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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气度和风格。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时间算是比较长的。从太行山到南下进军大别山。在中原局，小平同志是书记，我是秘书长。过了长江就分开了，他去了西南，我留在中南。后来，又都调到了北京。我是随邓子恢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小平是做中央秘书长，总书记。文革都靠边站了。后来我到农委搞改革，大事都是小平同志点了头的。在这里，我对小平同志谈点印象。
一个人首先应该有坚定的信仰，对共产党人来说就是共产主义。小平同志在七十年的时光里，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负了那么大的责任，这一条始终不变。但是信仰是一个共产党人或非党人士都可以有的，而气度和风格却使一个人成为时代伟人。小平同志的气度和风格是什么呢？那就是顾全大局，实事求是，在复杂环境里，在许多工作任务中，抓住主要环节，勇往直前。周总理给他的评价是：举重若轻。他是用大手笔写历史的人，写重要历史篇章的人。这种人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他们能超越自我，顺应历史呼唤。这可不是简单的事。你平素和他接触，感觉他和常人无异处，也说笑话，也打扑克，摸麻将，喜爱孩子，吃喜欢吃的菜。可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哪怕是泰山压顶，大难临头，总是知难而进，顶风搏浪，毫无畏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赞成这样的话，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的民主革命就会在黑暗中徘徊很长时期；如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没有邓小平，我们同样也会徘徊很长时期。
以我的亲身经历举几个事例：
第一件事是一九四七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跃进式进军，无后方作战，进山的装备不足。比如说，马上山，马蹄上钉的马掌都没有。只好把驮的粮草、重武器和弹药都扔了。五十万国民党部队把我们包围起来，步步逼近，老百姓都躲到了深山里，领路的人有时都找不到。这时候，没有后方的支援，没有粮食、弹药的供给。损失很重，人员伤亡也很大，情况十分严重。为减少目标，总部化整为零，我受命带中原局机关人员，游击行动，小平同志派一个连给我，最后只剩几十人，我骑的马也被打死了。刘邓带着一部分武装，在鄂、皖、豫各地区游动中指挥，刘邓的坐骑有个时期也没有了。冬天，缺少取暖燃料和棉衣，类似困难还不少。小平同志一开始就知道肩上的担子的份量。估计到会遇到很大困难，遭受很大损失。当时从山东到陕北我们的根据地都处于被包围的状态。毛主席作决定，转到外线作战，把敌人拉走，使我们从被动变为主动，从防御转为进攻，改变整个战争的格局。中央把这个担子交给了小平同志。他在出发前说：为了这个大局，我们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担子都得挑起来，大的代价会换来全局的改变。困难会超过抗日战争，但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应该抱这样的态度：牺牲小局，保全大局。大局是什么？我军必胜，蒋军必败。而我们之所以坚持了下来，是因为有小平同志这个中心人物，有他给大家作表率，言传身教。他从一出发就开始给我们讲这个道理。事后证明：这个估计完全按计划实现了。四野进关、三野南下、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结束后，局势大变。蒋家王朝很快覆灭。
第二件事是下山以后，总结这次行动的经验教训，其中除作战问题外，另一关键是要解决新区土改中的政策问题。当时，后方开了土地会议，布置土改，平分土地。我们边行军，边土改，分浮财，打土豪。这个过程中，忘记了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脱离了群众。同时，又不懂得利用旧政权来维持秩序，造成没有秩序、土匪和地主武装横行抢劫的混乱局面。在中原局会后，小平同志亲自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个报告。提出，第一，用减租减息代替平分土地。第二，取消分浮财。因为当时多数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虽然用行政命令包办代替的办法实行了分配，其结果是多数群众不敢接受，即便接受了，我们一走，又都还给了地主。小平同志说，这是冒险主义，把地主推到敌人一方。再就是他提出，我们既然不能建立新政权，就该利用旧政权，维持秩序，乡政府可以利用，避免混乱。这不但对当地居民有利，对我军筹措军用粮草也有利。看了小平同志的这个报告，毛主席批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人们不是执行正确的政策，就是执行错误的政策。并要求各地党委书记，一年几次作综合报告讲政策问题。毛主席说：看了小平的报告就好像夏天吃了冰淇淋一样，很痛快。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大改善了我军在新区作战的地位，较快地把新区变为我军的后方。
从以上南进中的这两件事，我们不仅看出小平同志的顾全大局的气度，还看出他知错就改的风格。
