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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迫切地想服务好中小微企业，但有时真的有心无力。”
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桐刚结束行里的科技创新项目启动会。调任东部某城商行不到一年时间，他参加过不下十场类似会议，主题大多是科技助力普惠金融发展。
这不是个案。无论是靠强大的政策推力，还是出于自身发展需要，许多传统金融机构正在改变以往对待小微企业融资的态度，核心问题已经不是想不想做，而是怎么做？
以互联网巨头为代表的新金融力量，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改善金融产品、提升服务效率，让传统金融机构看到了服务小微企业的可获得性和可获利性。
但正如张桐所经历的那样，当下传统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最大的感受是——知易行难。
记者近期调研发现，尽管许多银行都将发展普惠金融作为重点战略，以发展小微企业业务为新增赢利点，但受传统体制、理念限制，加之科技基因匮乏、能力不足等原因，部分金融机构“想贷”却“不敢贷”“不会贷”，存在于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之间的资金梗阻尚未有效疏通。
好消息是，普惠金融发展正拥抱数字化转型，中小微企业信息数字化也在路上，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发力科技能力、数字能力建设，从口号型转入战略型、从被动型转成主动型、从思维定式到技术打破僵局……金融科技的发展，正在打通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最后一公里。
“普惠金融从过去强调基层网点到更多地依靠数字技术和电子网络，这个转变已经很明显。”10月12日，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2019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说。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到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再到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普惠金融这一战略性决策部署已越来越受重视。
数字化时代，普惠金融发展进入新阶段。尤其是在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意义再次被强调，“建设普惠金融体系”也首次被提出；2018年8月，银保监会发布《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报告》，在总结举措、成果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普惠金融体系的规划和思路。
自此，普惠金融走过初生，迈入了茁壮向上的成长期。
普惠金融的成长离不开技术发展带来的规模效应增长。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新金融机构通过对传统金融业务的线上化、智能化、数据化，提高运营效率，降低人工成本，同时改善用户体验，促进了普惠信贷发展。
近两年，金融科技相关政策也接连出台，行业逐步走向规范。今年8月，央行出台《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为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央行联合发布公告，将金融科技产品纳入国家统一推行的认证体系，确定了《金融科技产品认证目录（第一批）》，制定《金融科技产品认证规则》，进一步完善了行业规范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在金融科技领域起步早、投入大的头部银行，已率先展开线上化变革，将代码、算法构筑的新技术真正落地并应用于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解决普惠金融痛点上。
自2015年起，兴业银行、平安银行、建设银行等大行相继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2017年3月，工商银行完成七大创新实验室的组建；2018年4月，建行推出了无人银行，个人业务可实现机器办理。
这背后正是金融机构新一轮转型升级大趋势：银行零售业加速转型，消费金融井喷式发展，保险、信托快速延伸触角，金融服务中小微、“三农”效率提升……
普惠金融整体得到较快发展，小微群体融资作为普惠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一直是那个拖后腿的“困难生”。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许多传统金融机构在为小微群体提供资金服务时，有想法却难行动。尤其是一些中小型银行，尽管它们天然具有服务小微群体的优势，却基于种种客观因素，迟迟难获明显成效。
一方面，部分中小微群体的数据不仅真实性欠佳，甚至有些小微群体不具备体现经营的数据，直接加大了银行的风控难度。
“银行传统的信息核验方式主要依托资料审核、现场检查。但有的企业手持多套账本，分别用于应对工商、税务、社保等不同政府部門，这已成为银行风控的最大障碍之一。”一位会计师事务所资深项目经理告诉记者，若有第三方数据加以辅助，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风控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部分流动性或“淤滞”在金融体系内，无法快速、精准滴灌至小微企业。
