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8月24日,中国和韩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已经18个年头了。这18年来,中韩两国关系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速度、广度,都超乎人们意料。中韩建交,使两国关系的发展获得了广阔的空间,对促进本地区安全与稳定,改善我周边地区的外部环境十分有利。在朝鲜半岛,在东北亚,以至在整个亚洲事务中,我国所处地位更加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当年中央高瞻远瞩、不失时机地决定中韩建交,实为高明举措。作为中韩建交谈判的当事人之一,我也同样有这种深切感受。回想起当年中韩建交谈判的一些情景,至今仍然觉得很有意味。
　　
　　出任建交谈判副代表
　　
　　1992年5月初的一天,外交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我说,中韩两国高层已经有所接触,韩国方面希望很快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但目前看来时机尚欠成熟。根据钱其琛外长同韩国外长李相玉一个月前达成的协议,双方要建立秘密接触渠道,先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可能性进行探讨。部里决定让我去办这件事。双方商定,设副部级首席代表,大使级副代表。中方首席代表由徐敦信副外长担任;副代表由我担任。具体商谈在双方副代表之间进行。就这样,我当上了这个谈判副代表。
　　当时,我从国外离任回来半年多,正被借调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上班。自1982年离开亚洲司后,我一直在驻外使馆工作,已有十来年没有接触朝鲜半岛事务,对中韩关系这些年的情况更不了解。我没有思想准备,觉得心中无底,而且一个星期之后,韩方代表就到,时间也很紧张,因此有点诚惶诚恐。接下任务后,就赶紧看材料,了解情况,研究方案,做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一个星期过去,心里觉得有点底了,韩方代表也到了。
　　这里要略作说明的是,调整中韩关系其实酝酿已久。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伊始,面对的已经是分属两大阵营的南北两个朝鲜。当时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对此自然泾渭分明:朝鲜为友,韩国为敌。及至建交前夕,中韩关系不正常已经持续43年。但是实际上,随着东北亚和朝鲜半岛本身局势的发展和变化,两国政界和民间早已感到中韩隔绝的状况需要改变了。因此,中国早在1982年即开始逐步调整对韩政策。先是打破全面对立状态,在国际多边活动和民间交往中,改变过去僵化做法。1983年中国申办1990年亚运会时,即明确承诺邀请韩国参加;次年,中国又派团参加了在汉城(今首尔,下同)举行的亚洲青年篮球锦标赛。1988年,两国贸易从过去的间接关系改为民间直接贸易,并于1991年在两国首都互设贸易办事处。也是在1991年,在各方推动下,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了联合国。
　　韩国方面热衷于发展对华关系也已经多年。1988年,卢泰愚就任韩国总统时曾明确提出在其任期内要实现与中国、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统称“北方政策”。
　　1991年,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的钱其琛去汉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部长级会议。中国如此高级别的官员首次访韩,被看作是中国政府的重要姿态。韩方抓住机会积极推动改善两国关系。韩国总统卢泰愚在会见钱外长时,明确表示希望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其时,在卢泰愚总统“北方政策”的推动下,韩国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均已先后建交,唯独与近邻的中国,关系依然处于不正常状态。形势催人,中国对此当然不能视而不见,实际上也在朝着关系正常化的方向积极努力。现在两国要进行实际接触,可以说是正当其时。
　　
　　两轮北京会谈
　　
　　5月13日上午,韩方副代表权丙铉大使带着他的一班人马来到北京。他们代表团共有七个人,除了外务部的人员之外,还包括总统府青瓦台的官员;我们这边是六个人,除了亚洲司之外,外交部台办、条法司都有人参加。
　　权丙铉是头一次到北京。我陪他离开机场后,一路上看他十分注意观察。那时候,机场高速公路正在修建,我们还是走原来的老机场路,没有什么可看的。他很注意过往行人,似乎是想从他们的衣着服饰上估量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看到一些骑自行车的年轻女孩子衣着鲜亮,他还不时赞美几句。进入市区后,对沿途景物,我给他作些介绍,他也很感兴趣地听着。到了钓鱼台,住进14号楼,我告诉他这里是国宾馆,住在这里,会谈也在这里,既方便,也保密。他很惊讶,说没想到北京还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
