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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添双胞胎女儿，灾难和幸福并至
刘健和丈夫张伟东在上海闵行区开了一家物流公司，规模不大，生意却不错，小两口的感情也很和睦。
2009年7月13日，张伟东陪怀孕的妻子到上海某保健院做产检，得知他们有了一对双胞胎孩子，夫妻俩都很高兴，医生却对他们说：“刘健的尿蛋白和血压都偏高，对胎儿不利，我建议她尽快做剖腹产。”当时离预产期还有70天，夫妻俩都没同意，只是决定先住院观察。
8月1日，医生再次提出剖腹产建议，张伟东见妻子瘦了一圈，最终还是在手术单上签了字。当天中午，他们的双胞胎女儿提前53天降生，他们高兴地给两孩子取名为大霖和小霖。虽然两孩子一出生就被送进了新生儿科病房，但医院对她们的健康评分均是满允这让夫妻俩都松了口气，后来为了节省药费，刘健回家休养，两孩子则继续留院观察。
20日，医院突然打来电话：“小霖发生了感染，你们赶紧来医院一趟。”刘健和张伟东匆忙地奔到医院，隔着病房的玻璃，看见小霖瘦了许多。几天后，小霖还出现了败血症症状，情况危急，医院建议让孩子转院。刘健来不及跟医院深究，便和丈夫连夜把孩子转到上海复旦大学儿科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孩子肝功能损害严重，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也不清楚。”为给孩子治病，夫妻俩一下子就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向亲戚朋友借了，几万元钱。
小霖出生时健健康康，为何在留院观察时患上了重病?为讨个说法，刘健抱着已出院的大霖来到保健医院找副院长李原，李原仔细询问了此事，并承诺：“如果是我们医院的责任，我们绝不推卸。”这话让刘健吃了颗定心丸，可她回家等了几天却没有一点消息，后来她又跑了几趟医院，却没有见到李原。
院长发来骂人短信，孩子母亲屡次讨说法
两孩子满百日那天，刘健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小霖，自责不已。如果当初她不同意剖腹产，小霖是不是就不会变成今天这样呢?
她越想越伤心，拿起手机给李原发了条短信：“我和老公即将离开上海，孩子交由你们医院负责……”不久对方回了信息，只有三个字：“你妈×!”刘健愣住了，她并不是真的要把孩子留下，只是用短信来发泄一下情绪，没想到李院长竟出口伤人，她气得把手机摔在了床上。
张伟东看完短信后也火冒三丈，马上想出门找李原，被刘健拦住了。刘健劝丈夫：“李院长是个读书人，应该不会说出这种话，咱们问清楚再说。”她赶紧回拨了号码，可电话那头—直没人接，她只好发短信过去：“李院长，你说这话是不是太不厚道了?”短信发出后，对方—直没有回音。
第二天一早，刘健来到保健医院办公室，想让李原当面道歉，却被工作人员拦在了门口，她想尽各种办法也见不到李原一面，从此以后，她就天天往医院跑。
实在没办法，她又给李原发了短信，说要把事情曝光到网上。很快，对方有了回应：“真对不起，短信是我妻子发的，她误以为我背着她在外面惹了事，所以才会那么说，真不好意思。”如果真是这样，李院长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出来解释?为什么还要避不见面呢?刘健感到疑惑。
后来，保健医院的另一位领导拎着四罐奶粉来到刘健的家里，说：“你误会李院长了，短信真不是他发的，孩子的事我们医院一定会解决的。”刘健觉得，即使是李院长妻子的错，他也应该自己站出来道歉，现在却让医院的人来说和，会不会是怕短信的事情被曝光。三天后，刘健到上海市卫生局反映短信事件，卫生局责令保健医院调查此事，但李原的说法始终只有一个：短信是他妻子发的。
就这样，刘健天天在外面奔走，张伟东既要忙公司的事情，又要带孩子，精力实在不够，便对妻子说：“算了吧!小霖还躺在医院等着钱救命，这事儿较真有用吗?”刘健说：“孩子我要救，这句‘对不起’我也要讨!”
后来，她抱着大霖上北京，不断向卫生部反映情况，经过一番努力，卫生部下达了批复指示。刘健觉得自己千辛万苦北上是值得的，这回—定能听到李院长亲口说句“对不起”了，抱着这种心情，她回到了上海。
张伟东一辈子也忘不了妻子回到家时的场景，孩子在她背上睡着了，她拎着两包行李冲他傻笑：“事儿能解决了。”虽然她坐了一天的火车，但看得出她的心情很好。
分歧加剧夫妻反目，一句“对不起”价值几何?
