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于1952年从初级中学毕业。按照苏北行政区教育主管当局的规定，当年初中应届毕业生全部免试直升高级中学，或中等师范学校、中等技术学校。至于各个人升入什么学校，由学校根据行政区的计划，参照学生家庭情况和本人志愿，统一分配。个人必须服从统一分配。遵照学校的分配方案，我和18个同学升入淮安师范学校(下简称淮安师范)。
有道是师范学校是“小学教师的摇篮”。其实，这个“摇篮”倒真像婴儿的摇篮一样，是摇摆不定的。师范学校所实施的教育，经历许多曲折，才逐步成熟起来。1952—1955年间，我和我的同学在师范学校比较稳定、师范教育趋于成熟时期，即师范学校的峥嵘岁月里，大体上受到作为合格的小学教师所应有的熏陶和较为全面的训练。比起尔后多年的师范生，实在幸运之至。
进入21世纪以后，在我国，随着小学教师的“摇篮”升级，严格意义的“师范学校”逐渐成为历史的名词。理应为师范学校完成其历史使命鼓盆而歌。然而当人们面对小学教师越来越高级的“摇篮”时，往往对其“师范性”发生怀疑。或疑其“所有”，或疑其“所无”，以致不少资深的小学校长和教师，往往勾起对昔日师范学校的怀念。至于我，只是把自己在师范学校学习的经历作为教育“历史研究”的对象，(这种记述)属于“研究”教育历史的一种尝试。
在苏北地区，准安师范是一所享有盛誉的省属师范学校。它有江苏省其他省属师范学校所没有的光荣传统。不过，我们这届新生也相当特殊，既给这所学校带来新的活力，也给它出了不少难题，使其经受意料不到的暂时性挫折和严峻的考验。我在淮安师范的学习生涯，也是自己一生中难得的机遇。对于我的人生有深刻的影响。
淮安师范植根于革命根据地的土壤中，其前身是1941年创办的盐阜区联立中学师范部和在此基础上于1942年建立的盐阜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在1945—1948年间，由于战争形势严峻，几经调整，到1948年春季才趋于稳定。学校中许多行政人员和教职工都经受过革命岁月的洗礼。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从1950年春季开始，逐步踏上正规化的道路。我们进校时，全校约有8个中师班级，5个初师班级。在我们毕业前，还增设小学教师轮训班(参加首届轮训的小学教师多达186人)。我忝列第七届(1955届)中师毕业生。
当时准安师范属盐城专区管辖。我们同届同学分别来自盐城专区各县(准安、阜宁、涟水、建湖、射阳等)和泰州专区各县(宝应、高邮、兴化、泰州、东台等)，共有175人，混合编为4个班级。这两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有所差别(盐城地区解放较早，泰州地区解放较晚)。泰州地区的学生基本上家住城镇，盐城地区的学生来自农村的相对较多。但学校的学生大多出生于农村，故这所学校带有“乡村师范”的特点。
由于淮安师范脱胎于农村根据地的学校，学校行政人员、教职工中已经有一批共产党员，许多农村同学也早就入党。故在学校中，已经建立了中共准师总支委员会(下属4个党支部)和青年团淮安师范委员会(简称团委)。在中师部和初师部分别建立了团总支，各班建立了团支部，有专职团委书记，专职学生辅导员(2人)和女生宿舍管理员。这种情况即使在当时一般大学中也属罕见。我刚刚毕业的初级中学，全校只有一名党员，一名教师团员，一名教师团友，一个团支部。所以见到这种盛况，感到新鲜。
我们来自高邮的同学，原先除了我得到甲等助学金(在中学时就为住读生)以外，其余同学都是走读生。到了师范学校，所有同学都成为住读生。我们的教师也大都住在学校。例如我们的班主任郝鉴唐老师的家就住在本城，但他也按规矩住在学校。惟其如此，学校中生活设施比较齐全。我们的学校就像一个大家庭，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交往的机会比较多。各班都有班委会，但无“班长”一说，生活委员相当干班长。我这个连自己生活也不会料理的书生，到校后，即为本班首任生活委员。
