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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元旦前,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和中国产业安全投资基金会以“关注金融产业安全,共促国家经济发展”为主题,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第三届中国产业安全论坛”。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教授,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等出席了此次论坛会,并做了重点发言。他们的发言,观点清晰,内容扎实,阐述透彻,为推进我国金融产业改革开放和国家经济和谐发展,具有很高的决策参考价值,对唤起社会各界对产业安全问题更为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也有很好的启迪和推动作用。为此,本刊从本期起,将陆续发表此次“论坛”中的重点发言,敬请广大读者关注。现将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的发言刊登如下,欢迎阅读。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提高金融产业竞争力是确保金融产业安全的举措。
产业竞争力是指某一个产业和国际相比的生产力水平和其他方面的竞争优势。对于金融产业而言,按照竞争力一般的模型(即现在用得最多的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分析,可以把产业竞争力分为四个主要因素和两个次要因素。
四个主要因素分别是,生产要素、需求要素、产业和企业整体素质及配套和支持产业的情况。两个次要的要素,一是偶然的机遇。比如说石油突然涨价了,对于某一些产业就带来了机遇,对某些产业就带来了困难;另一个是政府的政策。按照市场经济的原理,市场本身是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当外部的政策能够改变人们行为的时候,它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把这两个因素作为次要因素,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根据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做一些分析。首先一点,我们要区别产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这三者是有区别的。国家竞争力是宏观的概念,企业竞争力是微观的概念,产业竞争力是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我们国家有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中观的概念。
这三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从整个国家的金融产业安全角度来说,是指的负债率,主要是国家的负债的情况,讲了整个国家金融的总体情况。而金融企业的竞争力,是指一个银行的竞争力,表现为杠杆化率,即1块钱本钱可以做多少钱的生意,表现为风险的控制能力等等。而作为产业竞争力,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概念。
从我们国家金融业的竞争力来看,一方面,通过20多年金融的改革,我们国家金融竞争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我国在金融方面的国际竞争力,还是比较低的。主要表现在,我们金融创新相对而言还比较落后。当然,也有人说幸好我们金融创新不多,所以这次金融危机遇到的问题比较少,因为我们没有投资银行、没有金融衍生品、没有评级机构,因此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来说,实乃不幸中的万幸。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金融创新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提出金融创新的出发点是要利用对冲减少风险,但金融创新本身又会成为过度投机的工具。因此,如果金融监管跟不上,就有可能造成过度投机,从而引发各种新的问题。
我们国家的杠杆化率非常低,据估计,总体上大概是低于10%。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创新,金融效率就不能提高。比如杠杆率,就是1块钱本钱可以做多少钱的生意。从这次金融危机来看,美国商业银行的杠杆率是8到12,投资银行的杠杆率是25到40。房地美、房利美由于有政府的支持,杠杆率达到了62.5,即用832万美元的本钱发行了5.2万亿美元的债券。杠杆率在一个方面体现了较高的金融效率,但是同时也体现了更大的风险。假如杠杆化率是40%,那么凭2.5万的本钱就可以做100万的生意,即有97.5万都是借来的。如果实际获得的收益率高于利率就意味着盈利,如果收益率低于利率就意味着亏损。因此,收益率一定要高于利率,否则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实际上是相辅相成又互相制约的关系,是道和魔的关系。金融创新最初是从欧洲美元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马歇尔计划,大量的美元流向欧洲,当时美国对于银行业的利息控制比较严格,所以最后出现了欧洲美元,直接在欧洲用美元进行银行的信贷和各方面的活动。由于欧洲美元的出现,促使美国的监管机构调整其监管思路,也是进行创新,所以出现了可转让。因此,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总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关系。美国金融衍生品这几年基本上放弃了监管,CDS全世界到底有多少?到底是哪些人发行的?监管部门基本没有掌握。所以,世界各国的估计数据从33万亿美元到58万亿美元不等,却始终缺乏一个准确的判断。
