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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中国制造2025计划与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融合发展趋势，劳动要素供给与需求之间不适配、不平衡的矛盾加剧。突出表现在：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融合要求有更高就业能力的人力资本要素供给，而另一方面产业就业主体的农民工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自身就业能力不足的限制，农民工群体就业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不匹配问题。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就必然会进行相应的调整，如何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能力以满足新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对我国经济结构成功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农民工 就业能力 农村教育
一、关于就业能力的界定
“就业能力”一词于1909年由英国的威廉·贝弗里奇首次提出，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劳动力市场中失去工作的劳动者找到工作，他将劳动者分为两类：身体健康的、能迅速找到工作过的可就业者，难以寻找到工作的劳动者，他认为就业能力即为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能够立即在劳动市场找到工作的能力;Ledrat（1966） 、Salais（1974）将就业能力的概念升级，从个体层面引申到劳动力市场的整体需求，开始关注劳动力市场中供给方特征，强调关注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适配度，并针对劳动力市场中不同的划分群体采取不同的管理对策，由于该种概念关注劳动者的流动问题，因此也被称为“流动就业能力”;Hillage（1998）认为，就业能力在于个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等资产以及运用这些资产的方式，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工作时的大环境，如宏观经济环境、劳动力市场环境等，他将就业能力的内涵从个体层面引申到劳动力市场的整体需求和宏观经济变化，认为就业能力包括四个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一是能力特性，包括基本、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二是个人展示能力，三是运筹能力，包括职业技能、工作找寻等;David（2001）认为，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动态变化给劳动力就业带来了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环境中劳动者所需的特定工作技能又很难被预测到，因此他强调劳动者能动地应对不同环境、学习并运用新技能的能力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Gazier（2001）进一步提出了“互动”的就业能力概念，即“强调个体的主动性，认为就业能力与劳动力市场机会、制度和规则有关”。
我国学者结合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特点，在以上相关基础上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就业能力内涵、研究边界及指标框架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韩晓琳（2015）认为就业能力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人力资源与包括人、财、物、信息等的特定其他资源相结合投入生产的可能性;胡威（2016）认为，农民工就业能力是农民工为在城市生存所必须进行获取工作、保持工作和更换工作的能力。
二、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与教育投资相关性的文献综述
亚当·斯密认为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生产能力，从而促进蓬勃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内在因素。马歇尔分析认为教育在提高劳动力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政府通过投资教育事业，可以使大多数人的潜在才能获得展现发挥。Lucas（1998，2004）指出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来源。Becker（1990）强调了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Colley（2014）认为劳动力供给结构的优化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而这需要人力资本的提升及优化提供转化动能，因此，政府应对教育领域投入更多的资金和支持。我国学者关于教育投资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升进行了诸多研究。肖宇亮（2013）认为教育投资使劳动者获得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其文化素质和就业能力，有利于使其获得更多就业的机会[1]。展进涛（2016）认为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途径主要有正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2]。
三、教育财政保障机制及其优化相关文献综述
教育财政保障机制是指为了实现教育普及質量提升的目标，保障教育经费的充足、公平和效益而形成的关于经费投入、分配和使用的规则体系和运行方式，包括政府财政投入责任体系、教育成本分担体系、经费分配机制等等。
（一）关于农村教育财政投入规模问题的相关文献综述
一直以来，地方政府重基本建设而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非生产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平新乔和白洁，2006）[3]，甚至是生产型公共服务支出形成了对义务教育支出的挤占（乔宝云，2005）[4]，职业教育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也受到了一定限制，我国农民工培训出现“有效供给不足”和“需求不旺”并存的现象，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经费保障存在严重缺失，这成为农民工职业培训发展中最大的瓶颈（王英明，2009）[5]。李华玲（2013）对地方财政教育投入现状调查，发现存在财政投资教育力度不足、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下降、县域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差异较大等问题，并提出逐步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力度，明确和规范政府职能的建议[6]。李少伟（2018）认为我国政府的教育资源投入更偏向城市，农村地区因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而缺少教育经费支持[7]。
（二）关于农村教育财政配置结构的相关文献综述
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分配比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国家对各层级教育的重视程度，这种投入结构的差异也会给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升带来不同的影响。厉以宁（2017）认为在当今农村发生的人力资本革命中，不同层级的教育对农民工劳动力群体的就业能力起着不同的作用：高中教育的普及为农民进入高等学校做准备，职业教育使农民能够掌握至少一门技术以保障生存。杜育红（2003）通过明瑟收入函数估算教育收益率，发现不同教育阶段的收益率不同[8];刘万霞（2013）通过 logit 概率模型和有序 probit 模型分析得出了中等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对农民工就业概率的提高具有显著帮助[9]。