所以，淮安师范对于我们这些初次远离家乡、远离家庭的初中毕业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需要很快适应的生活环境与学习环境。
1952—1955年间，正赶上国内“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潮流涌动。在这方面，师范学校又首当其冲。当时的中师课程堪称学习苏联师范教育经验的典型。
教育部于1952年7月16日颁布的《师范学校暂行规程》(草案)中，所列《师范学校教学计划》的学时如表 1所示。
随后，教育部于1953年7月29日又颁发《师范学校教学计划》(修订草案)，对原先的教学计划(草案)做了一些微调。其中包括：
1，取消算术(仍保留算术教学法)。
2，取消三角，把原先授课时数加入几何(准安师范既开设三角，又分别开设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
3，化学改为化学及矿物学(淮安师范分别开设化学和矿物学)。
4，增设人体生理解剖学。
5，地理课分设中国经济地理与外国经济地理(淮安师范实际讲授的是苏联经济地理)。
6，历史课分设世界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
7，停开共同纲领和时事政策。
8，经过调整，每学期教学总时数只增4学时。
经过调整，似乎更接近苏联师范学校课程。
准安师范比较严格地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开设各门课程。我们修习的课程学分在26分以上。
且以1952年部定教学计划为基础，把课程分为文化基础课、政治课、科学知识课、技艺课、教育理论课、小学教育实践课六类，列表分析如下。
由此可见，当时师范课程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开设普通教育课程。所谓“政治课”，其核心部分为“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而非政策解读。基础理论知识课程在教学总时数中占90％，从而使中师学生的文化水平，至少不低于高中生的平均水平。这不仅考虑到师范生是未来的小学教师(他们既然受到中等教育，也该具有中等教养)，而且还考虑到他们在服务期满以后，还有可能到大学深造。
2，全面开设与小学8门科目相对应的教学法课程。尽管师范生有别于在职进修的小学教师，缺乏小学教学的实际阅历和经验，对各科教学法不易领会。然而，一个不懂教学法的教师(无论是小学教师还是中学教师)，充其量只能算是有经验的教师。
3，参观实习时间在总课时中只占3％，显示出这种教学计划过于偏重理论知识。
4，未把社会实践列入教学计划。可能出于当时很容易把“社会实践”同“政治活动”混为一谈的考虑。
5，不开设外国语课程。在中等师范学校中不开设外国语课程，尽管对于可望以后到大学深造的学生是个障碍，而就当时实际情况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当时还无条件在小学开设外国语课程(当时，就连在初级中学普遍开设外国语的条件也未充分具备)。何况无论在中学还是大学，本国学生因缺乏外国语言环境，学习外国语势必挤占大量修习其他课程的时间。
综上所述，当时的中师课程，同我国在此前、此后的中师课程相比，显示出隐含其中的苏联师范教 育价值倾向。惟其如此，随后就不难从中搜索“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口实。不过，尔后的“政治挂帅”课程，“理论联系实际”课程，并不见得比这种并不完善的中师课程更经受得起时间的检验。
以上主要就教学计划而言，我们当时修习这些课程的情况如何呢?