金融监管要做到合理、合法、适度、有效。首先要合乎一般的监管原则;第二,要依法监管;第三,监管要适度,在管和放之间要有一个适度的平衡;最后,监管要有效,所谓的有效是根据复杂性科学的原理,即一个系统是靠内部自主的相互作用推动它前进的。比如说表面上看,企业在市场上生产多少、生产什么、为谁生产是企业自主决策的,但企业的决策不能不受到其他企业的影响,从而逐渐形成自组织作用。同样,在股市上,每个人买什么股票、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也是个人决定的,但是他不可能不受其他人的影响,这是羊群效应所致。可见,外在的刺激作用会造成熊市和牛市,所以,外部监管最重要的是监管的有效性,外部监管要能够改变内部人们的行为,否则监管措施的有效性就不足。比如,在股市大牛市的时候,监管部门出台了提高印花税、储备金率等一系列的政策,短期间可能起了作用,但很快又反弹;当股市不旺的时候,采取降低印花税等措施,也难以从根本上抑制下跌。因此,监管采取的措施,要能够引导人们改变他的行为准则,这样的监管才是有效的,这也符合验证法。毛主席说过,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因此,处理好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对于保障金融安全、提高产业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推动金融创新,我们的外汇收益就会很低,仅仅是债券收益,而非投资收益,并且我们还要承担汇率风险,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第二个是要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是用钱生钱,本身并不直接通过生产活动创造价值。金融危机之前,虚拟经济的规模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股市市值加上债券余额还有金融平仓的合约总数是500多万亿美元,而全世界的GDP只有61万亿美元。美国的虚拟经济规模比实体经济规模大20倍,也产生了巨大风险,因此预计金融危机以后,世界虚拟经济的规模,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规模会适当收缩。但对于我国而言,我国的虚拟经济的规模和实体经济的规模比例还是很低的,大概为1:1左右,我们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虚拟经济领域的业务,还需要大力的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竞争效率才能提高,金融竞争力才能增强。我们不能因为金融危机,就不进行金融创新、不发展虚拟经济。
从目前的情况看,金融业要提高竞争力,非常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才,另一个是信息化。应该承认,我国金融业的人才还是比较缺乏的,人才就是竞争力。比如,在期货的问题上,我们就吃过大亏,中冶金、中储油、中航油等企业都吃了大亏。在做航油期货的时候,我们本来的目的是套期保值,但由于缺乏经验,几家航空公司都出现了很大的亏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想与之博弈,就必须要有人才,要有很强的精算能力,在投资上有很强的分析能力。
信息化也是我国金融产业安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信息化的作用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降低成本,二是提高增加值,三是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四是提高服务的速度,五是提高灵活性。信息化对于金融产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我国现状来看,金融体系信息化进程的推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信用体系的建设,要能够集成企业信用或者是个人信用数据,让所有的银行、保险公司共享。所有的不良记录,都可以通过评分体系显示出来,银行据此决定是否给予贷款,保险公司据此决定保费的标准。
第三个是注重引进战略投资者。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商业银行改革应该沿着这样一条路线图展开。首先是股份制改造;然后是降低不良资产率,剥离不良资产;第三是提高资本充足率,按照巴塞尔资本协议,提高到8%以上,其中核心资本4%以上;第四是引进战略投资者;第五是加强内部管理,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上市。这个路线图是很清楚的,但是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问题上,一直存有争议。我个人认为,我国的金融实力等各方面已大幅增强,我们应将引进的重点从一般外资转移到战略投资上,即引进能够在市场、技术、管理上对企业所帮助的战略投资者,而不是仅仅给予资金的财务投资者。作为中央的重大战略,中国银行、工行、建行都采取了这样的措施,而且都成功地在香港上市。但是,因为金融业是一个关键性的产业,所以对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股份要有所限制。中央明确规定,单个外资不能超过19.99%,全部外资不能超过24.99%。
当然,在金融危机中,战略投资者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很多的战略投资者撤出了资金。但它们只占25%,我们是75%,香港上市的收益,我们无疑是更大的赢家。而且,不能否认,如果没有战略投资者,我们有些银行的上市会遇到困难,比如最近民生银行刚刚上市发行就跌破底价,尽管与当天股市行情有关,但也与本身战略投资者的信誉等各方面因素不无关系。
金融行业最终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要从这些方面关注自身的发展。归结起来,一是要正确地处理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二是要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三是要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人才;四是要提高信息化水平;五是要引进适当的战略投资者。
就我国目前的金融竞争力来看,相对于国际上发达国家,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但是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金融战线上全体同志的努力下,我们可以踏踏实实地不断学习、提高、创新,最终我们一定能够在世界金融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摘自成思危教授在“第三届中国产业安全论坛”上的发言)
