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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南京城北干河沿一号,一座在当时被南京人视为奇观的三层洋楼楼顶,时常传出洪亮悠扬的钟声,飘飘荡荡一直传到扬子江边。这座被时人称为“三层楼洋行”的建筑,就是建造于1889年的傅罗神学院,即钟楼,它是现在金陵中学的前身——汇文书院最早建成的建筑之一。如今,这栋历经百年风雨的建筑已成为金陵中学的校史馆,百年金陵的世纪标志。它静静地矗立在金陵中学的操场前,为我们诉说着这座历久弥新的百年名校的历史与辉煌。深沉、古朴、嵯峨的钟楼,代表着一种传承百年而不朽的精神……
峥嵘岁月稠
拨转时钟,让我们回到120年前——
1887年,李鸿章在《奏议覆御史陈琇莹奏开算学取士折》中主张:“查学堂之设,虽为造就将才起见,要皆以算学入手,兼习经史,其中亦有文理清通而志切观光者倘异日得由科甲进身,则文武兼资,未始不可为御侮之选。”他的建议得到光绪的支持,“钦遵行知各省遵照办理”。于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以此为契机在中国建立大学。1888年,南京汇文书院创办,是为今南京大学和金陵中学的共同渊源。传教士福开森任汇文书院首任院长。
汇文书院这种教会学校的出现,正是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与融合的时代。传教士们怀着“用基督教征服中国”的理想,在不知不觉中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传教士们的积极努力下,学校日益发展壮大,赢得了“东吴士子从此皆是公门桃李”的赞誉。
1892年,汇文书院开始设立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中学堂称成美馆,是金陵中学作为独立中学的开端。1910年,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为金陵大学,中学部遂成为金陵大学附属中学,简称金大附中、金陵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部分人留守南京,先后办起金陵补习学校、鼓楼中学、同伦中学和南京金中;一部人西迁四川,先后建立万县金中及驻蓉分班。1946年,西迁四川的金中回宁,与南京金中合并,仍名金陵大学附属中学。1951年,历经63年的私立教会学校金大附中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中合并,成立了公办的南京市第十中学。1988年,又更名为南京市金陵中学。2003年,金陵中学扩建了河西分校,2008年,又创办了金陵汇文学校。
蹉跎岁月成就了走过120年漫长历程的金陵中学,也见证了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发展轨迹。在金陵中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三大历史转折,而这三次不同时代的历史转折,却都坚持着“自主办学”的思路,推动着学校不断前进。
在学校开办以后的39年里,院长、校长以及绝大部分教职员工都由西人担任,宗教课规定为必修课,礼拜活动学生必须参加。但是,随着中国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国人民掀起了收回教育权的斗争。在这样的形势下,1927年,陈光裕先生开始担任金陵大学校长,刘靖夫先生为金大附中校长,绝大多数教职员也改由中国人担任。当时,刘靖夫以崇高的爱国精神,勇敢地提出:“唯有两大问题必须先决:1.处理校务,须有全权,用人行政,不得干涉;2.经济权由校长根据校董事会通过之预算,负责支配、决定。”他还大胆决定:“宗教课改为选修,礼拜则听学生自由参加。”这次办学自主权的争得,为金陵中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1948年底至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政府机关纷纷疏散,一些大专院校接到了准备南迁的命令,金陵大学也面临着是否迁校的抉择。在陈光裕校长的主持下,学校最终做出了“绝不迁往台湾”的决定,其附属金陵中学自然包括在内。1951年,金陵大学与外国教会断绝了一切联系,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金大附中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成立南京市第十中学,走上了完全自主办学的道路。
1978年,金陵中学迎来了第三次历史转折。这一年,学校被江苏省确定为首批重点中学,全校师生锐意进取,开始了自主创新的新征程。
