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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9日，青岛迎来了入冬之后最大的一场雪。
进出青岛的几条高速路因为大雪而早早关闭，但私营纸箱厂小老板张伟涛仍不死心。他骂骂咧咧地跑出院门好几趟，眼瞅着停雪无望后，他犹豫了一下，仍发动了停在院里的车。
自从去年1月拖欠货款的韩国企业老板 “半夜出逃”后，张伟涛一年来就拿着韩国老板留给他的一堆欠条和“空头”支票，漫无目的地找律师， 跑法院，甚至去上访。绝望的时候，他就开车到离家50公里外的空厂房前去转转，“哪怕打听不到关于跑掉老板的丝毫音讯，但总比坐在家里傻等强！”
私企老板的愤怒
因为下雪，这50多公里路，整整开车晃悠了两个半小时。
和以往的遭遇一样，张伟涛又吃了个“闭门羹”。一座三层的小楼，三排高大的砖房，漆黑冰冷的电动门紧闭着，门口墙壁上公司的“名字”已经被人剥落，挂在上面的是一条写有厂房招租字样的广告横幅。这家曾经生意红火的“青岛黄金钟科教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如今却杳无人烟。
“被这个韩国老板骗了的不止我一个，一样被欠款的供货商还有十几家，光我们这些供货商的欠款少说也有400万吧！还有他的100多名员工，工资拖欠了30多万！还有厂房租赁费、水电费，凡是和他有经济联系的，不被欠款的我还没有听说……”张伟涛愤怒地双手抓住冰凉的电动门狠命地晃了两下，电动门随即发出刺耳的哗哗声。
最让他沮丧的，是介绍妻弟的工厂给韩国老板供货。“开始约好每两个月结一次账，执行了几个月就开始拖欠了，当时还觉得它的经营状况好，放松了警惕，直到手里的欠条累积到了40万，才真的担心了。”
而当一百多名员工和二三十名供货商堵住了这家韩企的厂门时，张伟涛才清楚意识到，那个曾经承诺“诚信”的韩国老板，就这样通过“蒸发式撤离”，骗走了他们的血汗钱。
张伟涛说，青岛周边的城阳、胶州等不少市区都出现了韩国老板“半夜逃跑”的事， “我们当初那么好的厂子，都被这些做人没有底线的韩国人弄垮了！”说着，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农民工依旧不愿离开
纷扬的大雪加快了人们回家的脚步，年就在眼前。可山东沂水的农民工小孙却越来越感觉到有家而不能回的沉重。他说，他不知道今年春节在哪儿过，而不愿回家的主要原因就是“没脸回家”：不能给家人带回多少钱，甚至连回家的车票钱能不能凑够还是问题。说起自己一年经历的辛酸，小孙拼命咬紧了嘴唇。
他打工的企业是青岛城阳区的一家韩资企业，三个月前，这家韩国老板“神秘地蒸发”了。“头天晚上还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哩，第二天早上上班时，大家突然发现老板不见了，紧接着工厂被查封，我们才知道半年多的工资被他卷跑了……”小孙回忆道，他们厂有500多名工人，去年春天，韩国老板信誓旦旦地向全厂承诺，大家的工资准备用来扩大工厂生产规模。等规模扩大了，员工的工资就会翻番。“现在看来，他早已开始秘密筹划逃跑了，我们还那么信任他，真的太傻了。”风雪中，站在桥头送老乡回家的小孙勉强挤出一丝苦笑，似乎充满了无法掩饰的悲凉。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被欺骗的农民工在要钱无望、找韩国老板无望后，又踏上了一条谁也无法预料结果的上访路和诉讼路。
“虽然工厂倒闭一年多了，但成百上千的外地农民工并不愿意离开，他们还在等着法律能还一个公道。”胶州一知名律师所的张立夫律师近来代理了多起韩企非正常撤离引发的劳资纠纷案件。他说，韩国企业非正常撤离后丢下了大量的欠条和债务，虽然这些纠纷的事实非常清楚，可“讨债”成功的希望却非常渺茫。胶州市人民法院的一位负责人印证了张律师的说法，他这样概括一年来法院工作的压力：相关案件数量越来越多，涉及人数多，解决难度大，最容易引起上访，最让法院头疼。
