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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朝著名诗人孟郊虽能苦吟,却不善考试,直到快五十岁才考取进士,其大喜若狂自不待言,于是写了一首《登科后》抒发自己既得意又兴奋的心情:“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全唐诗》卷三七四)
此诗直抒胸臆,感情真挚,一种抑制不住的欢快之情溢于言表。
读了孟郊这首诗,自然会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古代读书人只要考取了进士,似乎铁定有官做,前途一片光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以唐朝而言,读书人即使已经及第,不论进士、明经,也无论等第高下、名次先后,朝廷都不负责安排工作。只有再经吏部铨试合格,方称释褐,正式进入仕途。如韩愈连续四次参加礼部进士考试,好不容易取得功名,却在此后的三次吏部铨试中被淘汰,一直得不到官职。韩愈困顿长安近十年,没有俸禄和家庭依靠,完全靠求人度日,心中极为焦灼,深感受命运作弄。他就像栏中的一匹骏马,渴望驰骋,却得不到任何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在贞元十一年(795)正月二十七日到三月十六日不到两个月时间内,连续三次上书宰相,陈述自己的窘迫之状:“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韩昌黎集》卷十六)当时高居相位的是赵憬、贾耽、卢迈等一班庸人,韩愈的恳求当然不会引起他们的重视。上书犹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
对韩愈的处境和遭遇,我们虽然深表同情,但对他定要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执著,却不敢苟同。因为唐朝的做法,是特许地方军政长官聘请这些被铨试刷下来的及第者,到幕府担任巡官、推官、掌书记等文职僚佐,先解决就业问题。他们虽然不属于国家正式干部编制,却可以熟悉政策法令,锻炼实际才干,积累从政经验,以后再参加吏部铨试就更容易通过了。因为唐朝的铨试颇似现代的公务员考试,内容分为身、言、书、判四项,其中身看体格相貌,言听口语表达,书、判两项,就是看你能否写几篇书法端正、文理优长的应用性公文,所以,回答问题老练且有从政经验和实际才干者,铨试时要占很大的便宜。即使你很背时,后来还是通不过吏部铨试,那也不要紧,因为你面前还有一条路子可走:依制度,只要在地方军政幕府做满规定年限(一般为三年)的及第者,就可经幕主的奏荐,由朝廷授予州县的主簿、县尉等职务而获得告身;运气特别好的,还可经由幕主的直接引荐或随其入朝工作,成为朝中正式官员,然后飞黄腾达。这样的事例在唐朝可谓车载斗量,不可胜数。韩愈自己最终也是通过这条道路进入仕途的:贞元十二年(796),宰相董晋出任宣武节度使,表署韩愈为观察推官;三年后董晋病逝,韩愈改投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后来由张建封奏荐朝廷授职。韩愈考取进士后如果不做“京漂族”,明智地放弃“公务员”考试,直接进入地方幕府工作,不仅仕途履历要丰富许多,个人生活能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而且也不会因为向达官贵人投书而给人留下“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的不良印象。
二
以韩愈的聪慧睿智,当然不是不懂此路不通那路通、条条大道通罗马的道理,他之所以甘愿困顿京城,非到黄河不死心,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连续数年参加吏部铨试,是因为在唐人眼中,幕职待遇虽然非常丰厚,干得好同样很有发展前途,但不可把握和预知的因素毕竟太多,名望地位也始终不如朝官,只有通过铨试进入仕途,才最被人看得起,如果能够一步到位,当然最为理想。还有一个情况可能是:除少数名声很响的进士、明经人才自有幕主找上门来争相聘请外,多数及第者都要通过其他关系和门路才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单位;没门路的,或是嫌路途太远、条件艰苦的,或是拉不下面子四处求人而又不愿意回乡“守选”的,就只有像韩愈那样漂泊京城求发展,年复一年等待吏部铨选了。