　　这次是秘密接触,我们当然重视保密,安排他们住钓鱼台,也是为了便于保密。但是他们似乎比我们更加谨慎。在机场接他们时,我就发现权丙铉警惕性很高,一到周围有人的地方就左顾右盼,四处张望。在钓鱼台,也基本上是足不出户,空闲时连在院子里走走都不愿意,更不要说到街上看看了。原来他们在韩国都是容易引起记者注意的人物,怕在北京碰见韩国记者,惹来麻烦。第二次会谈结束后,还有一点空余时间,我们想安排他们去颐和园游览一下,时间选在下午关门之前人少的时候,他们倒是很想去看看,但是犹豫再三,为了保密,还是放弃了。
　　第二天是5月14日,双方开始会谈,会谈用了两天时间。5月16日他们离京返回汉城。这次是第一次见面,双方都是在原则上阐述各自的立场和主张。不同的是,他们表现得比较急切,说话也直截了当,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希望尽快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且表示没有任何先决条件。
　　我也是第一次同韩国官员正面接触,开始时又不清楚韩方意图究竟如何。我心想既然是秘密接触,并不指望立刻就能建交,那就得谈上一段时间,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也不奇怪。因为两国隔绝四十多年,朝鲜战争期间还成了敌人,两国间存在的问题,似乎是积重难返,敏感问题不少,更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麻烦。而且在我们眼里,韩国一向是唯美国意志是从,同台湾的关系又很密切。至少在我思想上觉得,两国建交似乎还不是马上能办到的事。另外,从我们方面来说,要同韩国建交,不能不考虑朝鲜的态度,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我就准备采取不急不躁的态度,慢慢周旋。因此,在第一轮谈判桌上,我的首次发言主要是务虚,谈形势,谈原则;在谈两国关系时,只谈愿进一步发展关系,避免使用建立外交关系或关系正常化等字眼。台湾问题自然是要着重强调的,而且不容商量。
　　没有想到的是,韩方代表权丙铉听我发言后竟说,中方谈的内容同韩国政府立场是一致的,他们完全赞成。韩方所希望的是尽快消除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尽快建立外交关系。他还说,这次来是充当清道夫的角色,让我们一起把路上的垃圾打扫干净,以使两国建交的道路畅通无阻。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了韩方态度的积极,问题可能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么可望不可及。我们参加谈判的同志都觉得比较明确地摸到了韩方的脉搏,他们很积极,希望尽快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很明确。韩方似乎也感到中方虽然比较谨慎,但也并不仅是消极应对。因此,在头一轮会谈中,虽然双方都在摸对方的意图和态度,但是有关建交的实质问题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
　　在台湾问题上,可以看出,他们事先进行了充分研究。对中国政府同其他国家建交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他们也一清二楚。所以,他们在原则上并未提出异议,甚至表示赞成。但是,在具体谈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他们以“韩台关系特殊”为由,要求我方给予照顾。他们找了种种理由,要求中方对韩国放宽尺度,以使其在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上,灵活性更大些。这说明,韩方虽然知道中方在台湾问题上没有什么通融余地,但仍想尽力争取打开某些缺口。
　　第二轮会谈还在北京进行,是半个月后的6月2日、3日两天。这之前,我们将谈判情况及时上报,同时根据新的情况拟出的第二轮谈判方案,也得到中央批准。第二轮谈判中,涉及的都是有关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实质问题,台湾问题不仅是重点,而且也最具体。韩方为争取我方立场松动,反复强调理由,一再讨价还价,可以说是尽了最大努力。经过几次交锋,他们确实感到想在台湾问题上打开缺口,是十分困难了。此外,会谈中他们还提到其他一些敏感问题,诸如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等等,有的我们做必要的表态,有的坚持不能接受。经过会上会下反复争辩和磋商,韩方看来是理解了中方立场,不再坚持。至此,可以说涉及两国建交的大的原则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
　　前两轮会谈中,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双方都是竭尽所能,极力争取。争论、僵持甚至反复,自然在所难免。但是两国建交是大势所趋,在这个大目标下,谈判中遇到的困难,没有成为不可克服的障碍。第二轮会谈结束后,韩方代表团情绪高涨,似乎是卸下了重担,一身轻松了。在参加了我方的宴请后,仍觉得酒意未尽,回到房间后,又向服务员要了茅台接着喝,又唱又跳,直到深夜才休息。
　　
　　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