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12月27日，圣诞刚过，元旦未至。古都南京的节庆气氛刚刚从人工降雪的热烈圣诞松懈下来，而元旦的张灯结彩还在酝酿，又因为天气阴冷，总统府旁那两排本来让城市引以为傲的高大梧桐在寒风里却越发光秃秃地显出萧瑟来。然而临近总统府的南京人民大会堂却在这一派冷灰色调中挑出了一抹亮色，配合着主楼正面三条古风盎然的红色雕花长窗，只在前檐上简单拉出一条红色横幅，上面端端正正的“2014江苏新年音乐会”几个大字就让这座竣工于1936年、前身为“国民大会堂”的古朴建筑自有一番瑞气，而上海爱乐乐团正是应邀来参加这一场新年音乐会的。
下午五点左右，两辆贴着“上海爱乐”标志的大巴停在了人民大会堂的门口，为了准备晚上7点的正式演出，乐团于3点左右到达场地已经先进行了一轮排练，这会儿是要接他们先去统一用餐，然后再送回来准备演出。“因为这是出市演出，所以我们会统一用餐，如果是在上海，我们排练结束之后到演出之前的这段时间是自由安排的，我通常会去附近喝一杯咖啡。”在我身边热情讲解的是乐队的首席双簧管演奏家程悦，这位在美国、巴西、日本的主流乐团里呆了十几年的“世界公民”有他非常明显的性格特征——真诚、热情而分寸恰当，让人舒服，以至于他虽然不是乐团最先介绍给我的采访对象，我却在第一时间就“跟”上了他。
有些人注定闪耀
程悦是个有故事的人。他出生于上海的音乐世家，母亲姚世真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系教授，父亲程寿昌曾担任总政歌舞团和原上海芭蕾舞团的指挥及艺术总监。程悦从四岁起跟随母亲学习钢琴，但是因为手不够大，父亲便建议他改学双簧管——那时国内很缺双簧管演奏家。于是程悦从十岁开始改学双簧管，从此这一根结构精巧的华丽乐器就一直伴随他左右了。
程悦成为“世界公民”之路是从美国起步的，但在这之前还有个不凡的插曲：1989年，年仅17岁的程悦通过严格的国内选拔，参加了布拉格国际音乐家广播大赛。这是一个广播系统的比赛，选手不用去到现场，只需把事先录好的录音带寄到布拉格，组委会会在布拉格的广播电台播放，然后请评委评定。“当时没有录音棚，我们就借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音乐厅，因为隔音条件不好，白天不能录，只好每天晚上十点以后开始录，一直录到凌晨两三点人已经困得不行了，就这样录了两个礼拜。”录音带寄出以后就没了音讯，当然年轻时候的心里也装不住什么心事，程悦很快就把这件事情抛到了脑后。结果半年之后有一天，上音附中的校长突然打电话给他的父母，通知他获得了这项比赛的第二名——就这样，他成为了中国双簧管领域的第一位国际比赛获奖者，仿佛一个暗示，更像一把钥匙，从此开启了他面向世界的那扇门。
一年后从上音附中毕业，程悦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走出去”。他顺利得到了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大学的深造机会，在那里他一边学习一边兼职市立交响乐团的演奏员。而从奥斯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之后，他又考入了哈特音乐学院继续深造，期间获得了埃默森弦乐四重奏奖——世界著名的埃默森四重奏在哈特音乐学院教授四重奏专业，这是他们设立的一项比赛，获奖者有机会与埃默森四重奏一起合作。古诗有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高赏景如是，人生际遇亦如是——即使只是走出一步之遥，也许就能看到和原地完全不同的风景。当年轻的程悦迈出了最初的第一步之后，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到多远了吧，于是在20世纪九十年代，当巴西经济开始腾飞之时，政府决定要组建一支媲美柏林爱乐那样的乐团——圣保罗国家交响乐团，他们在全球招募优秀的演奏家，程悦去参加了考试并顺利被录取，成了乐团中唯一的中国人——虽然从美国到巴西，这看上去真不符合一个中国人的选择。对此程悦笑着说：“可能是受了美国人的影响吧，觉得年轻时就要去远远地闯荡一场。”
巴西阳光充沛，物产丰富，人民热情，假期超多，听起来是个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可是这里也只留住程悦三年，虽然他回忆起这一段生活时眼里都是阳光：“你知道巴西为什么足球踢得那么好么？因为巴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海滩，平坦而细腻，白领们四点半一下班就去海滩踢球，踢完一身的汗就去海里泡一下。这个民族随和到散漫，人与人之间也单纯、友善，即使是外国人也不觉得有隔阂。”但骨子里中国人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让他无法停住脚步，最终程悦还是离开了巴西，进入了东京的大都会交响乐团。
大都会交响乐团几乎满足了一个专业音乐人对团队的所有需求：身处大都市，乐团有名望，职位稳定，人脉丰富，并且对于中国人程悦来说，比起美国或者巴西，日本算是文化上最容易找到认同感的国家了。但程悦在那里呆了五年之后，还是回到了上海，进入了上海爱乐乐团。兜兜转转了一大圈，最后回到了启程的地方，程悦说，因为有些人注定闪耀。其实在东京的大都会交响乐团，程悦已经是第二双簧管演奏员了，这是个管乐声部里仅次于首席的位置，又没有首席需要“solo”的压力，薪水也不低，但程悦却并不满足：“吹首席以带领为主，吹第二以跟随为主，在专业上是截然不同的”。于是程悦向乐团委婉地表示了自己有一天希望可以成为首席的愿望，得到的答复却是在东京的著名乐团，作为一个外国人，这个几率微乎其微。“可能我个人的性格使然吧，”程悦在说这话的时候潜意识地扬起脸，这一瞬间他仿佛置身于聚光灯下，整个人焕发出让人侧目的光彩，“就像踢足球，有些人踢前锋，有些人踢后卫，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吹首席的。”
如今回到上海，程悦说，跋山涉水的，终于走到了“对的地方”。是的，这“对的地方”正是当初“离开的地方”，但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圆，转了一圈看似回到原点，这一点却早已不是当初那个点，在这个过程里所经历过的一切，让他成为了另一个崭新的自己；而这样的他最终和爱乐相遇在上海，让彼此成为了对方最好的选择。