另一件大事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最初，小平同志是拥护主席指定的接班人的。他说，当时的主要领导同志果断处理了四人帮，又年纪轻，可以干到本世纪末。后来看出问题，主要是坚持“两个凡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本来，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一致拥护。八大又提了出来，大家又都拥护。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九六二年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九七七年又提出抓纲治国。这时小平同志站出来，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然后才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最后经过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讲话，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中国历史发展角度看，这个时期要求回答：中国走向哪里去？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上走下去，也不能固守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时大家都有自己的方案，但小平的方案是最好的。“两个凡是”是个方案；改一改阶级斗争为纲但坚持计划体制，也是一条路，还有主张学德日的，都是方案。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正确掌握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思考，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以区别于农业社会主义，也区别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发展生产力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所以就又提出一条，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但承认有先富后富的差别。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允许有资本主义成分、个体经济成分的存在，因为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还带有过渡时期的特征。南巡讲话，肯定了十三大利用市场调节的主张，十四大进而明确改革应以建立可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
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小平同志的一大风范。认真地正视问题，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就是，非就非。这是一九六二年小平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的，他也一贯坚持了这一原则。
在农村问题上。一九六二年，小平同志提出，农业问题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但是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好，是公社所有制形式，还是“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要看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不管是黄猫还是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同年的北戴河工作会议上，邓子恢同志因提倡包产到户责任制受到了错误批判。包产到户责任制始于一九五七年的浙江温州永嘉，该县一位倡导者被打成右派。其他地方也有一批人因此被批判斗争并受了处分，“包产到户”成了禁区。后来是六十年代的安徽，那里的责任田也被取消了。到一九八0年安徽的肥西县绝大多数的生产队都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但不敢公开。这事迅速得到小平同志的支持。一九八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在上面批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也批示同意，还亲自到会上讲话。
记得一九八七年小平同志召集中央负责同志到他住处开会，听取农业问题汇报。他问我：为什么粮食一下子能增产那么多？我说，首先是因为生产承包责任制，其次是七十年代末他主持工作时引进的十套大化肥厂。制度好，加上物质投入。我附带讲到，沿海地区农民到乡镇企业就业，成了兼业户，田地种不好；有的地方，让农民自找对象，定好条件，把耕地转给种田能手经营，后者变成农业大户。对此有人不同意。农委同志们主张看看结果再表态。小平同志当即表示，只要能增产，避免荒芜，没有什么不好，种菜养鱼有专业户，种粮也会有专业户。在这以前，他支持安徽包产到户，曾说过，将来有了新的条件，还会由低级集体经济转化为高级集体经济。此时，他并未因此而禁止农村发展农业大户。他不受本本拘束，也不受自己主张的束缚。而是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原则。
