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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零一零年夏，北京香山脚下的卧佛山庄，举办了一场“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讨论会。各国清史研究的重量级学者悉数到场。
会议伊始，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欧立德（Mark C. Elliott），用一段娴熟的满语作为学术报告的开始，令在场的中国学者汗颜。
长期以来，很多中国学者认为，除了研究相当早期的清史之外，没有必要学习满语。满文资料通常被看作是汉文资料的副本。中国的高等学府，甚至以少数民族语言见长的中央民族大学常年设有蒙、维、藏等专业，却无满语专业，原因是毕业生无法解决就业问题。
而在民间，满语消亡的速度更是快得惊人。目前中国大陆有满族一千万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10%，是仅次于壮族的第二大少数民族。在这一千万人中，能熟练掌握满语的寥寥无几。一百年前那个辽阔的清帝国的“国语”，正在成为“dyinglanguage”（垂死的语言），淡出人们的视野。
然而就在满语在中国日渐萎缩的时候，美、日等国却兴起满语热，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这些西方学者着迷于浩如烟海的清政府文书档案，并发展出一门新学派——“New Qing History”（新清史）。
西方学者对满文的兴趣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年轻一代清史研究者。后者发现，自己正在丢失一把破解清朝历史谜团的钥匙。
从“国语”到“外语”
爱新觉罗·瀛生——清代八大铁帽子王顺承郡王的后人，是目前健在、为数极少的能熟练掌握满语的人。瀛生的婶母、顺承郡王福晋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侄女。这位福晋的亲姐姐就是后来颁布退位诏书的隆裕太后。可以说，瀛生是名副其实的清宗室后裔，满语对他而言，有着浓烈的家族和民族意义。然而直到1931年，已是9岁的瀛生才第一次接触到自己的“母语”——满语。
瀛生的父亲清朝末年以贡生资格赴日留学，后被清政府任命为驻日总领事，1923年死于日本关东大地震，那时瀛生刚1岁。此后，瀛生被寄养在日本亲戚家，1931年中日关系紧张，瀛生回到北京。此后，瀛生秉承祖训，开始学习满语。祖训是什么？瀛生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学习满语是一个满族宗亲必须履行的义务。
早在康熙年间，康熙皇帝担心八旗子弟满语荒疏，特意选送年幼的满洲子弟到关外宁古塔专门学习纯正满语。乾隆皇帝还多次面斥忘却“国语”的宗室子弟和满洲旗员。
到了乾隆年间，满洲旗人不晓满语已成普遍现象。抱有强烈危机感的乾隆皇帝建立了严格的年度考核制度，规定王公子弟无论在家延师还是入宗学读书，必须每月考察一次清语。若发现有不能清语，其在宗学者，将宗人府王公及教习等一并治罪；在家读书者，将其父兄等一并治罪。
嘉庆皇帝也反复提到满洲子弟不懂满语的情况。嘉庆十八年（1813），地坛举行祭祀时，竟有宗室因没看懂满文“视牲”两字，未能遵之前往，被嘉庆给与罚俸一年处分。
道光皇帝训斥专习汉文的旗人子弟，说这些人既不晓清语，又不识清字，真是“实堪可恨”。
正是秉承大清历代皇帝祖训，在家族的安排下，瀛生在那个已经没有人对学习曾经的统治者的濒临灭绝的语言感兴趣的时代，开始学习满语。
瀛生先是跟随时称“同光清语六贤”之一的爱新觉罗·朴厚习满语三年，又拜在同为“六贤”之一的满语专家阿克顿布门下，习满语16载。1940年代以后，瀛生又跟随名儒克敬之学习满汉翻译。
尽管如此，满语对于瀛生而言，仍然是一门“外语”。“清代后期，满语就不再是满族人的母语了。”瀛生说，要想学习满语，就要像学习外国语一样，到专门的学校里去学。
事实上，在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时，满语也只是名义上的“国语”。清朝历代皇帝的祖训，正是与满语的颓势相伴而出的。满语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开始急速萎缩。清朝前期，中央政府的重要文书，尤其是涉及军机、边疆、八旗事务的文书还主要使用满文。雍正年间，渐杂用汉文。嘉庆以后，在军机处、内务府等重要机构中，汉文文件逐渐占据优势。光绪已降，即使在宫廷内，满语也基本被束之高阁。据说慈禧太后批阅文件只批汉文，不阅满文。1901年，清政府与八国签订《辛丑条约》，只备法、英、德、汉四种文本各一份，已没有满文的位置，这表明，满语、满文此时已丧失了“国语”“国书”的地位。满汉合璧清代后妃册宝钥匙牌