韩愈是出于什么原因没有早些进入幕府工作,我们当然不必深究,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韩愈做“京漂族”白白流失了好几年大好时光,所以他的仕途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晚,在官场上自然会丧失一些升迁资历。如永贞元年(805)变革新政时,年近四十的韩愈仅为江陵府法曹参军,比他晚一年考取进士的刘禹锡却已是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刘禹锡的聪明之处,就是考取进士和博学宏辞科之后,没有待在京城被动等待政府分配工作,而是“从事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典记室”。由于刘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所以杜佑对他“尤加礼异”。后来杜佑入朝为官,刘禹锡也随其来朝工作,成为国家正式干部。(《旧唐书·刘禹锡传》)
三
像刘禹锡一样,考取进士甚至制科之后,积极投身幕府,先在地方上做几年掌书记,既可得到更快的升迁机会,又能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然后入朝为官,担任知制诰或翰林学士,成为朝廷官员,这样的事例不知有多少。限于篇幅,本文只将与韩愈同时代的几个著名人物作简要介绍:
崔元翰,博陵人。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状元及第。此后又连续参加博学宏词科、贤良方正科、直言极谏科考试,都得第一名。崔元翰此时虽已年过五十,但当北平王马燧慕名聘请他到太原做掌书记时,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贞元三年(787),崔元翰入朝为太常博士,迁礼部员外郎,几年后改任知制诰,所写公文言辞温厚,庄重得体,有典诰之风范。然而他生性刚烈,不为世俗所容,做知制诰不到两年即被降职,不久病故。(《旧唐书·崔元翰传》)
高郢,字公楚,祖上渤海人。考取进士后又荣登茂才异行科,授华阴尉,后改咸阳尉。郭子仪节制朔方,辟为掌书记。李怀光节制邠宁,奏为从事,累转副元帅判官、检校礼部郎中。李怀光被诛后,马燧又聘请高郢为掌书记。不久入朝为官,先后担任主客员外、刑部郎中,中书舍人。贞元十九年(803)冬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高郢从事文字工作多年,却从不保留底稿。有人问他:“前辈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他回答说:“王言不可存私家。”时人重其缜密。(《旧唐书·高郢传》)
令狐楚,字壳士,弱冠应进士,贞元七年(791)及第。李说、郑儋、严绶相继镇太原,令狐楚一直在太原幕府工作,由掌书记至节度判官,深受历任节度使的赏识和器重。令狐楚五岁“能为辞章”,成年后“才思俊丽”,文章写得十分漂亮。他于“笺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传讽”。唐德宗李适也爱好文章,每次阅读从太原报来的公文,都能“辨楚之所为,颇称之”,可见令狐楚的公文写得很有水平和特色。贞元十八年(802),令狐楚被征召入朝,历任右拾遗、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职方员外郎、知制诰等职。唐宪宗元和九年(814)以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后因党争原因被罢为华州刺史。元和十四年(819)回朝任职,被提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旧唐书·令狐楚传》)
杨炎,字公南,凤翔人,擅长文学,文章辞藻华美,在汧州、陇州一带很有名气。唐玄宗天宝年间他出任河西节度使掌书记。唐代宗大历年间,杨炎入朝工作,历任司勋员外郎、礼部郎中、知制诰,后又升任中书舍人。他与常衮共同负责朝廷文书工作,两人的文笔都很优美,“言诏制之美者,时称常、杨焉”。唐德宗即位后,杨炎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旧唐书·杨炎传》)
以上四人,崔元翰、高郢与刘禹锡一样,都是考取进士又有了其他科名之后,才进入地方军政幕府担任文职幕僚的;令狐楚则是考取进士后直接应聘幕职;杨炎的情况有些特殊,新、旧《唐书》都没有写他是什么出身,只称他一参加工作就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聘为掌书记。从这些情况来看,当时应聘幕职的条件不是很严格,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关键就看本人有没有名望和本事,人家愿不愿意聘请你,这就为许多有才能的读书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这些人到地方军政幕府工作一段时间后,各方面都得到锻炼和提高,也建立了一定的人脉关系,这就为以后进入朝廷工作,担负更重要的职务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晚唐以后,许多高级官员都来自幕府,或说幕府为朝廷输送了大批高水平干部,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韩愈却转不过弯来,循于资历,讲究出身,宁愿扭曲身段向达官贵人“摇尾乞怜”,哀叹自己“九品之位其可望”(连当个九品小官也成了奢望),却不愿意离开京城,主动投身幕府,到基层锻炼和提高自己,确实让人感到不解和遗憾。