当时代数、物理、化学、达尔文主义基础教科书都采用苏联教科书的中译本，外国经济地理与世界近代史教科书，根据苏联教科书改编。这些教科书都比较厚。
课程分类之多，或许称得上中等学校之最；教科书分量过重，迫使教师赶进度；课业负担虽重，但并不觉得负担过重，鲜有厌学情况发生。这是由于教师的专业水平较高，也很尽职。住读生每晚有1.5～2小时自习时间。学校远离中心城市，少受无谓动因诱惑。恐怕更加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的教师和学生，只注重课业本身的价值，即知识价值，很少有人为外在利益给课程附加衍生的价值。也就无需靠检查、评比、竞赛、奖励刺激学习。由于教师与学生心中有底，无须在瞎琢磨中虚耗时间和精力。那时，假若有谁打算在教与学上玩出花花点子，冒充“创新”，非但没有市场，反而自讨没趣。单单这点起码的教养，就可避免教学活动空转，减少教育上的浪费。
只要把以上情况，同随后多年的的状况稍加比照，其中的是非对错，就会像镜中的映象那样明白。
俗语说“光说不练是假把式”。师范生既然准备做小学教师，就少不得练小学教师的基本功。在我国，通常把小学教师的基本功，归结为：普通话和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合称“三笔”)。不过，我们在师范学校学习时，并不怎么看重这种基本功。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普通话固然出于不同地域的人们之间广泛交流与沟通的需要，它成为小学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则同汉语拼音有直接关系。因为拼音文字用于汉字注音和拼写普通话语音。我们在学期间，汉语拼音方案尚未出台。故在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出台之前，普通话不成为小学生的问题，也就不成其为小学教师和师范生的问题。至于在普通话广泛流行以后，再由学校采取措施，挽救趋于淡化的方言，更同我们无干。
我的同龄人，原先大都以毛笔为主要书写工具。在我们少年时代，有一定身份的成年人，在上衣口袋上插一支钢笔，还算是一种时髦，因为一般人还买不起钢笔。我在小学四年级时，全班同学中只有一个名叫范仲平的插班生有一支钢笔，就连老师也没有钢笔。我的老师姜志远，常常向小范借钢笔批改算术作业。他怕小范舍不得，还一再说“钢笔尖不容易用坏，反而越写越流利”。解放初，教师还教我们一首儿童歌曲：“新同志小李爱学习，学习就是少了_一支好钢笔。平时还可借来用，上起课来就着了急。”反映那时钢笔还属稀罕之物。所以那时在同学中，毛笔字本不成为问题；由于毛笔字不成问题，钢笔字也就不成为问题；所以我们那时只是一本正经地练习粉笔字。
当时苏联把中等师范教育纳入中等专业教育范畴。中等师范学校毕业文凭，算是“中级专家证明”(所以我初次见到毕业文凭时，感到意外的高兴)。不过，那时并无“教师专业化”一说，这是由于那时小学低年级、中年级实行教师“包班制”，即由一个教师执教所管班级的所有课程，或多数课程(这也是发达国家至今仍保持的惯例)。小学高年级教师之间，有些分工，但教师之间的分工也避免凝固化。所以，我们作为师范生，要准备以后到小学去教任何一门文化课程，也得具有一定的体育、音乐、美术修养。
至于某个教师为“语文教师”就不关心、也不会教数学；“数学教师”只擅长教数学，不会教语文、地理、历史、科学；教师不能胜任班级管理，班主任成为“德育教师”，从而使每个教师在小学校中，互为外行，都成为小学教育的跛足教师，那是尔后以“小学学科专业化”偷换“小学教师专业化”概念所致。所幸我们在师范学校学习时，尚能受到较为全面的能力训练，总算逃脱了“教师专业化”的局限。
怎样看待我们那时的小学教师基本功训练与如今这种基本功训练的区别呢?这种区别，犹如“绿色”蔬菜、水果、牛奶同施加化肥、农药的农产品及渗进添加剂的畜产品之间的区别。只能说，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
