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力量转型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维度。就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而言，其支撑力量应实现由“物”与“资本”向“科技进步”、“管理创新”与“个体能力”的转型；就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而言，国家力量与市民社会力量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就综合国力的建设而言，“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就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而言，应从精英力量垄断的“洋葱头型结构”转向中产阶层力量占主体的“橄榄型结构”。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力量转型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维度。就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而言，其支撑力量应实现由“物”与“资本”向“科技进步”、“管理创新”与“个体能力”的转型；就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而言，国家力量与市民社会力量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就综合国力的建设而言，“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就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而言，应从精英力量垄断的“洋葱头型结构”转向中产阶层力量占主体的“橄榄型结构”。
其他文献
从体制的制度结构树状图的位置来看,自上而下的改革是突变式的转型;自下而上的改革是一种目标有限的局部改革,本质上是制度结构对环境的一种适应性调整,但不同于自发的制度演化,而是宏观决策主体主动自觉的调整。过渡性制度安排是减小改革阻力、实现体制平滑转型的机制。自下而上改革的风险主要在于改革停滞甚至倒退和变性,使体制长时间处于扭曲、不稳定的状态,社会经济失序。因此,改革信念、改革文化和领导者的改革决心和勇气,是实现体制平滑转型的重要条件。
产能过剩源于不顾比较优势原理局限条件——分工的社会基础——而造成的城市竞争与产业地域分工的冲突。遏制产能过剩问题的根本之道是回归市场主导的经济体制,但需要使竞争机制与社会治理机制在资源的空间配置过程中相辅相成、互有补助。从这一观点出发,现阶段我国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着力点应该是在完善城市竞争的资源配置功能的同时,重新构筑以大都市区为地理单元的区域治理新体制。
文体学研究是通过语用学研究进行的文本学研究。我们以《共产党宣言》为例，阐明文体学研究对于文本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逻辑和修辞的结合是一切“宣言”的表述方式。作者在创作“宣言”时，需要选择位置，控制现场，营造氛围。因此，我们解读“宣言”，一是通过“结构阅读法”，还原文本的结构，呈现理性的逻辑；二是通过“场景阅读法”，还原文本的场景，领会激情的修辞。《宣言》是一部历史剧或思想剧，有四幕戏，前两幕是全剧的重头戏。剧本按照唯实论的方式编写，演员以阶级、党派、主义的共相身份登上历史舞台。我们将《宣言》每一段落解析为独
生态文明所指涉的对象或客体是由人类、社会、环境、自然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生态文明中的“生态”意味着人类-环境-自然三者相互关系中自然界的本源性和优先性，而其中的“文明”则意指人对社会一环境～自然之间内在关系的观念把握，以及对人类-社会-环境之间价值关系的实践建构。生态文明的内在逻辑包含着不可或缺且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对生态系统及其运动的自在的和必然的规律的观念把握，对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辩证关系的社会建构，以及对人类-社会-环境之间新型价值关系的实践解读。
“王道”是王权体系下的一种政治理想,对现实的王虽有某种批判意义,但又寄希望于王,其核心是王制：越是张扬王道,就越肯定王制;越是把王道作为一种理论追求,那么所谓的“道”就越依附于王,两者可谓相反相成。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王道”属于古代的一种政治思维,是一种历史的形态,与现代政治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王道”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很稳定的思维方式,影响至深。如何从传统“王道”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这既要改变产生“王”、“道”互相论证的社会结构,又要有新的思维方式取代传统的思维方式。
围绕全球化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大卫·哈维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视角，探讨了“地方重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合理性，地方的“差异、他性”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不是为了保存地方固有的“地方性认同”，而是以此对抗全球资本的同质化无限扩张。在此意义上“地方”因其作为抵抗资本的场所而具有积极意义，并对资本的运作起到调和的作用，这也为当前中国地方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记忆研究是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其影响至今方兴未艾。记忆研究在史学领域中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社会学、心理学和心态研究都对之作出了应有贡献，但其在史学研究中地位的确立则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的贡献。促使记忆的观念转变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概念，关键在于历史学科内各种思潮的汇流，以及相关的历史方法和主题所产生的影响，西方当代文化政治，尤其是大屠杀对记忆研究无疑具有推动作用。记忆研究及其与历史的关系必然引起人们对历史知识、历史意识乃至历史性质的反思，这对于形成一种新的历史观念，进而以一种新的方式再现过
在龚自珍看来，客观的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人类生活过程，不仅包括社会群体宏观的文化或文明演变过程，还包括个体的鲜活“声音笑貌”、当下的感性“哀乐万千”以及“众人”特别是“人才”的“心情”状态；主观的历史（亦即历史学）应该“出史入道”，既记载和说明实际发生过的人类生活客观过程，也探寻和阐发人类生活过程中蕴涵的“道”（即适当的生活方式，包括普遍的理想价值、基本的生存智慧、合理的规范制度等）。在龚自珍心中，研究历史，不仅为了说明历史真相，揭示人生真理，而且也为了确认、表达人生理想，关注、改善人类命运。
施莱尔马赫曾把诠释学定义为“理解的艺术”，他认为理解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而是如同艺术家创作一部艺术作品那样，是一个创造的过程；相对于文本是作者将其意图和思想加以外化的创造过程而言，理解可以说是对于作者意图更高的再创造。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他区分了两种解释，一种是“语法的解释”，一种是“心理的解释”。由此，使诠释学从当时的教条与独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心理的诠释”是施莱尔马赫对西方诠释学发展所作的原创性的贡献。
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以增长促发展”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又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要由“以增长促发展”走向“以转型促发展”。基于哲学的视角，这种“以转型促发展”主要表现为：根据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之转移的总趋势，逐渐推进社会转型，由权力社会走向能力社会；根据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总趋势，逐渐实现力量转移，由注重相对单一的政府主导力量推动发展，逐步走向注重市场的物质力量、公民的主体力量和政府的主导力量的“合力”推动发展；根据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推进人的需要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