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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宗强（1932—2020年），广东省揭阳市人。南开大学教授，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文学遗产》编委，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著有《李杜论略》《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唐诗小史》《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道家道教古文论谈片》《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唐诗小史》《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明代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史》等学术专著以及散文集《晚学集》等，主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概述》，承担国家教委博士学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主持国家“九五”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士人心态研究》，其《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获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问：您是从哪里得知罗宗强老先生去世的消息的，对于老先生的离世您内心有何感受？
我是从目前退休居住广州的南开大学教授张洪光处得知的。张洪光当年是赣南师范学院的教务处处长，而罗宗强和我曾先后在这所如今升格为师范大学的学院中文系任教，因为有这层关系，张洪光教授刚得知罗先生去世的消息，当天即通知了我。
尽管罗先生已经将满90岁了，应属得享天年，但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的心情仍难以平静。
问：您跟罗老先生是如何相识的，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在相处过程中罗老先生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20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刚毕业分配到赣南师范学院任教，就听说了罗先生曾经在本校留下踪迹。那时候罗先生已经在全国学术界崭露头角，但是学校当时与他的联系似乎还不很紧密。而因为时代原因，在赣南的那段岁月于罗宗强并不一定充满愉悦。但是我却为自己跟罗先生有这样一重缘分而高兴。
正式跟罗先生交往是在我到广州之后，缘于我主编的思想文化期刊《粤海风》。虽然记不得第一次的联系情景了，但是我跟罗先生书信交往许久，确实得到过他许多教诲和鼓励，也曾得到他给《粤海风》写的文章。他的文章有丰富内涵，发表后得到广泛关注。除此之外，我还好几次得到他题赠的著作。比如《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比如“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的《罗宗强卷》，还有40余万字的《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等。我也曾赠拙著请他雅正。我特别看重和推崇他关于士人心态的研究，觉得这个选题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有意义。
但是面见罗先生只有一次，那是我去天津出差，特地到南开大学他的家中拜见。虽然初次见面，却因为神交已久，且书信来往经年，已算得上是虽未谋面却相互有一定了解的朋友了。加上罗先生虽然是前辈，却低调而冲淡。以他的温文尔雅及平易近人的风格令人如沐春风，给了我很深印象。
罗先生的挚友、中山大学著名教授黄天骥这样评价：“罗宗强并不是一个善于言辞之人，甚至是有点木讷跟书呆子气，但一聊起学术就滔滔不绝。”他的不善言辞，应该与他是广东人有一些关系？广东人的文化精神主流就是敏于行而讷于言。
问：在2014年您做过罗老先生的专访，在您眼中，罗老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比如从为人到治学。
