田产.笔者却以为,唐代据以定户的"资产",始终包括田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在美国占领者的指挥下,实行了一系列"非军事化"、"民主化"的改革.其中以农地改革进行的最为深入,效果颇为显著,影响相当广泛,遗留的问题也很多.这是战后日本历史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在战前,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叫嚣国土狭小,人口众多,缺少耕地,向中国大陆扩张,"是其生存上的唯一出路","日本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的独立,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是依存中国大陆".这种反动滥调虽然早已破产,但战后仍在黑暗的角落中挣扎.所谓国土狭小、人口众多尽管属实,但缺少耕地,却是为其实行对外侵
近几年来,洋务运动史的讨论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据不完企统计,到目前为止,已发表的论文在二百篇以上,大大超过1980年以前三十年的总和.全国性的讨论会已开过两次,今年又将在兰州大学召开第三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洋务运动史研究不仅在广度上有明显发展,而且在深度上也有所突破.其显著特点就是将洋务运动放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进行考察,并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
四十多年前,钱穆先生曾写过一篇《论宋代相权》.此后,关于宋代宰相权力问题,陆续有专文论列.但总的论点都与钱文无二致,即宋代君主专制,宰相权弱.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宋史研究专著也持这种观点.宋代相权减弱,在宋史学界几乎已成定论.然而,笔者在撰写《宋宰辅编年录校补》的过程中,接触了不少有关宋代宰相活动的史料,感到关于宋代相权问题,很有再加探讨之必要.因此,不揣谫陋,僭用钱穆先生的旧题,重新考察这个问题,求教于宋史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