然而没过几天，刘健又失望了她依旧没听到李原的那句“对不起”。实在没办法，她把自己的遭遇写了下来，发到贴吧和一些知名的网站上。帖子发出后，点击量迅速过万，有网友给她支招：“真的不行就走法律途径。”
晚上，她跟丈夫说起了此事。张伟东忙了一天，刚想休息，又听见妻子开始念叨，就忍不住说：“不是我不支持你，是咱们家真没那个能力，打官司要花钱，花精力，还要求人。”说完，背对着妻子睡了。刘健推了推了丈夫：“没钱我也要想办法。”
后经人介绍，安徽某律师事务所的曹律师了解情况后决定帮助刘健。2010年1月6日，刘健以人格尊严权受到侵害为由将李原告上了法院。
晚上，刘健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做饭，张伟东也回来了。他看见家里的冷锅冷灶，忍不住抱怨：“我累了一天，回来连一口水也喝不到。”吃晚饭的时候，妻子跟他说起诉讼的事情，他不发表任何意见，随便吃了几口饭就坐到一旁干自己的事。丈夫无声的抗议惹恼了刘健，夫妻俩因此大吵了一架。
某日，他们又为诉讼的事吵了起来，张伟东干脆离开了家，刘健跑遍了上海各个车站也没找到丈夫。从此以后，她苦苦支撑着，既要自己照顾孩子，又要给小霖筹医药费。
由于调解失败，法院于4月6日开庭审理了此案，李原没有出庭。庭上，刘健的代理人曹律师拿出刘健的手机作为证据，而李原的代理人辩称：“发短信的那天，李原家中来客人，他一直忙着招呼他们，这期间手机一直放在他妻子的手中，收到原告的短信后，他的妻子产生了误会，所以才发了那三个字的不文明短信。”说完代理人向刘健表示歉意。
可刘健坚决要求李原作出书面道歉，曹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个官司并不复杂，侵权事实没有太大争议，如果我的当事人刘健不接受调解，法院一般会判被告道歉，现在的关键是，在赔偿数额上双方存在较大分歧。
8月30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自愿赔偿原告3000元。刘健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记者采访刘健时，她正在给孩子换尿布。记者问她：“因为短信的事，你跟丈夫闹翻了，现在后悔吗?”刘健沉默了许久才说：“人活着，总要有点精神，不是吃饱了能睡踏实觉就行，孩子他爸会理解的。”
编后语：刘健给李原发那条短信只是她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向医院施压的一种方式，没想到却因此遭到了人格羞辱。为讨得一句“对不起”，她像秋菊打官司一样坚持，最后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不管骂人短信是院长本人发的还是他妻子发的，就主人公现实情况而言，向院长问责已是次要的了，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孩子的病养好。孩子健康了，家庭才会幸福。
刘健和丈夫张伟东在上海闵行区开了一家物流公司，规模不大，生意却不错，小两口的感情也很和睦。
2009年7月13日，张伟东陪怀孕的妻子到上海某保健院做产检，得知他们有了一对双胞胎孩子，夫妻俩都很高兴，医生却对他们说：“刘健的尿蛋白和血压都偏高，对胎儿不利，我建议她尽快做剖腹产。”当时离预产期还有70天，夫妻俩都没同意，只是决定先住院观察。
8月1日，医生再次提出剖腹产建议，张伟东见妻子瘦了一圈，最终还是在手术单上签了字。当天中午，他们的双胞胎女儿提前53天降生，他们高兴地给两孩子取名为大霖和小霖。虽然两孩子一出生就被送进了新生儿科病房，但医院对她们的健康评分均是满允这让夫妻俩都松了口气，后来为了节省药费，刘健回家休养，两孩子则继续留院观察。
20日，医院突然打来电话：“小霖发生了感染，你们赶紧来医院一趟。”刘健和张伟东匆忙地奔到医院，隔着病房的玻璃，看见小霖瘦了许多。几天后，小霖还出现了败血症症状，情况危急，医院建议让孩子转院。刘健来不及跟医院深究，便和丈夫连夜把孩子转到上海复旦大学儿科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孩子肝功能损害严重，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也不清楚。”为给孩子治病，夫妻俩一下子就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向亲戚朋友借了，几万元钱。
小霖出生时健健康康，为何在留院观察时患上了重病?为讨个说法，刘健抱着已出院的大霖来到保健医院找副院长李原，李原仔细询问了此事，并承诺：“如果是我们医院的责任，我们绝不推卸。”这话让刘健吃了颗定心丸，可她回家等了几天却没有一点消息，后来她又跑了几趟医院，却没有见到李原。
院长发来骂人短信，孩子母亲屡次讨说法
两孩子满百日那天，刘健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小霖，自责不已。如果当初她不同意剖腹产，小霖是不是就不会变成今天这样呢?