跨越三个世纪的金中校史都印刻在了这巍巍钟楼之中。2008年,象征着120年的12响钟声从钟楼传出,回荡在每一个金中人的耳边,敲击着每一个金中人的心,似乎在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历史……历史是说不完的,而“以史为鉴”才是我们要说历史的目的所在。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无数的先驱者为创立和发展中国现代中学教育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是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新的教育改革的宝贵财富。如果弃之不顾,或者只将其作为炫耀的资本,而不认真研究,并采取切实措施,将其转化为精神资源,那么,我们就无异于“抱着金娃娃讨饭吃”。
桃李坐春风
金陵中学早在汇文书院时期就规定,每天下午课后,学生必须参加各种体育运动。从此,“健康第一”“崇尚体育”就成为金陵中学的传统理念。
金大附中时期的张坊校长认为:“学生不仅要读好书,更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才能担大任。”在那时,金陵中学的教务处下设体育部,与自然学科、社会学科等部门平行。体育是单独的一门课程,每个学生每学期要修够2个学分。同时,由于当时各学校之间的竞技体育比赛很多,因此金中也非常重视发展竞技体育,参加校际比赛,以此激发全校师生的集体荣誉感,增强师生们强身健体的意识,进而又推动了学校大众体育的发展。学校设有足、篮、网、排球队,田径赛队,自行车队等等,各项体育运动都开展得蓬蓬勃勃,尤其是足球,长期称霸江南,可与大学校队抗衡。星期六的下午,经常有一场足球赛,对手主要是外国军舰上的英国水兵或美国水兵。当时的金中学子们经常在“金陵必胜”的呐喊声中优雅地战胜那些身强力壮的洋兵们。重视体育的理念,为金陵中学争得了荣誉,捍卫了民族尊严,也培养了学生的运动兴趣和锻炼习惯,确实为学生的成长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身体基础。
1931年至1937年,在金陵中学整整读了六年书,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地质学家陈梦熊在《我的中学时代》一文中写道:“我初中时期,身体很瘦弱。由于受校园内体育风尚的熏陶,开始热爱踢小足球,每天下午课后,就急忙到球场踢球。那时几乎每天都有球赛,有时各班际之间比赛,有时足球队与球队之间比赛,因为除了班级组成的球队外,还有许多自由组合的球队,所以课后球场是十分热闹的。到了高中时期,我的兴趣又转到篮球,只要有空闲,就到体育馆打篮球,而且也经常组织比赛。由于热爱体育活动,我在中学的六年时间内,由十分瘦弱的身体,逐渐锻炼得比较强壮。以后进入大学一直到参加工作,我仍然经常参加体育活动,所以能保持身体的锻炼,很少生病。我离开大学后,长期在辽阔的大西北,从事野外地质矿产调查,经常在崇山峻岭之中跋山涉水,或在渺无人烟的戈壁沙漠日行数十公里,如果没有健康的体魄,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除了体育,无比丰富的课外活动使金中的学生们充分地发展了自己的个性。素质教育的理念早在汇文书院时期就深深地扎根于这片土地之中。当时学生课外活动团体有基督教青年会、文学会、体育会。1906年,书院文学会的大学堂以下的同学,分为Alpha与Beta两组,前者取名“木铎会”,后者取名“醒石会”。文学会常举行演说及辩论比赛,优胜者校方予以奖励。
金大附中时期,学生课外活动指导委员会为学校常设机构,派教师专职负责。在《学生课外活动指导委员会规程中》明确规定,要组织中西论文比赛、国英语演说竞赛、中西书法比赛、摄影比赛、音乐会、长短途旅行、野外会餐等。1933年,学校成立新学会23个,以期学生兴趣与个性得以适当发展之园地,不致感觉偏枯。
1956年至1959年在金陵中学读高中的高级建筑师张思浩回忆说:“美术老师恽宗瀛当时就是知名画家。高中虽然没有美术课,但我曾参加恽先生组织的课外美术兴趣小组,画过石膏头像。我的绘画功底就是这样打下的。待到考入清华建筑系后,中学的美术基础成为我学好建筑专业,以至参加工作后搞好建筑设计的‘看家本领’。不少能力的养成对我后来从事建筑师职业很有好处,在日常生活中也大有用处。家中或办公室的水电、门窗维修我都是自己动手。从简单的自行车修理到复杂的家用电器,直到彩电、电脑出了故障都能自己动手修好。多亏母校的素质教育给了我一双灵巧的手。”
“诚心向学”是金陵中学校训的首字“诚”的解释,其中还可以拓展出一个重要的含义,那就是严谨治学。这一点,是百年金陵引以为傲的优良传统,是“金陵精神”最突出的表现。
金陵中学在教学上抓得紧,首先就表现在考核制度上。20世纪30年代时,教务处制定了严格的规程,包括缺课规则、考试规程、国文英文作文规则、成绩计算方法、缺考及补考规则等。学校规定高中生有12个学时的课程(初中生有15个学时的课程),不及格,就得留级,连续两次留级就要退学。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曾经回忆道:“留级在当时是很正常的。该留级的就留级,该退学的就退学,金大附中向来以自己的严肃认真的学习淘汰制度而自豪,谁讲情面也不行。”