一九八四年我陪国务院领导去沿海考察乡镇企业。那里的乡镇企业遇到的普遍问题是资金与原材料的严重不足。同时，国务院主管工业部委纷纷提出应当调整乡镇企业布局，防止他们与大工业争资金、争原料、争市场。国务院领导沿途考察征求地方意见，提出了两头在外的政策，即资金在外，市场在外。劳动力、土地由我们提供，既解决资金缺乏、突破市场限制，又能发挥劳动力多的优势，解决许多人的就业问题。各地一致拥护。这样一来，引进外资就不仅仅只限于特区了。吸引外资，首先是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地区的华侨资本。这时，南方的一些同志问，可不可以批租土地？回京请示邓，邓当场就说，引进资本有什么不好？引进技术有什么不好？增加就业有什么不好？指示：三天之内，把你们的意见发表在报上。国务院写的东西真是三天之内就发表出来了，我写的文章发在《改革》杂志上。从此，乡镇企业取得了筹集资金的机会，而且开辟了一些国外市场，如服装鞋帽、摄像机、电视机、收音机等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里面有小平决策的关键作用。他没有条条框框，重大决策果断，干脆，从善如流。看准了就定，定了就做，举重若轻。那时，特区的设置尚有争论，小平同志多次去考察，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意义重大的举措，因而进一步扩大了开放，增加了十四个开放城市。
一是包产到户，一是乡镇企业，已成了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们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是群众要求变为领袖意志的结果。
实事求是说来容易做来难。需要坚定的信念，还要有勇气。小平同志三起三落，都是因为实事求是。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勇气，承担起责任，蒙受冤屈，顾全大局，就不敢坚持实事求是。为什么共产党执政还要什么勇气？要有什么样的勇气？就是要有受自己人冤枉的勇气。受自己人冤枉是很难受的，你还不能随便英勇就义，还得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多少年受不白之冤。勇气的另一方面，是要能够顶住压力，包括来自内部的压力。在特定情况下，实事求是和逆潮流拥护真理是一回事。比如关于市场经济，小平同志顶住了传统理论的压力。过去陈云同志一直提倡农贸市场，也受过不公正的批评。小平把它作为体制问题提出来。十三大以后，争论较大。一九八九年后，又来了一股左的思潮，其中也包括如何对待“市场引导企业，政府调控市场”这个提法。小平在这种情况下，南巡讲话，用科学态度总结国际国内经验，提出资本主义可以利用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这可是一步高棋。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充实。毛泽东同志想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但没能想到利用市场。如果没有小平这样的人物，在关键时刻表态，我们还要长时间在黑暗中摸索。
小平同志不愧为一个伟人。他不仅为我们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而且为我们留下了精神遗产，包括他的气度和风格。我们中国这么大，五千年的文化古国，没有理想不行，有了理想没有正确的道路也不行，有了道路没有引路人还不行。我们高兴地看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坚定地表示，要按小平同志的遗志，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下去。这是对邓小平同志最有意义的悼念。
(本文经被访者阅定)
一个人首先应该有坚定的信仰，对共产党人来说就是共产主义。小平同志在七十年的时光里，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负了那么大的责任，这一条始终不变。但是信仰是一个共产党人或非党人士都可以有的，而气度和风格却使一个人成为时代伟人。小平同志的气度和风格是什么呢？那就是顾全大局，实事求是，在复杂环境里，在许多工作任务中，抓住主要环节，勇往直前。周总理给他的评价是：举重若轻。他是用大手笔写历史的人，写重要历史篇章的人。这种人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他们能超越自我，顺应历史呼唤。这可不是简单的事。你平素和他接触，感觉他和常人无异处，也说笑话，也打扑克，摸麻将，喜爱孩子，吃喜欢吃的菜。可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哪怕是泰山压顶，大难临头，总是知难而进，顶风搏浪，毫无畏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赞成这样的话，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的民主革命就会在黑暗中徘徊很长时期；如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没有邓小平，我们同样也会徘徊很长时期。
以我的亲身经历举几个事例：
第一件事是一九四七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跃进式进军，无后方作战，进山的装备不足。比如说，马上山，马蹄上钉的马掌都没有。只好把驮的粮草、重武器和弹药都扔了。五十万国民党部队把我们包围起来，步步逼近，老百姓都躲到了深山里，领路的人有时都找不到。这时候，没有后方的支援，没有粮食、弹药的供给。损失很重，人员伤亡也很大，情况十分严重。为减少目标，总部化整为零，我受命带中原局机关人员，游击行动，小平同志派一个连给我，最后只剩几十人，我骑的马也被打死了。刘邓带着一部分武装，在鄂、皖、豫各地区游动中指挥，刘邓的坐骑有个时期也没有了。冬天，缺少取暖燃料和棉衣，类似困难还不少。小平同志一开始就知道肩上的担子的份量。估计到会遇到很大困难，遭受很大损失。当时从山东到陕北我们的根据地都处于被包围的状态。毛主席作决定，转到外线作战，把敌人拉走，使我们从被动变为主动，从防御转为进攻，改变整个战争的格局。中央把这个担子交给了小平同志。他在出发前说：为了这个大局，我们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担子都得挑起来，大的代价会换来全局的改变。困难会超过抗日战争，但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应该抱这样的态度：牺牲小局，保全大局。大局是什么？我军必胜，蒋军必败。而我们之所以坚持了下来，是因为有小平同志这个中心人物，有他给大家作表率，言传身教。他从一出发就开始给我们讲这个道理。事后证明：这个估计完全按计划实现了。四野进关、三野南下、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结束后，局势大变。蒋家王朝很快覆灭。
