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晓鸣兄引荐，我与欧阳公中石先生见过一次面。那是在北京他那间并不宽敞的寓所，好像当时我们没来得及说多少话，就插进来两拨客人，我们便前客让后客地告退了，所以谈不上对他有什么深入的了解。但他那谦和儒雅的形象，却如一本好书，至今仍会令我时时从记忆中翻出，读来得益。
　　不久前又接晓鸣兄来电，说近几年他从“冷摊”上搜集到欧阳先生谈论书法的文稿25种，征得欧阳先生同意，即将编定付梓，爰命我作序，并把那十多万字的文稿发进了我的电子邮箱。我不敢推辞，却又心生畏惧。因为近三十多年间涌出的当代书法论著，我向来只堪望文兴叹，实在没有精力认真拜读：欧阳先生的自然也不例外。但有机会阅读一下这部文稿，对我来说，也不失为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
　　1984年担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法部主任、1985年创办首都师范大学书法专业、1993年成为我国第一位书法博士生导师、1998年又担任我国第一位书法博士后导师的欧阳中石先生，几乎是以他一己之力，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书法专业教育做出了接二连三的突破性贡献，令我心存敬仰。这部文稿中的很大篇幅，是欧阳先生为函大撰写的书法教材和授课笔记。这些文稿不仅见证了他在当时突然涌起的书法大潮面前的清醒见识、从容把握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而且体现出在培养目标、知识结构和教学程序上与他此后所从事的全部高等专业书法教育的一贯性。因此，这部文稿比较完整而真实地记录了近30年间欧阳先生热情洋溢地投身高等书法教育的实践经验和学术成果。
　　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的实践，始创于1963年由潘天寿先生提出并主导、由陆维钊先生主持的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书法本科专业，继则1979年由陆维钊先生（后由沙孟海先生）主持的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书法方向硕士研究生班。前者进行了3年，招收了两届共5名学生，后因“文革”的发生而被迫中辍，而其强大的教授阵容（潘天寿、陆维钊、诸乐三、朱家济、沙孟海、方介堪、陆俨少、陆抑非等等），至今犹让人叹为观止。由于这些老先生本身广博的知识结构和高超的学术水平，他们对中国传统书法有着更加全面而深切的理解，因此在课程设置、教学安排上，都非常突出传统文化的分量，书写实践上强调的则是基本功的训练。沙孟海先生在主持研究生教育时，也语重心长地强调“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必须及早学会阅读古书能力”，“正楷功夫应加重视”，“潘、陆二先生创办这个专业，有远大的理想”。这“远大的理想”，对他们这些已到垂暮之年的人来说，纯粹是一种时代的担当，是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没有丝毫个人名利的思量。他们的教育着重点是培养人才，培养真正合格的书法家，而不是为了出几件作品。人才的培养又必须静得下心、沉得住气，从方方面面打下扎实基础，不可以心浮气躁，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思考和实践经历，并没有来得及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成果。
　　然而可喜的是，浙江美院这些高等书法教学先行者的理想，在欧阳中石先生的这部文稿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积极的响应。因为在此之前，他曾认真考察过这些先行者的每一个脚印。
　　因此，欧阳中石先生的这部文稿，对当代中国高等书法教育就具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和特别珍贵的价值。
