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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素有“人间天堂”美誉，湖光山色、人文美景，吸引外国友人纷至沓来。
2016年9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杭州峰会欢迎宴会致辞中，历数杭州与各国密切联系的事例：400多年前，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他于1599年记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也是400年前，德国的克雷菲尔德市就同杭州开始了丝绸贸易；1876年的6月，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先生出生于杭州，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90多年前，印度诗人泰戈尔先生游览了西湖，特别喜欢杭州并写下了不少诗……
外国人在杭州的履痕与足迹
杭州对外开放的历史源远流长，来杭州的外国人有宗教僧侣、旅行者、商人、外交人士、医生和教育工作者等，有名者达百位。东晋咸和元年（326），印度高僧慧理云游杭州弘法，在飞来峰下建灵鹫寺、于北高峰下建灵隐寺，这是外国人在杭州较早的记录。
此后，日本和朝鲜曾派遣唐使，内有众多僧人来杭，形成外国人到杭州的第一次高潮。元代马可·波罗游历杭城，称杭州为“天城”后，杭州在欧洲声名大振，吸引了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等一批使节、旅行者来杭。到明末清初，随着欧洲天主教远赴东方传播福音，杭州成为中国天主教传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罗明坚、利玛窦、郭居静、卫匡国等一大批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人来到杭州传教、生活，许多人甚至在杭州终老，形成外国人来杭州的第二个高潮。第三个高潮在晚清民初，随着五口通商及杭州开埠，各国使节、商人、传教士、医生和教育家集聚杭州。他们不仅创办了仁爱医院（今红会医院）、杭州广济医院（今浙二医院）、之江大学（今浙江大学一部）、蕙兰中学（今杭二中）、弘道女中等杭州现代医疗、教育机构，有的甚至世居杭城，如慕家、司徒家。
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他在中国17年，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1291年春他启程归国。后根据马可·波罗的口述，由鲁思梯切洛汇编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记述了马可·波罗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游记中，马可·波罗称杭州是“华贵之天城”。但游记也引发大量争议：怀疑的不是有没有这个人，而是他有没有来过中国。
1866年，英国人戴德生带着传教士和家属二度来中国，选定的第一个传教站是浙江杭州，戴德生到达杭州后在杭州湖新巷一号（今清泰街新开弄）租下一处宽敞的房子作为总部，每天替200多名病人诊病。
司徒尔作为美国南长老会派遣的第一批传教士，于1868年前往中国，到杭州传教。司徒尔夫妇育有4个儿子，其中长子司徒雷登和三子司徒华林与杭州关系密切。司徒尔在杭州传教46年，1913年1月在杭州病逝，享年73岁，安葬于杭州九里松基督教墓地。
韩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著名的韩国独立运动家金九，被誉为“韩国国父”。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大批朝鲜抗日志士流亡中国。杭州是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活动的重要一站。在杭州的3年时间里，韩国临时政府要员在长生路湖边邨、学士路思鑫坊、清泰第二旅社都留下了活动的足迹，如开国务会议、发行独立党机关报《霞光》等，他们的抗日复国斗争得到了杭州人民的同情、支持和帮助。金九在杭的的抗日斗争也鼓舞了杭州人民。1945年11月，韩国临时政府成员离华回国。1949年6月，金九被亲日的极右主义者安斗熙暗杀，韩国人民为他举行了国葬。
一代文豪泰戈尔更是依恋杭州。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1924年接受梁启超等人的邀请来中国访问。4月14日在徐志摩、瞿菊农、王统等陪同下抵达杭州，入住湖滨清泰旅馆。泰戈尔一行畅游灵隐寺、孤山、西泠印社、六和塔、虎跑等地，两度泛舟西湖，并在湖滨一处海棠树下通宵作诗。事后他曾写道：“轻舟荡漾在西湖中，凭着船沿，悠然望见山顶的尖塔，我乐如中国画中的古贤。”
外国人用笔对老杭州的有趣记录
来到杭州的外国友人，用手中的笔或镜头，给这座“一带一路”上的古老都市注入现代印记。
鄂多立克的《东游录》称杭州是全球最大的城市，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城市。他说：“我来到杭州城，这个名字定为‘天堂之城’。……但若有人想到谈谈该城的宏大和奇迹，那整卷的纸都写不下我所知的事。因为它是世上最大和最高贵的城市，并且是最好的通商地。”