我写罗先生的那篇文章《静看浮云杂水声》，发表在《粤海风》2014年第六期。虽说被归为“专访”，其实跟记者那种带着目的的访谈是不一样的。我是去探望、拜访，那些文字是拜访之后的有感而发，属于副产品。因为没有预设目标，也就没有框架，没有提纲，整个过程只是漫谈，谈得真诚、随意，不掺杂任何言不由衷的虚饰性套话。
那是一个沉沉春夜，我和罗先生在他家的客厅里一起谈诗书画，谈赣南的山水和风土人情，谈生活遭遇和无奈，谈命运的有情与社会的无情，当然也谈他的学术追求。在说到自己学术道路的曲折时，他坦然而没有怨艾。
他的夫人一直在座，除了添加茶水之外，有时也插一两句话。关于他的夫人，我亦宛如旧相识。因为她同罗先生一样和善、易于亲近，而且之前就知道她与罗先生生命历程有关的一些事情，也看过她的书画作品。
罗先生有老一辈学人的风范，追求理想的路上历尽艰辛却矢志不渝。尽管生活屡受挫折，但是心里的学术火把却一直熊熊燃烧。他的学术奠基之作《李杜论略》在1980年出版发行，那是罗宗强献给时代的新声。我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风行一时，基本上框定了整个学界对李杜的评价。罗宗强先生的著作摆脱政治理念的束缚，还学术本来面目，在展示学术眼光和勇气的同时，也展示了他的深厚学术功底。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著名学者傅璇琮对该书的评价是：“以其准确的理论把握和细腻的审美体认，挺立于当时的古典文学界。”
我认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罗先生的这部著作能在百废待兴、乍暖还寒之际，冒霜先开，充分证明了罗宗强先生的心一直在为学术搏动。他不停地积累、等待，只要松开束缚，他就能够迅疾亮出自己的风采。老一辈学人为历史、为社会建功立业的不尽渴望和不懈追求，值得我们由衷地敬佩。
不过，尽管学问已经取得辉煌成就，著作被学术界充分认可，罗宗强还是不免哀叹时光流逝、青春不再，哀叹因为时代的耽误而未能及早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他晚年的诗文常常流露出这种无可奈何的苍凉心绪。这当然并不只是个人的悲剧，但是对于渴求价值认定的文化人来说，他决不愿以此作为荒废的遁词，决不会甘心于无所作为的宿命。历史或将给予这一代人以补偿，但是有限的补偿只属于少数坚持等待的人。而这种坚持等待，需要登高望远，需要负重前行，印满岁月的叹息，并非大多数人所能做到。
1990年，罗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的后记里，一方面说：“我真庆幸，我能够赶上这十年改革开放的好时光，能有机会从事一点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他又在这篇后记结束时说：“我不知道是否还会有安宁的可以从事研究的又一个十年，人生毕竟是很难预料的。”既感慨过去，也担忧未来。作为过来人，那种对学术环境的惕厉之心跃然纸上，让人唏嘘不已。
问：您如何评价罗老先生的学术研究，在您看来，他的学术研究有着怎样的地位和成就？
关于罗宗强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已经有很多评述，在黄天骥教授看来，“罗宗强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领域里成绩最大”。这个“最”字，可不是能够随意加之的。有黄先生的评判在上，我作为并非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后辈，显然也就轮不着多说什么了。不过有一点我非常看重的是，罗先生的著述弥漫着诗情。我总认为从事文学评论或研究文学史应当有充满诗意的文风，应当洋溢着与文学相契合、相匹配的神采。如今有些学术文章或者佶屈聱牙，或名词轰炸，当然其中有的不免有掩饰某种不足之嫌。而罗宗强先生的论著虽立意高远，语言却明白晓畅，引人入胜。比如关于士人心态的解析，涉及士人所处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哲学、审美、文学，等等，但是他将一切娓娓道来，剖析在情在理，
而且叙述引人入胜，让读者带着阅读快感，在历史发展的大脉络中感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理。
我所谓的“斯人已去书长在”，是说罗宗强先生虽然远去，但是岁月的风尘难掩他著作的光辉。2018年出版的《罗宗强文集》10卷本，將继续证明着他的著作还“在”。我们每年出版那么多书，其中许多甚至还没有印行就已经注定被社会遗忘，难逃被历史迅疾淘汰的命运。而罗宗强著作的“在”，并不仅指物理意义的“在”。他的“书长在”是精神层面的存在，是文化积累层面的存在。