首席的第一场仪式
与程悦所领衔的管乐声部比邻的，是整个乐团里最闪耀的组成部分——弦乐声部。事实上作为一个交响乐的外行观众，我的视线从来都是被大提琴、中提琴和小提琴吸引的。大提琴那著名的曲线因为与女子的背影相似，被琴手温柔地抱个满怀的样子让人看也看不厌；而中提琴温婉悠扬的音色亦直抵人心；最华丽的就是小提琴声部了，每当三十多位琴手优美而统一地拉动弦弓的时候，小提琴那如诉如颂的明亮音色绝对是全场的焦点。而焦点中的焦点自然就是小提琴的首席了，因为弦乐声部是交响乐团的最重要部分，所以小提琴的首席往往也就是整个乐团的首席。由此而来的殊荣就是，当每场演出开始的时候，首席可以等全部乐团成员坐定之后再在全场的注目之下款款登台，带领全团校音。这仪式般的过程虽然短暂，但那一刻可以说整个舞台都是属于首席的。 正因如此，成为首席应该是每一个小提琴演奏员心里共同的“野心”吧——就像“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样，“有野心”在某些领域并不是贬义词。当然，由此带来的效果往往是双刃剑，积极的野心会成为个人前进的促力，消极的野心也可能成为人心里的阴暗。经历过多家乐团的程悦就曾经目睹过国外乐团里管乐的首席被第二演奏员隐约刁难的小状况，“每当那个首席有solo的时候——在正式的大型演出里，首席的solo是不可以出错的——他旁边的第二演奏员就开始无所事事的抖脚尖。”程悦说，吹双簧管对气流控制和指尖的细微动作都十分有要求，所以双簧管的首席如果在演出的曲目里有长solo的话还是会压力很大的，国外有些首席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因为紧张而影响发音，甚至会在重要演出前吃一种帮助抑制肾上腺素的药来保持平静，而这时候如果有人在身边故意做小动作——即使只是无声地抖脚，干扰也是很大的：“你知道我们吹管乐的就是要全神贯注提着一口气的，这时候旁边的人这样让你分神泄气，真的要崩溃的。”
于是，在通往首席的这条鲜花与荆棘同在的道路上，除了具备过人的演奏水平，拥有强大的内心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往往让人产生错觉，认为首席必是个超人般的存在，而他天生是属于那个位置的——然而这个推论放在爱乐乐团现任首席夏蕴慧身上可就完全不成立了。说起夏蕴慧，你一定想象不到这位最近被知名乐评人任海杰先生点名表扬为“台风端正，仪表端庄，演奏认真，技艺出色”的年轻女首席居然是半年前刚刚上任的，以至于当她回顾起不算遥远的“成为首席的那一天”时，当时的激动与惊喜依然历历在目：“团里每年都会进行一次考核，结束之后会有挨个的谈话，一般是对一年的工作做个总结，可是2013年这一次我被通知到和另一位演奏员一起谈话，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别看夏蕴慧在台上盘好头发穿上黑色礼服后气场颇大，台下的她却十分娇小温婉，当她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因为一点点的局促而不自觉地用细长的手指绕住围巾的时候，甚至会让人觉得作为首席她会不会有点太柔弱了。“所以，这时候你就预感到自己会成为首席了吧？”我这样问她，她却连连摆手：“我真的是一点点也没有想到。”夏蕴慧说，像爱乐这样的著名乐团，小提琴首席这个重要的位置常常会从国外邀请一些功成名就的演奏家来担任，也会在本土物色那些名声在外的乐手，所以像她这样一直在团里默默担任演奏员的年轻乐手一夕坐上首席，于她自己真的是一场太美好的意外：“那一天的谈话，团里告诉我们俩会让我们担任正副首席，我们俩都吓到了，走出去开门的时候碰了一下手，两个人的手都是冰冰凉的。”
手是凉的，心却是热的。每一个名乐团里的每一个小提琴演奏员，谁不是自幼十几年的勤学苦练，一路出类拔萃地考入音乐学院、考入著名乐团，却赫然发现面临的可能是一辈子淹没在几十个人的合奏队伍里，永远没有“自己的声音”——即使作为一个局外人，想想也会觉得委屈呢。正因如此，“首席”那绝对的存在感才如此诱人吧，即使再紧张再不安，年轻的夏蕴慧却从未生出一丝的退缩。年度考核之后紧接着就是作为专业乐团最重要的“音乐季”了，两位新首席几乎马不停蹄地就被推到了新的位置，考验或者说压力排山倒海而来：“我们俩都是从演奏员选上来的，从以前坐在一起的那么多人里突然被圈出来，说没压力肯定是骗人的，那么多双眼睛都要盯着你看呢。”夏蕴慧说，因为自己被安排在了“音乐季”的第一场演出，所以这作为首席的第一次登场对她压力巨大且毫无借鉴，那段日子她每天只做两件事：一遍遍练习曲目，一遍遍设计、修改画弓法。前者虽然作为演奏员的时候也是要做的，但毕竟那时是几十人的合奏，只要不出差错，对个人几乎没什么压力；可是做了首席就不同了，常常会有solo，对个人独奏的要求很高。而“画弓法”则更是首席的额外作业了，小提琴声部人最多，合奏也多，为了让大家在合奏时可以动作统一，琴弓整齐，首席在每一次演出前都要为整个弦乐声部统一弓法。据夏蕴慧说，这个看起来是“制定规则”的工作其实也是对首席不小的考验，因为对乐谱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首席如何能制定出让大家都觉得拉得舒服、可以信服的弓法，这将直接关系到一个首席能不能“hold”住她的乐队。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作为首席第一次登台之前的这一小段日子虽然昏天黑地，但每一份付出都换来了相应的底气，当夏蕴慧觉得自己几乎已经做好了所有该做的准备之时，登台的这一天也如期而至了。“那天是在东艺演出，我特地早早去盘了个头发，特别仔细地化了妆，换上一套精心选定的礼服——以前做演奏员的时候大家都是只穿一件黑色上衣，临演出前把半截黑色长裙往外一套就好了。然后在后台候场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天哪，今天我可要单独登台呢！”如今的夏蕴慧自然已经把从侧门到舞台中心的那十几步走得驾轻就熟，但那第一次却是永远难忘的吧？“我赶紧抓了个同伴坐在观众席帮我看着，然后自己从侧门开始练习上台，我在心里默默数着：一步，两步，三步……”