从辛亥革命一直到1930年代，胜任满语教学的老师相继辞世，满语即使作为一门“外语”也不再被人学习和传承。“我恐怕是关内最后一个通晓满语的满人了。”瀛生说。
破解历史的密码
1949年，满语重新进入官方视野。上世纪50年代，董必武向中央建议写一部正式的清史，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首肯。从延安时代起，毛泽东就有个情结，他想弄清楚满族这个东北的小民族，怎么就把中国统治了，并且统治了二百多年？研究清史需要满语这个工具进行学术上的考证。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满文部主任吴元丰介绍，一史馆保存的清代档案有一千万件。其中二百多万件，即20% 的比例是用满文书写的。此外，东北三省、台湾故宫博物院、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日本东洋文库、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也都藏有满文档案。全世界总计有三百万件满文档案，绝大多数尚未整理出版，更没有被研究者充分利用。
1954年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溥任、启功等满族人士呼吁“拯救满文、培养满文人才”，周恩来当即委托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落实。
很快，一个以拯救满文为目的的“满语班”开始创办了。教学工作由中科院语言研究所负责，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教务后勤工作。学员学成后分配到语言所第四组民族语言室和近代史所的清史组工作。
建国后首届“满语班”毕业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庆丰回忆，是年9月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学员不足10人，领导来了一大堆，其中就有时任中科院语言所所长的罗常培和中科院近代史所所长范文澜。
据说，罗常培在北京城里搜了个遍，才找到一位合格的满语老师——名儒克敬之。克敬之的祖父是大名鼎鼎的内阁学士赛尚阿，父亲崇纲做过驻藏帮办大臣，是清代著名翻译家。克敬之本人精通满蒙汉语，曾在宫廷内教授皇亲贵族子弟。王庆丰记得，因克老年迈行动不便，他们每天上午的四节满文课在克老家里上，那是位于东城区香饵胡同的一个老式四合院。
1961年，还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开设第二届“满语班”。除全国统一高考招收的19名高中生外，还特别招收了中央档案馆选送的明清档案部3名年轻干部，共有学员22人。
吴元丰说，当时已经知道锡伯族的语言和满语非常接近，于是为办好这届“满语班”，专门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请来3位锡伯族老师。
17世纪时锡伯族曾是满族的一个部落。
1635年，皇太极把后金36个部族统一称为满洲（即今日满族），世居辽北的锡伯族就是其中之一。满语是以建州女真语为基础，逐步吸收各个部落的语言发展起来的。1692年，康熙收复锡伯全部，从此锡伯语和满语就画上了等号。
1764年春，清政府平定了新疆准噶尔和大小和卓之乱，为了充实西北边防，将东北一千多名锡伯族官兵及三千多名随军家属，从盛京（今沈阳）迁往新疆伊犁河南岸的伊宁地区防守。远驻新疆的锡伯人由于集中聚居，与其它民族接触少，所以较好地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建国后划分民族，新疆的锡伯族后裔没有划入满族，而是单独列为一个民族，聚居区就在今天的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察布查尔目前还有两三万锡伯族人使用满语。但现在随着民族快速交流融合，锡伯族年轻人的语言能力逐渐丧失。
第二届满语班刚刚结业，“文革”就开始了。这些新中国宝贵的满文专业人才，不是进了牛棚就是去了“五七干校”。
直到1972年，中美坚冰打破，尼克松访华。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游览故宫。看到故宫匾额上的满文，尼克松问：中国有人研究这种文字吗？周恩来当即回答：有。此时还有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由于中苏即将进行谈判，中国急需满文人才翻译研究中俄之间缔结的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以及当时的各种文件。1689年，清军赢得了雅克萨城之战，中俄签定的《尼布楚条约》有满文、俄文、拉丁文版本，却无汉文版本。