她越想越伤心，拿起手机给李原发了条短信：“我和老公即将离开上海，孩子交由你们医院负责……”不久对方回了信息，只有三个字：“你妈×!”刘健愣住了，她并不是真的要把孩子留下，只是用短信来发泄一下情绪，没想到李院长竟出口伤人，她气得把手机摔在了床上。
张伟东看完短信后也火冒三丈，马上想出门找李原，被刘健拦住了。刘健劝丈夫：“李院长是个读书人，应该不会说出这种话，咱们问清楚再说。”她赶紧回拨了号码，可电话那头—直没人接，她只好发短信过去：“李院长，你说这话是不是太不厚道了?”短信发出后，对方—直没有回音。
第二天一早，刘健来到保健医院办公室，想让李原当面道歉，却被工作人员拦在了门口，她想尽各种办法也见不到李原一面，从此以后，她就天天往医院跑。
实在没办法，她又给李原发了短信，说要把事情曝光到网上。很快，对方有了回应：“真对不起，短信是我妻子发的，她误以为我背着她在外面惹了事，所以才会那么说，真不好意思。”如果真是这样，李院长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出来解释?为什么还要避不见面呢?刘健感到疑惑。
后来，保健医院的另一位领导拎着四罐奶粉来到刘健的家里，说：“你误会李院长了，短信真不是他发的，孩子的事我们医院一定会解决的。”刘健觉得，即使是李院长妻子的错，他也应该自己站出来道歉，现在却让医院的人来说和，会不会是怕短信的事情被曝光。三天后，刘健到上海市卫生局反映短信事件，卫生局责令保健医院调查此事，但李原的说法始终只有一个：短信是他妻子发的。
就这样，刘健天天在外面奔走，张伟东既要忙公司的事情，又要带孩子，精力实在不够，便对妻子说：“算了吧!小霖还躺在医院等着钱救命，这事儿较真有用吗?”刘健说：“孩子我要救，这句‘对不起’我也要讨!”
后来，她抱着大霖上北京，不断向卫生部反映情况，经过一番努力，卫生部下达了批复指示。刘健觉得自己千辛万苦北上是值得的，这回—定能听到李院长亲口说句“对不起”了，抱着这种心情，她回到了上海。
张伟东一辈子也忘不了妻子回到家时的场景，孩子在她背上睡着了，她拎着两包行李冲他傻笑：“事儿能解决了。”虽然她坐了一天的火车，但看得出她的心情很好。
分歧加剧夫妻反目，一句“对不起”价值几何?
然而没过几天，刘健又失望了她依旧没听到李原的那句“对不起”。实在没办法，她把自己的遭遇写了下来，发到贴吧和一些知名的网站上。帖子发出后，点击量迅速过万，有网友给她支招：“真的不行就走法律途径。”
晚上，她跟丈夫说起了此事。张伟东忙了一天，刚想休息，又听见妻子开始念叨，就忍不住说：“不是我不支持你，是咱们家真没那个能力，打官司要花钱，花精力，还要求人。”说完，背对着妻子睡了。刘健推了推了丈夫：“没钱我也要想办法。”
后经人介绍，安徽某律师事务所的曹律师了解情况后决定帮助刘健。2010年1月6日，刘健以人格尊严权受到侵害为由将李原告上了法院。
晚上，刘健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做饭，张伟东也回来了。他看见家里的冷锅冷灶，忍不住抱怨：“我累了一天，回来连一口水也喝不到。”吃晚饭的时候，妻子跟他说起诉讼的事情，他不发表任何意见，随便吃了几口饭就坐到一旁干自己的事。丈夫无声的抗议惹恼了刘健，夫妻俩因此大吵了一架。
某日，他们又为诉讼的事吵了起来，张伟东干脆离开了家，刘健跑遍了上海各个车站也没找到丈夫。从此以后，她苦苦支撑着，既要自己照顾孩子，又要给小霖筹医药费。
由于调解失败，法院于4月6日开庭审理了此案，李原没有出庭。庭上，刘健的代理人曹律师拿出刘健的手机作为证据，而李原的代理人辩称：“发短信的那天，李原家中来客人，他一直忙着招呼他们，这期间手机一直放在他妻子的手中，收到原告的短信后，他的妻子产生了误会，所以才发了那三个字的不文明短信。”说完代理人向刘健表示歉意。
可刘健坚决要求李原作出书面道歉，曹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个官司并不复杂，侵权事实没有太大争议，如果我的当事人刘健不接受调解，法院一般会判被告道歉，现在的关键是，在赔偿数额上双方存在较大分歧。
8月30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自愿赔偿原告3000元。刘健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记者采访刘健时，她正在给孩子换尿布。记者问她：“因为短信的事，你跟丈夫闹翻了，现在后悔吗?”刘健沉默了许久才说：“人活着，总要有点精神，不是吃饱了能睡踏实觉就行，孩子他爸会理解的。”
编后语：刘健给李原发那条短信只是她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向医院施压的一种方式，没想到却因此遭到了人格羞辱。为讨得一句“对不起”，她像秋菊打官司一样坚持，最后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不管骂人短信是院长本人发的还是他妻子发的，就主人公现实情况而言，向院长问责已是次要的了，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孩子的病养好。孩子健康了，家庭才会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