一步。你想到从拉响第一个音符到这一天的所有日日夜夜了么。这是你曾经梦想的舞台么？还是你曾经都不敢梦想的舞台？
两步。你走过后排空荡荡的椅子，那些边缘地带，是不是也曾无数次让你身处其中却心里迷茫？但你没有迷失，所以今天你有机会知道，原来要站在舞台中央，就必须经过它们，越过它们。
……
十步。你走到了属于你的位置。偌大的音乐厅里空无一人，让人恍惚，但下一刻，整个舞台都会为你屏住呼吸。
这一天的这个“一个人的舞台”，见证了夏蕴慧成为首席的第一场仪式。
那些关于青春的爱与乐
夏蕴慧第一次作为首席单独登台时越过的那些边缘地带里，曾经坐着当年的她自己，也坐着如今的张肃琛。张肃琛可以说是我在路上“捡”来的采访对象——还是在南京的那一次新年音乐会，集体用餐之后的回程里，我正巧坐在了他的邻座。冬天的晚上6点多，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车厢里没有开灯，只靠着窗外的街灯与霓虹把车厢里的人囫囵显出个轮廓来，所以一开始我没有注意到这个穿着便装完全像个学生的大男孩。就像所有熄了灯的客车里最爱滋生八卦一样，人们在黑暗里聊兴愈盛，我也乐得兴致勃勃地做听众——到底是交响乐团，八卦也是与众不同——几位老资历的乐手在聊当年谁谁去见海飞兹的轶事：“HeifetZ约他两点钟去，结果他迟了5分钟，门也没让他进；第二天他想想要么提前点，就早到了10分钟，结果HeifetZ发火了，说‘怎么这么不守时！’还是不见他。第三天他准准掐在两点敲门，哦哟，终于让他进门了。”上海爷叔的洋文夹杂着方言说得活灵活现，倒是半点不违和，这时候司机忽然开口抱怨起堵塞的交通来，带着上海人去到别的城市时惯有的小小计较：“在阿拉上海，哪里会得这样。”前排几位聊海飞兹的爷叔连声附和，这时候我听见身边的男生轻笑了一下，小小声说，“上海更堵好么”，于是不由转身认真打量起他来。 像所有没有戒心的年轻人那样，我们很快就顺着“交通好差”的话题取得了共识，但和很多年轻人不一样的是，这个长着清秀面孔和微卷黑发、分明还一脸孩子气的大男生却在下一秒就把话题直接升华到了“房价好贵”上，还压力重重地叹了口气，实在让我差点接不上话。可是很快他又欢快起来：“还好我运气不错哦，现在的房东两年没给我涨房租，你知道么，我周围的房子都要三千多了，我租的依然只要两千多。”我在暗黑的车厢里打量他，有一阵子窗外的霓虹透过玻璃映在他的脸上，华彩夺目，映得少年意气风发；但当那些路灯和霓虹都消失时，他的面目又重新隐入暗中，欲言又止。这让我忽然意识到，比起那些功成名就的首席们，聚光灯外的这些租着房子却依然闯荡在上海、奋斗在路上的年轻人们，我其实更想知道他们的故事，那些关于青春的爱与乐。
生于1988年的张肃琛有一张看起来安静腼腆的脸，但其实他很善言谈，三言两语便把自己的现状交代得清清楚楚：来自辽宁，自小练琴，因为专业优秀大学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又考进了爱乐乐团，从此留下成为“海漂”一族。为了方便排练他独自租住在距离乐团不远处的老式小区里，有一个还在读大学的上海女朋友，因为彼此是“认真相处”的，所以他“正在打算”存钱买房子。是的，“正在”和“打算”这两个看起来自相矛盾的状态，就是年轻人张肃琛现在面临的困境：一方面为了未来，他一直在努力压制年轻人那些消费玩乐的本能，勤奋克己，除了做好在乐团的每一次排练和演出，还接了两三个私人教琴的工作，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为想象中的房屋添砖加瓦的事业中；而另一方面，就像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在上海节节攀高的房价面前，依靠固定的月薪来“存钱买房”的梦想脆弱得就像个肥皂泡，这让他常常看不到未来，忍不住放弃。
“我现在租的房子房东已经卖掉了，而我住到年后旧合同也到期了，到时候新的房东肯定会涨租金的，我都不知道过完年自己会住在哪里。”在位于长宁路江苏路口的出租房里，张肃琛怀里抱着和女朋友合养的泰迪犬“肉丝”领我参观他那小小的“单身宿舍”：这是一间老公房里常见的那种一室户，从暗暗的楼梯道走上来，要经过长长一条八户人家公用的走廊才能到达门口。老房子不讲究格局，所以进门就是一间局促的九十年代装修风格的厨房，占据了一整面墙的挂壁橱柜显示了房东对空间的渴望，而水池里泡着的两三个碗碟则透露出现任房客的生活状态。从厨房转身，几乎没有任何过度的就一步迈进卧室了，作为一间男生独住的卧室，我不得不说它比我想象的干净整洁得多，但始终空间太小，房东打通了与卧室相连的阳台，于是男生宽大的运动裤和外套只好挂晾在室内，长长的垂下来几乎遮掩了整扇窗户，使得这小小的卧室即使在阳光充足的午后也依然暗影重重——然而即便是这样的一间房子，因为位置好并且租金合适，张肃琛已经非常满意了：“这里步行去乐团只有10分钟路程，周边交通方便，学生过来学琴也方便，要是还能继续租下去就最好了。”
教学生弹琴，这几乎是所有知名乐团里大部分普通演奏员都会选择的一项兼职——首席们自然是除外的，可以做到首席的乐手基本都在事业和家庭上有更多的精力要投入，比如小提琴首席夏蕴慧就表示自己在新的位置上要做的准备比起以前来多太多，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精进和提高自身上了，根本无暇顾及其他；而双簧管首席程悦则表示自己在事业和家庭上已取得很好的平衡，不需要额外做得更多。但相比之下那些既未“成名”也未“成家”的年轻人们则面临着更大的生活压力，张肃琛的一番心里话也许可以代表他们中的大多数：“我们乐团的排练算是密集的，对乐手们也有高要求，所以工作之余我也想休息休息啊，享受生活啊，听听大师演奏提高自己啊——可是，现实是，我一个人在上海生活，每月房租水电就要3000元，基本的生活费包括吃穿用等也总要1500元左右吧，我还有女朋友，虽然她很理解我、也已经很懂事了，可我也不能太委屈她啊，而现在上海的饭店里随便吃一顿晚饭再看一场电影，即使普通水平也要300元左右吧，一个月四个周末又是1200……这样一算，我觉得离存钱买房的距离真是越来越远了。”