说到如何评价罗先生的研究，我想到一件事。有一个我与罗先生曾先后教过的学生，从美国给我发来微信说：“我把您的文章转发到南开大学同学群里。很多人对罗先生在赣南的这段经历不太了解，徐老师的描述弥补了这段空白。”她这里说的我的文章，就是那篇发表在《粤海风》而被人视为专访的《静看浮云杂水声》。文章里谈及罗宗强先生在赣南的二三事，显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确实，社会关注的总是一个人成功的光环，对于他走向成功的漫漫路，以及几度可能被中途阻绝的行程，未必在意。比如说，作为一个名牌大学的古典文学研究生，怎么会到偏僻山区的乡村小学去教汉语拼音？又比如说，罗宗强返回学术岗位的道路为何如此曲折迂回？这在罗宗强是一种与宿命抗争的人生坚持，于社会而言则是值得反思的文化现象。个人的成功除了他为社会贡献的成果之外，其实还有不少发人深省的地方。
（作者单位：广东省文艺研究所）
问：您是从哪里得知罗宗强老先生去世的消息的，对于老先生的离世您内心有何感受？
我是从目前退休居住广州的南开大学教授张洪光处得知的。张洪光当年是赣南师范学院的教务处处长，而罗宗强和我曾先后在这所如今升格为师范大学的学院中文系任教，因为有这层关系，张洪光教授刚得知罗先生去世的消息，当天即通知了我。
尽管罗先生已经将满90岁了，应属得享天年，但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的心情仍难以平静。
问：您跟罗老先生是如何相识的，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在相处过程中罗老先生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20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刚毕业分配到赣南师范学院任教，就听说了罗先生曾经在本校留下踪迹。那时候罗先生已经在全国学术界崭露头角，但是学校当时与他的联系似乎还不很紧密。而因为时代原因，在赣南的那段岁月于罗宗强并不一定充满愉悦。但是我却为自己跟罗先生有这样一重缘分而高兴。
正式跟罗先生交往是在我到广州之后，缘于我主编的思想文化期刊《粤海风》。虽然记不得第一次的联系情景了，但是我跟罗先生书信交往许久，确实得到过他许多教诲和鼓励，也曾得到他给《粤海风》写的文章。他的文章有丰富内涵，发表后得到广泛关注。除此之外，我还好几次得到他题赠的著作。比如《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比如“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的《罗宗强卷》，还有40余万字的《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等。我也曾赠拙著请他雅正。我特别看重和推崇他关于士人心态的研究，觉得这个选题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有意义。
但是面见罗先生只有一次，那是我去天津出差，特地到南开大学他的家中拜见。虽然初次见面，却因为神交已久，且书信来往经年，已算得上是虽未谋面却相互有一定了解的朋友了。加上罗先生虽然是前辈，却低调而冲淡。以他的温文尔雅及平易近人的风格令人如沐春风，给了我很深印象。
罗先生的挚友、中山大学著名教授黄天骥这样评价：“罗宗强并不是一个善于言辞之人，甚至是有点木讷跟书呆子气，但一聊起学术就滔滔不绝。”他的不善言辞，应该与他是广东人有一些关系？广东人的文化精神主流就是敏于行而讷于言。
问：在2014年您做过罗老先生的专访，在您眼中，罗老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比如从为人到治学。
我写罗先生的那篇文章《静看浮云杂水声》，发表在《粤海风》2014年第六期。虽说被归为“专访”，其实跟记者那种带着目的的访谈是不一样的。我是去探望、拜访，那些文字是拜访之后的有感而发，属于副产品。因为没有预设目标，也就没有框架，没有提纲，整个过程只是漫谈，谈得真诚、随意，不掺杂任何言不由衷的虚饰性套话。
那是一个沉沉春夜，我和罗先生在他家的客厅里一起谈诗书画，谈赣南的山水和风土人情，谈生活遭遇和无奈，谈命运的有情与社会的无情，当然也谈他的学术追求。在说到自己学术道路的曲折时，他坦然而没有怨艾。
他的夫人一直在座，除了添加茶水之外，有时也插一两句话。关于他的夫人，我亦宛如旧相识。因为她同罗先生一样和善、易于亲近，而且之前就知道她与罗先生生命历程有关的一些事情，也看过她的书画作品。