其次,在教材方面,一律是当时最先进的教材。以20世纪30年代的英语阅读教材为例:初一用《泰西五十轶事》,初二用《泰西三十轶事》,初三是《天方夜谭》,高一开始就读《格里佛游记》,高二是用一本《世界短篇小说选》,高三年级读英国“太史公”Macaaulay写的《约翰逊行述记》,外加一份《密勒氏评论周报》。图书馆里还有一份英文《大陆报》。对于中学生来讲,学习这些英文原版的小说、报纸,无疑是有很大难度的。1936年的校友张兆锟老师记得他上初一时,有很多字母还未认清,必须自己查字典把生词对应的汉子写在书上,一眼看去,书页上密密麻麻。但正是这样的教材,让学生的识字水平、阅读能力得到快速提高,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中学起就开始接触并学会精读原汁原味的外文名著,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培养了他们的人文修养。
再次,在教法上同现在也有异趣。比如英语,教师先布置学生三到四页课,学生回去查字典,弄懂课文。第二节课,由学生尽量提问,不论是语音、语法、内容,教师只负解答之责,很少领读课文;既不是传统的翻译法教学,也不是填鸭式的词句分析,一切由学生自己去掌握。第三节课,教师就要进行小测验,每次都认真记分,作为平时成绩。第四节课,老师进行小结,提纲挈领地再度理顺课文,加深所学印象。再比如,教务处对国文英文作文是这样规定的:
1.作文方法有下列数种,由教员自由采用。(1)在班上作,当堂交卷。(2)在班上只作大纲或草稿,由教员签字于其上,然后带至班下作成交卷。(3)完全在班下作,命题后限日交卷。2.作文日期由教员择定,但每周二必须作文一次。3.英文作文自高中起,初中学生以造句代替作文,但每周必须造句一次。4.作文须用本校规定之作文簿,并须誊写清晰,否则不批阅。5.作文不于规定之日期内交卷者,由教员酌量扣分。……
厉以宁教授后来回忆道:“记得我转入金大附中后,每学期的期末考试都非常紧张,而平时布置的作业又是那么多,当时心里并不是没有埋怨的。尽管学校距离新街口等闹市区很近,但晚自习时,谁都不能稍稍放松学习,否则就可能考试不及格。相隔40年了,今天回想起来,在金大附中的那一段学习生活,的确是终身难忘的……假定没有当初的那种严格的训练和严格的考试,假定没有当初在语文、数学、英语三门主要的课程上打好扎实的基础,在大学阶段和大学毕业以后的教学、科研工作中,我将是很难取得进展的。”
再次,就是教师们的治学态度。向培豪先生教范氏大代数和英文教本解析几何时,如果你向他提问,他能一口报出这个题目是书上的哪一页第几道题。冷仲瑶先生在教世界史时,滔滔不绝的英语叙述,使学生们陶醉于他优美动听的描绘之中,每节课都是一次美好的文艺享受。有一次上物理实验课,用音叉来求地心引力加速度,按南京的高度,此数字应接近于980,但可能由于仪器的原因,学生们都只得出930或更小,有学生怕实验报告通不过,就微改了实验数据。这事被物理老师许过樑知道了,特地去跟学生们反复地讲科学精神,一再强调,科学上必须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虚假。
永为南国雄
大江滔滔东入海,滚滚奔腾的历史长河幻灭了多少物质,留下的唯有精神。镌刻在巨石碑上的“诚、真、勤、仁”四个大字,已经被历史涤荡的金光闪耀,在金陵中学的校园中熠熠生辉。汇文书院创立之初,“诚、真、勤、仁”就被确定为学校的校训。诚:诚心向学;真:崇真尚实;勤:勤奋刻苦;仁:仁爱奉献;以诚为本,以仁为怀,勤勉执着,唯真是求,这不仅是一代代金中人的追求,更已内化为一代代金中人的品格,成为金陵中学人文精神的精华。
在这里,许许多多的教师甘愿为打好青少年的人生基础奉献一生:宋家淇、卢从烈、唐绍密、齐白江、章明华、张学华、孟昭华……他们不仅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精湛的教学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淡泊名利,兢兢业业,一心在这安静的中学校园里安静地培育着一代代学生,甚至在抗战期间,学校被迫迁址,环境恶劣,很多教师依然不离不弃,安心教学。他们不仅没有懈怠,反而为了祖国和学生的前途,也为了保持金中在长江流域的美誉,教学比先前更认真了。
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学成回国的张坊先生,辞去了很多有优厚报酬的职业,决定到金大附中担任校长,一干就是22年。他常常说:“要有做大事的志向,不要有做大官的想法。”1937年,他随学校迁到万县,用了两年时间,就在万县将金中的牌子打了出去。他启用有志于教学,愿吃苦而又具有真才实学之士,并委以重任,使得向培豪等一批名师脱颖而出,成为学校栋梁。精通中国古典文学的张剑秋先生,婉拒了邵力子先生邀他去清华大学执教,选择了金陵中学,从此潜心研究中学历史教育,写出了《历史教学管窥》等文章。张坊校长敬重他去高就低的无私品德和高尚风格,将应由校长佩戴的第一号校徽让给他。美术大师徐悲鸿的学生恽宗瀛同样婉拒了很多高校请他去做教授的邀请,坚持留在金陵中学,他的课深受学生欢迎。向培豪先生耄耋之年依然活跃在金中的讲台上,为培养金中的学生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除了这些名师以外,年轻的教师们也有极强的责任心,工作主动,虽有老教师帮带,仍不敢松懈,每晚都学习、工作到深夜才睡觉。这些教师明晰透彻的讲课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只要上课听懂了,用不着课下再花许多时间死记硬背,而且经久不忘”。
余和清校友在回忆中深情地说道:“我特别要向在抗战八年中与我们同呼吸共患难的老师们表达我的无限崇敬的感激之情。他们虽未留名青史,但那崇高的师德和教学业绩永镌在受业者的心田上。岁月可长逝,教诲铭心间,师恩永难忘!”