在张肃琛挂在某家教网上的“个人简介”里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本人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自幼师从中央音乐学院赵薇教授学习小提琴，随后又跟随林耀基、隋克强等名师继续深造学习。小学五年级获得考级十级优秀。2005年以全额奖学金考入首届中国广东国际夏令营，担任乐队首席，与曾担任柏林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的指挥家克劳斯·彼得·弗洛尔（CLAUS·PETER·KLOR），前芬兰赫尔辛基爱乐乐团首席客座指挥詹诺斯·福斯特（JANOS·FURST）等国际著名音乐家同台演出。200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师从陈新之教授。在校期间多次参加宁峰、薛伟等大师课，获得高度赞扬和一致好评，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乐队二提琴声部首席，多次随学校乐队到欧洲进行巡演。毕业后考入上海爱乐乐团第一小提琴声部工作至今。”而就是这样一个年轻、努力、有才华的小提琴手，这一刻却在简陋的出租屋里一笔一笔算着金钱的收支，我真的很难表达自己的心情，但我更想知道的是——是什么让他还坚守在这里？“既然怎么艰难，为什么你还留在上海？留在爱乐？”我觉得这个问题回答起来一定很复杂，但张肃琛显然不这么认为：“因为我喜欢小提琴啊，我也只会拉小提琴。既然选择了这条路，上海是全国对交响乐表演最有需求的城市之一，而爱乐乐团又是全国最好的乐团之一，我已经凭着自己的努力坐在了这里，为什么离开？”
是啊，为什么离开？面对这简单直接的反问，我忽然想到了夏蕴慧，眼前这有点苦恼却坚持在梦想之路上的少年不就是昨天的夏蕴慧么？没有天赋异禀，没有奇遇神迹，甚至连梦想也没有做得太大，但在追梦的路上却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方向的他们，一步步得到了自己的舞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赢得了属于自己的掌声——还有比这更励志的青春故事么。
红歌里的中国节奏
如果坐在观众席，面对一整个阵容庞大的交响乐队，观众的目光大多是停留在前两排的弦乐和管乐上的，而后排的打击乐声部和键盘却因为距离遥远、乐器也不太醒目而常常不被关注——但爱乐乐团的定音鼓手Panagio显然不在此列，因为身形高大、一头金发的她作为一位不折不扣的“外援”实在是太醒目了。 Panagio来自希腊，这使得我在还未和她有所接触之时心里就充满了文艺的想象，结果当我们约在音乐学院附近的酒吧里坐下时，这位姑娘轻轻巧巧一句“请来一瓶红酒”顿时就吓倒了所有人——好吧，其实她是想说一杯的。虽然在上海呆了好几年，但Panagio的中文还是使用困难，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她入乡随俗地往生活里混搭进各种中国元素，比如随手拿出一包红双喜来递上——“double happiness？”同桌的程悦是Panagio在团里的好友，笑着帮她解释：“原本她是抽外国烟的，因为演出中场休息时团里的老烟枪们经常聚在一起抽一口烟舒缓压力，这时候别人都给她递烟，她递给别人的别人却都不抽，让她特别不好意思，后来她就换成 double happiness ——红双喜了。”我们交流时语速颇快，我注意到Panagio马上做出侧耳倾听的表情，于是问她听懂了么，她笑着摇头，用手比划着：“一点点。”不过显然“听懂了么”这一句她倒是听懂了。因为是爱乐乐团里唯一的“外援”，Panagio平时的排练和演出并不会得到语言上的特殊待遇，同事们所有的交流都是用中文的。“可是我们用音乐交流”，说到这个问题，希腊人Panagio拍拍胸口表示万幸。她一直记得自己第一次参加排练时的情形：“那时候我刚来到上海，几乎不能听懂任何中文，有一点慌张，不知道在即将开始的排练中会遭遇什么困难。”但随着指挥一声令下，熟悉的作品在耳边响起，她忽然就放下了所有的担心——音乐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她马上就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同事们可以沟通了。“我觉得可以靠音乐交流太好了。”Panagio很满足。“所以你到现在也学不会中文。”程悦帮她拆台，Panagio却认真点点头：“但是现在我已经决定好好学中文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可以掌握中国节奏了。”
说起“中国节奏”，这里面还有故事。据说当Panagio信心满满觉得完全可以用音乐交流、顺利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她遇到了一场“红歌”专场。“前一天我们还在演奏古典交响乐，我完全没有问题，后一天我们就受邀去伴奏‘HongGe’了。”如今的Panagio已经可以随口把一支《南泥湾》哼得轻松纯熟，但那一天她简直被吓住了：“从第一个音符开始，整场演奏的歌曲都又响又快，好像一列轰隆隆的火车呼啸而出，要命的是我身边所有的同事们看起来都对这些歌非常熟悉，他们闭着眼睛都能演奏，而我几乎找不到节奏。”也就是从这一次起，Panagio开始慢慢接触这种“中国节奏”，也开始慢慢接受其它的“中国节奏”：“比如说同样的交响乐作品，在中国的演奏都比欧洲‘响亮’，我最初会有些不适应，但慢慢我理解到这可能是出自中国观众的欣赏需要。”这位在欧洲弹过钢琴、做过专业赛艇运动员、最后选择定音鼓专业的希腊姑娘对文化差异很敏感，但接受度却很高：“现在我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以前我不学中文，是因为我还没准备好；但现在我觉得我的耳朵里听到了足够多的词语，我的脑子里也装了足够多的信息，我鼓点上的中国节奏也足够熟练了——我已经为生活在这里做好了准备，我从心里想要开始使用这种语言了，我觉得是时候了。”“所以你会一直留在上海么？”答案是肯定的。“也会一直留在爱乐么？”答案是奇特的：“会的，这个乐团多么有趣，有交响，也有红歌。”
还是一旁的密友程悦深懂她的心思：“我和Panagio一直在说，‘爱乐’这个中文名字里有非常巧妙的内涵——这里面有‘爱’和‘音乐’，更有一颗‘爱音乐’的心。”的确，在西方，“爱乐乐团”（Philharmonic）最早就是由离开宫廷的乐手们为在民间演出而自发组成的演奏团体，他们不拘一格，他们只为“爱”而“乐”，久而久之，这个名字就成为了音乐爱好者、热爱音乐艺术的代名词——“所以我们不是‘上海交响乐团’，我们也不是‘广播交响乐团’。因为我们不止有交响乐，我们也有红歌，我们还有民歌，我们甚至有京剧……”在咖啡店摇曳的烛光里，程悦和Panagio都是一脸的快乐表情：“我们这里有各种可能，唯有如此，才是‘爱乐’。”
