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最近，一位90后新娘在微信朋友圈里吐槽：“公务员办婚宴有了诸多规矩，不能请同事，同一系统的也不能请；办婚宴要打报告，要向组织表明自己只请亲戚。”90后新娘说的是在她筹办婚礼时，身为公务员的父亲的“遭遇”。
在中央“八项规定”颁布三年多后，官场吃喝之风得到遏止，就连领导干部的婚宴、寿宴等“私人聚会”也受到监督。当各种名目的请客吃饭消失不见后，官场必然会发生连锁反应。
婚宴不能随便办
红白喜事，一直是中纪委监督检查的重点。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三年多来，全国已累计查处相关违规问题十多万起。从查处的问题类型看，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问题最突出，其次便是大办婚宴丧事。
“我们部里并没有规定婚宴要怎么请。”国务院某部委一位处长说，单位里同事之间走得近的会随礼，“多数情况下，结婚的人只是给大家发点糖”。
与中央相比，地方公务员之间除了工作关系，极有可能叠加同乡、同学或其他私人关系。对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婚宴请客，地方纪委往往制订更加严格的规定。前文提到的90后新娘父亲，本身就是当地纪检系统干部，在涉及执纪部门自己人的行为监督时，要求自然更加苛刻。
“结婚不是说不能请，但是绝对不敢随份子。”浙江公务员王淼告诉记者，“原来的做法是，要是单位某个人结婚，大家统一每人随礼200块钱，但现在这个都不敢给了。”
因为地方纪委对于婚宴监督极严，地方公务员并不敢在婚宴规模上越雷池一步，但也有变通的招数。某省一机关科长透露：“我们会在婚礼前分批请客，很多人都偷偷这么做。”
这种“分批请客”现象并不是个例。2015年12月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就披露了湖南一起婚宴前办“预备餐”的案例：
2015年5月，湖南长沙岳麓区坪塘中心学校党总支书记肖国强要给儿子操办婚礼。事前，他在岳麓区教育局纪委进行书面申报，说婚宴时间定在5月2日，规模为30桌。5月1日，肖国强在该区某酒店安排了44桌“预备餐”。5月2日，肖又在该酒店为儿子举办正式婚宴，共29桌。
两天后，岳麓区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当即责令区教育局纪委迅速调查核实情况。湖南省纪委在通报中称：肖国强分批次为儿子操办婚宴，共计设酒席73桌，桌数严重超标，给予肖国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党总支书记职务，并责令其退还违规收取的礼金。
从目前反腐败形势看，党员干部举办婚宴尚在有条件允许范围之内，但其他形式的私人宴请则被严格限制。一位机关干部说：“升学、孩子满月、父母寿辰、乔迁这四样有明文规定，一概不允许请客了。”
不吃饭，好办事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以前的中国官场，出席各种饭局是许多领导干部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如果一个干部没有人请他吃饭，不仅是缺乏官场资源的表现，也是十分没有面子的事。
然而，官场上的“饭局文化”在近三年来正发生变化。2015年12月4日，中央纪委驻国家铁路局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局局长习骅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八项规定”三年：司长生活有何改变》称：“今天，新一届党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正好三年。我的同学、中央机关的一位司长在朋友圈里写道：感谢中央，那些无聊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她的感慨引发大家纷纷点赞。”
以前，官场里的请客吃饭，并非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更多像是官员们之间的人情往来。如今，官场饭局不再，办事效率比以前高，王淼对此就深有体会。
王淼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已超过十年，在以前，各部门之间互相请客吃饭很正常，特别是年底。“因为年底要考核，市委考核办会联合三四十个部门的人一起下基层考核，哪个部门考核压力大，就请对口的考核办成员吃饭。”王淼说，“现在不再组团到基层，只要你把自己一年做过的事报上来就行。”
官场不再请客吃饭后，更重要的影响在于日常部门不再无故“刁难”对方。王淼就感觉，现在办公事比以前顺畅，各个部门互相给面子。
公款吃喝没有了，
“正事”有钱花了
习骅说，中央“八项规定”对官场“饭局文化”的影响，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八项规定”出台之初，如果有人打来电话组织饭局，公务人员一般都语气轻松地回答说：“过一阵子再说吧。”第二阶段是动真格阶段，中央决心逐渐显露，从严治党上紧发条，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天天发布相关消息，点名道姓、公开曝光。第三阶段是向纵深发展阶段，如果再有人悄悄地发出邀请，很多人回答得都很干脆：“有事说事，吃饭就算了吧。”
当公款吃喝被越来越严格限制后，许多单位正常的支出报销更顺畅了。公务员李华宇在某省厅工作，以前想更换一下办公用品非常困难，但他现在明显感觉领导“大方”了。
“有一次，领导看我电脑很旧了，他就说，你老出差，没有好电脑怎么行，快去挑一个。”李华宇马上去电脑城换了一台新电脑。
年底时，领导把李华宇所在处室的五个人叫过去，非常严肃地问：“你们给我好好想想，哪些地方还需要花钱呢？”