正是有了这些清心寡欲、甘于寂寞、勇于付出、无私奉献的教师们,才有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金中学子们。正是从这里,走出了陶行知(教育家)、盛成(诗人、学者)、柯象峰(社会学家)、宗白华(美学家)、王绳祖(历史学家)、杭立武(政治学家)、程千帆(文史学家)、厉以宁(经济学家)、吴敬琏(经济学家)等等众多的一流学者,无怪乎蔡元培为金陵中学题下“英才辈出”。
提到陶行知,人们会想到横眉怒对独裁者的“民主魂”;想到宗白华,便是他在未名湖畔“散步者”的身影。在这些金中校友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一种“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他们仰赖于此,对抗专制主义的压迫,抵御拜金主义的侵蚀;也可以看到“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们坚守着独立、超脱的人格,却始终保持对社会的关注与责任。总之,人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字。
以“立人”为本是金陵中学的传统,更是金陵中学人文精神的基石。就像钱理群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人的价值,人的美,人的权利,人的创造力,人的思想的自由与解放,人的人格的独立,人的精神的健全发展,人的性情、品格的陶冶是金陵中学始终关注的中心,是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核。1929年,张坊先生在《金中校刊》上以《学做人》一文作为就职宣言。他说:“凡欲学做人者,断不可做片面人,为己之人,愤事之人。必也。严以处己,宽以待人,为人类之长者,为社会之导师,为国家为世界之景仰者,不必顾己,不专为己,舍己而济人,屈己以从事,则事无不成。事苟有成,则舍己亦乐,作如是想,苟如是做,则是圣贤豪杰之心地矣,吾能乎此,吾之为人,可无愧矣,不必有所取也。”2002年,金陵中学校长丁强说:“我们要把创新教育植根于高品位的校园文化氛围中,培养人格完善的人。……既要为学生的现在负责,又要为学生的未来负责。努力做到,当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带走的不仅仅是丰富的知识,创新能力,更重要的是完善的人格。”如今,金陵中学现任校长邹正说:“我们的教育主张就是让课堂充满生命的活力,让校园焕发绿色的生机,让环境放射人文的光芒。我们的教育理念就是对民族未来负责,为学生一生奠基!”
金中校友蒯乐昊在《我的金中情结》回忆录中谈到:“那时,学校的曹隐云科学馆刚刚落成,大厅里悬挂着十个画框,每个画框里都嵌着一幅中科院院士的油画肖像,他们都是我校的校友,只有最后一个框中的画,当时尚未送到。每次在科学馆里的课间十分钟,我都爱在那九幅油画前驻足仰望,一边看着他们清癯睿智的面容,一边在心里猜度他们的成才之路,然而我停留和欣赏时间最长的,却是那最后一个空白的画框。看那九幅画的时候,心中的感觉是敬仰,而看最后一个空镜框时,心里更多的则是憧憬。一次时间看长了,恍惚觉得框中嵌上了一幅自己的肖像,也是那样从容而睿智地冲画外微笑着。当我从幻想中清醒过来,看见身边一个低年级男生也在仰头看那个空框框,他微张着嘴巴,痴痴的,眼睛里写满了期望。当他注意到我时,我们都会心地笑了。因为同是金中人,我们都能理解这种共同的梦想。其实,在我幻想母校中挂起我的肖像时,我早已是一名文科生了,我清楚自己不可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我也知道那第十位院士的画框已有其主,可是心里的这种梦想,是不可以放弃的。”另一位金中校友曾经这样温情地诉说着:“寂寞的日子里,至少我拥有回忆……一如当年在车棚里发呆的傍晚,那片暖暖的夕阳。”一位1952届的校友这样谈到自己的母校:“我的底子是在那儿打下的。我的中学生活完全像是生活在梦里。”
是啊,就像邹正校长的那句格言:“一切创造皆源于梦。”或许这就是百年金中“英才辈出”的秘密所在: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让孩子们在夕阳下发呆,自由地做梦,培育青春精神、赤子之心,为人的一生健全的可持续发展打底——终生学习的底子与精神的底子,让一种深厚的人文精神与曾经经久不变的校园风景,成为一代代师生的精神源泉。
巍巍的钟楼在为我们讲述百年金陵的一个又一个动人故事时,也再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中学时代是人生道路中最宝贵的一个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朝气蓬勃,充满青春的活力,满怀无限的希望和美好的理想。中学时代就像人生的春天,繁花似锦,风光无限好,但春天很快就会消逝。在人生曲折坎坷的道路上,中学时代是人生旅程的开始,它对一个人的前途,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学校园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它不仅为在校学生一生的精神发展奠底,成为其成长之根,而且它对学生的教育与影响还延伸到离校以后,成为其可以时时反顾与回归的终生的精神家园。