美国旅行家蓋洛第三次访华时，来到了杭州，著有《中国十八省会》，开篇就提到浙江省会杭州，记录了进出凤山门的趣事，是其他外国友人所没有论及的。他说：“我们是从凤山门出发的，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城门正对着不远处的凤凰山，在杭州城建立之前那儿曾是一个村落。从凤山门进城可以有三种不同的途径，最普通的就是行人走的那个双重大门，在旁边还有一个水门，我们访问杭州时，有大量运纸的船从那儿通过。凤山门大门一侧雉堞的城墙顶上，有一个辘轳上悬挂着一个篮筐。人们在晚上花大约一个便士的钱，坐进这个篮筐，就可以把自己吊进城去。这个辘轳没有齿轮，有时摇辘轳的人因为酒喝多了的缘故，往往吊了一半就摇不动了，结果就连外国人坐在篮筐里这个事实都不足以刺激他把篮筐摇到城墙顶上。我有好几次被这样吊在半空之中……”
英国著名的旅行家、作家以及博物学家毕晓普夫人第三次沿着长江流域旅行时已经65岁。在这一次旅行中，毕晓普夫人来到了杭州，在她那本被誉为“19世纪末，一本最耀眼的、彻底证明中国价值的书”中记录下杭州的风貌。
鲍金美1913年出生于杭州，被其父鲍乃德称为“我们的中国小孩”、“小‘中国人’”。她著有《杭州，我的家》一书。在书中，鲍金美对西湖、钱塘江、城隍山、杭州街道等都有非常详细的描写。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她对“旗营”改建为湖滨新区的记录。
外国人镜头中的老杭州
清末民初时期，来杭州的外国人对杭州的城市建筑和人物风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在他们的镜头下出现了杭州的城门——杭州涌金门、清波门和凤山水城门，也出现了城站火车站、1914年的惠兰中学（今杭二中）、纪念司徒尔的湖山堂和司徒尔创办的天水堂、省大会堂和省图书馆等标志性建筑。那张《青年会新大楼》照片，清晰地记录了20世纪20年代杭州这座新大楼的雄姿。此照后来成为《杭州——东西方交汇中的人间天堂》一书的配图。 西德尼·戴維·甘博是美国社会经济学家和摄影家。1917、1919年两次在杭州逗留，他走遍了杭州的大街小巷和西湖众多景点，拍下了总数达200多张的表现杭州人文景观的照片。《之江大学甘博楼》《西德尼·戴维·甘博站在之江大学甘博堂门口》两照是甘博从美国筹款建设之江大学的历史见证。照片《坐竹桥的贝蒂》中的贝蒂就是甘博的妻子。
《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和《杭州韩国临时政府旧址》两张照片，反映了金九在杭州从事抗日活动的足迹与旧址。《泛舟西湖的泰戈尔》则是1924年泰戈尔在徐志摩、林徽因陪同下于西湖游船上的留影，弥足珍贵。
《捕鱼的鸬鹚船（1911年）》《行色匆匆的烧香客》《雷峰塔及净慈寺的和尚》《寺庙台阶上休息的烧香老太太》《卖草鞋》《走街艺人》等照片都是杭州各色人物活动的历史画面，其中《拉盐卤桶的牛车》是两头牛拉着一辆车在河滩上行走，车上装着一个又高又大的圆形盐卤桶，桶上还站着一个拉着缰绳的车夫，记录了老杭州的物事风情，给我们留下了极其难得的杭州记忆。
外国人镜头下还有不少外国人物肖像，如毕晓普夫人、芥川龙之介、曾根俊虎、鄂多立克等。
风光旖旎的西湖从来以山水与人文取胜。到杭州西湖旅游的外国人，徜徉在青山绿水与人文历史之中，镜头自然聚焦于湖光山色。《保俶塔西湖一角》《杭州断桥》《前清宫前牌坊》《三潭印月的九曲桥》《双峰插云》《西湖船坊》《西湖刘庄》等照片，便是1919年前的西湖倩影。特别是1911年拍摄的西湖全景照《杭州西湖》的在西湖志史上具有独特的收藏价值和审美价值。
外国人还拍摄不少杭州大运河的影像，如毕晓普拍摄的《大运河一个渡口》、曾根俊虎拍的《拱宸桥》《京杭大运河上的拱宸桥》，以及《脚划船》《运河船夫》《运河上的繁忙景象》等，再现了当年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历史风貌。
天下壮观钱塘潮。对浙江的母亲河——钱塘江，外国人也拍摄了气势壮阔的《钱江潮》《钱塘江畔六和塔》等照片。摄影作品《钱塘江渡船》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一条有竹篷的船上挂着满满的风帆，在浩茫的钱塘江上驶向何方？似乎承载着那个时代的历史风云。
In China， Hangzhou in Zhejiang is known as paradise on earth. Its legendary scenic attractions， history and culture have long since allured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ince ancient times. In the speech made at the reception on September 4， 2016 of G20 Summit in Hangzhou，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gave a brief history of Hangzhou as a place which attracted attention of foreign visitors in ancient times.