四
韩愈最终转过弯来,离开长安投身幕府,到基层谋求发展,始于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这一年韩愈29岁。就在当年七月,汴州发生动乱,宰相董晋出镇大梁,任宣武军节度、汴宋亳观察使,韩愈被聘为试秘书省校书郎、观察推官,随董晋到了汴州。这是韩愈第一次为官。三年后董晋去世,韩愈携家离开汴州,辗转到了徐州,在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府做节度推官。节度推官比观察推官地位要高些,所以韩愈所带朝衔也从试秘书省校书郎升为试太常寺协律郎。说明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到韩愈的收入待遇问题。
韩愈最后虽由张建封奏荐朝廷授职,但在徐州幕府工作时间并不长,因为两年后他就回京待选,离开了徐州。贞元十八年(802),韩愈终于当上了四门博士。这虽然只是个七品芝麻官,但他总算正式走上了仕途。
韩愈在汴、徐两地做幕僚,时间虽短,职务也低,却是他一生中比较安逸和富足的一段时间。
韩愈由汴至徐,还没有正式进入张建封幕府工作之前,曾写了一首《此日足可惜赠张籍》诗,其中说:“箧中有余衣,盎中有余粮。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离开徐州回京待选途中,他又写了一首《山石》诗,其中一句写道:“人生如此自可乐。”在《与卫中行书》一文中,他甚至跟朋友说:“始相识时,方甚贫,衣食于人;其后相见于汴、徐二州,仆皆为之从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足下视吾饮食衣服,亦有异乎?”(《韩昌黎集》卷十七)从这些诗文中可知他当时的心情十分平静和自得,生活也过得相当闲适和满足,远非几年前在京城漂泊求官时的躁急可比。
五
韩愈能够迅速摆脱困境,由“乞丐”成“小康”,自然得益于中晚唐幕僚那相当丰厚的待遇。据有关资料和文献记载,像韩愈担任的这种幕府推官,如果所带外官职务为校书郎,每月俸料钱是三万文,如果所带外官职务为协律郎,每月俸料钱是四万文。按当时物价,一匹绢值八百文,一斤盐值四十文,一斗米值五十文,韩愈每月固定收入能买多少绢、盐、米,一算就清楚了。所以说,韩愈做幕僚时的固定收入确实很不错,完全可以过上较高水平的生活。
相比之下,同级别的朝官,收入就寒酸多了。还是以韩愈为例来说话。如果他不去幕府任职,而是在京城做校书郎和协律郎,每月俸料钱分别为一万六千文和两万文,差不多只有幕职的一半。正因为朝官收入比幕职收入低许多,所以他们一旦到朝廷任职,生活水平就会急剧下降,甚至重新陷入贫困境地。韩愈担任四门博士之后,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自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担任四门博士,到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再为国子博士,十一年间韩愈还担任过监察御史、连州阳山县令、江陵府法曹参军、国子博士、河南县令、职方员外郎等多种职务。论级别,这些职务都比韩愈在幕府工作时所带朝衔高,但这一时期韩愈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大大降低甚至显得贫穷,这从他留下来的大量诗文中就能明显感觉到。
因为养家困难,韩愈做了四门博士后,不得已又恢复了求人资助的行为。他曾给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写信,其中说:“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韩昌黎集》卷十七)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一诗中,他说自己“酸寒何足道”。在《祭郴州李使君文》中,他又说“虽掾俸之酸寒,要拔贫而为富”(《韩昌黎集》卷二十二)。韩愈写这些诗文时,或在赴江陵途中,或为江陵府法曹参军,可见他当时的生活状况的确很糟糕。