去年以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宏观、金融及监管政策密集出台，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也持续改善，但融资难题却仍然存在，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有部分银行抽贷、断贷，我们还款后就不给续贷了。”广东某建材公司董事长葛勇说，部分传统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审批效率也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往往我们因启动项目或扩大生产急需资金时，银行却告诉我们‘等审批’，但是订单不等人啊！”
一位在北京从事食品行业的个体工商户对记者说，由于缺乏有效抵质押物，获取银行抵押贷款难上加难，“没想过能拿到信用贷款，即便额度获批也难解燃眉之急。”
在诸多受访人士看来，这与银行冗杂的审批流程要求不无关系，但更关键的是，“有些银行宁可不做，也不愿有风险。”张桐直言。
此外，部分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由于技术能力不足、数据维度不够充分、风控模型尚待验证，小微业务也遭遇困难。
东北地区一城商行副行长告诉记者，行内科技人员不足30人，与大型银行动辄几千人的科技团队、数亿元研发资金的配置，完全无法相比，开展小微业务实在是困难。
不过，无论多难，解决小微群体融资难，已是大势所趋和社会共识。作为中国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小微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状态，直接关系着众多人的生存、就业问题，也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金融科技的发展，让业界看到了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新希望。
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主办的“金融科技与小微贷款的未来”专题论坛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表示，小微企业贷款作为各界关注的问题，有微观重要性，更有宏观意义，特别是金融科技如何赋能推动扶持小微企业贷款，是众多金融机构关注的前沿问题，也是涉及国民经济的重大宏观问题。
建行董事长田国立认为，通过科技、互联网和AI等技术应用，金融科技不仅提升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风险管控水平，更赋予了银行“西瓜和芝麻一起捡”的能力。
朱民说，目前金融科技存在四大模式：一是以建行为代表的大银行模式；二是以网商、微众、百信等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模式；三是以常熟银行和泰隆银行为代表的线下转线上模式；四是以飞贷金融科技为代表的赋能模式——通过科技输出将创新型的商业模式运用到金融服务中。
无论是哪类机构和模式，业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只有通过跨行业、多企业间的合作，才能解决问题。金融科技不再是传统金融机构的颠覆者或者竞争者，而是有效补充。
这是因为在面对小微企业时，贷款机构必须有完善而全面的业务能力，包括在各种场景获客、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提供咨询服务、运用大量数据和科技进行风控、有效分散风险、保证资金充足且成本低，等等。現实中，没有哪一家从业机构具备所有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认为，在普惠金融生态体系中，银行和非银机构的配合非常重要。
他表示，银行在普惠金融大格局的需求下必须做出调整，不是所有的银行都擅长做所有的业务，有些业务其他的助贷机构擅长，银行和这些机构之间具备合作的基础。
“普惠金融生态需要形成不同的层次，不同机构可专注于不同的细分市场，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贝多广说。
从实践来看，飞贷金融科技联合创始人卜凡德说，金融科技公司与银行合作主要有三种：其一，单一资源型，如仅提供流量、数据服务的金融科技公司，API接口对接即可开展业务；其二，单一技术型，如提供KYC身份识别、身份验证等某一线上化技术服务的金融科技公司；其三，综合应用型，提供涵盖系统、解决方案、项目上线后跟踪运营的金融科技公司。
合作方式大致分为对接云服务、行内开发部署实施两种。卜凡德将前者比喻为“装修好一幢别墅，只需拎包入住”，后者则更像是“从打地基开始，与银行共同建筑这幢别墅”，也是飞贷金融科技目前选择的路径。
飞贷金融科技董事长唐侠介绍，飞贷金融科技自2017年10月起，将多年来沉淀的所有经验和技术向持牌金融机构开放，支持其能力建设，专注做科技赋能，并在大数据反欺诈、自动化建模及智能投顾等方面开启了战略布局。
经过验证，这种合作方式在助推传统金融机构提升服务效率、加大业务覆盖面上确实有明显成效。
目前飞贷金融科技已与人保财险、北京银行、华润信托、通联支付等多家涵盖保险、银行、信托、支付四大金融子行业的头部企业达成移动信贷整体技术全面输出合作。
也正因此，在业内专家看来，以飞贷金融科技为代表的金融科技赋能模式，正在成为协助金融机构优化产业分工、提升服务效率、缓解小微融资困境的新解法和主流趋势之一。
风险、合规是金融业的关键词，对于发展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尤甚，这些并不会因为新科技的出现而发生变化。
周小川在认可金融科技发展的同时，也提到风控和监管仍是至关重要的环节。“有些打着普惠金融幌子的人更注重一些其他目标，但因为对风险的管理和识别出了问题，以及监管也没太顾得上，导致最终出现问题。”