1975年，周恩来指示由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开设第三届“满语班”，招收1975年高中毕业生及部分知青21人，学制3年，最终有20人毕业。
吴元丰就是这届“满语班”的学员。1975年8月，19岁的吴元丰从新疆察布查尔第一次到北京，就一脚踏进了故宫。“我们当时在故宫内阁大堂的西配殿上课，那是清代大学士工作的地方啊。”吴元丰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杨珍、北京社科院满学所所长赵志强都出自这届“满语班”。当今中国最重要的满文专家，基本都是这三届“满语班”培养出来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满语班”停顿下来，满文专业人才还是当年留下来的老底儿。2000年，第一历史档案馆报请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批准，与中央民族大学合作开设“满文文史班”，通过全国高考招收了15名学生。这批学生学成后，先后有8个留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工作。“这些年轻人是我们留下的火种，”吴元丰说，“我们这些守摊儿的人陆续都要退休了。”
重寻“母语”记忆
而在民间，从1980年代开始，满族历史文化开始复苏。
1985年和1986年设立了5个满族自治县，其中三个在辽宁省东部，分别是新宾县、岫岩县、凤城县，其他两个在河北北部，分别是青龙县和风宁县。到1994年，又在辽宁、河北建立了8个满族自治县，同时340个满族自治乡也建立起来。
伴随着满族历史文化热，满语开始在民间复兴。各地满语学校相继成立，沉寂了几十年、隐姓埋名的满族人士纷纷崭露头角，投身满语复兴的活动中。此时的瀛生投身到北京一所民办满文夜校的创办中。1984年11月，北京东城区甘雨胡同的一个大杂院，人流不断。这是北京市第24中学历史教师金宝森的家。在以后几个月里，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何绍庚、北京回民医院副院长金励衡、海淀区煤炭公司业余学校校长金恒复、丰台区第12中学物理教师文华等很多人都是金家的常客。这群职业毫不相干的人有个共同点，从他们的姓氏就可以看出——都是满族。金宝森等人聚在一起，要筹办一家民办满语夜校。“很多人支持过北京满文学院，”金宝森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戴逸担任满文书院院长，老舍夫人胡青题写了校牌。当年，阎崇年也经常骑个破自行车，去金家商议满文学院的事。最关键的当然还是满语教师，金宝森请到了新中国第一届“满语班”学员王庆丰。王庆丰从此成为北京满文学院的“镇院之宝”，并在此后的15年里，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上。瀛生也毛遂自荐到满文书院担任授课老师。他的加入让北京满文书院师资力量大增。
金宝森把学员分成两类。一类是满族，想了解自己祖先的语言。有一对包姓父子，父亲带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逢课必到，风雨无阻。金宝森问男孩，为什么对这种曲里拐弯的文字感兴趣。男孩说：“那是我的‘母语’。”
另一类是出于工作需要。清华大学的吴宗泽老师是搞科技史的，在研究铸造业历史时需要使用满文资料，所以到满文学院学习。
北京满文书院从1985年3月一直开办到2000年夏，前后15年，上千人参加了免费学习。
大洋彼岸的薪火
上世纪90年代，北京满文书院名声远播海内外，陆续有人从世界各地慕名前来求学。现任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甘德星90年代曾在哈佛大学研读“新清史”，利用暑假专程赴北京学习满文。对这位从大洋彼岸前来求学的学员，金宝森非常重视，他让瀛生给甘德星开小灶，一对一授课。