后来韩愈先后几次担任国子博士。国子博士是正五品官,属于中高级干部行列,但他的日子似乎仍然不好过。《崔十六少府摄伊阳以诗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就是写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中说:“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在著名的《进学解》里,以至学生都嘲笑他们的先生“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身为国立大学的著名教授,韩愈的日常生活居然如此捉襟见肘,真让人难以置信。
韩愈最终结束苦日子,是元和八年(813)升为比部郎中之后。此时的他不仅官高俸厚,而且靠写碑铭能够获得许多额外收入。他晚年留下的诗文中,再也没有提到过贫寒,原因就在这里。
韩愈除了做“京漂族”十年完全靠求人度日不算,此后为官近三十年,他的生活明显表现为两头富,中间穷。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中晚唐的幕职待遇的确非常丰厚,只要愿意并且能够进入地方军政幕府工作,个人生活就会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这对鼓励青年士子到基层工作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事实上这也是当时许多著名文士(包括不少考取进士又有了其他科名的人)纷纷涌入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做巡官、推官和掌书记之类文职幕僚的主要原因。
六
中晚唐幕职待遇丰厚,除正常固定的俸料钱之外,往往还有优厚的杂给。因为中晚唐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禄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作为正当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这个问题因为比较复杂,需要花费不少笔墨才能说清楚,所以只能点到为止。
但下面这个问题不能不详细介绍一下。
除俸料和杂给外,中晚唐幕职还有一笔收入也相当可观,那就是幕主正式下聘书时送去的聘金。这种聘金主要用于两项开支,一是路费,二是置办必要的行装。
幕主送聘金给幕僚,作为聘礼,史料中常有记载。杜牧《唐故灞陵骆处士墓志铭》说:“至元和初……相国杜公黄裳在蒲津,相国张公弘静在并州、大梁,浑尚书镐在易定,潘侍郎孟阳在蜀之东川,司徒薛公苹在郑滑,皆挈卑词币马至门,曰:‘处士不能一起助我为治乎?’”(《樊川文集》卷九)文中写到的“卑词”即聘书,“币马”即聘金和马匹。
唐宪宗元和年间,杜黄裳、张弘静、浑镐、潘孟阳、薛苹等五位高官要人先后将聘书和聘金送上门来,恳请这位骆处士做幕僚,态度确实够诚恳,礼遇确实很隆重。这一方面说明骆处士确实是个高人,另一方面也表明送聘金这种做法,在唐代早已有非常久远的传统,是当时最合乎古礼的聘请幕僚之礼。
李商隐《上河东公谢聘钱启》一文,不但写到幕主送的聘金为数不少,而且特别提到这些钱是给应聘者“备行李”之用的:“某启:伏蒙示及赐钱三十五万以备行李,谨依荣示捧领讫。伏以古求良材,必有礼币。”
这是唐宣宗大中年间李商隐被河东公柳仲郢聘为剑南东川节度判官,收到“三十五万”聘金后,亲笔所写的感谢信。三十五万可是一笔相当大的钱财。
前面写过,朝官校书郎和协律郎每月俸料钱仅为一万六千文和两万文,李商隐尚未上任工作,就收到幕主柳仲郢一次性送来的三十五万聘金,几乎等于当时一个校书郎和协律郎一年半到两年的工资总收入,数目确实大得吓人。那么大一笔钱,上任时的路费和置办行装是无论如何花不完的,完全可以用来补贴家用,大大改善全家人的生活品质。如果不想大手大脚花掉,则可将余钱存进银行吃利息。李商隐上任后,每月还有丰厚的俸禄收入,可想而知他的经济状况是非常之好的,绝不至于像他许多传记所说的那样“生活潦倒”。所以,李商隐的“潦倒”,应当不是指生活上的贫困,而是说他官运不济,一辈子沉沦幕府,没能“升于朝廷”,在仕途上取得更大的发展。
在李商隐的文集里,不但有他为自己所写的《上河东公谢聘钱启》,而且还有另外三篇代别人所写的类似文书:《为桂州卢副使谢聘钱启》、《为东川崔从事谢聘钱启》和《为同州张评事谢聘钱启》。这几篇谢启虽然没有透露具体的聘钱数目,但从其用典如“多若凿山,积如别藏”、“磨文难灭,校贯知多”和“重非半两,轻异五铢,子母相权,饥寒顿解”等语看来,聘金应当非常可观。这三篇谢启的开头部分,也都用了“钱若干,伏蒙赐备行李”这种现成的套语,显示李商隐只是代人写感谢信,其“钱若干”的“若干”部分,当由事主自己填上确切数目(详见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第五章)。
中晚唐的幕职待遇既丰厚,上任前又能得到一大笔聘金,所以仅从生活方面而言,唐代的文士如果能够积极主动投身幕府,先从基层幕僚干起,确实是一种很不错甚至令人十分羡慕的选择。尤其像韩愈这种没有半点经济来源,完全靠求人度日的“京漂族”,更应该尽早离开京城,先解决就业问题。
