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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王玉清，原福州军区司令部顾问。他14岁参加红军，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可谓九死一生。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95岁的王老动情地向记者讲述了他亲历的长征故事。
我是1935年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突围转战贵州时参军的，之后跟随部队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泪别亲人
部队在大定县宿营一夜继续向西开进。经毕节，过镇雄，走了十多天竟到了我的老家威宁县。更凑巧的是，行军路线正好途经我的老家水泥坝，我看到了外公家所在的雷家寨子。这时我的心情激动起来，但是拿不准能否请假，怕讲了领导不批准，可如果不讲就错失良机了。最后，我还是下决心如实地把情况告诉指导员。
“这里真有你的亲人吗？那你去看看吧，部队还在前进，你尽快回来吧。”指导员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并派一位干部陪我同往。
我三步并作两步赶到雷家寨子。外公家只有舅母一人在家，因为我们已经三年多不曾见面，她当时一下子没有认出我来。
“家里人都到哪里去了？”我问。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队伍，大家害怕，跑上山了。”舅母回答，她问道，“要不要去把你外公、外婆和舅舅叫回来？”
“来不及了，我马上还要赶回部队。”我简要地把全家逃难的情形讲给舅母听，告诉她，我父母弟妹还在黔西县，就我一人出来当了红军。话未说完，舅母就大哭起来，我也跟着哭。
伤心之时，同来的干部催我：“快走吧，部队走远了，天黑赶不上了。”
我无法等亲人们回来，就脱下身上穿的皮背心给舅母留个纪念。两人抱头痛哭，那位干部也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就这样，我依依不舍地与舅母告别，离开了故乡。
强渡金沙江
1936年4月25日，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占领了云南丽江的石鼓渡口。师长卢冬生亲自指挥抢占了对岸的两个山头，营长朱绍清（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冲在最前头，带领全营一举打跑了守敌，控制了制高点，为全军渡江创造了条件。
4月26日零时，只见贺老总站在金沙江边亲自指挥大军渡江。往常行军或者在集合场，贺老总喜欢开个玩笑，用手指弹两下小战士的脑袋，我也曾被他弹过。可是，今天贺老总的神情特别严肃，在火把的照耀下，我看见他的两道浓眉拧成疙瘩，双眼怒视着滚滚的江水，有条不紊地调动着全军。
一条小船仅能载八九人，木排可载20人左右，人员和轻武器搭着木排顺水漂流到对岸。所有的骡马被硬赶下水，逼它们从水里游过去。经过一天两夜的来回摆渡，近万人的队伍全部渡过了金沙江。
妄想歼灭红军的蒋介石、贵州军阀王家烈、云南滇军总指挥龙云调集的军队，只能捡到红军指战员扔下的破草鞋，无可奈何地目送我们离去。
部队过江后，我们看到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甘泗淇等军团领导谈笑风生。贺龙右手拿着烟斗，左手指着对岸幽默地说：“老子胜利了，龙云这小子失败了，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向主子蒋介石交差。”
救命恩人
过江到了西康境内，我们暂时摆脱了强敌。但自然环境恶劣得难以想象，高山雪地天气变化无常，人烟稀少，部队补给缺乏，吃、穿、住等困难就更多了。
1936年5月2日，部队翻越5000多米的高山。天地相连，天气好似寒冬，一片银白世界，山路上积雪达两米多厚，大家忍着刺骨的寒风，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迈进，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全身的力气。全军呈一条龙行进，出发开始还能做到按建制行进，几天后就拉开了距离，按每个人的体力最大承受限度走，到哪里天黑就在哪里宿營。有帐篷就挤在里面，大多时候是在树下或避风处宿营，几十个人挤成一团合衣躺下。天气多变，有时这一刻还露出月亮和星星，可突然间就满天飞雪或是倾盆大雨。这时，战友们赶紧找些干柴，在风雨交加中燃起大火，大家相拥在一起取暖。
我带的炒面尽管省着吃，但这时粮袋也已经空了。炊事班长知道我断了粮，就从自己带的干粮中分了两把炒面给我。他说：“我剩的也不多了，你要省着吃呀，不知哪天才能走出去。”我感动地说：“你的炒面给了我，自己怎么渡过难关？”“走一步算一步吧。”
后来我们走散了，再也没有见到他。我只知道他是湖南人，记不住名字了，多方打听也没有找到他的下落。直到今天，我还常想起当时的情景，老班长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如果还在世该有多好！
绝处逢生
此后的困难更大了，部队基本上靠采野菜、吃树皮充饥。一路上凡是无毒的草都被采来吃，几万人走在同一条路上，前面的人采过了，后来的就更困难，一天仅能走十几里路。眼看着体弱伤病的同志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这时身边的战友不管是否相识，都帮死者整理好衣物就地掩埋。绝境中，有时四五天没有进食，浑身无力，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有几次我几乎没信心能走出草地了。
在生死攸关之际，我无意中触摸到军帽上别着的两根缝衣针。这是我们的“针线包”，平时用来别帽徽和缝衣服，这下可派上用场了。我把缝衣针烧红弯成钩，拴上线试着到河边去碰运气，居然真让我钓到了两条半斤重的鱼。我的做法启发了战友们，保存有针线的同志都照此办法去钓鱼。大家别提有多兴奋，想不到小小的缝衣针竟能挽救红军战士的生命。
几天后，管给养的同志终于弄来几头牦牛，杀了煮熟后分给大家饱餐一顿。这时，听说快要走出草地了，同志们顿觉有了希望，信心倍增，决心咬牙坚持下去，爬也要爬出草地。