甘德星之所以重视满文，是因为美国有研习满文的传统，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常年开设满语课。“在美国，研究中国清朝历史，阅读满文的能力被当作必备条件。”哈佛大学博士生欧麦高（Max Oidtmann）从2004年起追随欧立德学习清史。欧立德以及欧立德的前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满语造诣都非常高。欧立德现在是“新清史”的领军人物，而已故的弗莱彻教授则参与了《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撰写。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意识到满文对研究清史的重要性。以研究军机处闻名的耶鲁大学教授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在1985年的一篇文章中，论述了满文的重要性。她说：“许多清朝中叶甚至晚期的满文档案，从未被翻译成汉文。未来的清史学者应该会清楚地发现学习满文相当值得。”弗莱彻也曾经说过：“一个清史学者如果要做第一流的档案工作，必须要学习满文，并且经常比较与其研究主题相关的满汉史料。”
欧立德1979年在耶鲁大学读本科选修了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的中国史课程和白彬菊的满族史课程，发现了这个巨大宝藏。1990年，他考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跟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读博士，从此辗转东京、台湾和北京学习满语。
在学习满文的过程中，欧立德的认识有了新的拓展。他提出的问题是，档案馆中大量满文档案说了些什么？它们说了哪些汉文档案没说的事？有的满文文献虽然有汉文参照本，但是，满文档案中的微妙之处是否精确地翻译出来了？如果我们能够阅读满文原文的话，一定能够有一些新的发现和发掘，对清朝历史的理解和阐述也许就会不同。这些便构成了“新清史”的基础。
欧麦高在导师欧立德的建议下，2005年初来到中国。他在中国的第一站是新疆乌鲁木齐。他在新疆农业大学跟随一位叫安成山的锡伯族老师学习满语。在安老师帮助下，欧麦高到察布查尔接受满语的熏陶。以后连续几年，每到暑假，欧麦高都会去察布查尔待上一个月。
2010年，欧麦高来到北京，到人民大学清史所访学。整整一年，他都蹲在一史馆看档案。这让吴元丰想起20年前在查档案的欧立德，“大洋彼岸的薪火相传着实让人感动啊”。
目前欧麦高正在兰州大学学习，为期一年。“我并不把这些档案简单看成文本的总和，它们是一个存在于我内心深处的探寻过去的处所。满文则是探寻的最重要工具。”欧麦高说，满文使他好像忽然捕捉到来自过去的频率，而这个来自过去的声音，能帮他揭开很多谜团。
会议伊始，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欧立德（Mark C. Elliott），用一段娴熟的满语作为学术报告的开始，令在场的中国学者汗颜。
长期以来，很多中国学者认为，除了研究相当早期的清史之外，没有必要学习满语。满文资料通常被看作是汉文资料的副本。中国的高等学府，甚至以少数民族语言见长的中央民族大学常年设有蒙、维、藏等专业，却无满语专业，原因是毕业生无法解决就业问题。
而在民间，满语消亡的速度更是快得惊人。目前中国大陆有满族一千万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10%，是仅次于壮族的第二大少数民族。在这一千万人中，能熟练掌握满语的寥寥无几。一百年前那个辽阔的清帝国的“国语”，正在成为“dyinglanguage”（垂死的语言），淡出人们的视野。
然而就在满语在中国日渐萎缩的时候，美、日等国却兴起满语热，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这些西方学者着迷于浩如烟海的清政府文书档案，并发展出一门新学派——“New Qing History”（新清史）。
西方学者对满文的兴趣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年轻一代清史研究者。后者发现，自己正在丢失一把破解清朝历史谜团的钥匙。
从“国语”到“外语”
爱新觉罗·瀛生——清代八大铁帽子王顺承郡王的后人，是目前健在、为数极少的能熟练掌握满语的人。瀛生的婶母、顺承郡王福晋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侄女。这位福晋的亲姐姐就是后来颁布退位诏书的隆裕太后。可以说，瀛生是名副其实的清宗室后裔，满语对他而言，有着浓烈的家族和民族意义。然而直到1931年，已是9岁的瀛生才第一次接触到自己的“母语”——满语。
瀛生的父亲清朝末年以贡生资格赴日留学，后被清政府任命为驻日总领事，1923年死于日本关东大地震，那时瀛生刚1岁。此后，瀛生被寄养在日本亲戚家，1931年中日关系紧张，瀛生回到北京。此后，瀛生秉承祖训，开始学习满语。祖训是什么？瀛生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学习满语是一个满族宗亲必须履行的义务。