下午五点左右，两辆贴着“上海爱乐”标志的大巴停在了人民大会堂的门口，为了准备晚上7点的正式演出，乐团于3点左右到达场地已经先进行了一轮排练，这会儿是要接他们先去统一用餐，然后再送回来准备演出。“因为这是出市演出，所以我们会统一用餐，如果是在上海，我们排练结束之后到演出之前的这段时间是自由安排的，我通常会去附近喝一杯咖啡。”在我身边热情讲解的是乐队的首席双簧管演奏家程悦，这位在美国、巴西、日本的主流乐团里呆了十几年的“世界公民”有他非常明显的性格特征——真诚、热情而分寸恰当，让人舒服，以至于他虽然不是乐团最先介绍给我的采访对象，我却在第一时间就“跟”上了他。
有些人注定闪耀
程悦是个有故事的人。他出生于上海的音乐世家，母亲姚世真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系教授，父亲程寿昌曾担任总政歌舞团和原上海芭蕾舞团的指挥及艺术总监。程悦从四岁起跟随母亲学习钢琴，但是因为手不够大，父亲便建议他改学双簧管——那时国内很缺双簧管演奏家。于是程悦从十岁开始改学双簧管，从此这一根结构精巧的华丽乐器就一直伴随他左右了。
程悦成为“世界公民”之路是从美国起步的，但在这之前还有个不凡的插曲：1989年，年仅17岁的程悦通过严格的国内选拔，参加了布拉格国际音乐家广播大赛。这是一个广播系统的比赛，选手不用去到现场，只需把事先录好的录音带寄到布拉格，组委会会在布拉格的广播电台播放，然后请评委评定。“当时没有录音棚，我们就借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音乐厅，因为隔音条件不好，白天不能录，只好每天晚上十点以后开始录，一直录到凌晨两三点人已经困得不行了，就这样录了两个礼拜。”录音带寄出以后就没了音讯，当然年轻时候的心里也装不住什么心事，程悦很快就把这件事情抛到了脑后。结果半年之后有一天，上音附中的校长突然打电话给他的父母，通知他获得了这项比赛的第二名——就这样，他成为了中国双簧管领域的第一位国际比赛获奖者，仿佛一个暗示，更像一把钥匙，从此开启了他面向世界的那扇门。
一年后从上音附中毕业，程悦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走出去”。他顺利得到了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大学的深造机会，在那里他一边学习一边兼职市立交响乐团的演奏员。而从奥斯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之后，他又考入了哈特音乐学院继续深造，期间获得了埃默森弦乐四重奏奖——世界著名的埃默森四重奏在哈特音乐学院教授四重奏专业，这是他们设立的一项比赛，获奖者有机会与埃默森四重奏一起合作。古诗有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高赏景如是，人生际遇亦如是——即使只是走出一步之遥，也许就能看到和原地完全不同的风景。当年轻的程悦迈出了最初的第一步之后，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到多远了吧，于是在20世纪九十年代，当巴西经济开始腾飞之时，政府决定要组建一支媲美柏林爱乐那样的乐团——圣保罗国家交响乐团，他们在全球招募优秀的演奏家，程悦去参加了考试并顺利被录取，成了乐团中唯一的中国人——虽然从美国到巴西，这看上去真不符合一个中国人的选择。对此程悦笑着说：“可能是受了美国人的影响吧，觉得年轻时就要去远远地闯荡一场。”
巴西阳光充沛，物产丰富，人民热情，假期超多，听起来是个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可是这里也只留住程悦三年，虽然他回忆起这一段生活时眼里都是阳光：“你知道巴西为什么足球踢得那么好么？因为巴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海滩，平坦而细腻，白领们四点半一下班就去海滩踢球，踢完一身的汗就去海里泡一下。这个民族随和到散漫，人与人之间也单纯、友善，即使是外国人也不觉得有隔阂。”但骨子里中国人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让他无法停住脚步，最终程悦还是离开了巴西，进入了东京的大都会交响乐团。
大都会交响乐团几乎满足了一个专业音乐人对团队的所有需求：身处大都市，乐团有名望，职位稳定，人脉丰富，并且对于中国人程悦来说，比起美国或者巴西，日本算是文化上最容易找到认同感的国家了。但程悦在那里呆了五年之后，还是回到了上海，进入了上海爱乐乐团。兜兜转转了一大圈，最后回到了启程的地方，程悦说，因为有些人注定闪耀。其实在东京的大都会交响乐团，程悦已经是第二双簧管演奏员了，这是个管乐声部里仅次于首席的位置，又没有首席需要“solo”的压力，薪水也不低，但程悦却并不满足：“吹首席以带领为主，吹第二以跟随为主，在专业上是截然不同的”。于是程悦向乐团委婉地表示了自己有一天希望可以成为首席的愿望，得到的答复却是在东京的著名乐团，作为一个外国人，这个几率微乎其微。“可能我个人的性格使然吧，”程悦在说这话的时候潜意识地扬起脸，这一瞬间他仿佛置身于聚光灯下，整个人焕发出让人侧目的光彩，“就像踢足球，有些人踢前锋，有些人踢后卫，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吹首席的。”
如今回到上海，程悦说，跋山涉水的，终于走到了“对的地方”。是的，这“对的地方”正是当初“离开的地方”，但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圆，转了一圈看似回到原点，这一点却早已不是当初那个点，在这个过程里所经历过的一切，让他成为了另一个崭新的自己；而这样的他最终和爱乐相遇在上海，让彼此成为了对方最好的选择。
首席的第一场仪式
