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院内，当银屏中的男主人公李高成把吃饭的台子掀掉时，全场观众鼓起了掌；影片放完后，有些地方的观众放起了鞭炮。这部影片就是《生死抉择》，从暑期一直上映到国庆节期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观影高潮，自发购票的观众排成了长队。不少观众看之前在疑惑：“一部国产电影，没有进口大片的宏大场面，没有高科技特技手段制造的视觉奇观，没有帅哥靓妹，更没有‘拳头加枕头’，为什么会引起如此轰动？”看完影片后，人们感到：“这样的电影不引起轰动简直不可思议，这样的电影不引起轰动说明中国人都已经麻木不仁。”令人欣慰的是，麻木不仁的只是越来越单调的国产电影，而不是观众。《生死抉择》是一部反腐倡廉的力作，因触及社会矛盾、提出重大社会问题而引起观众的追捧。
　　在2000年国产电影面临着汹涌的市场大潮而生死抉择时，影片《生死抉择》总票房达1.2亿元，成为当年票房冠军。它也是我国有正式票房记录以来，第一部票房过亿的影片，直到2009年群星云集的《建国大业》上映，一直是票房最高的主旋律影片。
　　11年后，当笔者在咖啡厅向影片的导演于本正提起《生死抉择》的辉煌时，他感叹道：“都过去那么些年了！”继而一阵沉默，面带微笑，似乎回想起什么，记忆的阀门也由此打开。在近三个小时的采访里，笔者跟随着他重拾过往的光阴，并解开了“为何他导演的电影总能触动观众心弦”的疑问。原因在于，于本正一直牢记着沈浮导演的一句话：“抓住感情的弦拼命地弹。”
　　
　　“情”弦之一：真切的体验和创作冲动
　　
　　于本正，1941年生于上海。196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导演系，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场记、导演助理、副导演，第一创作集体主任、副厂长、厂长。
　　儿童时代，每当夜幕降临，于本正都会搬着一个小板凳到街道旁“乘风凉”，听大人讲故事，也由此培养了对文学的喜爱。而这种文学情结延续到了他早期影片的拍摄中。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读书的时候，于本正就对艾芜的《南行记》很感兴趣，觉得这是本很奇特的小说集，里面描写了各式各样的人。后来成为导演后，他也经常把这本小说随身带着，有空就翻翻，希望有一天能把它拍成电影。神奇的是，幸运女神仿佛听到了于本正的心声，“拍完《魂系蓝天》后的某一天，徐桑楚厂长让我去他的办公室。去了之后才知道，是让我把艾芜的小说《南行记》改编成电影《漂泊奇遇》。太意外了，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而且这个电影还是拍宽银幕，当时拍宽银幕就意味着是重点片。”于本正有些激动地回忆说。1983年于本正拍完《漂泊奇遇》，在编辑室内剪片，隔壁的剪辑室里正好是孙道临在剪《雷雨》，他们就经常到对方的剪辑室串门。有一天于本正忍不住问孙道临：“为什么选择拍摄《雷雨》而不是《日出》？”于本正认为从电影化的角度来讲，曹禺的《日出》比《雷雨》更容易拍成电影。孙道临回答说是个人的偏爱。“当时我想如果让我拍曹禺作品的话，肯定是要拍《日出》的。”有意思的是，过了没多久，徐桑楚厂长又把他叫到办公室，给了他一个任务：拍摄一部宽银幕的电影——《日出》，让他欣喜不已。
　　如果说年轻时于本正比较偏爱名著改编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的成熟，他开始更加关注当代社会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和一生从事创作的惯性，已经形成。电影必须对社会生活发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我们的艺术良心和贯串始终的创作动机。”于本正说。在这样的创作动机下，他拍出了一系列被称为社会派的电影：《走出地平线》《信访办主任》《生死抉择》等。
　　拍《走出地平线》时，于本正时任上影厂厂长，本打算专心做行政，暂时告别一下导演工作，不料一次参观让他“食言”了。参观时，于本正看到了一张红手印包干书，这是一直生活在贫困饥饿之中的小岗村的农民们绝望之下签下的生死状，为了生存，他们冒险实行“大包干”，并相互约定，如果谁被抓了，其余人就负责照顾好他的家人。“这是农民以死来追求生存权啊！”这个感人又悲壮的故事一下子“袭击”了于本正，引发了他的创作冲动。《走出地平线》成为了他任电影厂厂长期间拍摄的唯一一部影片，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电影作品奖。
　　访谈中，笔者发现无论是回忆起名著改编片，还是现实题材片，甚至是儿童剧，于本正都激情澎湃。他坦言，每一部戏都是剧本首先感动了他，他才着手创作的。“我始终认为，没有真切的体验和创作冲动，即使有熟练的技巧和经验，有良好的电影工业系统在支撑着你，也还是不能产生优秀作品的。”
　　
　　“情”弦之二：真诚的、真实的东西才能感动观众
　　
　　“在拍摄的过程中，你特别注重什么？”“好看。”“如何让影片好看呢？”“首先出发点是真诚。真诚的、真实的东西才能感动观众。那些为了迎合观众诞生的低级趣味的影片，虽然一开始也可能有很高的票房，但不能长久。”