早在康熙年间，康熙皇帝担心八旗子弟满语荒疏，特意选送年幼的满洲子弟到关外宁古塔专门学习纯正满语。乾隆皇帝还多次面斥忘却“国语”的宗室子弟和满洲旗员。
到了乾隆年间，满洲旗人不晓满语已成普遍现象。抱有强烈危机感的乾隆皇帝建立了严格的年度考核制度，规定王公子弟无论在家延师还是入宗学读书，必须每月考察一次清语。若发现有不能清语，其在宗学者，将宗人府王公及教习等一并治罪；在家读书者，将其父兄等一并治罪。
嘉庆皇帝也反复提到满洲子弟不懂满语的情况。嘉庆十八年（1813），地坛举行祭祀时，竟有宗室因没看懂满文“视牲”两字，未能遵之前往，被嘉庆给与罚俸一年处分。
道光皇帝训斥专习汉文的旗人子弟，说这些人既不晓清语，又不识清字，真是“实堪可恨”。
正是秉承大清历代皇帝祖训，在家族的安排下，瀛生在那个已经没有人对学习曾经的统治者的濒临灭绝的语言感兴趣的时代，开始学习满语。
瀛生先是跟随时称“同光清语六贤”之一的爱新觉罗·朴厚习满语三年，又拜在同为“六贤”之一的满语专家阿克顿布门下，习满语16载。1940年代以后，瀛生又跟随名儒克敬之学习满汉翻译。
尽管如此，满语对于瀛生而言，仍然是一门“外语”。“清代后期，满语就不再是满族人的母语了。”瀛生说，要想学习满语，就要像学习外国语一样，到专门的学校里去学。
事实上，在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时，满语也只是名义上的“国语”。清朝历代皇帝的祖训，正是与满语的颓势相伴而出的。满语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开始急速萎缩。清朝前期，中央政府的重要文书，尤其是涉及军机、边疆、八旗事务的文书还主要使用满文。雍正年间，渐杂用汉文。嘉庆以后，在军机处、内务府等重要机构中，汉文文件逐渐占据优势。光绪已降，即使在宫廷内，满语也基本被束之高阁。据说慈禧太后批阅文件只批汉文，不阅满文。1901年，清政府与八国签订《辛丑条约》，只备法、英、德、汉四种文本各一份，已没有满文的位置，这表明，满语、满文此时已丧失了“国语”“国书”的地位。满汉合璧清代后妃册宝钥匙牌
从辛亥革命一直到1930年代，胜任满语教学的老师相继辞世，满语即使作为一门“外语”也不再被人学习和传承。“我恐怕是关内最后一个通晓满语的满人了。”瀛生说。
破解历史的密码
1949年，满语重新进入官方视野。上世纪50年代，董必武向中央建议写一部正式的清史，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首肯。从延安时代起，毛泽东就有个情结，他想弄清楚满族这个东北的小民族，怎么就把中国统治了，并且统治了二百多年？研究清史需要满语这个工具进行学术上的考证。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满文部主任吴元丰介绍，一史馆保存的清代档案有一千万件。其中二百多万件，即20% 的比例是用满文书写的。此外，东北三省、台湾故宫博物院、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日本东洋文库、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也都藏有满文档案。全世界总计有三百万件满文档案，绝大多数尚未整理出版，更没有被研究者充分利用。
1954年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溥任、启功等满族人士呼吁“拯救满文、培养满文人才”，周恩来当即委托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落实。
很快，一个以拯救满文为目的的“满语班”开始创办了。教学工作由中科院语言研究所负责，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教务后勤工作。学员学成后分配到语言所第四组民族语言室和近代史所的清史组工作。
建国后首届“满语班”毕业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庆丰回忆，是年9月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学员不足10人，领导来了一大堆，其中就有时任中科院语言所所长的罗常培和中科院近代史所所长范文澜。
据说，罗常培在北京城里搜了个遍，才找到一位合格的满语老师——名儒克敬之。克敬之的祖父是大名鼎鼎的内阁学士赛尚阿，父亲崇纲做过驻藏帮办大臣，是清代著名翻译家。克敬之本人精通满蒙汉语，曾在宫廷内教授皇亲贵族子弟。王庆丰记得，因克老年迈行动不便，他们每天上午的四节满文课在克老家里上，那是位于东城区香饵胡同的一个老式四合院。