与程悦所领衔的管乐声部比邻的，是整个乐团里最闪耀的组成部分——弦乐声部。事实上作为一个交响乐的外行观众，我的视线从来都是被大提琴、中提琴和小提琴吸引的。大提琴那著名的曲线因为与女子的背影相似，被琴手温柔地抱个满怀的样子让人看也看不厌；而中提琴温婉悠扬的音色亦直抵人心；最华丽的就是小提琴声部了，每当三十多位琴手优美而统一地拉动弦弓的时候，小提琴那如诉如颂的明亮音色绝对是全场的焦点。而焦点中的焦点自然就是小提琴的首席了，因为弦乐声部是交响乐团的最重要部分，所以小提琴的首席往往也就是整个乐团的首席。由此而来的殊荣就是，当每场演出开始的时候，首席可以等全部乐团成员坐定之后再在全场的注目之下款款登台，带领全团校音。这仪式般的过程虽然短暂，但那一刻可以说整个舞台都是属于首席的。 正因如此，成为首席应该是每一个小提琴演奏员心里共同的“野心”吧——就像“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样，“有野心”在某些领域并不是贬义词。当然，由此带来的效果往往是双刃剑，积极的野心会成为个人前进的促力，消极的野心也可能成为人心里的阴暗。经历过多家乐团的程悦就曾经目睹过国外乐团里管乐的首席被第二演奏员隐约刁难的小状况，“每当那个首席有solo的时候——在正式的大型演出里，首席的solo是不可以出错的——他旁边的第二演奏员就开始无所事事的抖脚尖。”程悦说，吹双簧管对气流控制和指尖的细微动作都十分有要求，所以双簧管的首席如果在演出的曲目里有长solo的话还是会压力很大的，国外有些首席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因为紧张而影响发音，甚至会在重要演出前吃一种帮助抑制肾上腺素的药来保持平静，而这时候如果有人在身边故意做小动作——即使只是无声地抖脚，干扰也是很大的：“你知道我们吹管乐的就是要全神贯注提着一口气的，这时候旁边的人这样让你分神泄气，真的要崩溃的。”
于是，在通往首席的这条鲜花与荆棘同在的道路上，除了具备过人的演奏水平，拥有强大的内心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往往让人产生错觉，认为首席必是个超人般的存在，而他天生是属于那个位置的——然而这个推论放在爱乐乐团现任首席夏蕴慧身上可就完全不成立了。说起夏蕴慧，你一定想象不到这位最近被知名乐评人任海杰先生点名表扬为“台风端正，仪表端庄，演奏认真，技艺出色”的年轻女首席居然是半年前刚刚上任的，以至于当她回顾起不算遥远的“成为首席的那一天”时，当时的激动与惊喜依然历历在目：“团里每年都会进行一次考核，结束之后会有挨个的谈话，一般是对一年的工作做个总结，可是2013年这一次我被通知到和另一位演奏员一起谈话，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别看夏蕴慧在台上盘好头发穿上黑色礼服后气场颇大，台下的她却十分娇小温婉，当她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因为一点点的局促而不自觉地用细长的手指绕住围巾的时候，甚至会让人觉得作为首席她会不会有点太柔弱了。“所以，这时候你就预感到自己会成为首席了吧？”我这样问她，她却连连摆手：“我真的是一点点也没有想到。”夏蕴慧说，像爱乐这样的著名乐团，小提琴首席这个重要的位置常常会从国外邀请一些功成名就的演奏家来担任，也会在本土物色那些名声在外的乐手，所以像她这样一直在团里默默担任演奏员的年轻乐手一夕坐上首席，于她自己真的是一场太美好的意外：“那一天的谈话，团里告诉我们俩会让我们担任正副首席，我们俩都吓到了，走出去开门的时候碰了一下手，两个人的手都是冰冰凉的。”
手是凉的，心却是热的。每一个名乐团里的每一个小提琴演奏员，谁不是自幼十几年的勤学苦练，一路出类拔萃地考入音乐学院、考入著名乐团，却赫然发现面临的可能是一辈子淹没在几十个人的合奏队伍里，永远没有“自己的声音”——即使作为一个局外人，想想也会觉得委屈呢。正因如此，“首席”那绝对的存在感才如此诱人吧，即使再紧张再不安，年轻的夏蕴慧却从未生出一丝的退缩。年度考核之后紧接着就是作为专业乐团最重要的“音乐季”了，两位新首席几乎马不停蹄地就被推到了新的位置，考验或者说压力排山倒海而来：“我们俩都是从演奏员选上来的，从以前坐在一起的那么多人里突然被圈出来，说没压力肯定是骗人的，那么多双眼睛都要盯着你看呢。”夏蕴慧说，因为自己被安排在了“音乐季”的第一场演出，所以这作为首席的第一次登场对她压力巨大且毫无借鉴，那段日子她每天只做两件事：一遍遍练习曲目，一遍遍设计、修改画弓法。前者虽然作为演奏员的时候也是要做的，但毕竟那时是几十人的合奏，只要不出差错，对个人几乎没什么压力；可是做了首席就不同了，常常会有solo，对个人独奏的要求很高。而“画弓法”则更是首席的额外作业了，小提琴声部人最多，合奏也多，为了让大家在合奏时可以动作统一，琴弓整齐，首席在每一次演出前都要为整个弦乐声部统一弓法。据夏蕴慧说，这个看起来是“制定规则”的工作其实也是对首席不小的考验，因为对乐谱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首席如何能制定出让大家都觉得拉得舒服、可以信服的弓法，这将直接关系到一个首席能不能“hold”住她的乐队。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作为首席第一次登台之前的这一小段日子虽然昏天黑地，但每一份付出都换来了相应的底气，当夏蕴慧觉得自己几乎已经做好了所有该做的准备之时，登台的这一天也如期而至了。“那天是在东艺演出，我特地早早去盘了个头发，特别仔细地化了妆，换上一套精心选定的礼服——以前做演奏员的时候大家都是只穿一件黑色上衣，临演出前把半截黑色长裙往外一套就好了。然后在后台候场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天哪，今天我可要单独登台呢！”如今的夏蕴慧自然已经把从侧门到舞台中心的那十几步走得驾轻就熟，但那第一次却是永远难忘的吧？“我赶紧抓了个同伴坐在观众席帮我看着，然后自己从侧门开始练习上台，我在心里默默数着：一步，两步，三步……”
一步。你想到从拉响第一个音符到这一天的所有日日夜夜了么。这是你曾经梦想的舞台么？还是你曾经都不敢梦想的舞台？
两步。你走过后排空荡荡的椅子，那些边缘地带，是不是也曾无数次让你身处其中却心里迷茫？但你没有迷失，所以今天你有机会知道，原来要站在舞台中央，就必须经过它们，越过它们。
……
十步。你走到了属于你的位置。偌大的音乐厅里空无一人，让人恍惚，但下一刻，整个舞台都会为你屏住呼吸。