元旦前,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和中国产业安全投资基金会以“关注金融产业安全,共促国家经济发展”为主题,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第三届中国产业安全论坛”。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教授,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等出席了此次论坛会,并做了重点发言。他们的发言,观点清晰,内容扎实,阐述透彻,为推进我国金融产业改革开放和国家经济和谐发展,具有很高的决策参考价值,对唤起社会各界对产业安全问题更为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也有很好的启迪和推动作用。为此,本刊从本期起,将陆续发表此次“论坛”中的重点发言,敬请广大读者关注。现将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的发言刊登如下,欢迎阅读。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提高金融产业竞争力是确保金融产业安全的举措。
产业竞争力是指某一个产业和国际相比的生产力水平和其他方面的竞争优势。对于金融产业而言,按照竞争力一般的模型(即现在用得最多的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分析,可以把产业竞争力分为四个主要因素和两个次要因素。
四个主要因素分别是,生产要素、需求要素、产业和企业整体素质及配套和支持产业的情况。两个次要的要素,一是偶然的机遇。比如说石油突然涨价了,对于某一些产业就带来了机遇,对某些产业就带来了困难;另一个是政府的政策。按照市场经济的原理,市场本身是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当外部的政策能够改变人们行为的时候,它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把这两个因素作为次要因素,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根据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做一些分析。首先一点,我们要区别产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这三者是有区别的。国家竞争力是宏观的概念,企业竞争力是微观的概念,产业竞争力是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我们国家有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中观的概念。
这三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从整个国家的金融产业安全角度来说,是指的负债率,主要是国家的负债的情况,讲了整个国家金融的总体情况。而金融企业的竞争力,是指一个银行的竞争力,表现为杠杆化率,即1块钱本钱可以做多少钱的生意,表现为风险的控制能力等等。而作为产业竞争力,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概念。
从我们国家金融业的竞争力来看,一方面,通过20多年金融的改革,我们国家金融竞争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我国在金融方面的国际竞争力,还是比较低的。主要表现在,我们金融创新相对而言还比较落后。当然,也有人说幸好我们金融创新不多,所以这次金融危机遇到的问题比较少,因为我们没有投资银行、没有金融衍生品、没有评级机构,因此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来说,实乃不幸中的万幸。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金融创新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提出金融创新的出发点是要利用对冲减少风险,但金融创新本身又会成为过度投机的工具。因此,如果金融监管跟不上,就有可能造成过度投机,从而引发各种新的问题。
我们国家的杠杆化率非常低,据估计,总体上大概是低于10%。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创新,金融效率就不能提高。比如杠杆率,就是1块钱本钱可以做多少钱的生意。从这次金融危机来看,美国商业银行的杠杆率是8到12,投资银行的杠杆率是25到40。房地美、房利美由于有政府的支持,杠杆率达到了62.5,即用832万美元的本钱发行了5.2万亿美元的债券。杠杆率在一个方面体现了较高的金融效率,但是同时也体现了更大的风险。假如杠杆化率是40%,那么凭2.5万的本钱就可以做100万的生意,即有97.5万都是借来的。如果实际获得的收益率高于利率就意味着盈利,如果收益率低于利率就意味着亏损。因此,收益率一定要高于利率,否则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实际上是相辅相成又互相制约的关系,是道和魔的关系。金融创新最初是从欧洲美元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马歇尔计划,大量的美元流向欧洲,当时美国对于银行业的利息控制比较严格,所以最后出现了欧洲美元,直接在欧洲用美元进行银行的信贷和各方面的活动。由于欧洲美元的出现,促使美国的监管机构调整其监管思路,也是进行创新,所以出现了可转让。因此,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总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关系。美国金融衍生品这几年基本上放弃了监管,CDS全世界到底有多少?到底是哪些人发行的?监管部门基本没有掌握。所以,世界各国的估计数据从33万亿美元到58万亿美元不等,却始终缺乏一个准确的判断。