1961年，还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开设第二届“满语班”。除全国统一高考招收的19名高中生外，还特别招收了中央档案馆选送的明清档案部3名年轻干部，共有学员22人。
吴元丰说，当时已经知道锡伯族的语言和满语非常接近，于是为办好这届“满语班”，专门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请来3位锡伯族老师。
17世纪时锡伯族曾是满族的一个部落。
1635年，皇太极把后金36个部族统一称为满洲（即今日满族），世居辽北的锡伯族就是其中之一。满语是以建州女真语为基础，逐步吸收各个部落的语言发展起来的。1692年，康熙收复锡伯全部，从此锡伯语和满语就画上了等号。
1764年春，清政府平定了新疆准噶尔和大小和卓之乱，为了充实西北边防，将东北一千多名锡伯族官兵及三千多名随军家属，从盛京（今沈阳）迁往新疆伊犁河南岸的伊宁地区防守。远驻新疆的锡伯人由于集中聚居，与其它民族接触少，所以较好地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建国后划分民族，新疆的锡伯族后裔没有划入满族，而是单独列为一个民族，聚居区就在今天的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察布查尔目前还有两三万锡伯族人使用满语。但现在随着民族快速交流融合，锡伯族年轻人的语言能力逐渐丧失。
第二届满语班刚刚结业，“文革”就开始了。这些新中国宝贵的满文专业人才，不是进了牛棚就是去了“五七干校”。
直到1972年，中美坚冰打破，尼克松访华。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游览故宫。看到故宫匾额上的满文，尼克松问：中国有人研究这种文字吗？周恩来当即回答：有。此时还有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由于中苏即将进行谈判，中国急需满文人才翻译研究中俄之间缔结的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以及当时的各种文件。1689年，清军赢得了雅克萨城之战，中俄签定的《尼布楚条约》有满文、俄文、拉丁文版本，却无汉文版本。
1975年，周恩来指示由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开设第三届“满语班”，招收1975年高中毕业生及部分知青21人，学制3年，最终有20人毕业。
吴元丰就是这届“满语班”的学员。1975年8月，19岁的吴元丰从新疆察布查尔第一次到北京，就一脚踏进了故宫。“我们当时在故宫内阁大堂的西配殿上课，那是清代大学士工作的地方啊。”吴元丰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杨珍、北京社科院满学所所长赵志强都出自这届“满语班”。当今中国最重要的满文专家，基本都是这三届“满语班”培养出来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满语班”停顿下来，满文专业人才还是当年留下来的老底儿。2000年，第一历史档案馆报请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批准，与中央民族大学合作开设“满文文史班”，通过全国高考招收了15名学生。这批学生学成后，先后有8个留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工作。“这些年轻人是我们留下的火种，”吴元丰说，“我们这些守摊儿的人陆续都要退休了。”
重寻“母语”记忆
而在民间，从1980年代开始，满族历史文化开始复苏。
1985年和1986年设立了5个满族自治县，其中三个在辽宁省东部，分别是新宾县、岫岩县、凤城县，其他两个在河北北部，分别是青龙县和风宁县。到1994年，又在辽宁、河北建立了8个满族自治县，同时340个满族自治乡也建立起来。