四、文献述评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各学者对就业能力内涵的认知随着经济社会的动态发展不断丰富，开创性地将劳动者所具备的人力资本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相结合，不仅关注劳动者个体所具备的技能能力，也重视人力资本作用的环境基础，不再是割裂、单独的考虑人力资本问题，形成了涵盖基本就业能力、流动就业能力以及主动就业能力的逐层深化、较为全面的概念体系，全面地诠释了就业能力的定义，并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出发基于个体和社会两个维度构造了就业能力的指标体系;教育投资作用于人力资本，使得劳动者素质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就业市场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已是共识;我国对于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诸多研究。
但是我国学者虽然结合国情开创了农民工就业能力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但更多的是针对定义和指标框架层面进行研究，没有与经济发展形势动态地结合起来;以教育为主要影响因素研究人力资本与就业之间的关系，隐含的假定是教育投资模式对人力资本的改善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忽视了教育投资-人力资本-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表现为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某一级教育的单层次研究。因此，农村教育能否满足、如何满足农民工劳动力受教育需求、提升其就业能力特别是主动就业能力，以适应经济发展新要求，仍然是一个应该重视且值得探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肖宇亮.我国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研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34（03）：111-114.
[2] 展进涛，黄宏伟.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及其工资水平的决定：正规教育还是技能培训？——基于江苏金湖农户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6（02）：55-67+96.
[3] 平新乔，白洁.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J].财贸经济，2006（02）：49-55+97.
[4] 乔宝云，范剑勇，冯兴元.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J].中国社会科学，2005（06）：37-46+206.
[5] 王英明.农民工教育与培训运作模式研究[J].法制与社会，2009（14）：292-294.
[6] 李华玲.对我国农村职业教育财政政策的回顾与建议[J].职教论坛，2013（31）：35-39.
[7] 李少伟.中国农村职业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及其优化策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21）：59-65.
[8] 杜育红，孙志军.中国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收入与劳动力市场经历——基于内蒙古赤峰市城镇地区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3（09）：68-75+88.
[9] 刘万霞.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基于对全国农民工调查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3（05）：64-75.
作者简介：冯晓玲（1995——）女，汉族，河北衡水人，单位：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硕士，财政学专业，研究方向：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
【关键词】 农民工 就业能力 农村教育
一、关于就业能力的界定
“就业能力”一词于1909年由英国的威廉·贝弗里奇首次提出，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劳动力市场中失去工作的劳动者找到工作，他将劳动者分为两类：身体健康的、能迅速找到工作过的可就业者，难以寻找到工作的劳动者，他认为就业能力即为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能够立即在劳动市场找到工作的能力;Ledrat（1966） 、Salais（1974）将就业能力的概念升级，从个体层面引申到劳动力市场的整体需求，开始关注劳动力市场中供给方特征，强调关注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适配度，并针对劳动力市场中不同的划分群体采取不同的管理对策，由于该种概念关注劳动者的流动问题，因此也被称为“流动就业能力”;Hillage（1998）认为，就业能力在于个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等资产以及运用这些资产的方式，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工作时的大环境，如宏观经济环境、劳动力市场环境等，他将就业能力的内涵从个体层面引申到劳动力市场的整体需求和宏观经济变化，认为就业能力包括四个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一是能力特性，包括基本、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二是个人展示能力，三是运筹能力，包括职业技能、工作找寻等;David（2001）认为，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动态变化给劳动力就业带来了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环境中劳动者所需的特定工作技能又很难被预测到，因此他强调劳动者能动地应对不同环境、学习并运用新技能的能力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Gazier（2001）进一步提出了“互动”的就业能力概念，即“强调个体的主动性，认为就业能力与劳动力市场机会、制度和规则有关”。
我国学者结合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特点，在以上相关基础上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就业能力内涵、研究边界及指标框架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韩晓琳（2015）认为就业能力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人力资源与包括人、财、物、信息等的特定其他资源相结合投入生产的可能性;胡威（2016）认为，农民工就业能力是农民工为在城市生存所必须进行获取工作、保持工作和更换工作的能力。
二、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与教育投资相关性的文献综述