History has recorded more than 100 names of the numerous foreigners who came to Hangzhou in ancient times including religious monks， travelers， businesspeople， diplomats， doctors and teachers. An Indian monk came to Hangzhou in 326 AD and founded Buddhist temples around the city. It is one of the earliest records of foreigners in Hangzhou. A lot of Japanese diplomats visited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and many of the foreign visitors during the dynasty were Buddhist monks. They were the first wave of foreigners visiting Hangzhou recorded in the city’s history. Marco Polo’s travelogue made Hangzhou famous in Europe and attracted more to visit the heavenly city. Among the wave of foreigners were Odoric of Pordenone （1286-1331） and Ibn Battuta （1304-1369）.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Ming （1368-1644） and the early decades of the Qing （1644-1911）， Hangzhou became a key city for the Catholic Church. A great number of missionaries came from Italy， France， Spain， Portuguese and Belgium to convert local people to the religion. This was the second wave of foreigners visiting Hangzhou. Many missionaries stayed in Hangzhou and died here. The third wave occurred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and the decad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1-1949）. During this time， diplomats， businesspeople， missionaries， doctors and teachers flocked to Hangzhou. They founded schools and hospitals. Some settled down and made Hangzhou their homes. Those from afar wrote books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in Hangzhou. Many in modern times photographed what they saw in the ancient city.
Odoric of Pordenone wrote a narrative about his visit to Hangzhou and spared no words to praise the splendor of the city. American traveler William Edgar Geil （1865-1925） visited Hangzhou during his three tours across China. In his ， he first mentions Hangzhou. One interesting story in this part was about a drunken operator of an elevating basket over the city wall. The American himself was suspended in the mid air and the basket operator was too drunk to get him up to the top of the wall.
Isabella Lucy Bird Bishop （1831-1904） visited Hangzhou during her third journey down the Yangtze River. She wrote about Hangzhou beautifully in her book on China.
Eugenia Barnett Schultheis was born in Hangzhou. In ， she describes many places in Hangzhou in great detail. Her narrative about the re-purposing of the Qing barracks in Hangzhou into a lakeside area is historically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A lot of photographs take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Hangzhou by foreigners are now the only visual evidence of what the city looked like back then.