只有自己养活自己,才活得有乐趣和尊严。
唐朝著名诗人孟郊虽能苦吟,却不善考试,直到快五十岁才考取进士,其大喜若狂自不待言,于是写了一首《登科后》抒发自己既得意又兴奋的心情:“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全唐诗》卷三七四)
此诗直抒胸臆,感情真挚,一种抑制不住的欢快之情溢于言表。
读了孟郊这首诗,自然会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古代读书人只要考取了进士,似乎铁定有官做,前途一片光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以唐朝而言,读书人即使已经及第,不论进士、明经,也无论等第高下、名次先后,朝廷都不负责安排工作。只有再经吏部铨试合格,方称释褐,正式进入仕途。如韩愈连续四次参加礼部进士考试,好不容易取得功名,却在此后的三次吏部铨试中被淘汰,一直得不到官职。韩愈困顿长安近十年,没有俸禄和家庭依靠,完全靠求人度日,心中极为焦灼,深感受命运作弄。他就像栏中的一匹骏马,渴望驰骋,却得不到任何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在贞元十一年(795)正月二十七日到三月十六日不到两个月时间内,连续三次上书宰相,陈述自己的窘迫之状:“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韩昌黎集》卷十六)当时高居相位的是赵憬、贾耽、卢迈等一班庸人,韩愈的恳求当然不会引起他们的重视。上书犹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
对韩愈的处境和遭遇,我们虽然深表同情,但对他定要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执著,却不敢苟同。因为唐朝的做法,是特许地方军政长官聘请这些被铨试刷下来的及第者,到幕府担任巡官、推官、掌书记等文职僚佐,先解决就业问题。他们虽然不属于国家正式干部编制,却可以熟悉政策法令,锻炼实际才干,积累从政经验,以后再参加吏部铨试就更容易通过了。因为唐朝的铨试颇似现代的公务员考试,内容分为身、言、书、判四项,其中身看体格相貌,言听口语表达,书、判两项,就是看你能否写几篇书法端正、文理优长的应用性公文,所以,回答问题老练且有从政经验和实际才干者,铨试时要占很大的便宜。即使你很背时,后来还是通不过吏部铨试,那也不要紧,因为你面前还有一条路子可走:依制度,只要在地方军政幕府做满规定年限(一般为三年)的及第者,就可经幕主的奏荐,由朝廷授予州县的主簿、县尉等职务而获得告身;运气特别好的,还可经由幕主的直接引荐或随其入朝工作,成为朝中正式官员,然后飞黄腾达。这样的事例在唐朝可谓车载斗量,不可胜数。韩愈自己最终也是通过这条道路进入仕途的:贞元十二年(796),宰相董晋出任宣武节度使,表署韩愈为观察推官;三年后董晋病逝,韩愈改投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后来由张建封奏荐朝廷授职。韩愈考取进士后如果不做“京漂族”,明智地放弃“公务员”考试,直接进入地方幕府工作,不仅仕途履历要丰富许多,个人生活能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而且也不会因为向达官贵人投书而给人留下“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的不良印象。
二
以韩愈的聪慧睿智,当然不是不懂此路不通那路通、条条大道通罗马的道理,他之所以甘愿困顿京城,非到黄河不死心,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连续数年参加吏部铨试,是因为在唐人眼中,幕职待遇虽然非常丰厚,干得好同样很有发展前途,但不可把握和预知的因素毕竟太多,名望地位也始终不如朝官,只有通过铨试进入仕途,才最被人看得起,如果能够一步到位,当然最为理想。还有一个情况可能是:除少数名声很响的进士、明经人才自有幕主找上门来争相聘请外,多数及第者都要通过其他关系和门路才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单位;没门路的,或是嫌路途太远、条件艰苦的,或是拉不下面子四处求人而又不愿意回乡“守选”的,就只有像韩愈那样漂泊京城求发展,年复一年等待吏部铨选了。