这一天的这个“一个人的舞台”，见证了夏蕴慧成为首席的第一场仪式。
那些关于青春的爱与乐
夏蕴慧第一次作为首席单独登台时越过的那些边缘地带里，曾经坐着当年的她自己，也坐着如今的张肃琛。张肃琛可以说是我在路上“捡”来的采访对象——还是在南京的那一次新年音乐会，集体用餐之后的回程里，我正巧坐在了他的邻座。冬天的晚上6点多，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车厢里没有开灯，只靠着窗外的街灯与霓虹把车厢里的人囫囵显出个轮廓来，所以一开始我没有注意到这个穿着便装完全像个学生的大男孩。就像所有熄了灯的客车里最爱滋生八卦一样，人们在黑暗里聊兴愈盛，我也乐得兴致勃勃地做听众——到底是交响乐团，八卦也是与众不同——几位老资历的乐手在聊当年谁谁去见海飞兹的轶事：“HeifetZ约他两点钟去，结果他迟了5分钟，门也没让他进；第二天他想想要么提前点，就早到了10分钟，结果HeifetZ发火了，说‘怎么这么不守时！’还是不见他。第三天他准准掐在两点敲门，哦哟，终于让他进门了。”上海爷叔的洋文夹杂着方言说得活灵活现，倒是半点不违和，这时候司机忽然开口抱怨起堵塞的交通来，带着上海人去到别的城市时惯有的小小计较：“在阿拉上海，哪里会得这样。”前排几位聊海飞兹的爷叔连声附和，这时候我听见身边的男生轻笑了一下，小小声说，“上海更堵好么”，于是不由转身认真打量起他来。 像所有没有戒心的年轻人那样，我们很快就顺着“交通好差”的话题取得了共识，但和很多年轻人不一样的是，这个长着清秀面孔和微卷黑发、分明还一脸孩子气的大男生却在下一秒就把话题直接升华到了“房价好贵”上，还压力重重地叹了口气，实在让我差点接不上话。可是很快他又欢快起来：“还好我运气不错哦，现在的房东两年没给我涨房租，你知道么，我周围的房子都要三千多了，我租的依然只要两千多。”我在暗黑的车厢里打量他，有一阵子窗外的霓虹透过玻璃映在他的脸上，华彩夺目，映得少年意气风发；但当那些路灯和霓虹都消失时，他的面目又重新隐入暗中，欲言又止。这让我忽然意识到，比起那些功成名就的首席们，聚光灯外的这些租着房子却依然闯荡在上海、奋斗在路上的年轻人们，我其实更想知道他们的故事，那些关于青春的爱与乐。
生于1988年的张肃琛有一张看起来安静腼腆的脸，但其实他很善言谈，三言两语便把自己的现状交代得清清楚楚：来自辽宁，自小练琴，因为专业优秀大学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又考进了爱乐乐团，从此留下成为“海漂”一族。为了方便排练他独自租住在距离乐团不远处的老式小区里，有一个还在读大学的上海女朋友，因为彼此是“认真相处”的，所以他“正在打算”存钱买房子。是的，“正在”和“打算”这两个看起来自相矛盾的状态，就是年轻人张肃琛现在面临的困境：一方面为了未来，他一直在努力压制年轻人那些消费玩乐的本能，勤奋克己，除了做好在乐团的每一次排练和演出，还接了两三个私人教琴的工作，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为想象中的房屋添砖加瓦的事业中；而另一方面，就像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在上海节节攀高的房价面前，依靠固定的月薪来“存钱买房”的梦想脆弱得就像个肥皂泡，这让他常常看不到未来，忍不住放弃。
“我现在租的房子房东已经卖掉了，而我住到年后旧合同也到期了，到时候新的房东肯定会涨租金的，我都不知道过完年自己会住在哪里。”在位于长宁路江苏路口的出租房里，张肃琛怀里抱着和女朋友合养的泰迪犬“肉丝”领我参观他那小小的“单身宿舍”：这是一间老公房里常见的那种一室户，从暗暗的楼梯道走上来，要经过长长一条八户人家公用的走廊才能到达门口。老房子不讲究格局，所以进门就是一间局促的九十年代装修风格的厨房，占据了一整面墙的挂壁橱柜显示了房东对空间的渴望，而水池里泡着的两三个碗碟则透露出现任房客的生活状态。从厨房转身，几乎没有任何过度的就一步迈进卧室了，作为一间男生独住的卧室，我不得不说它比我想象的干净整洁得多，但始终空间太小，房东打通了与卧室相连的阳台，于是男生宽大的运动裤和外套只好挂晾在室内，长长的垂下来几乎遮掩了整扇窗户，使得这小小的卧室即使在阳光充足的午后也依然暗影重重——然而即便是这样的一间房子，因为位置好并且租金合适，张肃琛已经非常满意了：“这里步行去乐团只有10分钟路程，周边交通方便，学生过来学琴也方便，要是还能继续租下去就最好了。”
教学生弹琴，这几乎是所有知名乐团里大部分普通演奏员都会选择的一项兼职——首席们自然是除外的，可以做到首席的乐手基本都在事业和家庭上有更多的精力要投入，比如小提琴首席夏蕴慧就表示自己在新的位置上要做的准备比起以前来多太多，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精进和提高自身上了，根本无暇顾及其他；而双簧管首席程悦则表示自己在事业和家庭上已取得很好的平衡，不需要额外做得更多。但相比之下那些既未“成名”也未“成家”的年轻人们则面临着更大的生活压力，张肃琛的一番心里话也许可以代表他们中的大多数：“我们乐团的排练算是密集的，对乐手们也有高要求，所以工作之余我也想休息休息啊，享受生活啊，听听大师演奏提高自己啊——可是，现实是，我一个人在上海生活，每月房租水电就要3000元，基本的生活费包括吃穿用等也总要1500元左右吧，我还有女朋友，虽然她很理解我、也已经很懂事了，可我也不能太委屈她啊，而现在上海的饭店里随便吃一顿晚饭再看一场电影，即使普通水平也要300元左右吧，一个月四个周末又是1200……这样一算，我觉得离存钱买房的距离真是越来越远了。”