　　书法是什么？这在前人看来，是心知肚明的，用不着下定义，中国古代学术，也没有下定义的嗜好，因为定义往往忽略了许多个别性和偶然性，否定了事物本身应有的模糊度，虽然看上去清晰了，其实不见得准确。但当书法以专业化、职业化的身份出现在当代学术领域以后，“书法是什么”就成了似乎无法回避的问题。记得学术界开始也曾经有过一番讨论，而最后仍宣告无奈，以“一书各表”而告终结。其中最简便的一类表述，就是写得好的毛笔字即是书法，而“写得好”的标准又见仁见智，各执其是；于是时风渐兴，波澜浩荡，在当代书坛派生出种种奇特的现象来。若将书法作为单纯书写艺术的角度而论，这当然也无可厚非，因为它代表着相当一部分现代受众精神消费的需求。但从书法教育、特别是高等书法教育的角度看，“书法是什么”的问题，却是个直接影响到教育方向和培养目标的大问题。
　　欧阳中石先生无愧是一位别具睿识的智者。他在1985年始执书法教鞭时，就对书法提出了“文心书面”这一开创性的准确定位：而且先生的高明之处，是做的定位，不是下的定义。在这里，“文心”是内质，“书面”是表象，具备“文心”的“书面”，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书法。所以欧阳先生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中华文化对书法和书法家的重要影响，再三告诫人们不要简单地“拿着一张写成的字叫做书法”。而“文心”的培养，又须“从持身到节操，从学问到阅历，从气质到感情，从文采到笔墨，都在着力地孜孜以求”。落实到教学上，随着教学的深入，他要求学生不断提高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应用水平，譬如到博士阶段，须“对古代的文化，特别是国学的主体内容，要有比较深入的掌握，最好是能够兼通其中的某个领域”，要把书法“当做一门学问来研究，构成这门学问的核心是书法与中国文化”，“力求从文化的视角揭示出书法史的发展动因、规律”，等等。落实到书法创作上，他则明确表示：“我不主张急于‘创’，在没有真正地掌握‘书’的传统精华及其规律之前，‘创’是没有出路的。”他认为书法创作“最少应当包括所写文字内容的创作与书写艺术的创作两个部分”，文字内容则应是“为国祚扬威，为山河增秀，为所仰颂德，为所寄抒情”；而且明确指出：“从这一点上看，我们距离古人远矣，距离前辈大家远矣……必须追而及之、过之，而不能另立标准。”欧阳先生把书法创作的标准说得如此不容含糊，不仅因为此理已由全部中国书法史所证明，同时也出于对书法传统的正确体认：他认定只有“历史上有，而且一直流传到现在，甚至还会在将来也要流传的，这样就是‘传’而成‘统’”。切不可“把历史上早已抛弃掉的破烂，我们再拣起来当做宝贝”。由此可见，欧阳先生“文心书面”的定位，内涵十分丰富，对匡正时弊、推动当代书法向着更高的目标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
　　尽管如此，欧阳中石先生也没有忽视对“书面”的要求，而且在全书的篇幅中还是占了很大的比重。对某个帖的临摹步骤，甚至某个点画的用笔，图文并茂，讲述得非常具体入微。他特别强调选择学习对象要“取法乎上”，要从临摹入手，从唐楷入手，临帖“第一是解决眼，第二是解决手”，以及“入帖”与“出帖”、“点画”与“线条”等等的辨析，虽然许多是前人的经验，但作为书法教学的基础项目，强调出来，在今天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欧阳先生看来：“一切事物的成败，都系于基础之是否巩固，习书自然也不例外。”
　　记得潘天寿先生当年曾多次讲到：“我不是书法家，我只能算个书法的票友。”在给我们讲授《草诀歌》时，又说：“我不能教你们写草书，只能教你们认几个草字。”从先生当时那恳切的语气中，我体悟到的似乎并不全是自谦的表白，而是以一种大海般博大的襟怀，向我们传达着深重的瞩望和寄托。
　　这次在欧阳中石先生《教“书”的一些想法》中，我又读到欧阳先生这样的一段话：“我不是一个书家，只是一个教师。对于艺术，所知很浅。但是对于教学，多年的经验为我积累了一些基本的想法。我总想把经过历史、社会检验了的，证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东西，引导着我的学生，总结整理出来，希望这样做，往前能对得起我们的先辈，现在能对得起我们的学生，以后能对得起我们的后人……”如此郑重的表白，我们似乎也不该简单地认作先生的“自谦”。
　　是的，书法作为中华民族一项优秀文化艺术遗产，并不是任何一个独立的书法人可能承载得起的。但每一个有责任心的书法人，都应该在这新时期的历史接力中，把握正确的方向，面对未来的辉煌，认真跑完属于自己的路程。
　　我想，这也是欧阳中石先生这部书法论稿的真情寄托。
　　为此，我感动，我相信，这感动的还包括广大的读者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