金融科技的发展，解决了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中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定价问题。但是，随着金融机构向更深层次去挖掘客户，继续开发次级或长尾用户，金融科技所依托的技术手段并不能解决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的问题。
因此，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都认为，面对新的环境和新的机遇，既要看到技术赋能金融服务的长效可持续发展，也需要看到技术进步带动深层次的社会生产变革，在带来效能提升潜力的同时，往往也会带来新的风险因素。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认为，至少有几点是必须坚持的：一是坚持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从事金融业务活动必须持牌；
二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有真场景真技术，而不是脱实向虚，形成所谓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空转”；
三是坚持保护无风险识别能力的投资者利益，守好老百姓的钱袋子，面向公众的金融负债活动，不管是否以技术为名都要从严监管；
四是坚持开放、合作、包容、共享的理念，在组织方式变革过程中支持鼓励不同类型的机构在生产和金融服务高度融合过程中优势互补，但要事先划清风险边界，责任边界。
与此同时，技术与数据的安全及治理问题也值得关注。例如，在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过程中，既要保护用户隐私，也要保证数据安全，责任归属仍有待明确。
这其中监管的角色必不可少。《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个人金融信息（数据）保护试行办法（初稿）》等文件，正为数据治理奠定制度基础。《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及《关于规范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类业务及互联网保险业务的通知》等，则为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回归本源，为下一阶段金融科技行业及数字普惠金融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
一位金融行业人士认为，未来在普惠金融的供给侧，持牌金融机构无疑仍将占据主位。金融科技公司作为技术赋能方，更应扮演好“陪练”角色，与金融机构分工、合作、共赢。
换言之，金融机构要做好金融产品的设计、风控、合规管理，科技公司则应回归科技本源，做好科技的研发、支撑，用清晰的角色定位将“金融 科技”中间的“ ”真正做好，让金融的归金融，科技的归科技。
（摘自《财经国家周刊》2019年第23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桐刚结束行里的科技创新项目启动会。调任东部某城商行不到一年时间，他参加过不下十场类似会议，主题大多是科技助力普惠金融发展。
这不是个案。无论是靠强大的政策推力，还是出于自身发展需要，许多传统金融机构正在改变以往对待小微企业融资的态度，核心问题已经不是想不想做，而是怎么做？
以互联网巨头为代表的新金融力量，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改善金融产品、提升服务效率，让传统金融机构看到了服务小微企业的可获得性和可获利性。
但正如张桐所经历的那样，当下传统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最大的感受是——知易行难。
记者近期调研发现，尽管许多银行都将发展普惠金融作为重点战略，以发展小微企业业务为新增赢利点，但受传统体制、理念限制，加之科技基因匮乏、能力不足等原因，部分金融机构“想贷”却“不敢贷”“不会贷”，存在于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之间的资金梗阻尚未有效疏通。
好消息是，普惠金融发展正拥抱数字化转型，中小微企业信息数字化也在路上，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发力科技能力、数字能力建设，从口号型转入战略型、从被动型转成主动型、从思维定式到技术打破僵局……金融科技的发展，正在打通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最后一公里。
普惠金融茁壮向上
“普惠金融从过去强调基层网点到更多地依靠数字技术和电子网络，这个转变已经很明显。”10月12日，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2019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说。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到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再到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普惠金融这一战略性决策部署已越来越受重视。
数字化时代，普惠金融发展进入新阶段。尤其是在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意义再次被强调，“建设普惠金融体系”也首次被提出；2018年8月，银保监会发布《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报告》，在总结举措、成果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普惠金融体系的规划和思路。
