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的上海文化广场华彩异常，舞台上正在谢幕的是沪语话剧《永远的尹雪艳》，主演黄丽娅身着大师张叔平手工缝制的华美旗袍，与穿了三件套西装梳了个光亮油头的胡歌一阵翩翩起舞之后，倏然一个定型——迎上台的神秘嘉宾，竟然是“永远红润童颜”的白先勇先生。而当白先勇在演员的拥簇下，笑呵呵说出“今晚，尹雪艳又回到了上海！”的时候，满场暴风雨般的掌声将这一场谢幕的气氛推上了最高潮。
　　当晚，在台下激动观剧的作曲家陈钢就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剧终，尹雪艳从台北回到上海，她还是那么美丽，因为她是永远的；白先勇从台下走到台上，他还是那么红光满面，因为他又回到了上海，而上海也是永远的。尹雪艳总是不老，上海总是不老，白先勇也总是不老！”
　　次日，不老的白先勇红光满面的坐在了记者面前，因为前一晚的首演非常成功，白先生看起来心情很好。
　　记者：在昨晚的精彩演出中，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尹雪艳”之于“上海”的象征意味，在最初的写作中这是被预设的么？
　　白先勇：其实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很多都是下意识的，并没有那么具体的一个指向。可是现在回头看起来，我创造尹雪艳这个人物，可能就是我对上海童年的记忆所沉淀结晶下来，总的那么一个印象。
　　我们是战后跟过来的，从重庆过来，重庆那时候还是一个土城，全是泥土。而上海当时基本上没有被破坏，因为日本投降了，上海的繁华都在。所以我初见上海，简直就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小孩子的第一印象是最深刻的，那时候我第一次去大光明看电影，所有的细节我今天都记得。
　　记者：我们都知道尹雪艳的形象出来以后，很多大牌如林青霞、刘嘉玲都想演——因为她就好像一个女神，一直不老。但您都没有舍得交给她们。为什么这个时候，您会把尹雪艳交给黄丽娅呢？
　　白先勇：我想时候也到了，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上海已经有一种自觉意识了，不管是市民阶层还是精英阶层，大家都在呼唤过去的那种风华，想要把最辉煌的那段上海搬回来。有了这样的文化基础，有了这样的心理需求，我觉得就是时候了。
　　而主演黄丽娅和导演徐俊本身就是沪剧团出身的，这次还提出了一个创举，要用上海话来演戏，这些都打动了我。
　　记者：很多人看完都觉得戏里的上海麻将处理得特别灵，好像李安、王家卫这些大导演也都特别喜欢拍上海女人打麻将，这里有什么意味么？
　　白先勇：在我眼里，上海麻将很特别，也很讲究，我觉得好像是一种仪式，是一种上流社会的仪式，一种老上海特有的社交仪式。
　　记者：所以昨天看完，大家都觉得真的是特别亲切，似乎回到了以前的那个年代。不过我们其实也注意到，这部戏其实结局和原著还是有些不一样，原著里徐壮图最终也没逃过尹雪艳的“煞”，而最后尹雪艳也没有再回到上海百乐门。但是昨天在戏里面，尹雪艳又回到上海了。这样的改编是不是有什么用意在里面？
　　白先勇：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来是徐导演的意思，他不忍心让徐壮图死，所以放他一马，现在看下来导演的感受是不错的。而尹雪艳再回到上海来，虽然是象征意义的，她不老，也是象征意义，但那种“老上海又回来了”的感觉因此传达得很好。第二点，我写小说的时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尹雪艳还会再回上海，但现在时过境迁，不一样了，我也觉得这个结局与时代更契合一点，很好。
　　记者：听说您小时候因为生病，在虹桥镇住了一段时间休养，回来就住进了汾阳路的白公馆。这房子到今天都还是风情永驻的，不知道当年里面有没有故事？
　　白先勇：有个趣事，不过不是当年小时候的。是1987年，我离开上海39年后又回了上海。当时我是受邀在复旦当客座教授的，正好我最后要离开的时候，上昆要演《长生殿》，我就去看了，感动得不得了。演完以后，我很高兴，就到后台去跟演员们交流，我说我请你们吃饭。那时候是1987年的上海，饭馆酒店什么的很少，而且都有很多人的，我们临时找不到饭馆，有人就提议说，那就到“越友餐厅”吧。结果过去一看，越友餐厅就是汾阳路150号——隔了39年回到上海，第一次请客就请到自己家里去了，真是游园惊梦。