　　《生死抉择》的题材非常敏感，很多人认为当时拍这部影片最大的压力是政治，不过于本正坦言：最主要的担心是“如何把它拍得好看，怎么能够吸引观众进电影院，并能随着剧情的发展一直看下去。”
　　《生死抉择》主要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北方某省会城市市长李高成自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回来，就面临复杂的局面和尖锐的矛盾。一方面，出现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杨诚，另一方面，自己曾经工作过的中阳纺织厂有上千工人准备到市政府请愿，令他大吃一惊。6年前，李高成就是该厂的厂长，几十年来它一直是本市纳税大户，但现在却面临着破产和倒闭……李高成进入中阳纺织厂进行调查，但随着调查的一步步深入，却发现由他一手提拔的中阳纺织厂领导班子存在着集体腐败，而培养他的领导和自己的妻子也深深卷入其中。李高成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这是一个比较严肃、政治性比较强的题材，如何既好看又引人思考？这让于本正煞费苦心。他坚持了真实的原则，力求人物性格、人物矛盾、人物命运和情节发展合情合理，使所有的人物形象都让人感到真实可信。当时剧本不断修改，几近苛刻。剧本完成之后，于本正给领导打了个电话，说：“我又看了一遍剧本，感觉是一部很尖锐的电影，请你再看一看，我希望不要磨平这些东西，如果磨平了这些东西干脆就不要拍了。”幸好影片得到了厂里的支持。
　　影片中，李高成干练、机智、一身正气，但是他又是有点脾气的，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对群众、对基层充满了感情，因此在剧情中某些重要的情节和发生严重的矛盾时，他会怒极而砸盘子、翻桌子，表现出对腐化分子的愤怒。有人说，这样动作太大，不像个高级干部，有损形象。因为当年典型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有框框、有顾虑的，一般领导的形象就是把党的领导、集体主义挂在嘴边，是谦和、隐忍的标准化人物。为此，这个段落一度被拿掉了。后来时任市委副书记的龚学平在审看样片时说，这个情节怎么没有了？还是要有啊。于是，又重新加上了。
　　李高成的妻子吴蔼珍是影片的又一亮点，这位卷入贪污集团的腐化分子并非是一个凶悍跋扈、爱慕虚荣的女人，相反，她是温柔的、善良的，她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智障的女儿梅梅，默默地分担着李高成一市之长的重任和艰辛，从而更加凸显了她陷入社会浊流的情感矛盾和精神困境。
　　此外，即便是在反面人物的处理上，于本正依然是把他们作为“人”来描写和阐释的。“贪污的人不是天生想要贪污的，是有道理的。纺织厂的集体贪污，生活中是有实例的：一个烟厂厂长把厂建设得很好，等他快要退休时，发现下面批条子的人都是千万富翁，而自己退休了才拿个几十万的奖金，心态马上就不平衡了。于是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下，他开始受贿敛财，堕落为犯罪分子。”于本正认为，除了个人道德自律和人格理想的捍卫外，制度造成的某些漏洞，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观念转变和贫富落差，也是造成人的贪欲膨胀的外部条件。由此，《生死抉择》有着一种有关政治又超乎于政治，展现人性困境和情感决裂的悲剧氛围。
　　
　　“情”弦之三：尊重创作的自由与个性
　　
　　1987年于本正被任命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1989年任厂长，直至1994年离任。这是导演规划道路之外的偶然，于本正认为既然上任了就要尽力做好。在社会转型期，电影遭遇市场大潮，处于最动荡的年代，厂里工资发不出，经常和发行公司闹矛盾，于本正更加忙碌，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对人才的培养。
　　“领导艺术应该是能够调动别人创作的艺术，要让其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而不能把自己的意识强加给别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于本正边总结，边向笔者提起了一次去德国访问的经历。当时他和随同的司机去参观一个现代美术馆，馆长作为陪同，走到了一个主展示区，眼前出现了一面很大的墙，只见墙的一边是泼墨画，另一边挂了两双真实的白袜子，让人有点匪夷所思。司机忍不住了，问馆长：“你凭良心说说，就真的喜欢这些东西？”馆长如此回答：“第一，这个东西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第二，你要相信时间是检验艺术的最好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好的艺术二十年以后会存留下来，否则就被自然淘汰；第三，如果你让我现在把它处理掉，万一以后是好东西，被接受认可了呢?”于本正觉得馆长说得很有道理，尽管自己可能不太喜欢，但要允许新事物的存在。