伴随着满族历史文化热，满语开始在民间复兴。各地满语学校相继成立，沉寂了几十年、隐姓埋名的满族人士纷纷崭露头角，投身满语复兴的活动中。此时的瀛生投身到北京一所民办满文夜校的创办中。1984年11月，北京东城区甘雨胡同的一个大杂院，人流不断。这是北京市第24中学历史教师金宝森的家。在以后几个月里，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何绍庚、北京回民医院副院长金励衡、海淀区煤炭公司业余学校校长金恒复、丰台区第12中学物理教师文华等很多人都是金家的常客。这群职业毫不相干的人有个共同点，从他们的姓氏就可以看出——都是满族。金宝森等人聚在一起，要筹办一家民办满语夜校。“很多人支持过北京满文学院，”金宝森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戴逸担任满文书院院长，老舍夫人胡青题写了校牌。当年，阎崇年也经常骑个破自行车，去金家商议满文学院的事。最关键的当然还是满语教师，金宝森请到了新中国第一届“满语班”学员王庆丰。王庆丰从此成为北京满文学院的“镇院之宝”，并在此后的15年里，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上。瀛生也毛遂自荐到满文书院担任授课老师。他的加入让北京满文书院师资力量大增。
金宝森把学员分成两类。一类是满族，想了解自己祖先的语言。有一对包姓父子，父亲带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逢课必到，风雨无阻。金宝森问男孩，为什么对这种曲里拐弯的文字感兴趣。男孩说：“那是我的‘母语’。”
另一类是出于工作需要。清华大学的吴宗泽老师是搞科技史的，在研究铸造业历史时需要使用满文资料，所以到满文学院学习。
北京满文书院从1985年3月一直开办到2000年夏，前后15年，上千人参加了免费学习。
大洋彼岸的薪火
上世纪90年代，北京满文书院名声远播海内外，陆续有人从世界各地慕名前来求学。现任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甘德星90年代曾在哈佛大学研读“新清史”，利用暑假专程赴北京学习满文。对这位从大洋彼岸前来求学的学员，金宝森非常重视，他让瀛生给甘德星开小灶，一对一授课。
甘德星之所以重视满文，是因为美国有研习满文的传统，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常年开设满语课。“在美国，研究中国清朝历史，阅读满文的能力被当作必备条件。”哈佛大学博士生欧麦高（Max Oidtmann）从2004年起追随欧立德学习清史。欧立德以及欧立德的前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满语造诣都非常高。欧立德现在是“新清史”的领军人物，而已故的弗莱彻教授则参与了《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撰写。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意识到满文对研究清史的重要性。以研究军机处闻名的耶鲁大学教授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在1985年的一篇文章中，论述了满文的重要性。她说：“许多清朝中叶甚至晚期的满文档案，从未被翻译成汉文。未来的清史学者应该会清楚地发现学习满文相当值得。”弗莱彻也曾经说过：“一个清史学者如果要做第一流的档案工作，必须要学习满文，并且经常比较与其研究主题相关的满汉史料。”
欧立德1979年在耶鲁大学读本科选修了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的中国史课程和白彬菊的满族史课程，发现了这个巨大宝藏。1990年，他考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跟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读博士，从此辗转东京、台湾和北京学习满语。
在学习满文的过程中，欧立德的认识有了新的拓展。他提出的问题是，档案馆中大量满文档案说了些什么？它们说了哪些汉文档案没说的事？有的满文文献虽然有汉文参照本，但是，满文档案中的微妙之处是否精确地翻译出来了？如果我们能够阅读满文原文的话，一定能够有一些新的发现和发掘，对清朝历史的理解和阐述也许就会不同。这些便构成了“新清史”的基础。
欧麦高在导师欧立德的建议下，2005年初来到中国。他在中国的第一站是新疆乌鲁木齐。他在新疆农业大学跟随一位叫安成山的锡伯族老师学习满语。在安老师帮助下，欧麦高到察布查尔接受满语的熏陶。以后连续几年，每到暑假，欧麦高都会去察布查尔待上一个月。
2010年，欧麦高来到北京，到人民大学清史所访学。整整一年，他都蹲在一史馆看档案。这让吴元丰想起20年前在查档案的欧立德，“大洋彼岸的薪火相传着实让人感动啊”。
目前欧麦高正在兰州大学学习，为期一年。“我并不把这些档案简单看成文本的总和，它们是一个存在于我内心深处的探寻过去的处所。满文则是探寻的最重要工具。”欧麦高说，满文使他好像忽然捕捉到来自过去的频率，而这个来自过去的声音，能帮他揭开很多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