　　记者：说到“游园惊梦”，我们都知道白先生与昆曲艺术的渊源之深，对昆曲艺术在国际上的推广倾注了全力，更是把昆曲的保护和传承当成了人生一大事业。但是这一切的一切，据说都源于您在上海与昆曲最初的接触？
　　白先勇：我与昆曲的因缘很深。我第一次看昆曲就在上海，是10岁那年随家人在美琪大戏院看的俞（振飞）梅（兰芳）合璧的一折《游园惊梦》，那是梅兰芳战后回上海第一次演出，碰巧我看到了，那时虽然年纪小，昆曲的那种旋律美却一直缠绕在我的脑海里，成为了永不磨灭的回忆。
　　第二次在沪看昆曲，就是前面说的1987年我重返上海，恰好“上昆”演出《长生殿》，由蔡正仁、华文漪演唐明皇与杨贵妃。我记得那场谢幕，我立起来拍手，拍了差不多十几分钟，别人都走掉了，我还在拍。我心中的激动真是说不完，我想，昆曲这种古老的剧种，这样精致，这么了不得，它经历了那么多，居然还在那里，这样的艺术是不能让它衰微下去的。就在那个时候吧，我就有了心里的动念——所以佛教讲不能起念——动念了以后，好了，我就慢慢开始积累和尝试，准备自己来制作《牡丹亭》了。
　　记者：所以您在很多场合说过，上海是您一切艺术爱好的起源。
　　白先勇：是的，我和上海的昆曲、话剧、电影都很有缘分，我自己写了一个剧本，把小说《游园惊梦》改编成话剧，1982年在台北演出过，那时候卢燕、归亚蕾、刘德凯演的，在台北很轰动。后来1988年有个大陆版，是上海青年话剧团做的，导演是胡伟民，上昆的当家花旦华文漪担的主角，余秋雨先生是文学顾问——上昆、上青、上戏强强联手。那时候是在广州首演的，第二轮到了上海，有意思了，在长江剧院演出。长江剧院以前叫卡尔登，我小时候在那里看过话剧，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那时候再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我自己的话剧会在这个台上演出。上海这个城市于我简直太奇妙了。 　　记者：您前面说到，因为87年在上海动了念，就开始自己制作《牡丹亭》了，但后来您自己做的却是青春版的《牡丹亭》。为什么要强调青春版？
　　白先勇：因为我觉得一个民族一定要有精英文化，昆曲一向就是精英文化、精致文化。其次，《牡丹亭》这出戏本身就是歌颂青春、歌颂爱情、歌颂生命的，我觉得现在要让大量的年轻观众走进我们的剧院来看昆曲，我们的审美观就要适合现代的青年观众，年轻人喜欢昆曲与追逐时尚的流行歌曲并不相悖。我觉得一个表演艺术没有青年观众就没有生命，所以青春版是给他们看的。
　　当然，昆曲本身，最重要的那个传统的部分，那部分是不好变的，变了就不是昆曲了。我所谓“青春版”的改动主要表现在它整个的呈现方式上，舞美方面、服装方面、灯光那些。
　　记者：好像我们一直在说上海，事实上与您的交流，怎样都跳不开“上海”。六十年代的时候你写尹雪艳，是一个不老的尹雪艳，其实也是您心中一个不老的上海。之后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多次往返上海和其他城市之间，您觉得上海的尹雪艳还在吗？
　　白先勇：在的，上海骨髓里面就有尹雪艳存在。还记得1999年，香港的电视台替我拍了一部纪录片，在上海，我那天晚上走在南京路上，1999年的南京路已经变成步行街了，很繁华。那一次我脱口而出，我说尹雪艳永远不老，上海永远不老，所以我把这两个连起来了。可见我下意识在创作尹雪艳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她就是上海的一个记忆、一个回忆。
　　记者：虽然您在上海只待了短短的三年，但这座城市似乎成了您所有文化人生的一抹底色。
　　白先勇：可以这么讲。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文学，而我几本小说的开场都是上海故事。《台北人》、《纽约客》，第一篇都是上海故事，这一方面是巧合，一方面也是我真正的记忆，我的回忆都是从这里来的。我与昆曲结缘上海；我跟谢晋导演合作的电影《最后的贵族》也是上海故事，也在上海；我的舞台剧《游园惊梦》也是源起上海的；现在《永远的尹雪艳》又回到了上海。
　　记者：这么多年来，您辗转了那么多城市、生活过那么多国家，您觉得心中的故乡是在哪里？
　　白先勇：对我来说，地理上的故乡是桂林，然后我在台北住了11年，和台北也有很深的感情，而童年在上海住过3年，在南京住了几个月。小时候战乱，到处跑，也没有个定居的地方。所以关于故乡，我想来想去，最后我想，可能中国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才是我真正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