Sidney David Gamble （1890-1968）， an American scholar and photographer， visited Hangzhou in 1917 and 1919. He wandered through the city and took photographs. More than 200 photos he took during his stay in Hangzhou have come down in history. Photographs of the past time by foreigners give us a glimpse into the city， the West Lake， the lifestyle of ordinary people， the spectacular river bore of the Qiantang River， and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2016年9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杭州峰会欢迎宴会致辞中，历数杭州与各国密切联系的事例：400多年前，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他于1599年记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也是400年前，德国的克雷菲尔德市就同杭州开始了丝绸贸易；1876年的6月，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先生出生于杭州，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90多年前，印度诗人泰戈尔先生游览了西湖，特别喜欢杭州并写下了不少诗……
外国人在杭州的履痕与足迹
杭州对外开放的历史源远流长，来杭州的外国人有宗教僧侣、旅行者、商人、外交人士、医生和教育工作者等，有名者达百位。东晋咸和元年（326），印度高僧慧理云游杭州弘法，在飞来峰下建灵鹫寺、于北高峰下建灵隐寺，这是外国人在杭州较早的记录。
此后，日本和朝鲜曾派遣唐使，内有众多僧人来杭，形成外国人到杭州的第一次高潮。元代马可·波罗游历杭城，称杭州为“天城”后，杭州在欧洲声名大振，吸引了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等一批使节、旅行者来杭。到明末清初，随着欧洲天主教远赴东方传播福音，杭州成为中国天主教传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罗明坚、利玛窦、郭居静、卫匡国等一大批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人来到杭州传教、生活，许多人甚至在杭州终老，形成外国人来杭州的第二个高潮。第三个高潮在晚清民初，随着五口通商及杭州开埠，各国使节、商人、传教士、医生和教育家集聚杭州。他们不仅创办了仁爱医院（今红会医院）、杭州广济医院（今浙二医院）、之江大学（今浙江大学一部）、蕙兰中学（今杭二中）、弘道女中等杭州现代医疗、教育机构，有的甚至世居杭城，如慕家、司徒家。
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他在中国17年，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1291年春他启程归国。后根据马可·波罗的口述，由鲁思梯切洛汇编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记述了马可·波罗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游记中，马可·波罗称杭州是“华贵之天城”。但游记也引发大量争议：怀疑的不是有没有这个人，而是他有没有来过中国。
1866年，英国人戴德生带着传教士和家属二度来中国，选定的第一个传教站是浙江杭州，戴德生到达杭州后在杭州湖新巷一号（今清泰街新开弄）租下一处宽敞的房子作为总部，每天替200多名病人诊病。
司徒尔作为美国南长老会派遣的第一批传教士，于1868年前往中国，到杭州传教。司徒尔夫妇育有4个儿子，其中长子司徒雷登和三子司徒华林与杭州关系密切。司徒尔在杭州传教46年，1913年1月在杭州病逝，享年73岁，安葬于杭州九里松基督教墓地。
韩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著名的韩国独立运动家金九，被誉为“韩国国父”。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大批朝鲜抗日志士流亡中国。杭州是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活动的重要一站。在杭州的3年时间里，韩国临时政府要员在长生路湖边邨、学士路思鑫坊、清泰第二旅社都留下了活动的足迹，如开国务会议、发行独立党机关报《霞光》等，他们的抗日复国斗争得到了杭州人民的同情、支持和帮助。金九在杭的的抗日斗争也鼓舞了杭州人民。1945年11月，韩国临时政府成员离华回国。1949年6月，金九被亲日的极右主义者安斗熙暗杀，韩国人民为他举行了国葬。
一代文豪泰戈尔更是依恋杭州。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1924年接受梁启超等人的邀请来中国访问。4月14日在徐志摩、瞿菊农、王统等陪同下抵达杭州，入住湖滨清泰旅馆。泰戈尔一行畅游灵隐寺、孤山、西泠印社、六和塔、虎跑等地，两度泛舟西湖，并在湖滨一处海棠树下通宵作诗。事后他曾写道：“轻舟荡漾在西湖中，凭着船沿，悠然望见山顶的尖塔，我乐如中国画中的古贤。”
外国人用笔对老杭州的有趣记录
来到杭州的外国友人，用手中的笔或镜头，给这座“一带一路”上的古老都市注入现代印记。
鄂多立克的《东游录》称杭州是全球最大的城市，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城市。他说：“我来到杭州城，这个名字定为‘天堂之城’。……但若有人想到谈谈该城的宏大和奇迹，那整卷的纸都写不下我所知的事。因为它是世上最大和最高贵的城市，并且是最好的通商地。”