自此，普惠金融走过初生，迈入了茁壮向上的成长期。
普惠金融的成长离不开技术发展带来的规模效应增长。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新金融机构通过对传统金融业务的线上化、智能化、数据化，提高运营效率，降低人工成本，同时改善用户体验，促进了普惠信贷发展。
近两年，金融科技相关政策也接连出台，行业逐步走向规范。今年8月，央行出台《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为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央行联合发布公告，将金融科技产品纳入国家统一推行的认证体系，确定了《金融科技产品认证目录（第一批）》，制定《金融科技产品认证规则》，进一步完善了行业规范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在金融科技领域起步早、投入大的头部银行，已率先展开线上化变革，将代码、算法构筑的新技术真正落地并应用于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解决普惠金融痛点上。
自2015年起，兴业银行、平安银行、建设银行等大行相继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2017年3月，工商银行完成七大创新实验室的组建；2018年4月，建行推出了无人银行，个人业务可实现机器办理。
这背后正是金融机构新一轮转型升级大趋势：银行零售业加速转型，消费金融井喷式发展，保险、信托快速延伸触角，金融服务中小微、“三农”效率提升……
拖后腿的“困难生”
普惠金融整体得到较快发展，小微群体融资作为普惠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一直是那个拖后腿的“困难生”。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许多传统金融机构在为小微群体提供资金服务时，有想法却难行动。尤其是一些中小型银行，尽管它们天然具有服务小微群体的优势，却基于种种客观因素，迟迟难获明显成效。
一方面，部分中小微群体的数据不仅真实性欠佳，甚至有些小微群体不具备体现经营的数据，直接加大了银行的风控难度。
“银行传统的信息核验方式主要依托资料审核、现场检查。但有的企业手持多套账本，分别用于应对工商、税务、社保等不同政府部門，这已成为银行风控的最大障碍之一。”一位会计师事务所资深项目经理告诉记者，若有第三方数据加以辅助，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风控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部分流动性或“淤滞”在金融体系内，无法快速、精准滴灌至小微企业。
去年以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宏观、金融及监管政策密集出台，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也持续改善，但融资难题却仍然存在，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有部分银行抽贷、断贷，我们还款后就不给续贷了。”广东某建材公司董事长葛勇说，部分传统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审批效率也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往往我们因启动项目或扩大生产急需资金时，银行却告诉我们‘等审批’，但是订单不等人啊！”
一位在北京从事食品行业的个体工商户对记者说，由于缺乏有效抵质押物，获取银行抵押贷款难上加难，“没想过能拿到信用贷款，即便额度获批也难解燃眉之急。”
在诸多受访人士看来，这与银行冗杂的审批流程要求不无关系，但更关键的是，“有些银行宁可不做，也不愿有风险。”张桐直言。
此外，部分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由于技术能力不足、数据维度不够充分、风控模型尚待验证，小微业务也遭遇困难。
东北地区一城商行副行长告诉记者，行内科技人员不足30人，与大型银行动辄几千人的科技团队、数亿元研发资金的配置，完全无法相比，开展小微业务实在是困难。
不过，无论多难，解决小微群体融资难，已是大势所趋和社会共识。作为中国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小微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状态，直接关系着众多人的生存、就业问题，也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老难题新解法
金融科技的发展，让业界看到了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新希望。
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主办的“金融科技与小微贷款的未来”专题论坛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表示，小微企业贷款作为各界关注的问题，有微观重要性，更有宏观意义，特别是金融科技如何赋能推动扶持小微企业贷款，是众多金融机构关注的前沿问题，也是涉及国民经济的重大宏观问题。
建行董事长田国立认为，通过科技、互联网和AI等技术应用，金融科技不仅提升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风险管控水平，更赋予了银行“西瓜和芝麻一起捡”的能力。
朱民说，目前金融科技存在四大模式：一是以建行为代表的大银行模式；二是以网商、微众、百信等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模式；三是以常熟银行和泰隆银行为代表的线下转线上模式；四是以飞贷金融科技为代表的赋能模式——通过科技输出将创新型的商业模式运用到金融服务中。
