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么多新朋友，一时不知道讲什么，特别是文学朋友。这么多年，离文学已经很远啦，这次到通州区文化馆，真是吓一跳，没想到有这样豪华的文化馆，九层高。这个文化馆，引起我很多回忆。
　　在我小时候，如果说没有一个文化馆，我大概也不会走上文学道路。文化馆往往承载了很多，是我小时候“朝圣”的地方，因为文化馆有各种各样的老师，有从美院过来的，也有从专业岗位下来的。
　　当时，我们几个喜欢艺术的孩子，在初中时建了个小组。我们这个小组里，其中有一个最后成了中央美术学院现代画派的主任，非常有名的画家。还有一个高中的同学，成了我们国家数一数二的音乐家，他叫李祥霆。即使不熟悉古琴界，也知道他，《笑傲江湖》啊，《天龙八部》啊，那些曲子都是他谱的。还有一些在省里的画家，前不久我还接到一位儿时玩伴电话，也七十多啦，想在国外办个画展，想让我帮他写个序，我当然得答应了。
　　我们就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孩子，我们的家庭都是很平常的，我的父亲是个矿工，当年是跑关东跑到东北的，我祖籍是山东高唐，就是李苦禅的老家。但是就是这样一群热爱艺术的孩子，集结以后就有一种气场啦。我们这帮孩子特别狂，都是要当画家什么的，当时扯块布，没有蓝布，把它染蓝，整个袋子往身上一背，当画夹子，在我们那个小城市，觉得特别神圣。到最后，我做小工，挣点儿小钱，买了一把二胡。那时，我们去文化馆，感觉太奢侈了。人的一生有很多回忆，而这些回忆，往往是生活赋予的财富，不用花钱去买。当年，这群孩子中我最崇拜的就是李祥霆，他当时看到《聊斋志异》上有个插图，竟然自己动手把一个木头中间抠空，安上弦，就是一把古琴。我到最后离开家乡那个小城，竟然没有见过一把真正意义上的琵琶和钢琴，也没有见过古琴。它不是那种小范围意识上的小，而是一种文化范围上的小。
　　而当时那个同学李祥霆，他竟然做了这把古琴，他又把这把古琴拍上照，寄给中国古琴研究会长。会长先生一看，哎哟，还有年轻人这么喜欢古琴，给他寄了一百块钱，1958年的一百块钱，不得了，抵现在差不多一万多了，人家还邀请他去北京。到了北京，他就住到这个会长家，老师对他特别好，还给他起了个艺名，他原来叫李祥霆，起个艺名叫李泠秋。泠字，对我们这个小城市来说，比较陌生：“泠泠七弦上，静静松风寒。”在老师家，老师告诉他古琴是怎么回事，然后告诉他明年来考音乐学院。第二年，来北京考中啦，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还没有搬到北京。那时候，我觉得他太了不起啦。哎呀，中央音乐学院，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他本身是个中医世家，他哥哥也是北京中医研究院的一个很有名气的医生。那时，我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恨不得给他擦皮鞋。小孩嘛，我当时十几岁。后来他走了，去上学。当时我有幸在一个中学里当老师，一个月31.5元，我给他寄五块钱去，表示我的崇敬之情，五块钱现在看起来不多，但在当时，一个月才31.5元，也不少啦。祥霆老师，他就记住这个事啦。全国艺考，当时由于两年没有招生，到1963年，大家能吃饱饭就招生啦，他给我寄来一份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简章。我就到北京来考试，很幸运考中了。我当时背着一把琴，一个东北的野小子，就那么来啦。结果最后四个考区，北京、上海、西安、广州，就中我一个人，号称1963年的状元。但是，如果没有当年的追星，没有理想，没有文化馆，没有李祥霆，没有古琴，连想象都不敢想象。而且生活给我很多素材，我到现在还有一段没有写。