美国旅行家蓋洛第三次访华时，来到了杭州，著有《中国十八省会》，开篇就提到浙江省会杭州，记录了进出凤山门的趣事，是其他外国友人所没有论及的。他说：“我们是从凤山门出发的，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城门正对着不远处的凤凰山，在杭州城建立之前那儿曾是一个村落。从凤山门进城可以有三种不同的途径，最普通的就是行人走的那个双重大门，在旁边还有一个水门，我们访问杭州时，有大量运纸的船从那儿通过。凤山门大门一侧雉堞的城墙顶上，有一个辘轳上悬挂着一个篮筐。人们在晚上花大约一个便士的钱，坐进这个篮筐，就可以把自己吊进城去。这个辘轳没有齿轮，有时摇辘轳的人因为酒喝多了的缘故，往往吊了一半就摇不动了，结果就连外国人坐在篮筐里这个事实都不足以刺激他把篮筐摇到城墙顶上。我有好几次被这样吊在半空之中……”
英国著名的旅行家、作家以及博物学家毕晓普夫人第三次沿着长江流域旅行时已经65岁。在这一次旅行中，毕晓普夫人来到了杭州，在她那本被誉为“19世纪末，一本最耀眼的、彻底证明中国价值的书”中记录下杭州的风貌。
鲍金美1913年出生于杭州，被其父鲍乃德称为“我们的中国小孩”、“小‘中国人’”。她著有《杭州，我的家》一书。在书中，鲍金美对西湖、钱塘江、城隍山、杭州街道等都有非常详细的描写。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她对“旗营”改建为湖滨新区的记录。
外国人镜头中的老杭州
清末民初时期，来杭州的外国人对杭州的城市建筑和人物风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在他们的镜头下出现了杭州的城门——杭州涌金门、清波门和凤山水城门，也出现了城站火车站、1914年的惠兰中学（今杭二中）、纪念司徒尔的湖山堂和司徒尔创办的天水堂、省大会堂和省图书馆等标志性建筑。那张《青年会新大楼》照片，清晰地记录了20世纪20年代杭州这座新大楼的雄姿。此照后来成为《杭州——东西方交汇中的人间天堂》一书的配图。 西德尼·戴維·甘博是美国社会经济学家和摄影家。1917、1919年两次在杭州逗留，他走遍了杭州的大街小巷和西湖众多景点，拍下了总数达200多张的表现杭州人文景观的照片。《之江大学甘博楼》《西德尼·戴维·甘博站在之江大学甘博堂门口》两照是甘博从美国筹款建设之江大学的历史见证。照片《坐竹桥的贝蒂》中的贝蒂就是甘博的妻子。
《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和《杭州韩国临时政府旧址》两张照片，反映了金九在杭州从事抗日活动的足迹与旧址。《泛舟西湖的泰戈尔》则是1924年泰戈尔在徐志摩、林徽因陪同下于西湖游船上的留影，弥足珍贵。
《捕鱼的鸬鹚船（1911年）》《行色匆匆的烧香客》《雷峰塔及净慈寺的和尚》《寺庙台阶上休息的烧香老太太》《卖草鞋》《走街艺人》等照片都是杭州各色人物活动的历史画面，其中《拉盐卤桶的牛车》是两头牛拉着一辆车在河滩上行走，车上装着一个又高又大的圆形盐卤桶，桶上还站着一个拉着缰绳的车夫，记录了老杭州的物事风情，给我们留下了极其难得的杭州记忆。
外国人镜头下还有不少外国人物肖像，如毕晓普夫人、芥川龙之介、曾根俊虎、鄂多立克等。
风光旖旎的西湖从来以山水与人文取胜。到杭州西湖旅游的外国人，徜徉在青山绿水与人文历史之中，镜头自然聚焦于湖光山色。《保俶塔西湖一角》《杭州断桥》《前清宫前牌坊》《三潭印月的九曲桥》《双峰插云》《西湖船坊》《西湖刘庄》等照片，便是1919年前的西湖倩影。特别是1911年拍摄的西湖全景照《杭州西湖》的在西湖志史上具有独特的收藏价值和审美价值。
外国人还拍摄不少杭州大运河的影像，如毕晓普拍摄的《大运河一个渡口》、曾根俊虎拍的《拱宸桥》《京杭大运河上的拱宸桥》，以及《脚划船》《运河船夫》《运河上的繁忙景象》等，再现了当年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历史风貌。
天下壮观钱塘潮。对浙江的母亲河——钱塘江，外国人也拍摄了气势壮阔的《钱江潮》《钱塘江畔六和塔》等照片。摄影作品《钱塘江渡船》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一条有竹篷的船上挂着满满的风帆，在浩茫的钱塘江上驶向何方？似乎承载着那个时代的历史风云。
In China， Hangzhou in Zhejiang is known as paradise on earth. Its legendary scenic attractions， history and culture have long since allured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ince ancient times. In the speech made at the reception on September 4， 2016 of G20 Summit in Hangzhou，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gave a brief history of Hangzhou as a place which attracted attention of foreign visitors in ancient times.
History has recorded more than 100 names of the numerous foreigners who came to Hangzhou in ancient times including religious monks， travelers， businesspeople， diplomats， doctors and teachers. An Indian monk came to Hangzhou in 326 AD and founded Buddhist temples around the city. It is one of the earliest records of foreigners in Hangzhou. A lot of Japanese diplomats visited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and many of the foreign visitors during the dynasty were Buddhist monks. They were the first wave of foreigners visiting Hangzhou recorded in the city’s history. Marco Polo’s travelogue made Hangzhou famous in Europe and attracted more to visit the heavenly city. Among the wave of foreigners were Odoric of Pordenone （1286-1331） and Ibn Battuta （1304-1369）.