1936年8月8日，我终于随军团部到达甘南的上包座地区。对红二方面军来说，每个活下来的人，在长途跋涉中都是九死一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我们是付出了多大代价才迎来了红军的大会师。（吕丽妮荐自2016年6月30日《福建老年报》）
我是1935年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突围转战贵州时参军的，之后跟随部队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泪别亲人
部队在大定县宿营一夜继续向西开进。经毕节，过镇雄，走了十多天竟到了我的老家威宁县。更凑巧的是，行军路线正好途经我的老家水泥坝，我看到了外公家所在的雷家寨子。这时我的心情激动起来，但是拿不准能否请假，怕讲了领导不批准，可如果不讲就错失良机了。最后，我还是下决心如实地把情况告诉指导员。
“这里真有你的亲人吗？那你去看看吧，部队还在前进，你尽快回来吧。”指导员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并派一位干部陪我同往。
我三步并作两步赶到雷家寨子。外公家只有舅母一人在家，因为我们已经三年多不曾见面，她当时一下子没有认出我来。
“家里人都到哪里去了？”我问。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队伍，大家害怕，跑上山了。”舅母回答，她问道，“要不要去把你外公、外婆和舅舅叫回来？”
“来不及了，我马上还要赶回部队。”我简要地把全家逃难的情形讲给舅母听，告诉她，我父母弟妹还在黔西县，就我一人出来当了红军。话未说完，舅母就大哭起来，我也跟着哭。
伤心之时，同来的干部催我：“快走吧，部队走远了，天黑赶不上了。”
我无法等亲人们回来，就脱下身上穿的皮背心给舅母留个纪念。两人抱头痛哭，那位干部也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就这样，我依依不舍地与舅母告别，离开了故乡。
强渡金沙江
1936年4月25日，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占领了云南丽江的石鼓渡口。师长卢冬生亲自指挥抢占了对岸的两个山头，营长朱绍清（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冲在最前头，带领全营一举打跑了守敌，控制了制高点，为全军渡江创造了条件。
4月26日零时，只见贺老总站在金沙江边亲自指挥大军渡江。往常行军或者在集合场，贺老总喜欢开个玩笑，用手指弹两下小战士的脑袋，我也曾被他弹过。可是，今天贺老总的神情特别严肃，在火把的照耀下，我看见他的两道浓眉拧成疙瘩，双眼怒视着滚滚的江水，有条不紊地调动着全军。
一条小船仅能载八九人，木排可载20人左右，人员和轻武器搭着木排顺水漂流到对岸。所有的骡马被硬赶下水，逼它们从水里游过去。经过一天两夜的来回摆渡，近万人的队伍全部渡过了金沙江。
妄想歼灭红军的蒋介石、贵州军阀王家烈、云南滇军总指挥龙云调集的军队，只能捡到红军指战员扔下的破草鞋，无可奈何地目送我们离去。
部队过江后，我们看到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甘泗淇等军团领导谈笑风生。贺龙右手拿着烟斗，左手指着对岸幽默地说：“老子胜利了，龙云这小子失败了，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向主子蒋介石交差。”
救命恩人
过江到了西康境内，我们暂时摆脱了强敌。但自然环境恶劣得难以想象，高山雪地天气变化无常，人烟稀少，部队补给缺乏，吃、穿、住等困难就更多了。
1936年5月2日，部队翻越5000多米的高山。天地相连，天气好似寒冬，一片银白世界，山路上积雪达两米多厚，大家忍着刺骨的寒风，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迈进，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全身的力气。全军呈一条龙行进，出发开始还能做到按建制行进，几天后就拉开了距离，按每个人的体力最大承受限度走，到哪里天黑就在哪里宿營。有帐篷就挤在里面，大多时候是在树下或避风处宿营，几十个人挤成一团合衣躺下。天气多变，有时这一刻还露出月亮和星星，可突然间就满天飞雪或是倾盆大雨。这时，战友们赶紧找些干柴，在风雨交加中燃起大火，大家相拥在一起取暖。
我带的炒面尽管省着吃，但这时粮袋也已经空了。炊事班长知道我断了粮，就从自己带的干粮中分了两把炒面给我。他说：“我剩的也不多了，你要省着吃呀，不知哪天才能走出去。”我感动地说：“你的炒面给了我，自己怎么渡过难关？”“走一步算一步吧。”
后来我们走散了，再也没有见到他。我只知道他是湖南人，记不住名字了，多方打听也没有找到他的下落。直到今天，我还常想起当时的情景，老班长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如果还在世该有多好！
绝处逢生
此后的困难更大了，部队基本上靠采野菜、吃树皮充饥。一路上凡是无毒的草都被采来吃，几万人走在同一条路上，前面的人采过了，后来的就更困难，一天仅能走十几里路。眼看着体弱伤病的同志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这时身边的战友不管是否相识，都帮死者整理好衣物就地掩埋。绝境中，有时四五天没有进食，浑身无力，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有几次我几乎没信心能走出草地了。
在生死攸关之际，我无意中触摸到军帽上别着的两根缝衣针。这是我们的“针线包”，平时用来别帽徽和缝衣服，这下可派上用场了。我把缝衣针烧红弯成钩，拴上线试着到河边去碰运气，居然真让我钓到了两条半斤重的鱼。我的做法启发了战友们，保存有针线的同志都照此办法去钓鱼。大家别提有多兴奋，想不到小小的缝衣针竟能挽救红军战士的生命。
几天后，管给养的同志终于弄来几头牦牛，杀了煮熟后分给大家饱餐一顿。这时，听说快要走出草地了，同志们顿觉有了希望，信心倍增，决心咬牙坚持下去，爬也要爬出草地。
1936年8月8日，我终于随军团部到达甘南的上包座地区。对红二方面军来说，每个活下来的人，在长途跋涉中都是九死一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我们是付出了多大代价才迎来了红军的大会师。（吕丽妮荐自2016年6月30日《福建老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