韩愈是出于什么原因没有早些进入幕府工作,我们当然不必深究,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韩愈做“京漂族”白白流失了好几年大好时光,所以他的仕途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晚,在官场上自然会丧失一些升迁资历。如永贞元年(805)变革新政时,年近四十的韩愈仅为江陵府法曹参军,比他晚一年考取进士的刘禹锡却已是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刘禹锡的聪明之处,就是考取进士和博学宏辞科之后,没有待在京城被动等待政府分配工作,而是“从事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典记室”。由于刘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所以杜佑对他“尤加礼异”。后来杜佑入朝为官,刘禹锡也随其来朝工作,成为国家正式干部。(《旧唐书·刘禹锡传》)
三
像刘禹锡一样,考取进士甚至制科之后,积极投身幕府,先在地方上做几年掌书记,既可得到更快的升迁机会,又能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然后入朝为官,担任知制诰或翰林学士,成为朝廷官员,这样的事例不知有多少。限于篇幅,本文只将与韩愈同时代的几个著名人物作简要介绍:
崔元翰,博陵人。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状元及第。此后又连续参加博学宏词科、贤良方正科、直言极谏科考试,都得第一名。崔元翰此时虽已年过五十,但当北平王马燧慕名聘请他到太原做掌书记时,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贞元三年(787),崔元翰入朝为太常博士,迁礼部员外郎,几年后改任知制诰,所写公文言辞温厚,庄重得体,有典诰之风范。然而他生性刚烈,不为世俗所容,做知制诰不到两年即被降职,不久病故。(《旧唐书·崔元翰传》)
高郢,字公楚,祖上渤海人。考取进士后又荣登茂才异行科,授华阴尉,后改咸阳尉。郭子仪节制朔方,辟为掌书记。李怀光节制邠宁,奏为从事,累转副元帅判官、检校礼部郎中。李怀光被诛后,马燧又聘请高郢为掌书记。不久入朝为官,先后担任主客员外、刑部郎中,中书舍人。贞元十九年(803)冬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高郢从事文字工作多年,却从不保留底稿。有人问他:“前辈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他回答说:“王言不可存私家。”时人重其缜密。(《旧唐书·高郢传》)
令狐楚,字壳士,弱冠应进士,贞元七年(791)及第。李说、郑儋、严绶相继镇太原,令狐楚一直在太原幕府工作,由掌书记至节度判官,深受历任节度使的赏识和器重。令狐楚五岁“能为辞章”,成年后“才思俊丽”,文章写得十分漂亮。他于“笺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传讽”。唐德宗李适也爱好文章,每次阅读从太原报来的公文,都能“辨楚之所为,颇称之”,可见令狐楚的公文写得很有水平和特色。贞元十八年(802),令狐楚被征召入朝,历任右拾遗、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职方员外郎、知制诰等职。唐宪宗元和九年(814)以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后因党争原因被罢为华州刺史。元和十四年(819)回朝任职,被提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旧唐书·令狐楚传》)
杨炎,字公南,凤翔人,擅长文学,文章辞藻华美,在汧州、陇州一带很有名气。唐玄宗天宝年间他出任河西节度使掌书记。唐代宗大历年间,杨炎入朝工作,历任司勋员外郎、礼部郎中、知制诰,后又升任中书舍人。他与常衮共同负责朝廷文书工作,两人的文笔都很优美,“言诏制之美者,时称常、杨焉”。唐德宗即位后,杨炎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旧唐书·杨炎传》)
以上四人,崔元翰、高郢与刘禹锡一样,都是考取进士又有了其他科名之后,才进入地方军政幕府担任文职幕僚的;令狐楚则是考取进士后直接应聘幕职;杨炎的情况有些特殊,新、旧《唐书》都没有写他是什么出身,只称他一参加工作就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聘为掌书记。从这些情况来看,当时应聘幕职的条件不是很严格,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关键就看本人有没有名望和本事,人家愿不愿意聘请你,这就为许多有才能的读书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这些人到地方军政幕府工作一段时间后,各方面都得到锻炼和提高,也建立了一定的人脉关系,这就为以后进入朝廷工作,担负更重要的职务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晚唐以后,许多高级官员都来自幕府,或说幕府为朝廷输送了大批高水平干部,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韩愈却转不过弯来,循于资历,讲究出身,宁愿扭曲身段向达官贵人“摇尾乞怜”,哀叹自己“九品之位其可望”(连当个九品小官也成了奢望),却不愿意离开京城,主动投身幕府,到基层锻炼和提高自己,确实让人感到不解和遗憾。