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Ming （1368-1644） and the early decades of the Qing （1644-1911）， Hangzhou became a key city for the Catholic Church. A great number of missionaries came from Italy， France， Spain， Portuguese and Belgium to convert local people to the religion. This was the second wave of foreigners visiting Hangzhou. Many missionaries stayed in Hangzhou and died here. The third wave occurred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and the decad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1-1949）. During this time， diplomats， businesspeople， missionaries， doctors and teachers flocked to Hangzhou. They founded schools and hospitals. Some settled down and made Hangzhou their homes. Those from afar wrote books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in Hangzhou. Many in modern times photographed what they saw in the ancient city.
Odoric of Pordenone wrote a narrative about his visit to Hangzhou and spared no words to praise the splendor of the city. American traveler William Edgar Geil （1865-1925） visited Hangzhou during his three tours across China. In his ， he first mentions Hangzhou. One interesting story in this part was about a drunken operator of an elevating basket over the city wall. The American himself was suspended in the mid air and the basket operator was too drunk to get him up to the top of the wall.
Isabella Lucy Bird Bishop （1831-1904） visited Hangzhou during her third journey down the Yangtze River. She wrote about Hangzhou beautifully in her book on China.
Eugenia Barnett Schultheis was born in Hangzhou. In ， she describes many places in Hangzhou in great detail. Her narrative about the re-purposing of the Qing barracks in Hangzhou into a lakeside area is historically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A lot of photographs take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Hangzhou by foreigners are now the only visual evidence of what the city looked like back then.
Sidney David Gamble （1890-1968）， an American scholar and photographer， visited Hangzhou in 1917 and 1919. He wandered through the city and took photographs. More than 200 photos he took during his stay in Hangzhou have come down in history. Photographs of the past time by foreigners give us a glimpse into the city， the West Lake， the lifestyle of ordinary people， the spectacular river bore of the Qiantang River， and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