我们在校学习期间，发生过一次受到教育部向全国通报的事件：学生(主要是来自泰州专区的学生)同学校当局发生尖锐冲突。这个事件在长达半年时间里，严重干扰了我们四个班级的正常教学秩序，造成抗议学校当局的学生与支持学校当局的学生之间情感上的隔阂。直到我们毕业前，这个事件的余波仍未完全平息。以中共准师总支书记为首的一批干部和党员，以及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不少同学，为此付出了代价。我自然免不了从中接受了考验。这个事件虽然早已划上了句号，然而怎样看待和处理学校中的这类非常事件，倒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只是说来话长，暂且不说它了。
按照常规，中师应届毕业生中，有5％的名额可以报考高等师范学校。我侥幸忝列其中。当年被华东师范大学录取，成为该校教育学系的新生。从而揭开了我人生的又一篇童。
有道是师范学校是“小学教师的摇篮”。其实，这个“摇篮”倒真像婴儿的摇篮一样，是摇摆不定的。师范学校所实施的教育，经历许多曲折，才逐步成熟起来。1952—1955年间，我和我的同学在师范学校比较稳定、师范教育趋于成熟时期，即师范学校的峥嵘岁月里，大体上受到作为合格的小学教师所应有的熏陶和较为全面的训练。比起尔后多年的师范生，实在幸运之至。
进入21世纪以后，在我国，随着小学教师的“摇篮”升级，严格意义的“师范学校”逐渐成为历史的名词。理应为师范学校完成其历史使命鼓盆而歌。然而当人们面对小学教师越来越高级的“摇篮”时，往往对其“师范性”发生怀疑。或疑其“所有”，或疑其“所无”，以致不少资深的小学校长和教师，往往勾起对昔日师范学校的怀念。至于我，只是把自己在师范学校学习的经历作为教育“历史研究”的对象，(这种记述)属于“研究”教育历史的一种尝试。
在苏北地区，准安师范是一所享有盛誉的省属师范学校。它有江苏省其他省属师范学校所没有的光荣传统。不过，我们这届新生也相当特殊，既给这所学校带来新的活力，也给它出了不少难题，使其经受意料不到的暂时性挫折和严峻的考验。我在淮安师范的学习生涯，也是自己一生中难得的机遇。对于我的人生有深刻的影响。
淮安师范植根于革命根据地的土壤中，其前身是1941年创办的盐阜区联立中学师范部和在此基础上于1942年建立的盐阜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在1945—1948年间，由于战争形势严峻，几经调整，到1948年春季才趋于稳定。学校中许多行政人员和教职工都经受过革命岁月的洗礼。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从1950年春季开始，逐步踏上正规化的道路。我们进校时，全校约有8个中师班级，5个初师班级。在我们毕业前，还增设小学教师轮训班(参加首届轮训的小学教师多达186人)。我忝列第七届(1955届)中师毕业生。
当时准安师范属盐城专区管辖。我们同届同学分别来自盐城专区各县(准安、阜宁、涟水、建湖、射阳等)和泰州专区各县(宝应、高邮、兴化、泰州、东台等)，共有175人，混合编为4个班级。这两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有所差别(盐城地区解放较早，泰州地区解放较晚)。泰州地区的学生基本上家住城镇，盐城地区的学生来自农村的相对较多。但学校的学生大多出生于农村，故这所学校带有“乡村师范”的特点。
由于淮安师范脱胎于农村根据地的学校，学校行政人员、教职工中已经有一批共产党员，许多农村同学也早就入党。故在学校中，已经建立了中共准师总支委员会(下属4个党支部)和青年团淮安师范委员会(简称团委)。在中师部和初师部分别建立了团总支，各班建立了团支部，有专职团委书记，专职学生辅导员(2人)和女生宿舍管理员。这种情况即使在当时一般大学中也属罕见。我刚刚毕业的初级中学，全校只有一名党员，一名教师团员，一名教师团友，一个团支部。所以见到这种盛况，感到新鲜。