无论是哪类机构和模式，业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只有通过跨行业、多企业间的合作，才能解决问题。金融科技不再是传统金融机构的颠覆者或者竞争者，而是有效补充。
这是因为在面对小微企业时，贷款机构必须有完善而全面的业务能力，包括在各种场景获客、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提供咨询服务、运用大量数据和科技进行风控、有效分散风险、保证资金充足且成本低，等等。現实中，没有哪一家从业机构具备所有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认为，在普惠金融生态体系中，银行和非银机构的配合非常重要。
他表示，银行在普惠金融大格局的需求下必须做出调整，不是所有的银行都擅长做所有的业务，有些业务其他的助贷机构擅长，银行和这些机构之间具备合作的基础。
“普惠金融生态需要形成不同的层次，不同机构可专注于不同的细分市场，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贝多广说。
从实践来看，飞贷金融科技联合创始人卜凡德说，金融科技公司与银行合作主要有三种：其一，单一资源型，如仅提供流量、数据服务的金融科技公司，API接口对接即可开展业务；其二，单一技术型，如提供KYC身份识别、身份验证等某一线上化技术服务的金融科技公司；其三，综合应用型，提供涵盖系统、解决方案、项目上线后跟踪运营的金融科技公司。
合作方式大致分为对接云服务、行内开发部署实施两种。卜凡德将前者比喻为“装修好一幢别墅，只需拎包入住”，后者则更像是“从打地基开始，与银行共同建筑这幢别墅”，也是飞贷金融科技目前选择的路径。
飞贷金融科技董事长唐侠介绍，飞贷金融科技自2017年10月起，将多年来沉淀的所有经验和技术向持牌金融机构开放，支持其能力建设，专注做科技赋能，并在大数据反欺诈、自动化建模及智能投顾等方面开启了战略布局。
经过验证，这种合作方式在助推传统金融机构提升服务效率、加大业务覆盖面上确实有明显成效。
目前飞贷金融科技已与人保财险、北京银行、华润信托、通联支付等多家涵盖保险、银行、信托、支付四大金融子行业的头部企业达成移动信贷整体技术全面输出合作。
也正因此，在业内专家看来，以飞贷金融科技为代表的金融科技赋能模式，正在成为协助金融机构优化产业分工、提升服务效率、缓解小微融资困境的新解法和主流趋势之一。
科技之外的考量
风险、合规是金融业的关键词，对于发展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尤甚，这些并不会因为新科技的出现而发生变化。
周小川在认可金融科技发展的同时，也提到风控和监管仍是至关重要的环节。“有些打着普惠金融幌子的人更注重一些其他目标，但因为对风险的管理和识别出了问题，以及监管也没太顾得上，导致最终出现问题。”
金融科技的发展，解决了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中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定价问题。但是，随着金融机构向更深层次去挖掘客户，继续开发次级或长尾用户，金融科技所依托的技术手段并不能解决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的问题。
因此，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都认为，面对新的环境和新的机遇，既要看到技术赋能金融服务的长效可持续发展，也需要看到技术进步带动深层次的社会生产变革，在带来效能提升潜力的同时，往往也会带来新的风险因素。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认为，至少有几点是必须坚持的：一是坚持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从事金融业务活动必须持牌；
二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有真场景真技术，而不是脱实向虚，形成所谓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空转”；
三是坚持保护无风险识别能力的投资者利益，守好老百姓的钱袋子，面向公众的金融负债活动，不管是否以技术为名都要从严监管；
四是坚持开放、合作、包容、共享的理念，在组织方式变革过程中支持鼓励不同类型的机构在生产和金融服务高度融合过程中优势互补，但要事先划清风险边界，责任边界。
与此同时，技术与数据的安全及治理问题也值得关注。例如，在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过程中，既要保护用户隐私，也要保证数据安全，责任归属仍有待明确。
这其中监管的角色必不可少。《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个人金融信息（数据）保护试行办法（初稿）》等文件，正为数据治理奠定制度基础。《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及《关于规范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类业务及互联网保险业务的通知》等，则为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回归本源，为下一阶段金融科技行业及数字普惠金融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
一位金融行业人士认为，未来在普惠金融的供给侧，持牌金融机构无疑仍将占据主位。金融科技公司作为技术赋能方，更应扮演好“陪练”角色，与金融机构分工、合作、共赢。
换言之，金融机构要做好金融产品的设计、风控、合规管理，科技公司则应回归科技本源，做好科技的研发、支撑，用清晰的角色定位将“金融 科技”中间的“ ”真正做好，让金融的归金融，科技的归科技。
（摘自《财经国家周刊》2019年第23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