四
韩愈最终转过弯来,离开长安投身幕府,到基层谋求发展,始于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这一年韩愈29岁。就在当年七月,汴州发生动乱,宰相董晋出镇大梁,任宣武军节度、汴宋亳观察使,韩愈被聘为试秘书省校书郎、观察推官,随董晋到了汴州。这是韩愈第一次为官。三年后董晋去世,韩愈携家离开汴州,辗转到了徐州,在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府做节度推官。节度推官比观察推官地位要高些,所以韩愈所带朝衔也从试秘书省校书郎升为试太常寺协律郎。说明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到韩愈的收入待遇问题。
韩愈最后虽由张建封奏荐朝廷授职,但在徐州幕府工作时间并不长,因为两年后他就回京待选,离开了徐州。贞元十八年(802),韩愈终于当上了四门博士。这虽然只是个七品芝麻官,但他总算正式走上了仕途。
韩愈在汴、徐两地做幕僚,时间虽短,职务也低,却是他一生中比较安逸和富足的一段时间。
韩愈由汴至徐,还没有正式进入张建封幕府工作之前,曾写了一首《此日足可惜赠张籍》诗,其中说:“箧中有余衣,盎中有余粮。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离开徐州回京待选途中,他又写了一首《山石》诗,其中一句写道:“人生如此自可乐。”在《与卫中行书》一文中,他甚至跟朋友说:“始相识时,方甚贫,衣食于人;其后相见于汴、徐二州,仆皆为之从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足下视吾饮食衣服,亦有异乎?”(《韩昌黎集》卷十七)从这些诗文中可知他当时的心情十分平静和自得,生活也过得相当闲适和满足,远非几年前在京城漂泊求官时的躁急可比。
五
韩愈能够迅速摆脱困境,由“乞丐”成“小康”,自然得益于中晚唐幕僚那相当丰厚的待遇。据有关资料和文献记载,像韩愈担任的这种幕府推官,如果所带外官职务为校书郎,每月俸料钱是三万文,如果所带外官职务为协律郎,每月俸料钱是四万文。按当时物价,一匹绢值八百文,一斤盐值四十文,一斗米值五十文,韩愈每月固定收入能买多少绢、盐、米,一算就清楚了。所以说,韩愈做幕僚时的固定收入确实很不错,完全可以过上较高水平的生活。
相比之下,同级别的朝官,收入就寒酸多了。还是以韩愈为例来说话。如果他不去幕府任职,而是在京城做校书郎和协律郎,每月俸料钱分别为一万六千文和两万文,差不多只有幕职的一半。正因为朝官收入比幕职收入低许多,所以他们一旦到朝廷任职,生活水平就会急剧下降,甚至重新陷入贫困境地。韩愈担任四门博士之后,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自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担任四门博士,到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再为国子博士,十一年间韩愈还担任过监察御史、连州阳山县令、江陵府法曹参军、国子博士、河南县令、职方员外郎等多种职务。论级别,这些职务都比韩愈在幕府工作时所带朝衔高,但这一时期韩愈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大大降低甚至显得贫穷,这从他留下来的大量诗文中就能明显感觉到。
因为养家困难,韩愈做了四门博士后,不得已又恢复了求人资助的行为。他曾给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写信,其中说:“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韩昌黎集》卷十七)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一诗中,他说自己“酸寒何足道”。在《祭郴州李使君文》中,他又说“虽掾俸之酸寒,要拔贫而为富”(《韩昌黎集》卷二十二)。韩愈写这些诗文时,或在赴江陵途中,或为江陵府法曹参军,可见他当时的生活状况的确很糟糕。
后来韩愈先后几次担任国子博士。国子博士是正五品官,属于中高级干部行列,但他的日子似乎仍然不好过。《崔十六少府摄伊阳以诗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就是写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中说:“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在著名的《进学解》里,以至学生都嘲笑他们的先生“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身为国立大学的著名教授,韩愈的日常生活居然如此捉襟见肘,真让人难以置信。