邹正校长曾这样谈到:“学校是传承文明和更新文化的主要基地,是文化变迁的‘温度计’,又是与文化变迁互动的载体;学校的文化建设功能具有普遍性和长久性。”因此,对于肩负如此重要责任和使命的中学来说,必须时刻警醒,时时反思,重视传统资源的开掘与利用,重视内在的精神文化建设,无论何时,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放松。正如邹正校长所说,金中的历史“如今已经内化为金中深厚的人文底蕴,独特的文化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金中百年事业的继任者,唯有一心一意地继承和发扬金中的优良传统……”金陵中学只有真正地理解这一点,才能在它的第三个世纪里,继续“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
注:本文的写作参考了《钟楼嵯峨——百年金陵人文作品选读》《中国名校丛书
峥嵘岁月稠
拨转时钟,让我们回到120年前——
1887年,李鸿章在《奏议覆御史陈琇莹奏开算学取士折》中主张:“查学堂之设,虽为造就将才起见,要皆以算学入手,兼习经史,其中亦有文理清通而志切观光者倘异日得由科甲进身,则文武兼资,未始不可为御侮之选。”他的建议得到光绪的支持,“钦遵行知各省遵照办理”。于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以此为契机在中国建立大学。1888年,南京汇文书院创办,是为今南京大学和金陵中学的共同渊源。传教士福开森任汇文书院首任院长。
汇文书院这种教会学校的出现,正是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与融合的时代。传教士们怀着“用基督教征服中国”的理想,在不知不觉中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传教士们的积极努力下,学校日益发展壮大,赢得了“东吴士子从此皆是公门桃李”的赞誉。
1892年,汇文书院开始设立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中学堂称成美馆,是金陵中学作为独立中学的开端。1910年,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为金陵大学,中学部遂成为金陵大学附属中学,简称金大附中、金陵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部分人留守南京,先后办起金陵补习学校、鼓楼中学、同伦中学和南京金中;一部人西迁四川,先后建立万县金中及驻蓉分班。1946年,西迁四川的金中回宁,与南京金中合并,仍名金陵大学附属中学。1951年,历经63年的私立教会学校金大附中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中合并,成立了公办的南京市第十中学。1988年,又更名为南京市金陵中学。2003年,金陵中学扩建了河西分校,2008年,又创办了金陵汇文学校。
蹉跎岁月成就了走过120年漫长历程的金陵中学,也见证了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发展轨迹。在金陵中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三大历史转折,而这三次不同时代的历史转折,却都坚持着“自主办学”的思路,推动着学校不断前进。
在学校开办以后的39年里,院长、校长以及绝大部分教职员工都由西人担任,宗教课规定为必修课,礼拜活动学生必须参加。但是,随着中国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国人民掀起了收回教育权的斗争。在这样的形势下,1927年,陈光裕先生开始担任金陵大学校长,刘靖夫先生为金大附中校长,绝大多数教职员也改由中国人担任。当时,刘靖夫以崇高的爱国精神,勇敢地提出:“唯有两大问题必须先决:1.处理校务,须有全权,用人行政,不得干涉;2.经济权由校长根据校董事会通过之预算,负责支配、决定。”他还大胆决定:“宗教课改为选修,礼拜则听学生自由参加。”这次办学自主权的争得,为金陵中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1948年底至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政府机关纷纷疏散,一些大专院校接到了准备南迁的命令,金陵大学也面临着是否迁校的抉择。在陈光裕校长的主持下,学校最终做出了“绝不迁往台湾”的决定,其附属金陵中学自然包括在内。1951年,金陵大学与外国教会断绝了一切联系,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金大附中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成立南京市第十中学,走上了完全自主办学的道路。
1978年,金陵中学迎来了第三次历史转折。这一年,学校被江苏省确定为首批重点中学,全校师生锐意进取,开始了自主创新的新征程。