在张肃琛挂在某家教网上的“个人简介”里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本人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自幼师从中央音乐学院赵薇教授学习小提琴，随后又跟随林耀基、隋克强等名师继续深造学习。小学五年级获得考级十级优秀。2005年以全额奖学金考入首届中国广东国际夏令营，担任乐队首席，与曾担任柏林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的指挥家克劳斯·彼得·弗洛尔（CLAUS·PETER·KLOR），前芬兰赫尔辛基爱乐乐团首席客座指挥詹诺斯·福斯特（JANOS·FURST）等国际著名音乐家同台演出。200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师从陈新之教授。在校期间多次参加宁峰、薛伟等大师课，获得高度赞扬和一致好评，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乐队二提琴声部首席，多次随学校乐队到欧洲进行巡演。毕业后考入上海爱乐乐团第一小提琴声部工作至今。”而就是这样一个年轻、努力、有才华的小提琴手，这一刻却在简陋的出租屋里一笔一笔算着金钱的收支，我真的很难表达自己的心情，但我更想知道的是——是什么让他还坚守在这里？“既然怎么艰难，为什么你还留在上海？留在爱乐？”我觉得这个问题回答起来一定很复杂，但张肃琛显然不这么认为：“因为我喜欢小提琴啊，我也只会拉小提琴。既然选择了这条路，上海是全国对交响乐表演最有需求的城市之一，而爱乐乐团又是全国最好的乐团之一，我已经凭着自己的努力坐在了这里，为什么离开？”
是啊，为什么离开？面对这简单直接的反问，我忽然想到了夏蕴慧，眼前这有点苦恼却坚持在梦想之路上的少年不就是昨天的夏蕴慧么？没有天赋异禀，没有奇遇神迹，甚至连梦想也没有做得太大，但在追梦的路上却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方向的他们，一步步得到了自己的舞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赢得了属于自己的掌声——还有比这更励志的青春故事么。
红歌里的中国节奏
如果坐在观众席，面对一整个阵容庞大的交响乐队，观众的目光大多是停留在前两排的弦乐和管乐上的，而后排的打击乐声部和键盘却因为距离遥远、乐器也不太醒目而常常不被关注——但爱乐乐团的定音鼓手Panagio显然不在此列，因为身形高大、一头金发的她作为一位不折不扣的“外援”实在是太醒目了。 Panagio来自希腊，这使得我在还未和她有所接触之时心里就充满了文艺的想象，结果当我们约在音乐学院附近的酒吧里坐下时，这位姑娘轻轻巧巧一句“请来一瓶红酒”顿时就吓倒了所有人——好吧，其实她是想说一杯的。虽然在上海呆了好几年，但Panagio的中文还是使用困难，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她入乡随俗地往生活里混搭进各种中国元素，比如随手拿出一包红双喜来递上——“double happiness？”同桌的程悦是Panagio在团里的好友，笑着帮她解释：“原本她是抽外国烟的，因为演出中场休息时团里的老烟枪们经常聚在一起抽一口烟舒缓压力，这时候别人都给她递烟，她递给别人的别人却都不抽，让她特别不好意思，后来她就换成 double happiness ——红双喜了。”我们交流时语速颇快，我注意到Panagio马上做出侧耳倾听的表情，于是问她听懂了么，她笑着摇头，用手比划着：“一点点。”不过显然“听懂了么”这一句她倒是听懂了。因为是爱乐乐团里唯一的“外援”，Panagio平时的排练和演出并不会得到语言上的特殊待遇，同事们所有的交流都是用中文的。“可是我们用音乐交流”，说到这个问题，希腊人Panagio拍拍胸口表示万幸。她一直记得自己第一次参加排练时的情形：“那时候我刚来到上海，几乎不能听懂任何中文，有一点慌张，不知道在即将开始的排练中会遭遇什么困难。”但随着指挥一声令下，熟悉的作品在耳边响起，她忽然就放下了所有的担心——音乐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她马上就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同事们可以沟通了。“我觉得可以靠音乐交流太好了。”Panagio很满足。“所以你到现在也学不会中文。”程悦帮她拆台，Panagio却认真点点头：“但是现在我已经决定好好学中文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可以掌握中国节奏了。”
说起“中国节奏”，这里面还有故事。据说当Panagio信心满满觉得完全可以用音乐交流、顺利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她遇到了一场“红歌”专场。“前一天我们还在演奏古典交响乐，我完全没有问题，后一天我们就受邀去伴奏‘HongGe’了。”如今的Panagio已经可以随口把一支《南泥湾》哼得轻松纯熟，但那一天她简直被吓住了：“从第一个音符开始，整场演奏的歌曲都又响又快，好像一列轰隆隆的火车呼啸而出，要命的是我身边所有的同事们看起来都对这些歌非常熟悉，他们闭着眼睛都能演奏，而我几乎找不到节奏。”也就是从这一次起，Panagio开始慢慢接触这种“中国节奏”，也开始慢慢接受其它的“中国节奏”：“比如说同样的交响乐作品，在中国的演奏都比欧洲‘响亮’，我最初会有些不适应，但慢慢我理解到这可能是出自中国观众的欣赏需要。”这位在欧洲弹过钢琴、做过专业赛艇运动员、最后选择定音鼓专业的希腊姑娘对文化差异很敏感，但接受度却很高：“现在我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以前我不学中文，是因为我还没准备好；但现在我觉得我的耳朵里听到了足够多的词语，我的脑子里也装了足够多的信息，我鼓点上的中国节奏也足够熟练了——我已经为生活在这里做好了准备，我从心里想要开始使用这种语言了，我觉得是时候了。”“所以你会一直留在上海么？”答案是肯定的。“也会一直留在爱乐么？”答案是奇特的：“会的，这个乐团多么有趣，有交响，也有红歌。”
还是一旁的密友程悦深懂她的心思：“我和Panagio一直在说，‘爱乐’这个中文名字里有非常巧妙的内涵——这里面有‘爱’和‘音乐’，更有一颗‘爱音乐’的心。”的确，在西方，“爱乐乐团”（Philharmonic）最早就是由离开宫廷的乐手们为在民间演出而自发组成的演奏团体，他们不拘一格，他们只为“爱”而“乐”，久而久之，这个名字就成为了音乐爱好者、热爱音乐艺术的代名词——“所以我们不是‘上海交响乐团’，我们也不是‘广播交响乐团’。因为我们不止有交响乐，我们也有红歌，我们还有民歌，我们甚至有京剧……”在咖啡店摇曳的烛光里，程悦和Panagio都是一脸的快乐表情：“我们这里有各种可能，唯有如此，才是‘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