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的物质财富迅速增加，彻底地甩掉了“被开除球籍”的忧虑，但我们却无法陶醉。一方面，中国的人均GDP依然很低，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仍然处于低端，劳动的价值回报很低，所承受的环境污染等代价却十分高昂。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中央政府以及许多地方政府提出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但总体上，中国产业升级的效果并不理想。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迟缓的原因何在？出路何在？
　　从社会学角度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迟缓的根源之一，在于制度化短期主义。它体现为公共决策行为中短期理性替代了长期理性，个体理性替代了整体理性。这种短期主义根源之一，在于任期制和以GDP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制。这些制度或多或少地激励一些官员追求短期化政策效应，并漠视这些短期化政策所导致的长期性的负外部性。而产业的转型升级，所需要的恰恰是长期理性和整体理性。
　　制度化的短期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业决策的行为取向。一方面，它重视硬件而轻视软件，重视器物而轻视制度，重视物质而轻视文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硬件、器物、物质是可以在短期内做成的，而软件、制度和文化，则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培养和形成。短期化政策取向不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为高新技术产业水平往往是某种文化、制度或软件的结果。另一方面，在政策行为中，制度化短期主义体现在为了短期经济指标的增长而不择手段，如：透支资源、破坏环境、轻视法制、漠视人权、纵容腐败。“不择手段”其实就是不讲规则或破坏底线价值。而一个不讲规则或底线价值的国度，经济发展只能长期陷入低端水平。
　　显然，我们不能仅仅从产业本身来谈论产业转型升级，而必须从更宏观的制度和文化以及更深层的认知模式角度来分析产业转型升级。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至少有两个步骤要走。第一，用制度化长期主义克服制度化短期主义；第二，通过重构目标体系，从而重构“手段-目标”的逻辑；不但要改变把经济发展当作唯一目标的做法，而且要把经济发展降格为手段，使其服从于更高的目标，把那些让人感到幸福、和谐和舒适的东西置于经济发展之上，并用它来衡量经济发展这个手段的整体性效率。
　　有趣的是，“手段-目标”逻辑的重构，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一个地方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专题所组织的三篇文章，讨论的就是“手段-目标”逻辑的重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后果。在这里，“舒适”被当作经济发展的目标，这个目标不但没有拖累经济发展，相反，一个地方对这个目标的追求，吸引了高素质人力资源的聚集，后者则进一步吸引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落户，从而导致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主持人：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