去年，胶州市人民法院专门成立了一支特殊队伍，来应对韩企非正常撤离后留下的法律问题。但遗憾的是，在“机器只能当废铁卖”的残酷现实面前，工人们最终得到的“安抚费”或者“遣散费”，最多只不过七八百元。
村干部的反思
“太盲目了，不能什么都往里划拉啊！”说起韩资企业非正常撤离的教训，城阳区夏庄街道办事处中黄埠社区办公室主任面有愧色。在这里的招商引资项目——京利礼品有限公司，曾是社区招商引资的一面旗帜。
“租赁厂房费一年交给社区几十万，解决了几百个居民的就业问题，每年还交给当地数目可观的一笔税，没想到说跑就跑了……”据他介绍，京利的韩国老板跑时，同样拖欠了500多位工人的数月工资，为了安抚和遣散这些工人，社区拿出了10多万元的安抚费，这让本不富裕的中黄埠社区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熟知内情的社区居民私下对记者说，去年10月中黄埠社区的书记曾专门跑到韩国去追讨债务，但查询了那位韩国老板的账目后才发现，他名下已经没有什么存款和值钱的东西了。“人家还能等着你去查吗？有财产也早该转移了呀！”居民们提及此事很气愤，“厂房是我们的，工人是我们的，材料是我们的，他们只带着10多万元的设备和项目，赚了钱就跑，包袱都由我们背！”
此后，中黄埠社区再也不敢招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进驻了。“我们宁愿招投资大的，说不好听些，即使老板跑了，光机器设备也能多卖几个钱啊！”
一名基层副镇长反思道，在前几年的招商引资中，政府部门制定的一些政策有些急功近利，“几乎每个干部身上都背着招商引资的指标，这成了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标准”，再加上有关部门对招资项目落地后缺乏有效监管，最终造成了大量韩企非正常撤离的被动局面。
不久前，劳动保障部门又出台了对外资企业分类监控和重点监控有恶意撤离迹象企业的新政策。无疑，韩企非正常撤离后遗留的巨大包袱是摆在当地政府部门面前的难题。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2009.1.14
进出青岛的几条高速路因为大雪而早早关闭，但私营纸箱厂小老板张伟涛仍不死心。他骂骂咧咧地跑出院门好几趟，眼瞅着停雪无望后，他犹豫了一下，仍发动了停在院里的车。
自从去年1月拖欠货款的韩国企业老板 “半夜出逃”后，张伟涛一年来就拿着韩国老板留给他的一堆欠条和“空头”支票，漫无目的地找律师， 跑法院，甚至去上访。绝望的时候，他就开车到离家50公里外的空厂房前去转转，“哪怕打听不到关于跑掉老板的丝毫音讯，但总比坐在家里傻等强！”
私企老板的愤怒
因为下雪，这50多公里路，整整开车晃悠了两个半小时。
和以往的遭遇一样，张伟涛又吃了个“闭门羹”。一座三层的小楼，三排高大的砖房，漆黑冰冷的电动门紧闭着，门口墙壁上公司的“名字”已经被人剥落，挂在上面的是一条写有厂房招租字样的广告横幅。这家曾经生意红火的“青岛黄金钟科教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如今却杳无人烟。
“被这个韩国老板骗了的不止我一个，一样被欠款的供货商还有十几家，光我们这些供货商的欠款少说也有400万吧！还有他的100多名员工，工资拖欠了30多万！还有厂房租赁费、水电费，凡是和他有经济联系的，不被欠款的我还没有听说……”张伟涛愤怒地双手抓住冰凉的电动门狠命地晃了两下，电动门随即发出刺耳的哗哗声。
最让他沮丧的，是介绍妻弟的工厂给韩国老板供货。“开始约好每两个月结一次账，执行了几个月就开始拖欠了，当时还觉得它的经营状况好，放松了警惕，直到手里的欠条累积到了40万，才真的担心了。”
而当一百多名员工和二三十名供货商堵住了这家韩企的厂门时，张伟涛才清楚意识到，那个曾经承诺“诚信”的韩国老板，就这样通过“蒸发式撤离”，骗走了他们的血汗钱。
张伟涛说，青岛周边的城阳、胶州等不少市区都出现了韩国老板“半夜逃跑”的事， “我们当初那么好的厂子，都被这些做人没有底线的韩国人弄垮了！”说着，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农民工依旧不愿离开
