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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北京的地域书写，王朔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虽然他的小说内容和价值取向存在着较大争议，但是他机智幽默的语言文字，通过熟悉语言的陌生化和奇异语言的通俗化两种方式的改造，却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好评。
关键词：王朔；京味；语言
作者简介：任宗雷，南昌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01
评论界对于王朔的人物形象具有极大争议，甚至针锋相对，支持者称之为反传统、反权威，反对者抨击其为“痞子”“流氓”，但对于其机智幽默的语言描写却大都持积极评价。毫无疑问，从文学本身来讲，王朔的人物存在着严重的类型化的倾向，韩少功评价说：“王朔小说的人物生动，但却太单一，男女老少都贫，一贫到底。”但是，“他的语言鲜活上口，绝对地大白话，绝对地没有洋八股党八股与书生气。”[1]因此也就消除了语言的沉重和严肃，使之变得轻盈和欢快，既加快了语言的节奏，也增加了阅读的快感，更加适合一个正在进入快节奏的市场化国家的读者。
王朔的语言机智幽默，新鲜活泼，处处透露出一种语言的轻逸，集调侃和风趣于一体，十分符合一般小市民的阅读期待。实际上就是“使熟悉的语言奇异化和把奇异的语言通俗化”[2]因此，他的语言特色甚至比他的类型化的人物形象更吸引着读者。这些调侃以带痞气的反叛，把政治的、哲理的、道德的严肃话题与俚语、土语混合在一起达到反讽的效果，在青年与市民阶层中引起共鸣。权力文化与精英文化中的一些人，有时为自己过去一向视为神圣的东西，被踩在脚下，还吐上唾沫，感到其厚颜无耻，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有时也偶尔为其中某些淋漓尽致、带有彻悟的调侃感到痛快。
“使熟悉的语言奇异化”就是把日常生活中的用语进行改造，使之焕然一新，获得一种新鲜感和刺激感，因此王朔常常把政治领域里的用语强行引入到日常口语交流中，把高大上的、严肃的、崇高的话语进行奇怪的组合。例如，他常常把国家的方针政策、毛泽东语录、革命话语以异常轻松或者假正经的方式说出来。“‘回去跟你们李登辉说’，马青冲台湾女士交代，‘好好在岛上过日子吧，别老想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统一了有什么好呵？十亿人都找你要饭吃，你有那么大的饭锅吗？’‘不服就让国民党来试试———吓死他！我信哪个？中国这块土地谁敢来改变颜色？谁来就让谁遗臭万年。别人不了解中国，咱还不解中国？混多少年了？’”北京长期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北京人对政治的格外关注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世代流传下来，再加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各个领域的高度政治化，每个人对政治活动和国家政策都非常熟悉，因此像三民主义、李登辉、改变颜色（颜色革命）等之类的政治词汇早已烂熟于心。这也隐约透露出当时90年代中国的面临的部分政治现实，国外由资本主义国家暗中策划的旨在推翻社会主义政权的颜色革命的爆发，台湾又在台独分子李登辉的带领下积极筹划独立等等，然而由一群不务正业的人口中说出，不知不觉地就解构了这种严肃性，充满了对对话者的鄙视和嘲讽。
“奇异的语言通俗化”，具体表现为铺陈渲染，以大量的词汇和句子表达语意，即使是意义相同的不同词汇也要倾泻而出，体现出语言的快感。王朔谈起自己的小说语言时说：“当代北京话，城市流行语。这种种所谓以‘调侃’冠之的语言风格和态度，是全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街头瞎混的小痞子，打扑克打麻将的赌棍，饭馆里喝酒聊天的侃爷们集体创造的。”[3]这也说明虽然王朔的语言不是一种北京的大众语，但确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城市的边缘人，他的小说语言和精神内核都更符合这些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特征。