跨越三个世纪的金中校史都印刻在了这巍巍钟楼之中。2008年,象征着120年的12响钟声从钟楼传出,回荡在每一个金中人的耳边,敲击着每一个金中人的心,似乎在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历史……历史是说不完的,而“以史为鉴”才是我们要说历史的目的所在。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无数的先驱者为创立和发展中国现代中学教育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是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新的教育改革的宝贵财富。如果弃之不顾,或者只将其作为炫耀的资本,而不认真研究,并采取切实措施,将其转化为精神资源,那么,我们就无异于“抱着金娃娃讨饭吃”。
桃李坐春风
金陵中学早在汇文书院时期就规定,每天下午课后,学生必须参加各种体育运动。从此,“健康第一”“崇尚体育”就成为金陵中学的传统理念。
金大附中时期的张坊校长认为:“学生不仅要读好书,更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才能担大任。”在那时,金陵中学的教务处下设体育部,与自然学科、社会学科等部门平行。体育是单独的一门课程,每个学生每学期要修够2个学分。同时,由于当时各学校之间的竞技体育比赛很多,因此金中也非常重视发展竞技体育,参加校际比赛,以此激发全校师生的集体荣誉感,增强师生们强身健体的意识,进而又推动了学校大众体育的发展。学校设有足、篮、网、排球队,田径赛队,自行车队等等,各项体育运动都开展得蓬蓬勃勃,尤其是足球,长期称霸江南,可与大学校队抗衡。星期六的下午,经常有一场足球赛,对手主要是外国军舰上的英国水兵或美国水兵。当时的金中学子们经常在“金陵必胜”的呐喊声中优雅地战胜那些身强力壮的洋兵们。重视体育的理念,为金陵中学争得了荣誉,捍卫了民族尊严,也培养了学生的运动兴趣和锻炼习惯,确实为学生的成长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身体基础。
1931年至1937年,在金陵中学整整读了六年书,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地质学家陈梦熊在《我的中学时代》一文中写道:“我初中时期,身体很瘦弱。由于受校园内体育风尚的熏陶,开始热爱踢小足球,每天下午课后,就急忙到球场踢球。那时几乎每天都有球赛,有时各班际之间比赛,有时足球队与球队之间比赛,因为除了班级组成的球队外,还有许多自由组合的球队,所以课后球场是十分热闹的。到了高中时期,我的兴趣又转到篮球,只要有空闲,就到体育馆打篮球,而且也经常组织比赛。由于热爱体育活动,我在中学的六年时间内,由十分瘦弱的身体,逐渐锻炼得比较强壮。以后进入大学一直到参加工作,我仍然经常参加体育活动,所以能保持身体的锻炼,很少生病。我离开大学后,长期在辽阔的大西北,从事野外地质矿产调查,经常在崇山峻岭之中跋山涉水,或在渺无人烟的戈壁沙漠日行数十公里,如果没有健康的体魄,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除了体育,无比丰富的课外活动使金中的学生们充分地发展了自己的个性。素质教育的理念早在汇文书院时期就深深地扎根于这片土地之中。当时学生课外活动团体有基督教青年会、文学会、体育会。1906年,书院文学会的大学堂以下的同学,分为Alpha与Beta两组,前者取名“木铎会”,后者取名“醒石会”。文学会常举行演说及辩论比赛,优胜者校方予以奖励。
金大附中时期,学生课外活动指导委员会为学校常设机构,派教师专职负责。在《学生课外活动指导委员会规程中》明确规定,要组织中西论文比赛、国英语演说竞赛、中西书法比赛、摄影比赛、音乐会、长短途旅行、野外会餐等。1933年,学校成立新学会23个,以期学生兴趣与个性得以适当发展之园地,不致感觉偏枯。
1956年至1959年在金陵中学读高中的高级建筑师张思浩回忆说:“美术老师恽宗瀛当时就是知名画家。高中虽然没有美术课,但我曾参加恽先生组织的课外美术兴趣小组,画过石膏头像。我的绘画功底就是这样打下的。待到考入清华建筑系后,中学的美术基础成为我学好建筑专业,以至参加工作后搞好建筑设计的‘看家本领’。不少能力的养成对我后来从事建筑师职业很有好处,在日常生活中也大有用处。家中或办公室的水电、门窗维修我都是自己动手。从简单的自行车修理到复杂的家用电器,直到彩电、电脑出了故障都能自己动手修好。多亏母校的素质教育给了我一双灵巧的手。”
“诚心向学”是金陵中学校训的首字“诚”的解释,其中还可以拓展出一个重要的含义,那就是严谨治学。这一点,是百年金陵引以为傲的优良传统,是“金陵精神”最突出的表现。
金陵中学在教学上抓得紧,首先就表现在考核制度上。20世纪30年代时,教务处制定了严格的规程,包括缺课规则、考试规程、国文英文作文规则、成绩计算方法、缺考及补考规则等。学校规定高中生有12个学时的课程(初中生有15个学时的课程),不及格,就得留级,连续两次留级就要退学。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曾经回忆道:“留级在当时是很正常的。该留级的就留级,该退学的就退学,金大附中向来以自己的严肃认真的学习淘汰制度而自豪,谁讲情面也不行。”