　　在组织创作方面，于本正坚持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着力培养新人，并且信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一次，厂里一位年轻导演拍的第一部戏，采取了局部布光法，技术部门马上提出这样打光不对；于本正站出来辩护，青年人有青年人的想法，我们不要去限制、干涉他的创作，就把这100多万元投入进去，看看会出什么样的作品，“否则厂里要求出来的东西就都是千篇一律的了，电影要讲究个性、独特性。”后来这位导演的片子得了大奖。还有一次，上面布置下来要拍一部重要的影片，于本正选了一位年轻导演，很快北京电影局就打电话过来责问：“你怎么选他拍啊？”“我看了他以前拍的片子觉得很适合啊！”于本正据理力争。他一边顶下了来自上面的巨大压力，另一边告诫办公室人员：“这个电话内容绝对不能向摄制组传达，他们要是知道北京电影局对导演有意见，之后该怎么拍戏？”结果戏拍出来很不错。其实，执导电影时，于本正对于演员也是爱护有加，“演员的创作是非常脆弱的，你要以鼓励的方式给他们营造一个宽松的创作氛围。我在片场从来不骂人，不发脾气，我觉得导演在现场发火是无能的表现，都是你自己选过来的，发火埋怨只会让他们更加无所适从，也解决不了问题。”
　　由于于本正坚持并支持创作的自由与个性，一批青年导演得以快速成长，然而也正因为这个理念，他于1994年辞去了厂长职务。因为当时厂里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画魂》拍摄完成后审查迟迟没有回音，不说通过，也不说不通过。合拍的外方因为考虑档期的安排，非常着急，我就同意拿到国外去做后期，这在当时违反了有关的规定；另一件事就是张艺谋要拍《活着》，我们当时支持了这部影片。我至今认为，《活着》是一部重要的电影，是张艺谋的代表作品之一。”重回导演岗位的于本正丝毫没有不适应，他继续着自己的导演梦。
　　
　　“情”弦之四：上海电影应该有它在全国应有的地位
　　
　　“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曾经设计了自己的导演之路：十年场记、五年助理导演、五年副导演，二十年之后能做导演就不错了。”在当时的体制下，毕业后的青年人都是跟着前辈慢慢学起的，不可能有浮躁之心。与此同时，前辈们对青年人的培植与爱护也让于本正记忆犹新。
　　与汤晓丹导演合作时，于本正还只是个场记，但是汤导大胆放手让他现场执导，使他有了更多锻炼的机会。之后，于本正第一次独立带摄制组出去拍戏，拍完第一批样片回来，厂里看了不太满意，要写很多意见，汤晓丹导演建议说，不要写意见，他们自己看到样片之后会明白哪些地方还需要改进的。于本正知道了这件事情后，深受感动，因为倘若当时知道了意见，他会慌了手脚的。
　　1984年，徐桑楚厂长把拍摄《日出》的任务交与他，也让他受宠若惊，“按理说，跟曹禺先生合作拍摄《日出》这种题材，应该是我老师辈的导演做的事。当时我才拍过四五部电影，就接到这样一个在全国都有知名度的题材，真是没想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样做是曹禺先生和上影厂的意思，希望找中青年导演来拍。”而在拍摄过程中，他也一直很感谢曹禺先生对他创作的宽容与大度。后来，《日出》获得了第六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女配角奖（王馥荔），第九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广电部85年优秀影片奖。事实上，于本正任厂长期间对年轻导演的培养与前辈们对他的指导息息相关。
　　回忆起当年，于本正还提到了当时艰苦的拍摄环境，做场记时没照相机，只能完全靠脑袋记忆，“这场戏拍完了窗户是开成几度的、烟灰缸放在什么地方，导演喊停之后香烟抽到什么程度……这些细节一定要注意，因为下一场是要连戏的。”
　　如今，电影拍摄条件与环境已今非昔比，但是存在着很大的隐忧。对于现在国产电影的发展现状，于本正坦言，“电影很热闹，票房收入很高，影片也不错，但是我觉得影片类型应该更加丰富一些，色彩不要太单一，包括银幕上展现的形象也单调了点。”于本正认为，不论时代怎么变，艺术的标准依然是不变的，即好片子应该能反映人类的精神，人性的伟大、复杂，能启迪人的想法，不能单以票房的高低来判定片子的好坏。
　　谈及上海电影，于本正有些眷恋地回忆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形，“全国最好的编剧，包括导演，几乎都在上影厂，每天通宵达旦搞创作，虽然条件艰苦，但令人振奋。”不过，如今他也始终坚信：“上海电影还是有希望的，上海电影应该有它在全国应有的地位。”
　　无论是对创作的热忱，对前辈的感恩，对后辈的爱护，还是对中国电影特别是上海电影的期望，于本正都饱含着情感。他抓住感情的弦拼命地弹，这需要睿智、勇气以及外部压力下对艺术的无比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