我们来自高邮的同学，原先除了我得到甲等助学金(在中学时就为住读生)以外，其余同学都是走读生。到了师范学校，所有同学都成为住读生。我们的教师也大都住在学校。例如我们的班主任郝鉴唐老师的家就住在本城，但他也按规矩住在学校。惟其如此，学校中生活设施比较齐全。我们的学校就像一个大家庭，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交往的机会比较多。各班都有班委会，但无“班长”一说，生活委员相当干班长。我这个连自己生活也不会料理的书生，到校后，即为本班首任生活委员。
所以，淮安师范对于我们这些初次远离家乡、远离家庭的初中毕业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需要很快适应的生活环境与学习环境。
1952—1955年间，正赶上国内“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潮流涌动。在这方面，师范学校又首当其冲。当时的中师课程堪称学习苏联师范教育经验的典型。
教育部于1952年7月16日颁布的《师范学校暂行规程》(草案)中，所列《师范学校教学计划》的学时如表 1所示。
随后，教育部于1953年7月29日又颁发《师范学校教学计划》(修订草案)，对原先的教学计划(草案)做了一些微调。其中包括：
1，取消算术(仍保留算术教学法)。
2，取消三角，把原先授课时数加入几何(准安师范既开设三角，又分别开设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
3，化学改为化学及矿物学(淮安师范分别开设化学和矿物学)。
4，增设人体生理解剖学。
5，地理课分设中国经济地理与外国经济地理(淮安师范实际讲授的是苏联经济地理)。
6，历史课分设世界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
7，停开共同纲领和时事政策。
8，经过调整，每学期教学总时数只增4学时。
经过调整，似乎更接近苏联师范学校课程。
准安师范比较严格地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开设各门课程。我们修习的课程学分在26分以上。
且以1952年部定教学计划为基础，把课程分为文化基础课、政治课、科学知识课、技艺课、教育理论课、小学教育实践课六类，列表分析如下。
由此可见，当时师范课程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开设普通教育课程。所谓“政治课”，其核心部分为“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而非政策解读。基础理论知识课程在教学总时数中占90％，从而使中师学生的文化水平，至少不低于高中生的平均水平。这不仅考虑到师范生是未来的小学教师(他们既然受到中等教育，也该具有中等教养)，而且还考虑到他们在服务期满以后，还有可能到大学深造。
2，全面开设与小学8门科目相对应的教学法课程。尽管师范生有别于在职进修的小学教师，缺乏小学教学的实际阅历和经验，对各科教学法不易领会。然而，一个不懂教学法的教师(无论是小学教师还是中学教师)，充其量只能算是有经验的教师。
3，参观实习时间在总课时中只占3％，显示出这种教学计划过于偏重理论知识。
4，未把社会实践列入教学计划。可能出于当时很容易把“社会实践”同“政治活动”混为一谈的考虑。
5，不开设外国语课程。在中等师范学校中不开设外国语课程，尽管对于可望以后到大学深造的学生是个障碍，而就当时实际情况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当时还无条件在小学开设外国语课程(当时，就连在初级中学普遍开设外国语的条件也未充分具备)。何况无论在中学还是大学，本国学生因缺乏外国语言环境，学习外国语势必挤占大量修习其他课程的时间。
综上所述，当时的中师课程，同我国在此前、此后的中师课程相比，显示出隐含其中的苏联师范教 育价值倾向。惟其如此，随后就不难从中搜索“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口实。不过，尔后的“政治挂帅”课程，“理论联系实际”课程，并不见得比这种并不完善的中师课程更经受得起时间的检验。
以上主要就教学计划而言，我们当时修习这些课程的情况如何呢?