其次,在教材方面,一律是当时最先进的教材。以20世纪30年代的英语阅读教材为例:初一用《泰西五十轶事》,初二用《泰西三十轶事》,初三是《天方夜谭》,高一开始就读《格里佛游记》,高二是用一本《世界短篇小说选》,高三年级读英国“太史公”Macaaulay写的《约翰逊行述记》,外加一份《密勒氏评论周报》。图书馆里还有一份英文《大陆报》。对于中学生来讲,学习这些英文原版的小说、报纸,无疑是有很大难度的。1936年的校友张兆锟老师记得他上初一时,有很多字母还未认清,必须自己查字典把生词对应的汉子写在书上,一眼看去,书页上密密麻麻。但正是这样的教材,让学生的识字水平、阅读能力得到快速提高,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中学起就开始接触并学会精读原汁原味的外文名著,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培养了他们的人文修养。
再次,在教法上同现在也有异趣。比如英语,教师先布置学生三到四页课,学生回去查字典,弄懂课文。第二节课,由学生尽量提问,不论是语音、语法、内容,教师只负解答之责,很少领读课文;既不是传统的翻译法教学,也不是填鸭式的词句分析,一切由学生自己去掌握。第三节课,教师就要进行小测验,每次都认真记分,作为平时成绩。第四节课,老师进行小结,提纲挈领地再度理顺课文,加深所学印象。再比如,教务处对国文英文作文是这样规定的:
1.作文方法有下列数种,由教员自由采用。(1)在班上作,当堂交卷。(2)在班上只作大纲或草稿,由教员签字于其上,然后带至班下作成交卷。(3)完全在班下作,命题后限日交卷。2.作文日期由教员择定,但每周二必须作文一次。3.英文作文自高中起,初中学生以造句代替作文,但每周必须造句一次。4.作文须用本校规定之作文簿,并须誊写清晰,否则不批阅。5.作文不于规定之日期内交卷者,由教员酌量扣分。……
厉以宁教授后来回忆道:“记得我转入金大附中后,每学期的期末考试都非常紧张,而平时布置的作业又是那么多,当时心里并不是没有埋怨的。尽管学校距离新街口等闹市区很近,但晚自习时,谁都不能稍稍放松学习,否则就可能考试不及格。相隔40年了,今天回想起来,在金大附中的那一段学习生活,的确是终身难忘的……假定没有当初的那种严格的训练和严格的考试,假定没有当初在语文、数学、英语三门主要的课程上打好扎实的基础,在大学阶段和大学毕业以后的教学、科研工作中,我将是很难取得进展的。”
再次,就是教师们的治学态度。向培豪先生教范氏大代数和英文教本解析几何时,如果你向他提问,他能一口报出这个题目是书上的哪一页第几道题。冷仲瑶先生在教世界史时,滔滔不绝的英语叙述,使学生们陶醉于他优美动听的描绘之中,每节课都是一次美好的文艺享受。有一次上物理实验课,用音叉来求地心引力加速度,按南京的高度,此数字应接近于980,但可能由于仪器的原因,学生们都只得出930或更小,有学生怕实验报告通不过,就微改了实验数据。这事被物理老师许过樑知道了,特地去跟学生们反复地讲科学精神,一再强调,科学上必须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虚假。
永为南国雄
大江滔滔东入海,滚滚奔腾的历史长河幻灭了多少物质,留下的唯有精神。镌刻在巨石碑上的“诚、真、勤、仁”四个大字,已经被历史涤荡的金光闪耀,在金陵中学的校园中熠熠生辉。汇文书院创立之初,“诚、真、勤、仁”就被确定为学校的校训。诚:诚心向学;真:崇真尚实;勤:勤奋刻苦;仁:仁爱奉献;以诚为本,以仁为怀,勤勉执着,唯真是求,这不仅是一代代金中人的追求,更已内化为一代代金中人的品格,成为金陵中学人文精神的精华。
在这里,许许多多的教师甘愿为打好青少年的人生基础奉献一生:宋家淇、卢从烈、唐绍密、齐白江、章明华、张学华、孟昭华……他们不仅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精湛的教学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淡泊名利,兢兢业业,一心在这安静的中学校园里安静地培育着一代代学生,甚至在抗战期间,学校被迫迁址,环境恶劣,很多教师依然不离不弃,安心教学。他们不仅没有懈怠,反而为了祖国和学生的前途,也为了保持金中在长江流域的美誉,教学比先前更认真了。
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学成回国的张坊先生,辞去了很多有优厚报酬的职业,决定到金大附中担任校长,一干就是22年。他常常说:“要有做大事的志向,不要有做大官的想法。”1937年,他随学校迁到万县,用了两年时间,就在万县将金中的牌子打了出去。他启用有志于教学,愿吃苦而又具有真才实学之士,并委以重任,使得向培豪等一批名师脱颖而出,成为学校栋梁。精通中国古典文学的张剑秋先生,婉拒了邵力子先生邀他去清华大学执教,选择了金陵中学,从此潜心研究中学历史教育,写出了《历史教学管窥》等文章。张坊校长敬重他去高就低的无私品德和高尚风格,将应由校长佩戴的第一号校徽让给他。美术大师徐悲鸿的学生恽宗瀛同样婉拒了很多高校请他去做教授的邀请,坚持留在金陵中学,他的课深受学生欢迎。向培豪先生耄耋之年依然活跃在金中的讲台上,为培养金中的学生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除了这些名师以外,年轻的教师们也有极强的责任心,工作主动,虽有老教师帮带,仍不敢松懈,每晚都学习、工作到深夜才睡觉。这些教师明晰透彻的讲课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只要上课听懂了,用不着课下再花许多时间死记硬背,而且经久不忘”。
余和清校友在回忆中深情地说道:“我特别要向在抗战八年中与我们同呼吸共患难的老师们表达我的无限崇敬的感激之情。他们虽未留名青史,但那崇高的师德和教学业绩永镌在受业者的心田上。岁月可长逝,教诲铭心间,师恩永难忘!”