亚当·斯密认为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生产能力，从而促进蓬勃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内在因素。马歇尔分析认为教育在提高劳动力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政府通过投资教育事业，可以使大多数人的潜在才能获得展现发挥。Lucas（1998，2004）指出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来源。Becker（1990）强调了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Colley（2014）认为劳动力供给结构的优化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而这需要人力资本的提升及优化提供转化动能，因此，政府应对教育领域投入更多的资金和支持。我国学者关于教育投资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升进行了诸多研究。肖宇亮（2013）认为教育投资使劳动者获得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其文化素质和就业能力，有利于使其获得更多就业的机会[1]。展进涛（2016）认为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途径主要有正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2]。
三、教育财政保障机制及其优化相关文献综述
教育财政保障机制是指为了实现教育普及質量提升的目标，保障教育经费的充足、公平和效益而形成的关于经费投入、分配和使用的规则体系和运行方式，包括政府财政投入责任体系、教育成本分担体系、经费分配机制等等。
（一）关于农村教育财政投入规模问题的相关文献综述
一直以来，地方政府重基本建设而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非生产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平新乔和白洁，2006）[3]，甚至是生产型公共服务支出形成了对义务教育支出的挤占（乔宝云，2005）[4]，职业教育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也受到了一定限制，我国农民工培训出现“有效供给不足”和“需求不旺”并存的现象，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经费保障存在严重缺失，这成为农民工职业培训发展中最大的瓶颈（王英明，2009）[5]。李华玲（2013）对地方财政教育投入现状调查，发现存在财政投资教育力度不足、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下降、县域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差异较大等问题，并提出逐步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力度，明确和规范政府职能的建议[6]。李少伟（2018）认为我国政府的教育资源投入更偏向城市，农村地区因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而缺少教育经费支持[7]。
（二）关于农村教育财政配置结构的相关文献综述
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分配比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国家对各层级教育的重视程度，这种投入结构的差异也会给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升带来不同的影响。厉以宁（2017）认为在当今农村发生的人力资本革命中，不同层级的教育对农民工劳动力群体的就业能力起着不同的作用：高中教育的普及为农民进入高等学校做准备，职业教育使农民能够掌握至少一门技术以保障生存。杜育红（2003）通过明瑟收入函数估算教育收益率，发现不同教育阶段的收益率不同[8];刘万霞（2013）通过 logit 概率模型和有序 probit 模型分析得出了中等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对农民工就业概率的提高具有显著帮助[9]。
四、文献述评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各学者对就业能力内涵的认知随着经济社会的动态发展不断丰富，开创性地将劳动者所具备的人力资本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相结合，不仅关注劳动者个体所具备的技能能力，也重视人力资本作用的环境基础，不再是割裂、单独的考虑人力资本问题，形成了涵盖基本就业能力、流动就业能力以及主动就业能力的逐层深化、较为全面的概念体系，全面地诠释了就业能力的定义，并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出发基于个体和社会两个维度构造了就业能力的指标体系;教育投资作用于人力资本，使得劳动者素质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就业市场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已是共识;我国对于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诸多研究。
但是我国学者虽然结合国情开创了农民工就业能力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但更多的是针对定义和指标框架层面进行研究，没有与经济发展形势动态地结合起来;以教育为主要影响因素研究人力资本与就业之间的关系，隐含的假定是教育投资模式对人力资本的改善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忽视了教育投资-人力资本-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表现为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某一级教育的单层次研究。因此，农村教育能否满足、如何满足农民工劳动力受教育需求、提升其就业能力特别是主动就业能力，以适应经济发展新要求，仍然是一个应该重视且值得探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肖宇亮.我国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研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34（03）：111-114.
[2] 展进涛，黄宏伟.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及其工资水平的决定：正规教育还是技能培训？——基于江苏金湖农户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6（02）：55-67+96.
[3] 平新乔，白洁.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J].财贸经济，2006（02）：49-55+97.
[4] 乔宝云，范剑勇，冯兴元.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J].中国社会科学，2005（06）：37-46+206.
[5] 王英明.农民工教育与培训运作模式研究[J].法制与社会，2009（14）：292-294.
[6] 李华玲.对我国农村职业教育财政政策的回顾与建议[J].职教论坛，2013（31）：35-39.
[7] 李少伟.中国农村职业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及其优化策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21）：59-65.
[8] 杜育红，孙志军.中国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收入与劳动力市场经历——基于内蒙古赤峰市城镇地区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3（09）：68-75+88.
[9] 刘万霞.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基于对全国农民工调查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3（05）：64-75.
作者简介：冯晓玲（1995——）女，汉族，河北衡水人，单位：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硕士，财政学专业，研究方向：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