当时代数、物理、化学、达尔文主义基础教科书都采用苏联教科书的中译本，外国经济地理与世界近代史教科书，根据苏联教科书改编。这些教科书都比较厚。
课程分类之多，或许称得上中等学校之最；教科书分量过重，迫使教师赶进度；课业负担虽重，但并不觉得负担过重，鲜有厌学情况发生。这是由于教师的专业水平较高，也很尽职。住读生每晚有1.5～2小时自习时间。学校远离中心城市，少受无谓动因诱惑。恐怕更加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的教师和学生，只注重课业本身的价值，即知识价值，很少有人为外在利益给课程附加衍生的价值。也就无需靠检查、评比、竞赛、奖励刺激学习。由于教师与学生心中有底，无须在瞎琢磨中虚耗时间和精力。那时，假若有谁打算在教与学上玩出花花点子，冒充“创新”，非但没有市场，反而自讨没趣。单单这点起码的教养，就可避免教学活动空转，减少教育上的浪费。
只要把以上情况，同随后多年的的状况稍加比照，其中的是非对错，就会像镜中的映象那样明白。
俗语说“光说不练是假把式”。师范生既然准备做小学教师，就少不得练小学教师的基本功。在我国，通常把小学教师的基本功，归结为：普通话和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合称“三笔”)。不过，我们在师范学校学习时，并不怎么看重这种基本功。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普通话固然出于不同地域的人们之间广泛交流与沟通的需要，它成为小学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则同汉语拼音有直接关系。因为拼音文字用于汉字注音和拼写普通话语音。我们在学期间，汉语拼音方案尚未出台。故在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出台之前，普通话不成为小学生的问题，也就不成其为小学教师和师范生的问题。至于在普通话广泛流行以后，再由学校采取措施，挽救趋于淡化的方言，更同我们无干。
我的同龄人，原先大都以毛笔为主要书写工具。在我们少年时代，有一定身份的成年人，在上衣口袋上插一支钢笔，还算是一种时髦，因为一般人还买不起钢笔。我在小学四年级时，全班同学中只有一个名叫范仲平的插班生有一支钢笔，就连老师也没有钢笔。我的老师姜志远，常常向小范借钢笔批改算术作业。他怕小范舍不得，还一再说“钢笔尖不容易用坏，反而越写越流利”。解放初，教师还教我们一首儿童歌曲：“新同志小李爱学习，学习就是少了_一支好钢笔。平时还可借来用，上起课来就着了急。”反映那时钢笔还属稀罕之物。所以那时在同学中，毛笔字本不成为问题；由于毛笔字不成问题，钢笔字也就不成为问题；所以我们那时只是一本正经地练习粉笔字。
当时苏联把中等师范教育纳入中等专业教育范畴。中等师范学校毕业文凭，算是“中级专家证明”(所以我初次见到毕业文凭时，感到意外的高兴)。不过，那时并无“教师专业化”一说，这是由于那时小学低年级、中年级实行教师“包班制”，即由一个教师执教所管班级的所有课程，或多数课程(这也是发达国家至今仍保持的惯例)。小学高年级教师之间，有些分工，但教师之间的分工也避免凝固化。所以，我们作为师范生，要准备以后到小学去教任何一门文化课程，也得具有一定的体育、音乐、美术修养。
至于某个教师为“语文教师”就不关心、也不会教数学；“数学教师”只擅长教数学，不会教语文、地理、历史、科学；教师不能胜任班级管理，班主任成为“德育教师”，从而使每个教师在小学校中，互为外行，都成为小学教育的跛足教师，那是尔后以“小学学科专业化”偷换“小学教师专业化”概念所致。所幸我们在师范学校学习时，尚能受到较为全面的能力训练，总算逃脱了“教师专业化”的局限。
怎样看待我们那时的小学教师基本功训练与如今这种基本功训练的区别呢?这种区别，犹如“绿色”蔬菜、水果、牛奶同施加化肥、农药的农产品及渗进添加剂的畜产品之间的区别。只能说，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
我们在校学习期间，发生过一次受到教育部向全国通报的事件：学生(主要是来自泰州专区的学生)同学校当局发生尖锐冲突。这个事件在长达半年时间里，严重干扰了我们四个班级的正常教学秩序，造成抗议学校当局的学生与支持学校当局的学生之间情感上的隔阂。直到我们毕业前，这个事件的余波仍未完全平息。以中共准师总支书记为首的一批干部和党员，以及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不少同学，为此付出了代价。我自然免不了从中接受了考验。这个事件虽然早已划上了句号，然而怎样看待和处理学校中的这类非常事件，倒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只是说来话长，暂且不说它了。
按照常规，中师应届毕业生中，有5％的名额可以报考高等师范学校。我侥幸忝列其中。当年被华东师范大学录取，成为该校教育学系的新生。从而揭开了我人生的又一篇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