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金石录后序》的重心不在伉俪情深或时代苦难，而在叙写自己的婚姻理想在夫妻的价值观对立及动荡时局的双重打击下走向破灭的过程。李清照通过对士大夫雅癖的反省，批判了男性社会的价值系统。在对女性与士大夫两大群体的认同中定位了自己，并凸现了自我的独特性。《金石录后序》充满矛盾与张力的文本特征，也提醒研究者应变换角度才能深入错综鲜活的文本世界。
　　关键词：李清照 《金石录后序》 主题 自我呈现 私人领域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以自叙生平的详备而成为研究李清照行事思想的珍贵资料①，但历来对此文的主题仍然存在着误解，故有重新分析的必要。这篇文章不易索解是因为它充满着矛盾和张力。一方面，李清照对自我有着清醒的反省和执着，而她不得不面对的是包括她丈夫在内的男性社会及其价值系统；另一方面，她采用的是序这一文体处理金石玩好这一题材，特定的文体和主题都有共同的规范和意蕴。于是，当她采用这种文体处理这个题材而又极想作自我呈现时，情况便变得非常复杂。本文总体上采用知人论世的方法，但又略有改变。“论世”方面，本文着力分析以雅癖为中心的私人领域，而非一般的公共领域或政治领域；“论人”方面，尤注重从自我呈现的视角出发，在文本的缝隙中发掘那些隐藏起来的情感，试图通过细读触摸、展示李清照内心及文本世界的丰富错综和鲜活，因而更多的参考社会心理学、性别研究的相关成果。本文仅是一些不成熟的思考结果，之所以敢以“新探”“新尝试”标目，实祈盼专家不吝指正，同道不吝于切磋。
　　一、李赵价值观的歧异
　　《金石录后序》经常被当作李清照与赵明诚关系完满的主要依据，但究其实，《金石录后序》叙述得更多的是夫妻之间的隔阂。李清照与赵明诚确有着格外紧密的知识方面的联系，一起收藏鉴赏着书籍、绘画、书法、金石印章或古代青铜器等文物，一起编辑金石图书目录和藏品清单，但这种美好情况仅仅存在于初婚及因元党祸屏居乡里的前几年，此时李清照“有饭疏衣，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可恰恰是在他们的收藏研究事业臻于高峰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出现了裂缝：
　　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阙、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收书既成，便为书籍文物建立书库，并为书库的使用制定了严格的规则。“请钥”是李清照向赵明诚“请钥”，“惩责”是赵明诚对李清照的“惩责”，可见，这些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赵明诚。虽然没有对赵明诚的任何正面描写，但从“请钥”之“请”、“惩责”之“惩”，尤其是“”一语，仍然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赵明诚执行规格时严厉、刻板的面孔。显然，赵明诚对物的癖好已超过合理限度，这激起了李清照的强烈反抗。李清照节衣缩食购买书籍以作副本，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另一个“书库”。“始谋食去重肉”四句的铺除，强调了她自立购书的决心。按照宋代上层社会惯例，嫁妆为妻子所有。李清照在此提及家传《周易》《左氏传》二书，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二书一直为李清照所拥有，并未与赵明诚共享；一是在与赵明诚闹矛盾时把其要回来。但无论是哪一种可能，都清楚地表明，夫妻二人已经明确地对家中文物的所有权进行了划分。值得注意的還有李清照叙述人称的变化，即从之前使用“余夫妇”的复合人称指称夫妻二人，变为此处的“余”。宇文所安看出这种称呼的变动并分析李清照夫妻关系的变化。②这是一个敏锐的发现，对于理解李清照夫妇的关系并非细事，惜语焉未详，故须再引用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以作进一步的说明。现代社会心理学中用以解释社会关系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是交换理论。这一理论假定在人际关系中，人最首要的目的是自利，并根据计算回报与成本来进行人际交往。这种普遍存在的交换关系对于不同人际关系类型有不同作用，也并非不可超越。比如在共有关系中，双方会更深入的倾诉、讨论自我的情感问题，对对方的需要更敏感，并视满足对方需要为自己的责任。在更长期、更亲密的关系中，互惠模式和规则会变得更复杂。在大多数亲密关系中，双方会发展出一体感或者“我们”的概念，觉得帮助我们所爱的人就是帮助我们自己。“研究者发现年轻人在爱情关系中投入得越深，越可能用‘我们’等一些复数代词来描述他们的关系，而不是用‘我’。将对方看作为自己的一部分，是亲密关系超越简单社会交换行为的一种方式。”③从李清照对财产的严格区分及称呼的变更，可以看到夫妻由共有的亲密关系退化到交换关系的危机。
　　李清照无一语直接评价丈夫，叙述较为冷静客观，其不满的情绪通过对比显现。夫妻池阳之别又是一种对比。《金石录后序》：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熟，将卜居赣水上。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
　　北宋南渡，赵明诚担任建康知府要职，一年半后因城乱政变，缒城宵遁而罢官。辗转逃难至池阳，被旨知湖州。李清照夫妻对此事的心理感受差异甚大。赵明诚无疑非常兴奋、踌躇满志，但李清照更强烈的感情是“甚恶”，为什么她有特别厌恶的感受呢？宋朝兵败渡江，时局极其危急，而眼前池阳城也传闻动乱，李清照随时有覆灭之灾，此时丈夫离开，其内心的惶恐不待言。这种“恶”是对赵明诚“独赴召”的决绝态度的“恶”。此其一。赵明诚向她交代了不得已时丢弃家产和藏品应当依照的顺序，在这个价值先后的序列中，李清照被安排在同宗器共存亡的位置上。宗器指祭祀祖宗的礼器，用生命捍卫宗器，是对孝观念的最忠诚实践。这在赵明诚看来是理所当然，他没有考虑到李清照的生命安危，当然更不会去考虑李清照对夫家所可能有的怨恨。赵明诚之父赵挺之是造成李清照及娘家不幸的罪魁祸首之一。赵挺之为哲宗“绍述新政”的倡导者，是打击元党人的主力。为人谄媚权奸、趋炎附势而又心胸狭窄、睚眦必报，故对亲家儿媳也严加打击，结果李清照之父李格非被列为元党人而被禁锢，李清照作为党人子弟受株连而被遣离京，夫妻暌违。赵挺之绝不施以援手无非是以此表白自己的政治立场之明确，他确实也因此一时仕途通畅，炙手可热。两家恩怨交错，赵明诚却要求李清照“与宗器共存亡”，岂能不感“甚恶”？此其二。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