　　很有意思的是，我到北京，所在的中学很多人觉得我是瞎胡闹的：他还想到北京念书啊！来了以后，当时档案很重要，我以前所在的中学不给寄，什么都不说，就是不理。这下子坏了，没有档案，音乐学院给我发个电报，写的是：韩静霆同志，你的专业考试都合格，因为档案没有寄到，政审不合格，作不录取决定。请明年再考。我一看，都要疯了。最后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写了四封信，分别寄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文化部部长、音乐学院院长赵沨，还有宋庆龄同志。当时，我写的四封信都是用蓝的复写纸写的，那个破纸啊，看不太清楚，竟然这封人民来信起作用了。很快，文化部和音乐学院组织一个三人小组，来了解这个事。了解完了，这不过是个矿工的儿子，要考音乐学院，专业也合格，他的历史会有什么问题呢？就又寄来一封信，说档案未寄的话，可以补寄。寄丢了，可以再写一个，如果没有，你写个自传就可以了。我一封“自传”到北京，就录取了，别人开学是九月一号，我开学是九月二十七号。我就到北京上学来了。万万没有想到，当时音乐学院空无一人啊。当时就在昆明湖南岸，在那搞社教劳动呢，我到地方，人家都趴在窗口那看，看这小子，1964年的状元长什么样子，其貌不扬，穿的也不怎么样。就这样，一个年轻人，用一把二胡敲开了北京的大门。
　　而这些东西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当然作为第一代北漂，人挪活，树挪死，这话真没错。如果我不考音乐学院，我在我们那里，还能做一个老师吧，或者老师也做不成啦，没准，但是能够走这么一步，非常不容易。我看在座的朋友们，我敬仰你们，你们也不知道走了多少步，起码现在这一步，走到北京，走到通州文化馆，一步迈到九层楼，俯瞰通州的大运河，这是何等豪迈、何等慷慨悲歌的事情，而且外面熙熙攘攘都在忙着，有一些人忙着行骗，有一些人忙着受骗，早上起来，不知道上哪去受骗去啦。在座的朋友们，一步迈到九层楼，真是让我太感动了。
　　老是让我想起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生活本身，几乎不做任何修饰，就是一篇很好的散文。
　　记得当年我到北京，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小伙子，他对我说，他是东北艺术学院的，转学到北京艺术学院。哎呀，了不起啊，大学可以随便转学，而且他说得振振有词，我就深信不疑啊。最后他说，你到北京，你认识谁啊？我说谁也不认识。他说，那可不行，我介绍一家你去住。他就介绍我到当时的潘家园，一个姓徐的工程师家里。徐工程师，他爱人叫马成英，是北京友谊医院的护士长。这是大人物啊，我东北一个小孩子，背一个破琴，当天晚上就去了，当时“噔噔”一敲，人家一开门，那脸就能把我撞一跟头：“谁让你来的？”我说谁谁谁。这个人的姓名，我现在也不记得了。大概骗过你的人，你就不用记得他姓名，就忘记他得了。我一说，这家人更来劲了，他刚刚骗过这家，竟然把我介绍过来了！这个人是职业骗子，他答应把这家的老太太送到哈尔滨，老太太还没送到呢，他把人家的路费全花啦，还把人家带的东西，也据为己有了。你想想，这么一个人介绍到他们家，我不是自找倒霉吗？这家人说：“你进来吧，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和他什么关系？”我当然得说：“好朋友，特别好的朋友。”这家三代人，住一间半筒子楼，很紧张，现在想起北京人那时生活条件也真是艰苦，一个很小的厕所，在厕所里洗澡。三代人开始审我，我掏出准考证啥的，人家根本不信，最后，我被逼无奈，就说：“叔叔，奶奶，我给你们拉个曲子吧。”徐先生喜欢音乐，工程师嘛，他说：“好吧，你拉吧，看你是不是真的考音乐学院的。”我当时拉的是考试都没敢用的曲子《二泉映月》，这是慢曲子，很见功夫的，它很多弓调，连绵不断，不能听出换弓的痕迹，它有很多变化……当时，我拉得可能不怎么样，紧张，再加上那些“主考官”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哦，我看他们听得还挺入神，我是越拉越来劲，那汗珠子啊，“哗哗”地往外流。等拉完了，老太太啊，太善良了，说：“孩子，你看你那一头汗，洗个脸吧。”让我洗个脸，我啊，眼泪“哗”就出来了。
　　就这样，我就凭音乐、凭二胡证明了自己。
　　这么多年下来，今天我才有幸爬上九楼，和大家一起讨论分享。我觉得，人的这一生，都是好朋友馈赠的、好老师馈赠的，都是生活馈赠的。我觉得啊，我这个好朋友———蒋建伟先生，非常靠谱，因为他搞的是文学。
　　文学是非常靠谱的东西，是慰藉自己心灵的良药，也是慰藉别人心灵的东西。文学是这个样子的：把想倾诉的东西，写出来，变成铅字，固定在那里，真是悄悄地，窃窃自喜……
　　（本文为作者在2015年10月24日上午《海外文摘》签约作家笔会上的即兴演讲，标题为编者所起，作家倪莉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