第二件事是下山以后，总结这次行动的经验教训，其中除作战问题外，另一关键是要解决新区土改中的政策问题。当时，后方开了土地会议，布置土改，平分土地。我们边行军，边土改，分浮财，打土豪。这个过程中，忘记了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脱离了群众。同时，又不懂得利用旧政权来维持秩序，造成没有秩序、土匪和地主武装横行抢劫的混乱局面。在中原局会后，小平同志亲自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个报告。提出，第一，用减租减息代替平分土地。第二，取消分浮财。因为当时多数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虽然用行政命令包办代替的办法实行了分配，其结果是多数群众不敢接受，即便接受了，我们一走，又都还给了地主。小平同志说，这是冒险主义，把地主推到敌人一方。再就是他提出，我们既然不能建立新政权，就该利用旧政权，维持秩序，乡政府可以利用，避免混乱。这不但对当地居民有利，对我军筹措军用粮草也有利。看了小平同志的这个报告，毛主席批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人们不是执行正确的政策，就是执行错误的政策。并要求各地党委书记，一年几次作综合报告讲政策问题。毛主席说：看了小平的报告就好像夏天吃了冰淇淋一样，很痛快。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大改善了我军在新区作战的地位，较快地把新区变为我军的后方。
从以上南进中的这两件事，我们不仅看出小平同志的顾全大局的气度，还看出他知错就改的风格。
另一件大事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最初，小平同志是拥护主席指定的接班人的。他说，当时的主要领导同志果断处理了四人帮，又年纪轻，可以干到本世纪末。后来看出问题，主要是坚持“两个凡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本来，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一致拥护。八大又提了出来，大家又都拥护。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九六二年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九七七年又提出抓纲治国。这时小平同志站出来，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然后才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最后经过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讲话，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中国历史发展角度看，这个时期要求回答：中国走向哪里去？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上走下去，也不能固守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时大家都有自己的方案，但小平的方案是最好的。“两个凡是”是个方案；改一改阶级斗争为纲但坚持计划体制，也是一条路，还有主张学德日的，都是方案。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正确掌握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思考，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以区别于农业社会主义，也区别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发展生产力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所以就又提出一条，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但承认有先富后富的差别。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允许有资本主义成分、个体经济成分的存在，因为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还带有过渡时期的特征。南巡讲话，肯定了十三大利用市场调节的主张，十四大进而明确改革应以建立可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
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小平同志的一大风范。认真地正视问题，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就是，非就非。这是一九六二年小平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的，他也一贯坚持了这一原则。