金融监管要做到合理、合法、适度、有效。首先要合乎一般的监管原则;第二,要依法监管;第三,监管要适度,在管和放之间要有一个适度的平衡;最后,监管要有效,所谓的有效是根据复杂性科学的原理,即一个系统是靠内部自主的相互作用推动它前进的。比如说表面上看,企业在市场上生产多少、生产什么、为谁生产是企业自主决策的,但企业的决策不能不受到其他企业的影响,从而逐渐形成自组织作用。同样,在股市上,每个人买什么股票、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也是个人决定的,但是他不可能不受其他人的影响,这是羊群效应所致。可见,外在的刺激作用会造成熊市和牛市,所以,外部监管最重要的是监管的有效性,外部监管要能够改变内部人们的行为,否则监管措施的有效性就不足。比如,在股市大牛市的时候,监管部门出台了提高印花税、储备金率等一系列的政策,短期间可能起了作用,但很快又反弹;当股市不旺的时候,采取降低印花税等措施,也难以从根本上抑制下跌。因此,监管采取的措施,要能够引导人们改变他的行为准则,这样的监管才是有效的,这也符合验证法。毛主席说过,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因此,处理好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对于保障金融安全、提高产业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推动金融创新,我们的外汇收益就会很低,仅仅是债券收益,而非投资收益,并且我们还要承担汇率风险,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第二个是要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是用钱生钱,本身并不直接通过生产活动创造价值。金融危机之前,虚拟经济的规模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股市市值加上债券余额还有金融平仓的合约总数是500多万亿美元,而全世界的GDP只有61万亿美元。美国的虚拟经济规模比实体经济规模大20倍,也产生了巨大风险,因此预计金融危机以后,世界虚拟经济的规模,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规模会适当收缩。但对于我国而言,我国的虚拟经济的规模和实体经济的规模比例还是很低的,大概为1:1左右,我们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虚拟经济领域的业务,还需要大力的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竞争效率才能提高,金融竞争力才能增强。我们不能因为金融危机,就不进行金融创新、不发展虚拟经济。
从目前的情况看,金融业要提高竞争力,非常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才,另一个是信息化。应该承认,我国金融业的人才还是比较缺乏的,人才就是竞争力。比如,在期货的问题上,我们就吃过大亏,中冶金、中储油、中航油等企业都吃了大亏。在做航油期货的时候,我们本来的目的是套期保值,但由于缺乏经验,几家航空公司都出现了很大的亏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想与之博弈,就必须要有人才,要有很强的精算能力,在投资上有很强的分析能力。
信息化也是我国金融产业安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信息化的作用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降低成本,二是提高增加值,三是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四是提高服务的速度,五是提高灵活性。信息化对于金融产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我国现状来看,金融体系信息化进程的推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信用体系的建设,要能够集成企业信用或者是个人信用数据,让所有的银行、保险公司共享。所有的不良记录,都可以通过评分体系显示出来,银行据此决定是否给予贷款,保险公司据此决定保费的标准。
第三个是注重引进战略投资者。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商业银行改革应该沿着这样一条路线图展开。首先是股份制改造;然后是降低不良资产率,剥离不良资产;第三是提高资本充足率,按照巴塞尔资本协议,提高到8%以上,其中核心资本4%以上;第四是引进战略投资者;第五是加强内部管理,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上市。这个路线图是很清楚的,但是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问题上,一直存有争议。我个人认为,我国的金融实力等各方面已大幅增强,我们应将引进的重点从一般外资转移到战略投资上,即引进能够在市场、技术、管理上对企业所帮助的战略投资者,而不是仅仅给予资金的财务投资者。作为中央的重大战略,中国银行、工行、建行都采取了这样的措施,而且都成功地在香港上市。但是,因为金融业是一个关键性的产业,所以对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股份要有所限制。中央明确规定,单个外资不能超过19.99%,全部外资不能超过24.99%。
当然,在金融危机中,战略投资者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很多的战略投资者撤出了资金。但它们只占25%,我们是75%,香港上市的收益,我们无疑是更大的赢家。而且,不能否认,如果没有战略投资者,我们有些银行的上市会遇到困难,比如最近民生银行刚刚上市发行就跌破底价,尽管与当天股市行情有关,但也与本身战略投资者的信誉等各方面因素不无关系。
金融行业最终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要从这些方面关注自身的发展。归结起来,一是要正确地处理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二是要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三是要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人才;四是要提高信息化水平;五是要引进适当的战略投资者。
就我国目前的金融竞争力来看,相对于国际上发达国家,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但是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金融战线上全体同志的努力下,我们可以踏踏实实地不断学习、提高、创新,最终我们一定能够在世界金融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摘自成思危教授在“第三届中国产业安全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