罗先生有老一辈学人的风范，追求理想的路上历尽艰辛却矢志不渝。尽管生活屡受挫折，但是心里的学术火把却一直熊熊燃烧。他的学术奠基之作《李杜论略》在1980年出版发行，那是罗宗强献给时代的新声。我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风行一时，基本上框定了整个学界对李杜的评价。罗宗强先生的著作摆脱政治理念的束缚，还学术本来面目，在展示学术眼光和勇气的同时，也展示了他的深厚学术功底。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著名学者傅璇琮对该书的评价是：“以其准确的理论把握和细腻的审美体认，挺立于当时的古典文学界。”
我认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罗先生的这部著作能在百废待兴、乍暖还寒之际，冒霜先开，充分证明了罗宗强先生的心一直在为学术搏动。他不停地积累、等待，只要松开束缚，他就能够迅疾亮出自己的风采。老一辈学人为历史、为社会建功立业的不尽渴望和不懈追求，值得我们由衷地敬佩。
不过，尽管学问已经取得辉煌成就，著作被学术界充分认可，罗宗强还是不免哀叹时光流逝、青春不再，哀叹因为时代的耽误而未能及早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他晚年的诗文常常流露出这种无可奈何的苍凉心绪。这当然并不只是个人的悲剧，但是对于渴求价值认定的文化人来说，他决不愿以此作为荒废的遁词，决不会甘心于无所作为的宿命。历史或将给予这一代人以补偿，但是有限的补偿只属于少数坚持等待的人。而这种坚持等待，需要登高望远，需要负重前行，印满岁月的叹息，并非大多数人所能做到。
1990年，罗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的后记里，一方面说：“我真庆幸，我能够赶上这十年改革开放的好时光，能有机会从事一点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他又在这篇后记结束时说：“我不知道是否还会有安宁的可以从事研究的又一个十年，人生毕竟是很难预料的。”既感慨过去，也担忧未来。作为过来人，那种对学术环境的惕厉之心跃然纸上，让人唏嘘不已。
问：您如何评价罗老先生的学术研究，在您看来，他的学术研究有着怎样的地位和成就？
关于罗宗强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已经有很多评述，在黄天骥教授看来，“罗宗强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领域里成绩最大”。这个“最”字，可不是能够随意加之的。有黄先生的评判在上，我作为并非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后辈，显然也就轮不着多说什么了。不过有一点我非常看重的是，罗先生的著述弥漫着诗情。我总认为从事文学评论或研究文学史应当有充满诗意的文风，应当洋溢着与文学相契合、相匹配的神采。如今有些学术文章或者佶屈聱牙，或名词轰炸，当然其中有的不免有掩饰某种不足之嫌。而罗宗强先生的论著虽立意高远，语言却明白晓畅，引人入胜。比如关于士人心态的解析，涉及士人所处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哲学、审美、文学，等等，但是他将一切娓娓道来，剖析在情在理，
而且叙述引人入胜，让读者带着阅读快感，在历史发展的大脉络中感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理。
我所谓的“斯人已去书长在”，是说罗宗强先生虽然远去，但是岁月的风尘难掩他著作的光辉。2018年出版的《罗宗强文集》10卷本，將继续证明着他的著作还“在”。我们每年出版那么多书，其中许多甚至还没有印行就已经注定被社会遗忘，难逃被历史迅疾淘汰的命运。而罗宗强著作的“在”，并不仅指物理意义的“在”。他的“书长在”是精神层面的存在，是文化积累层面的存在。
说到如何评价罗先生的研究，我想到一件事。有一个我与罗先生曾先后教过的学生，从美国给我发来微信说：“我把您的文章转发到南开大学同学群里。很多人对罗先生在赣南的这段经历不太了解，徐老师的描述弥补了这段空白。”她这里说的我的文章，就是那篇发表在《粤海风》而被人视为专访的《静看浮云杂水声》。文章里谈及罗宗强先生在赣南的二三事，显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确实，社会关注的总是一个人成功的光环，对于他走向成功的漫漫路，以及几度可能被中途阻绝的行程，未必在意。比如说，作为一个名牌大学的古典文学研究生，怎么会到偏僻山区的乡村小学去教汉语拼音？又比如说，罗宗强返回学术岗位的道路为何如此曲折迂回？这在罗宗强是一种与宿命抗争的人生坚持，于社会而言则是值得反思的文化现象。个人的成功除了他为社会贡献的成果之外，其实还有不少发人深省的地方。
（作者单位：广东省文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