韩愈最终结束苦日子,是元和八年(813)升为比部郎中之后。此时的他不仅官高俸厚,而且靠写碑铭能够获得许多额外收入。他晚年留下的诗文中,再也没有提到过贫寒,原因就在这里。
韩愈除了做“京漂族”十年完全靠求人度日不算,此后为官近三十年,他的生活明显表现为两头富,中间穷。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中晚唐的幕职待遇的确非常丰厚,只要愿意并且能够进入地方军政幕府工作,个人生活就会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这对鼓励青年士子到基层工作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事实上这也是当时许多著名文士(包括不少考取进士又有了其他科名的人)纷纷涌入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做巡官、推官和掌书记之类文职幕僚的主要原因。
六
中晚唐幕职待遇丰厚,除正常固定的俸料钱之外,往往还有优厚的杂给。因为中晚唐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禄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作为正当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这个问题因为比较复杂,需要花费不少笔墨才能说清楚,所以只能点到为止。
但下面这个问题不能不详细介绍一下。
除俸料和杂给外,中晚唐幕职还有一笔收入也相当可观,那就是幕主正式下聘书时送去的聘金。这种聘金主要用于两项开支,一是路费,二是置办必要的行装。
幕主送聘金给幕僚,作为聘礼,史料中常有记载。杜牧《唐故灞陵骆处士墓志铭》说:“至元和初……相国杜公黄裳在蒲津,相国张公弘静在并州、大梁,浑尚书镐在易定,潘侍郎孟阳在蜀之东川,司徒薛公苹在郑滑,皆挈卑词币马至门,曰:‘处士不能一起助我为治乎?’”(《樊川文集》卷九)文中写到的“卑词”即聘书,“币马”即聘金和马匹。
唐宪宗元和年间,杜黄裳、张弘静、浑镐、潘孟阳、薛苹等五位高官要人先后将聘书和聘金送上门来,恳请这位骆处士做幕僚,态度确实够诚恳,礼遇确实很隆重。这一方面说明骆处士确实是个高人,另一方面也表明送聘金这种做法,在唐代早已有非常久远的传统,是当时最合乎古礼的聘请幕僚之礼。
李商隐《上河东公谢聘钱启》一文,不但写到幕主送的聘金为数不少,而且特别提到这些钱是给应聘者“备行李”之用的:“某启:伏蒙示及赐钱三十五万以备行李,谨依荣示捧领讫。伏以古求良材,必有礼币。”
这是唐宣宗大中年间李商隐被河东公柳仲郢聘为剑南东川节度判官,收到“三十五万”聘金后,亲笔所写的感谢信。三十五万可是一笔相当大的钱财。
前面写过,朝官校书郎和协律郎每月俸料钱仅为一万六千文和两万文,李商隐尚未上任工作,就收到幕主柳仲郢一次性送来的三十五万聘金,几乎等于当时一个校书郎和协律郎一年半到两年的工资总收入,数目确实大得吓人。那么大一笔钱,上任时的路费和置办行装是无论如何花不完的,完全可以用来补贴家用,大大改善全家人的生活品质。如果不想大手大脚花掉,则可将余钱存进银行吃利息。李商隐上任后,每月还有丰厚的俸禄收入,可想而知他的经济状况是非常之好的,绝不至于像他许多传记所说的那样“生活潦倒”。所以,李商隐的“潦倒”,应当不是指生活上的贫困,而是说他官运不济,一辈子沉沦幕府,没能“升于朝廷”,在仕途上取得更大的发展。
在李商隐的文集里,不但有他为自己所写的《上河东公谢聘钱启》,而且还有另外三篇代别人所写的类似文书:《为桂州卢副使谢聘钱启》、《为东川崔从事谢聘钱启》和《为同州张评事谢聘钱启》。这几篇谢启虽然没有透露具体的聘钱数目,但从其用典如“多若凿山,积如别藏”、“磨文难灭,校贯知多”和“重非半两,轻异五铢,子母相权,饥寒顿解”等语看来,聘金应当非常可观。这三篇谢启的开头部分,也都用了“钱若干,伏蒙赐备行李”这种现成的套语,显示李商隐只是代人写感谢信,其“钱若干”的“若干”部分,当由事主自己填上确切数目(详见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第五章)。
中晚唐的幕职待遇既丰厚,上任前又能得到一大笔聘金,所以仅从生活方面而言,唐代的文士如果能够积极主动投身幕府,先从基层幕僚干起,确实是一种很不错甚至令人十分羡慕的选择。尤其像韩愈这种没有半点经济来源,完全靠求人度日的“京漂族”,更应该尽早离开京城,先解决就业问题。
只有自己养活自己,才活得有乐趣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