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七》记载，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问宰相崔群：“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曰：“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璟、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崔群提到的姚崇与宋璟，先后辅佐唐玄宗治国理政，从而走向开元盛世，成为后世称道的唐代名相。
　　唐开元四年（716年），姚崇请辞，推荐广州都督宋璟接替自己为相，玄宗应允，派内侍杨思勖前去迎接。赴京途中，宋璟居然没与杨思勖搭腔。这让深得玄宗宠信的杨思勖大为不快，回京后便向皇上告讦、诉苦。玄宗嗟叹良久，越发敬重宋璟，即拜其为刑部尚书，继而代姚崇为相兼吏部尚书。
　　宋璟担任吏部尚书期间，致力于选拔贤良，根据才能不同授予相应官职，使百官各称其职，但对那些拉关系、走后门的投机钻营者，却毫不容情， 坚决拒之门外。那些跑官要官的人，不论是请托的，还是自荐的，也不论是家族中人还是皇亲中人，都被他一一挡了回去。
　　候补官员宋仁超，说起来算是宋璟的远房叔父。他以宋璟长辈的身份来到吏部，希望能因此得到照顾。事情报告到宋璟那里，宋璟给吏部写信说，宋元超是我的三叔父，因他定居洛城，所以平日未能经常前去参见。我既不敢为这位长辈隐恶扬善，又不愿因私害公。以往他没提出这层关系，吏部自然可以照章办事，现在既然他明确表示希望因此而得到照顾，那就必须矫枉过正而不能录用他了。
　　宋璟不偏不黨，公正无私，因而也就不避权贵之威，敢于犯颜直谏，就连唐玄宗也惧他三分，让他三分。岐山县令王仁琛，曾为当年藩王李隆基的故吏，也是皇后的族亲。开元七年（719年）十一月，唐玄宗未与朝臣商议，便将王仁琛墨敕斜封为五品官。宋璟得知后，硬是谏阻玄宗收回了成命，交由吏部勘验后决定升降。同样被挡回去的还有宁王李宪，他奏请任命姻亲薛嗣先一个实职，最后还是打回到吏部，按照既定的程序，合理调整职位。
　　在此之前，每逢秋季，往往会有来自各州的“朝集使”携金带银进京打点，等到来年开春，那些地方官大多得到升迁。自从开元七年之后，在宋璟持续的努力下，凡属不走正常程序、未经考察核审而任用的官员一律废黜。在中宗、睿宗朝形成的“墨敕斜封官”的旧例基本革除，请托求官的积弊也几近绝迹。
　　有个叫范知璿的落榜文人，一直未能找到进身之阶。在他眼里，只见过不图钱的廉吏，还没见过不爱名的清官，并以为吃了宋璟闭门羹的人，笃定是手段不对路，技巧不到位。于是，就下功夫撰写了一篇题为《良宰论》的文章，想方设法打通关节，请吏部主事向宋璟代为举荐。
　　这篇署名为“山人范知璿”的文章，看起来是在论述怎样才算一个好宰相，但在字里行间却暗含着对宋璟的曲意奉承。用现今的话说，就是“精神贿赂”。他原以为自己手段高明，不着痕迹，将邀宠求荣之念隐于溢美曲笔之下，不料却被宋璟识破了用心。呈送到尚书府邸后，宋璟阅后批示：“观其《良宰论》，颇涉佞谀。山人当极言谠议，岂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从选举求试，不可别奏。”意思是说，从这篇《良宰论》来看，此人颇有阿谀讨好之嫌。隐士应竭力陈述公正无私之论，怎么能靠苟且迎合以求容身呢？他若真是文章高手，自当通过科举出仕，不可为他另行奏议。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