纷扬的大雪加快了人们回家的脚步，年就在眼前。可山东沂水的农民工小孙却越来越感觉到有家而不能回的沉重。他说，他不知道今年春节在哪儿过，而不愿回家的主要原因就是“没脸回家”：不能给家人带回多少钱，甚至连回家的车票钱能不能凑够还是问题。说起自己一年经历的辛酸，小孙拼命咬紧了嘴唇。
他打工的企业是青岛城阳区的一家韩资企业，三个月前，这家韩国老板“神秘地蒸发”了。“头天晚上还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哩，第二天早上上班时，大家突然发现老板不见了，紧接着工厂被查封，我们才知道半年多的工资被他卷跑了……”小孙回忆道，他们厂有500多名工人，去年春天，韩国老板信誓旦旦地向全厂承诺，大家的工资准备用来扩大工厂生产规模。等规模扩大了，员工的工资就会翻番。“现在看来，他早已开始秘密筹划逃跑了，我们还那么信任他，真的太傻了。”风雪中，站在桥头送老乡回家的小孙勉强挤出一丝苦笑，似乎充满了无法掩饰的悲凉。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被欺骗的农民工在要钱无望、找韩国老板无望后，又踏上了一条谁也无法预料结果的上访路和诉讼路。
“虽然工厂倒闭一年多了，但成百上千的外地农民工并不愿意离开，他们还在等着法律能还一个公道。”胶州一知名律师所的张立夫律师近来代理了多起韩企非正常撤离引发的劳资纠纷案件。他说，韩国企业非正常撤离后丢下了大量的欠条和债务，虽然这些纠纷的事实非常清楚，可“讨债”成功的希望却非常渺茫。胶州市人民法院的一位负责人印证了张律师的说法，他这样概括一年来法院工作的压力：相关案件数量越来越多，涉及人数多，解决难度大，最容易引起上访，最让法院头疼。
去年，胶州市人民法院专门成立了一支特殊队伍，来应对韩企非正常撤离后留下的法律问题。但遗憾的是，在“机器只能当废铁卖”的残酷现实面前，工人们最终得到的“安抚费”或者“遣散费”，最多只不过七八百元。
村干部的反思
“太盲目了，不能什么都往里划拉啊！”说起韩资企业非正常撤离的教训，城阳区夏庄街道办事处中黄埠社区办公室主任面有愧色。在这里的招商引资项目——京利礼品有限公司，曾是社区招商引资的一面旗帜。
“租赁厂房费一年交给社区几十万，解决了几百个居民的就业问题，每年还交给当地数目可观的一笔税，没想到说跑就跑了……”据他介绍，京利的韩国老板跑时，同样拖欠了500多位工人的数月工资，为了安抚和遣散这些工人，社区拿出了10多万元的安抚费，这让本不富裕的中黄埠社区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熟知内情的社区居民私下对记者说，去年10月中黄埠社区的书记曾专门跑到韩国去追讨债务，但查询了那位韩国老板的账目后才发现，他名下已经没有什么存款和值钱的东西了。“人家还能等着你去查吗？有财产也早该转移了呀！”居民们提及此事很气愤，“厂房是我们的，工人是我们的，材料是我们的，他们只带着10多万元的设备和项目，赚了钱就跑，包袱都由我们背！”
此后，中黄埠社区再也不敢招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进驻了。“我们宁愿招投资大的，说不好听些，即使老板跑了，光机器设备也能多卖几个钱啊！”
一名基层副镇长反思道，在前几年的招商引资中，政府部门制定的一些政策有些急功近利，“几乎每个干部身上都背着招商引资的指标，这成了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标准”，再加上有关部门对招资项目落地后缺乏有效监管，最终造成了大量韩企非正常撤离的被动局面。
不久前，劳动保障部门又出台了对外资企业分类监控和重点监控有恶意撤离迹象企业的新政策。无疑，韩企非正常撤离后遗留的巨大包袱是摆在当地政府部门面前的难题。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2009.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