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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这句话还在回响,就得到应验。
作为“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的一个预告性“意见”,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制定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已出来两个月。人社部和全国总工会也开始了“行动”。但据媒体近日披露,改革并非全面推进,而是“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将优先着手基层员工,对于饱受诟病的央企高管收入则暂时搁置。
在“改革攻坚”的紧迫气氛中,这多少让人失望。
另外的事情也引起人们的关注。铁道部被撤并后,原铁道部的机关公务员将分流。他们被承诺“无论分流到哪家单位,未来都将按公务员待遇退休”。可以相信这是有效的承诺—它和大部制改革中,被撤并的政府部门领导,进入合并后的部门当副手,以致出现一个单位有10几个“超编”的副局长的现象无本质区别。
改革要“革自己的命”,“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这为高层所强调,同时也是公众的期待。但是,以上的现实,说明要真正推动改革,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何其之难。
中国公众苦等“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9年未果,而在这9年中,很多人的生活在货币超发、通货膨胀中恶化,社会继续因贫富悬殊而加剧裂缝。今年2月初,《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以“意见”的形式亮相,勾起人们对公平的收入分配的向往。而在人们的预设中,“调低”和“限高”,本就是不可剥离的两个环节。
但央企高管收入暂时搁置了。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涉及的利益调整中,触动到某些既得利益时,“暂时搁置”的又会有多少?“搁置”到什么时候?在凝聚全民对于改革的信任,和对政治新气象下的新动作的期待中,我们不能传达错误的信号。
看起来唯一能辩护的就是改革要“先易后难”—这是那么多年来中国改革的“路径依赖”。但今天,和过去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语境,“先易后难”已经不能成为拖延甚至异化改革的护身符和挡箭牌。
在过去,改革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风险控制的角度考量,“先易后难”不失为一个稳妥的办法。但是,它也被异化,涉及社会各阶层、群体时,“先易后难”的意思变成了“你是弱势群体吗?我先改革你”!不少基层劳动群体,因此为中国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过牺牲。
现在,改革的正反经验教训,已经让它是一个是不是摸着石头上瘾了而不肯过河的问题了。改革的对象指向了具体的制度安排和权力结构,指向了有体制庇护的既得利益格局,还总是谈所谓的“先易后难”,就可能会变成一种遁词,回避对于既得利益的突破。改革既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事业,也是全民的事业,区别对待不同的社会群体,似乎权力和权力亲缘群体拥有特权,无法通过公正这一道德原则的检验,且因会被解读为没有诚意而伤害到政治认同。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社会早已形成了既得利益自我固化的社会机制,掌握权力—资本的精英群体或者以“改革”的名义攫取和积累利益,或者,通过权力和对政策的影响,规避改革对利益的调整落到自己头上。这种社会机制如果得不到改变,将会继续侵蚀执政党和政府对于改革的推进,损害公平正义社会建设的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月在中央纪委全会上强调,“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事实上,执政党从未预设哪一些人享有特权,可以凌驾于党的事业、法律和民众的福祉之上;相反,在理念上,党员干部负有为民众福祉进行奉献的义务。而对于现代政府来说,在进行政府改革或制定政策时,在规范性的意义上,不能形成官和民的区别,更是一个基本的政治伦理。理念上,没人享有改革的“豁免权”。
当然,仅仅以理念去审视今天所碰到的问题是不现实的。李克强总理所说的“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既是对政治勇气的激励,也是对既得利益格局的准确描述。这个利益格局本能地拒斥诸如公正、全民福祉、共同利益这样的政治理想。它就寄生于权力结构中,并且向体制寻求庇护。
政府的行为,如果缺乏对民意的敬畏,被既得利益影响或牵制而冲突于政治理想和改革宣称,只能让人遗憾。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就政府最需要“自我革命”来说,这不应该发生。
作为“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的一个预告性“意见”,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制定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已出来两个月。人社部和全国总工会也开始了“行动”。但据媒体近日披露,改革并非全面推进,而是“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将优先着手基层员工,对于饱受诟病的央企高管收入则暂时搁置。
在“改革攻坚”的紧迫气氛中,这多少让人失望。
另外的事情也引起人们的关注。铁道部被撤并后,原铁道部的机关公务员将分流。他们被承诺“无论分流到哪家单位,未来都将按公务员待遇退休”。可以相信这是有效的承诺—它和大部制改革中,被撤并的政府部门领导,进入合并后的部门当副手,以致出现一个单位有10几个“超编”的副局长的现象无本质区别。
改革要“革自己的命”,“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这为高层所强调,同时也是公众的期待。但是,以上的现实,说明要真正推动改革,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何其之难。
中国公众苦等“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9年未果,而在这9年中,很多人的生活在货币超发、通货膨胀中恶化,社会继续因贫富悬殊而加剧裂缝。今年2月初,《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以“意见”的形式亮相,勾起人们对公平的收入分配的向往。而在人们的预设中,“调低”和“限高”,本就是不可剥离的两个环节。
但央企高管收入暂时搁置了。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涉及的利益调整中,触动到某些既得利益时,“暂时搁置”的又会有多少?“搁置”到什么时候?在凝聚全民对于改革的信任,和对政治新气象下的新动作的期待中,我们不能传达错误的信号。
看起来唯一能辩护的就是改革要“先易后难”—这是那么多年来中国改革的“路径依赖”。但今天,和过去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语境,“先易后难”已经不能成为拖延甚至异化改革的护身符和挡箭牌。
在过去,改革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风险控制的角度考量,“先易后难”不失为一个稳妥的办法。但是,它也被异化,涉及社会各阶层、群体时,“先易后难”的意思变成了“你是弱势群体吗?我先改革你”!不少基层劳动群体,因此为中国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过牺牲。
现在,改革的正反经验教训,已经让它是一个是不是摸着石头上瘾了而不肯过河的问题了。改革的对象指向了具体的制度安排和权力结构,指向了有体制庇护的既得利益格局,还总是谈所谓的“先易后难”,就可能会变成一种遁词,回避对于既得利益的突破。改革既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事业,也是全民的事业,区别对待不同的社会群体,似乎权力和权力亲缘群体拥有特权,无法通过公正这一道德原则的检验,且因会被解读为没有诚意而伤害到政治认同。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社会早已形成了既得利益自我固化的社会机制,掌握权力—资本的精英群体或者以“改革”的名义攫取和积累利益,或者,通过权力和对政策的影响,规避改革对利益的调整落到自己头上。这种社会机制如果得不到改变,将会继续侵蚀执政党和政府对于改革的推进,损害公平正义社会建设的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月在中央纪委全会上强调,“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事实上,执政党从未预设哪一些人享有特权,可以凌驾于党的事业、法律和民众的福祉之上;相反,在理念上,党员干部负有为民众福祉进行奉献的义务。而对于现代政府来说,在进行政府改革或制定政策时,在规范性的意义上,不能形成官和民的区别,更是一个基本的政治伦理。理念上,没人享有改革的“豁免权”。
当然,仅仅以理念去审视今天所碰到的问题是不现实的。李克强总理所说的“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既是对政治勇气的激励,也是对既得利益格局的准确描述。这个利益格局本能地拒斥诸如公正、全民福祉、共同利益这样的政治理想。它就寄生于权力结构中,并且向体制寻求庇护。
政府的行为,如果缺乏对民意的敬畏,被既得利益影响或牵制而冲突于政治理想和改革宣称,只能让人遗憾。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就政府最需要“自我革命”来说,这不应该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