例如在《永失我爱》中，男主人公在结婚前夕突然患了绝症，为了不连累未婚妻，他采取了一系列违心的行动，结果引起未婚妻的误解。为了瞒过未婚妻，他只得先强忍悲痛，强颜欢笑，强耍贫嘴以掩饰内心悲伤：“何雷，你这个人怎么就能红一阵儿白一阵儿，说狠就狠，翻脸不认人，什么揍的？”“变色龙揍的。”我虚心诚恳地说：“亲者痛仇者快，朝秦暮楚、朝三暮四、朝花夕拾，连我自己也觉得特没劲。……要不怎么说正人先正己上梁不正下梁歪，我本人这样儿怎么还能严格要全部求你像个正人君子夕”。待未婚妻表情有所缓和，他又得寸进尺地“贫”道：“穷寇勿追，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就别非逼我当三孙子了，杀人不过头点地，我也算奴颜脾膝了”。试想在生活中，谁也不会为了表达一个意思连珠炮一样的进行语言轰炸，更何况这些语言之间有时压根没有什么逻辑性，甚至意义互相矛盾，但是为了追求语言的刺激，被王朔罗列到一起，其中虽然不乏灵气，但却有过于油滑的嫌疑。
每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和人口构成都是复杂多变的，每个作家也都有自己独特的人文视角和生命体验。老舍笔下的北京是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的老北京，是一个乡土中国在走向现代化、城市化的一个缩影，他笔下的北京市民还带有极大的乡土性和保守性，北京也仍然是茶馆、四合院、天桥等传统人文景观所构成。而王朔笔下的北京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濟体制转型的北京，在这里传统的伦理道德已遭到彻底地摧毁，兴起的是一种反传统、反崇高、反权威的叛逆文化，咖啡馆、歌厅、电影院等现代化建筑也成为了新北京的名片。而在此中文化景观中，产生的“京味”语言，也不再稳健沉重，反而充满了对社会的嘲讽和戏谑，这也正是社会普遍性焦虑的一种反应。反映出一部分新北京人的文化心理和生存状态，这也是王朔对于当代文坛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注释：
[1]王蒙《躲避崇高》粤海风[J].1993年第1期.
[2]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3]王朔《我是王朔》[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
关键词：王朔；京味；语言
作者简介：任宗雷，南昌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01
评论界对于王朔的人物形象具有极大争议，甚至针锋相对，支持者称之为反传统、反权威，反对者抨击其为“痞子”“流氓”，但对于其机智幽默的语言描写却大都持积极评价。毫无疑问，从文学本身来讲，王朔的人物存在着严重的类型化的倾向，韩少功评价说：“王朔小说的人物生动，但却太单一，男女老少都贫，一贫到底。”但是，“他的语言鲜活上口，绝对地大白话，绝对地没有洋八股党八股与书生气。”[1]因此也就消除了语言的沉重和严肃，使之变得轻盈和欢快，既加快了语言的节奏，也增加了阅读的快感，更加适合一个正在进入快节奏的市场化国家的读者。
王朔的语言机智幽默，新鲜活泼，处处透露出一种语言的轻逸，集调侃和风趣于一体，十分符合一般小市民的阅读期待。实际上就是“使熟悉的语言奇异化和把奇异的语言通俗化”[2]因此，他的语言特色甚至比他的类型化的人物形象更吸引着读者。这些调侃以带痞气的反叛，把政治的、哲理的、道德的严肃话题与俚语、土语混合在一起达到反讽的效果，在青年与市民阶层中引起共鸣。权力文化与精英文化中的一些人，有时为自己过去一向视为神圣的东西，被踩在脚下，还吐上唾沫，感到其厚颜无耻，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有时也偶尔为其中某些淋漓尽致、带有彻悟的调侃感到痛快。
