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效果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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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三年以来,在美国政府花大把纳税人的钱进行大力救助下,造成世纪金融大危机的美国大型金融机构已经恢复元气,而政府却由此背上沉重债务,救助成本转移到纳税人身上。而近年来,美国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改革措施,但总体来看,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表面看来势汹汹,但似乎并未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和高管薪酬产生明显影响。9月17日,近千名美国民众在华尔街示威,宣泄其对现行金融体制的不满。示威者打出的口号是“占领华尔街”。抗议民众认为,现行金融体制只对有钱有势者有利,“对于仅占总数1%的人的贪婪和腐败,我们再也无法忍受”。这是纽约近年来遭遇的最大规模示威之一。当前,这场示威活动已遍及美国多个大城市并向全球蔓延。
  
  金融监管改革力度遭“稀释”
  2008年9月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奥巴马政府在努力救市的同时,开始提出加强金融监管的问题。2009年6月17日,美国政府公布金融监管改革白皮书,拉开了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金融体系改革的序幕。然而,改革方案受到银行业和共和党议员的反对,在美国国会引发了激烈争论。通过数次妥协,2010年7月最终通过的旨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已大大丧失初始提案的锋芒。其间,华尔街的搅局效果明显。为阻止法案通过,华尔街的金融利益团体花费数百万美元用于影响国会立法、减轻监管力度。
  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中的“沃尔克规则”最初提出,禁止银行业所有自营交易,并完全与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分业。这对一直追逐超额回报的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投资银行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因而,这项动议一出台,便遭到华尔街巨头的猛烈抨击,游说和公关公司穿梭于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力图在新法案中稀释甚至打掉这项内容。经过博弈,最终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华尔街做出了很大让步,包括“沃尔克规则”在内的提案在最终文本中大幅放宽了对华尔街的限制,给予投资银行等更宽松的条件和较长的缓冲期。
  2010年5月5日,来自阿肯色州的民主党人布兰奇·林肯提案要求银行不得参与衍生品交易,“让银行回归银行业务”,这就是“林肯修正案”。对此,华尔街金融巨头大力反对。某投资银行的分析人士认为,该提案“如此之‘左’,如此之严厉,让每个人都感到吃惊。”在金融利益集团的大力游说下,法案最终文本规定:银行可保留常规的利率、外汇、大宗商品等衍生产品交易,只有高风险的衍生工具(如垃圾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才会被完全剥离出来,并有两年过渡期。华尔街的游说取得了巨大成功。
  对于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提议,来自金融利益集团的反对力量也很大,美国银行家协会坚决反对监管。美国商会发起了一个专门网站“阻击消费者保护署”(www.stopthecfpa.com),网站的唯一使命是挫败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的努力。只是,金融利益集团在这方面的努力遭到失败,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提议最终仍获采纳。
  华尔街还通过大力支持共和党来反对民主党主导的严厉金融监管改革。2010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在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支持民主党的华尔街,为了影响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进程,转而“押注”共和党。据统计,2010年第二季度,美国金融、地产企业的政治捐款总额达2800万美元,其中1600万美元流向共和党,民主党得到余下的1200万美元。而在2009年第一季度,来自华尔街的2500万美元政治捐款中,1500万美元流向民主党,共和党得到的只有1000万美元。除了直接的政治捐款,华尔街还通过间接渠道为共和党提供支持,其手段包括向政治游说集团提供资金,或者出资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做广告等。以保德信金融集团为例,2009年该集团向美国商会捐款200万美元,后者大打商业广告呼吁抵制民主党建立消费者保护机构的建议。在2010年4月26日参院的程序性投票中,改革方案因遭共和党集体抵制而受挫。为了获得更多来自共和党的赞成票,从而确保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能够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参议院的投票日程一再拖延。
  当前,博弈仍在继续。由于新法的具体执行尚需进一步审议,其伸缩性和可操作空间很大,华尔街的“算盘”是,随着共和党重新执掌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在讨论执行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过程中,华尔街将可发挥更大影响,使国会做出有利于华尔街的修改。2011年5月,代表华尔街利益的44名共和党议员集体上书奥巴马总统,称如果不改变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监管机制,将拒绝就该机构的主管人选进行投票。此外,金融监管改革法案需要监管部门进行250多个规则的研究和制定,其中仅美国证交会一家机构就要参与制定124项规则。由于制定规则的复杂程度远远大于拟定法案纲目,因此大多数规则需要在两年时间里完成,甚至一部分规则的制定期限长达十年,这无疑留给了华尔街充足的公关时间。目前,华尔街已经开始将主要精力从游说议员转移到游说监管机构。由于高盛等金融巨头资金实力雄厚,且与监管机构存在密切关系,在其大力游说下,监管机构可能会进一步弱化法案对金融机构的约束力度。
  
  高管限薪方案难以推出
  美国有关部门在限制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方面也是“雷声大雨点小”,迟迟不见效果。早在2007年,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弗兰克就促使众议院通过议案,赋予股东对高管薪酬的非约束性投票权。当时以制约高管薪酬作为总统竞选筹码之一的参议员奥巴马也向参议院提出议案,请求制定“股东决定薪酬”的法律。但由于受到以投资银行高管为代表的游说力量的阻挠,奥巴马的提议最终未被参议院采纳。高盛集团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指责“股东决定薪酬”为历史的倒退,会致使投资银行失去最优秀的人才。高盛派出以帕特森为代表的游说集团对国会进行了大量游说,最后成功使得奥巴马的提议被参议院束之高阁。此后,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美国社会各界将矛头指向获取巨额收入的金融高管,华尔街金融机构管理层感受到来自整个社会的巨大压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更加重视通过游说国会来阻止不利于自己的法案出台。据统计,参与游说的团体高达数十个。
  在华尔街的阻挠下,高管限薪方案迟迟无法推进。2009年底,美国证交会才开始修改以前允许企业对高管薪酬情况有所保留的规定,并讨论上市公司如何在调整的文件中报告股权和股票激励情况。同时,美联储要求美国28家大型银行,包括高盛、摩根大通、花旗、美国银行、富国银行等在2010年2月前提交2010年薪酬计划。然而,直到2010年12月底,美国监管当局仍在“考虑是否对大型金融机构的高管薪酬设限”,以阻止助推金融危机爆发的过度投机行为。目前,监管机构仍未制定出限薪方案,但却已引发美国金融业的强烈反弹。美国银行业高管抱怨,严格的高管薪酬限制可能会使一些表现最佳的职员跳槽到金融业一些不受监管的领域。他们辩称,支付巨额薪酬是确保银行业正常运作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要新条例是笼统而又可以根据个别情况来执行,银行业就能接受,而“详尽的薪酬管制措施绝对行不通。”由于华尔街巨头对美国政治具有巨大影响力,限薪方案迟迟无法出台,或许意味着天平已悄悄向有利于华尔街的方向倾斜。
  当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不断从欧元区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而近期美国主权信用遭标准普尔降级,凸显美国债务问题日益严重,这都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形成严重拖累,美国经济有陷入“二次衰退”的风险。在此背景下,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约9%),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民众的失望和不满情绪日益强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救助的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在渡过难关后,再次给高管发放天文数字般的巨额奖金。在华尔街各投资银行发布的2010年财务报告中,摩根士丹利宣布拨出70亿美元奖励员工,超过6万员工平均可以拿到23.86万美元;高盛计划在未来三年授予董事长兼CEO布兰克费恩价值1260万美元的限售股票;黑石集团CEO劳伦斯·芬克更是获得价值近1300万美元的年终奖金。面对这一不公现象,美国民众终于发出“占领华尔街”、“占领美国”的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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