像李华宇单位领导一样，许多党政机构都遇到类似的状况——公款没浪费在吃喝上了，“钱多了还不知道怎样花”。
（邱宝珊荐自《老年文汇报》）
在中央“八项规定”颁布三年多后，官场吃喝之风得到遏止，就连领导干部的婚宴、寿宴等“私人聚会”也受到监督。当各种名目的请客吃饭消失不见后，官场必然会发生连锁反应。
婚宴不能随便办
红白喜事，一直是中纪委监督检查的重点。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三年多来，全国已累计查处相关违规问题十多万起。从查处的问题类型看，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问题最突出，其次便是大办婚宴丧事。
“我们部里并没有规定婚宴要怎么请。”国务院某部委一位处长说，单位里同事之间走得近的会随礼，“多数情况下，结婚的人只是给大家发点糖”。
与中央相比，地方公务员之间除了工作关系，极有可能叠加同乡、同学或其他私人关系。对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婚宴请客，地方纪委往往制订更加严格的规定。前文提到的90后新娘父亲，本身就是当地纪检系统干部，在涉及执纪部门自己人的行为监督时，要求自然更加苛刻。
“结婚不是说不能请，但是绝对不敢随份子。”浙江公务员王淼告诉记者，“原来的做法是，要是单位某个人结婚，大家统一每人随礼200块钱，但现在这个都不敢给了。”
因为地方纪委对于婚宴监督极严，地方公务员并不敢在婚宴规模上越雷池一步，但也有变通的招数。某省一机关科长透露：“我们会在婚礼前分批请客，很多人都偷偷这么做。”
这种“分批请客”现象并不是个例。2015年12月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就披露了湖南一起婚宴前办“预备餐”的案例：
2015年5月，湖南长沙岳麓区坪塘中心学校党总支书记肖国强要给儿子操办婚礼。事前，他在岳麓区教育局纪委进行书面申报，说婚宴时间定在5月2日，规模为30桌。5月1日，肖国强在该区某酒店安排了44桌“预备餐”。5月2日，肖又在该酒店为儿子举办正式婚宴，共29桌。
两天后，岳麓区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当即责令区教育局纪委迅速调查核实情况。湖南省纪委在通报中称：肖国强分批次为儿子操办婚宴，共计设酒席73桌，桌数严重超标，给予肖国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党总支书记职务，并责令其退还违规收取的礼金。
从目前反腐败形势看，党员干部举办婚宴尚在有条件允许范围之内，但其他形式的私人宴请则被严格限制。一位机关干部说：“升学、孩子满月、父母寿辰、乔迁这四样有明文规定，一概不允许请客了。”
不吃饭，好办事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以前的中国官场，出席各种饭局是许多领导干部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如果一个干部没有人请他吃饭，不仅是缺乏官场资源的表现，也是十分没有面子的事。
然而，官场上的“饭局文化”在近三年来正发生变化。2015年12月4日，中央纪委驻国家铁路局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局局长习骅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八项规定”三年：司长生活有何改变》称：“今天，新一届党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正好三年。我的同学、中央机关的一位司长在朋友圈里写道：感谢中央，那些无聊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她的感慨引发大家纷纷点赞。”
以前，官场里的请客吃饭，并非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更多像是官员们之间的人情往来。如今，官场饭局不再，办事效率比以前高，王淼对此就深有体会。
王淼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已超过十年，在以前，各部门之间互相请客吃饭很正常，特别是年底。“因为年底要考核，市委考核办会联合三四十个部门的人一起下基层考核，哪个部门考核压力大，就请对口的考核办成员吃饭。”王淼说，“现在不再组团到基层，只要你把自己一年做过的事报上来就行。”
官场不再请客吃饭后，更重要的影响在于日常部门不再无故“刁难”对方。王淼就感觉，现在办公事比以前顺畅，各个部门互相给面子。
公款吃喝没有了，
“正事”有钱花了
习骅说，中央“八项规定”对官场“饭局文化”的影响，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八项规定”出台之初，如果有人打来电话组织饭局，公务人员一般都语气轻松地回答说：“过一阵子再说吧。”第二阶段是动真格阶段，中央决心逐渐显露，从严治党上紧发条，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天天发布相关消息，点名道姓、公开曝光。第三阶段是向纵深发展阶段，如果再有人悄悄地发出邀请，很多人回答得都很干脆：“有事说事，吃饭就算了吧。”
当公款吃喝被越来越严格限制后，许多单位正常的支出报销更顺畅了。公务员李华宇在某省厅工作，以前想更换一下办公用品非常困难，但他现在明显感觉领导“大方”了。
“有一次，领导看我电脑很旧了，他就说，你老出差，没有好电脑怎么行，快去挑一个。”李华宇马上去电脑城换了一台新电脑。
年底时，领导把李华宇所在处室的五个人叫过去，非常严肃地问：“你们给我好好想想，哪些地方还需要花钱呢？”
像李华宇单位领导一样，许多党政机构都遇到类似的状况——公款没浪费在吃喝上了，“钱多了还不知道怎样花”。
（邱宝珊荐自《老年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