“使熟悉的语言奇异化”就是把日常生活中的用语进行改造，使之焕然一新，获得一种新鲜感和刺激感，因此王朔常常把政治领域里的用语强行引入到日常口语交流中，把高大上的、严肃的、崇高的话语进行奇怪的组合。例如，他常常把国家的方针政策、毛泽东语录、革命话语以异常轻松或者假正经的方式说出来。“‘回去跟你们李登辉说’，马青冲台湾女士交代，‘好好在岛上过日子吧，别老想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统一了有什么好呵？十亿人都找你要饭吃，你有那么大的饭锅吗？’‘不服就让国民党来试试———吓死他！我信哪个？中国这块土地谁敢来改变颜色？谁来就让谁遗臭万年。别人不了解中国，咱还不解中国？混多少年了？’”北京长期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北京人对政治的格外关注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世代流传下来，再加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各个领域的高度政治化，每个人对政治活动和国家政策都非常熟悉，因此像三民主义、李登辉、改变颜色（颜色革命）等之类的政治词汇早已烂熟于心。这也隐约透露出当时90年代中国的面临的部分政治现实，国外由资本主义国家暗中策划的旨在推翻社会主义政权的颜色革命的爆发，台湾又在台独分子李登辉的带领下积极筹划独立等等，然而由一群不务正业的人口中说出，不知不觉地就解构了这种严肃性，充满了对对话者的鄙视和嘲讽。
“奇异的语言通俗化”，具体表现为铺陈渲染，以大量的词汇和句子表达语意，即使是意义相同的不同词汇也要倾泻而出，体现出语言的快感。王朔谈起自己的小说语言时说：“当代北京话，城市流行语。这种种所谓以‘调侃’冠之的语言风格和态度，是全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街头瞎混的小痞子，打扑克打麻将的赌棍，饭馆里喝酒聊天的侃爷们集体创造的。”[3]这也说明虽然王朔的语言不是一种北京的大众语，但确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城市的边缘人，他的小说语言和精神内核都更符合这些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特征。例如在《永失我爱》中，男主人公在结婚前夕突然患了绝症，为了不连累未婚妻，他采取了一系列违心的行动，结果引起未婚妻的误解。为了瞒过未婚妻，他只得先强忍悲痛，强颜欢笑，强耍贫嘴以掩饰内心悲伤：“何雷，你这个人怎么就能红一阵儿白一阵儿，说狠就狠，翻脸不认人，什么揍的？”“变色龙揍的。”我虚心诚恳地说：“亲者痛仇者快，朝秦暮楚、朝三暮四、朝花夕拾，连我自己也觉得特没劲。……要不怎么说正人先正己上梁不正下梁歪，我本人这样儿怎么还能严格要全部求你像个正人君子夕”。待未婚妻表情有所缓和，他又得寸进尺地“贫”道：“穷寇勿追，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就别非逼我当三孙子了，杀人不过头点地，我也算奴颜脾膝了”。试想在生活中，谁也不会为了表达一个意思连珠炮一样的进行语言轰炸，更何况这些语言之间有时压根没有什么逻辑性，甚至意义互相矛盾，但是为了追求语言的刺激，被王朔罗列到一起，其中虽然不乏灵气，但却有过于油滑的嫌疑。
每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和人口构成都是复杂多变的，每个作家也都有自己独特的人文视角和生命体验。老舍笔下的北京是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的老北京，是一个乡土中国在走向现代化、城市化的一个缩影，他笔下的北京市民还带有极大的乡土性和保守性，北京也仍然是茶馆、四合院、天桥等传统人文景观所构成。而王朔笔下的北京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濟体制转型的北京，在这里传统的伦理道德已遭到彻底地摧毁，兴起的是一种反传统、反崇高、反权威的叛逆文化，咖啡馆、歌厅、电影院等现代化建筑也成为了新北京的名片。而在此中文化景观中，产生的“京味”语言，也不再稳健沉重，反而充满了对社会的嘲讽和戏谑，这也正是社会普遍性焦虑的一种反应。反映出一部分新北京人的文化心理和生存状态，这也是王朔对于当代文坛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注释：
[1]王蒙《躲避崇高》粤海风[J].1993年第1期.
[2]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3]王朔《我是王朔》[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