在农村问题上。一九六二年，小平同志提出，农业问题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但是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好，是公社所有制形式，还是“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要看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不管是黄猫还是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同年的北戴河工作会议上，邓子恢同志因提倡包产到户责任制受到了错误批判。包产到户责任制始于一九五七年的浙江温州永嘉，该县一位倡导者被打成右派。其他地方也有一批人因此被批判斗争并受了处分，“包产到户”成了禁区。后来是六十年代的安徽，那里的责任田也被取消了。到一九八0年安徽的肥西县绝大多数的生产队都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但不敢公开。这事迅速得到小平同志的支持。一九八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在上面批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也批示同意，还亲自到会上讲话。
记得一九八七年小平同志召集中央负责同志到他住处开会，听取农业问题汇报。他问我：为什么粮食一下子能增产那么多？我说，首先是因为生产承包责任制，其次是七十年代末他主持工作时引进的十套大化肥厂。制度好，加上物质投入。我附带讲到，沿海地区农民到乡镇企业就业，成了兼业户，田地种不好；有的地方，让农民自找对象，定好条件，把耕地转给种田能手经营，后者变成农业大户。对此有人不同意。农委同志们主张看看结果再表态。小平同志当即表示，只要能增产，避免荒芜，没有什么不好，种菜养鱼有专业户，种粮也会有专业户。在这以前，他支持安徽包产到户，曾说过，将来有了新的条件，还会由低级集体经济转化为高级集体经济。此时，他并未因此而禁止农村发展农业大户。他不受本本拘束，也不受自己主张的束缚。而是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原则。
一九八四年我陪国务院领导去沿海考察乡镇企业。那里的乡镇企业遇到的普遍问题是资金与原材料的严重不足。同时，国务院主管工业部委纷纷提出应当调整乡镇企业布局，防止他们与大工业争资金、争原料、争市场。国务院领导沿途考察征求地方意见，提出了两头在外的政策，即资金在外，市场在外。劳动力、土地由我们提供，既解决资金缺乏、突破市场限制，又能发挥劳动力多的优势，解决许多人的就业问题。各地一致拥护。这样一来，引进外资就不仅仅只限于特区了。吸引外资，首先是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地区的华侨资本。这时，南方的一些同志问，可不可以批租土地？回京请示邓，邓当场就说，引进资本有什么不好？引进技术有什么不好？增加就业有什么不好？指示：三天之内，把你们的意见发表在报上。国务院写的东西真是三天之内就发表出来了，我写的文章发在《改革》杂志上。从此，乡镇企业取得了筹集资金的机会，而且开辟了一些国外市场，如服装鞋帽、摄像机、电视机、收音机等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里面有小平决策的关键作用。他没有条条框框，重大决策果断，干脆，从善如流。看准了就定，定了就做，举重若轻。那时，特区的设置尚有争论，小平同志多次去考察，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意义重大的举措，因而进一步扩大了开放，增加了十四个开放城市。
一是包产到户，一是乡镇企业，已成了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们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是群众要求变为领袖意志的结果。
实事求是说来容易做来难。需要坚定的信念，还要有勇气。小平同志三起三落，都是因为实事求是。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勇气，承担起责任，蒙受冤屈，顾全大局，就不敢坚持实事求是。为什么共产党执政还要什么勇气？要有什么样的勇气？就是要有受自己人冤枉的勇气。受自己人冤枉是很难受的，你还不能随便英勇就义，还得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多少年受不白之冤。勇气的另一方面，是要能够顶住压力，包括来自内部的压力。在特定情况下，实事求是和逆潮流拥护真理是一回事。比如关于市场经济，小平同志顶住了传统理论的压力。过去陈云同志一直提倡农贸市场，也受过不公正的批评。小平把它作为体制问题提出来。十三大以后，争论较大。一九八九年后，又来了一股左的思潮，其中也包括如何对待“市场引导企业，政府调控市场”这个提法。小平在这种情况下，南巡讲话，用科学态度总结国际国内经验，提出资本主义可以利用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这可是一步高棋。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充实。毛泽东同志想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但没能想到利用市场。如果没有小平这样的人物，在关键时刻表态，我们还要长时间在黑暗中摸索。
小平同志不愧为一个伟人。他不仅为我们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而且为我们留下了精神遗产，包括他的气度和风格。我们中国这么大，五千年的文化古国，没有理想不行，有了理想没有正确的道路也不行，有了道路没有引路人还不行。我们高兴地看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坚定地表示，要按小平同志的遗志，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下去。这是对邓小平同志最有意义的悼念。
(本文经被访者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