正是有了这些清心寡欲、甘于寂寞、勇于付出、无私奉献的教师们,才有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金中学子们。正是从这里,走出了陶行知(教育家)、盛成(诗人、学者)、柯象峰(社会学家)、宗白华(美学家)、王绳祖(历史学家)、杭立武(政治学家)、程千帆(文史学家)、厉以宁(经济学家)、吴敬琏(经济学家)等等众多的一流学者,无怪乎蔡元培为金陵中学题下“英才辈出”。
提到陶行知,人们会想到横眉怒对独裁者的“民主魂”;想到宗白华,便是他在未名湖畔“散步者”的身影。在这些金中校友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一种“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他们仰赖于此,对抗专制主义的压迫,抵御拜金主义的侵蚀;也可以看到“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们坚守着独立、超脱的人格,却始终保持对社会的关注与责任。总之,人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字。
以“立人”为本是金陵中学的传统,更是金陵中学人文精神的基石。就像钱理群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人的价值,人的美,人的权利,人的创造力,人的思想的自由与解放,人的人格的独立,人的精神的健全发展,人的性情、品格的陶冶是金陵中学始终关注的中心,是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核。1929年,张坊先生在《金中校刊》上以《学做人》一文作为就职宣言。他说:“凡欲学做人者,断不可做片面人,为己之人,愤事之人。必也。严以处己,宽以待人,为人类之长者,为社会之导师,为国家为世界之景仰者,不必顾己,不专为己,舍己而济人,屈己以从事,则事无不成。事苟有成,则舍己亦乐,作如是想,苟如是做,则是圣贤豪杰之心地矣,吾能乎此,吾之为人,可无愧矣,不必有所取也。”2002年,金陵中学校长丁强说:“我们要把创新教育植根于高品位的校园文化氛围中,培养人格完善的人。……既要为学生的现在负责,又要为学生的未来负责。努力做到,当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带走的不仅仅是丰富的知识,创新能力,更重要的是完善的人格。”如今,金陵中学现任校长邹正说:“我们的教育主张就是让课堂充满生命的活力,让校园焕发绿色的生机,让环境放射人文的光芒。我们的教育理念就是对民族未来负责,为学生一生奠基!”
金中校友蒯乐昊在《我的金中情结》回忆录中谈到:“那时,学校的曹隐云科学馆刚刚落成,大厅里悬挂着十个画框,每个画框里都嵌着一幅中科院院士的油画肖像,他们都是我校的校友,只有最后一个框中的画,当时尚未送到。每次在科学馆里的课间十分钟,我都爱在那九幅油画前驻足仰望,一边看着他们清癯睿智的面容,一边在心里猜度他们的成才之路,然而我停留和欣赏时间最长的,却是那最后一个空白的画框。看那九幅画的时候,心中的感觉是敬仰,而看最后一个空镜框时,心里更多的则是憧憬。一次时间看长了,恍惚觉得框中嵌上了一幅自己的肖像,也是那样从容而睿智地冲画外微笑着。当我从幻想中清醒过来,看见身边一个低年级男生也在仰头看那个空框框,他微张着嘴巴,痴痴的,眼睛里写满了期望。当他注意到我时,我们都会心地笑了。因为同是金中人,我们都能理解这种共同的梦想。其实,在我幻想母校中挂起我的肖像时,我早已是一名文科生了,我清楚自己不可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我也知道那第十位院士的画框已有其主,可是心里的这种梦想,是不可以放弃的。”另一位金中校友曾经这样温情地诉说着:“寂寞的日子里,至少我拥有回忆……一如当年在车棚里发呆的傍晚,那片暖暖的夕阳。”一位1952届的校友这样谈到自己的母校:“我的底子是在那儿打下的。我的中学生活完全像是生活在梦里。”
是啊,就像邹正校长的那句格言:“一切创造皆源于梦。”或许这就是百年金中“英才辈出”的秘密所在: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让孩子们在夕阳下发呆,自由地做梦,培育青春精神、赤子之心,为人的一生健全的可持续发展打底——终生学习的底子与精神的底子,让一种深厚的人文精神与曾经经久不变的校园风景,成为一代代师生的精神源泉。
巍巍的钟楼在为我们讲述百年金陵的一个又一个动人故事时,也再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中学时代是人生道路中最宝贵的一个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朝气蓬勃,充满青春的活力,满怀无限的希望和美好的理想。中学时代就像人生的春天,繁花似锦,风光无限好,但春天很快就会消逝。在人生曲折坎坷的道路上,中学时代是人生旅程的开始,它对一个人的前途,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学校园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它不仅为在校学生一生的精神发展奠底,成为其成长之根,而且它对学生的教育与影响还延伸到离校以后,成为其可以时时反顾与回归的终生的精神家园。邹正校长曾这样谈到:“学校是传承文明和更新文化的主要基地,是文化变迁的‘温度计’,又是与文化变迁互动的载体;学校的文化建设功能具有普遍性和长久性。”因此,对于肩负如此重要责任和使命的中学来说,必须时刻警醒,时时反思,重视传统资源的开掘与利用,重视内在的精神文化建设,无论何时,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放松。正如邹正校长所说,金中的历史“如今已经内化为金中深厚的人文底蕴,独特的文化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金中百年事业的继任者,唯有一心一意地继承和发扬金中的优良传统……”金陵中学只有真正地理解这一点,才能在它的第三个世纪里,继续“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
注:本文的写作参考了《钟楼嵯峨——百年金陵人文作品选读》《中国名校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