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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箫箫（1992-），女，四川省成都市人，汉，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2-0-02
1、西部流寓小说概念
西部流寓小说，我认为可以在结合李兴阳《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以流放、谪戍、屯垦、盲流和游历于西部或西部流向东部的现代社会流动群体的流徙生活极其漂泊的灵魂为表现对象的小说”[1]的观点的基础上，归纳出西部流寓小说的特点，一共有三点，即：政治性、地域性、体验性。这是西部流寓小说的特点，也正是在这三点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之下，西部流寓小说才得以形成。
2、实证型文学批评
并且结合李遇春所写的《实证是文学批评有效性的基石》中，认为文学批评应该重视实证，而实证指的是：形证、史证、心证。即从文学形式、社会历史、心理精神三个方面来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我认同这一文学批评方式。
政治、地域、体验三者是相对独立又融通的关系。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作家来到西部地区进行劳改，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这种西部独特的地理环境所带来的艰难困苦，压抑了作家的情感，其后，作家反思历史，抒发出压抑已久的情感。所以三者对于西部流寓小说的形成缺一不可。
3、政治性
3.1政治的概念
首先，政治性。西部流寓小说形成的原因之一正是来自于政治的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1957年那场从和风细雨到暴风骤雨的大转折，即整风以及反右派运动，到后来“左倾”思潮严重扩大化，阶级斗争和思想批判运动愈演愈烈，直至重新发展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在这期间，知识分子被大量的认为是右派。
当时的情况是，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改造是有必要和有可行性，所以采取的是“依靠思想运动来改造知识分子思想”[2]的中国独创的方式，但是后来随着 “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强调，逐渐认为在之前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提出犀利意见甚至是批评的知识分子，都是动机不纯的，都是属于‘右派’作为的。是一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博弈，知识分子虽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身上还残留着旧资产阶级思想，要消除资产阶级思想就必须通过更多的体力劳动来改造。因此知识分子会被下放到西北地区进行几年或者数年的劳改。
3.2环境对政治的影响
而劳改的地方，大部分都在西北地区。比如张贤亮是在宁夏地区进行劳改、王蒙是在新疆地区进行劳改。知识分子来到了西北地区，并在长期的劳改中体验到了西北地区独有的恶劣环境所带来的从未有过的苦难，因此这种苦难的体验所形成的压抑情感的爆发就成为小说创作的原因之一。同时西北地区自然中蕴含的精神、生命的力量也对作家创作有影响，激发了作家创作的欲望。
3.3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解冻
并且，正是由于1942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即从那时起，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是文学为政治所服务的从属关系。文学成为了政治的传声筒。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指出了文艺和政治是独立的，文艺不再从属于政治。这一时期的到来意味着从属论的消失，关系论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文学虽然没有脱离政治的影响，但是文学与政治具有了自身独立的价值地位。文学在这时是自觉，不是被动的来承担自己的政治使命，在“拨乱反正”的呼吁下，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那段历史的反思、批判。
3.4现实政治状况的描写
在作品中，有许多对当时政治状况的描写。
在《我的菩提树》中，是这样描绘当时的社会：“我们当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不允许任何人有个人隐私。领导根据人们交代出来的隐私的隐秘程度来测定每个人对党忠诚的程度。” [3]一个人在当时，没有丝毫隐私可言，并且为了表达对党的忠诚，甚至虛构一些没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
《绿化树》的最后，我在经历了“社教运动”、“右派翻案”、运动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升级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了群专。以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一开始还可以通过发型，即扎辫子来分辨男女。到后来“破四旧这些都是对当时政治运动变化的还原，以及政治运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4、地域性
4.1环境的概念
其次，地域性。西北地区崇山峻岭、尘土飞扬、土壤贫瘠的地理特征，以及地处内陆，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有着“高、寒、旱”的自然环境特征。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带给的是作家身心上的煎熬和考验，压抑了作家的情感，直到能够抒发情感时，借由作品来呈现。也铸就了作家与恶劣环境斗争的坚韧气质。
4.2地理环境：恶
在张贤亮的小说中，一部分描写了西北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另一部分也描写了西北地区自然环境的“美”。在《我的菩提树》中，描写了劳改时，劳改农场的水稻田在灌上水后，要在稻田里拔草，而这时虽然手、脚在长期劳动中变得厚实，可是却经不起水的浸泡。而且这是一种“饱含着腐殖质和盐碱，实际上应该称作某种‘过饱和溶液’。”[4]这种被宁夏人称作“泥汤”的水，会使得人的腿上起一层红色的小泡，密密麻麻遍布浸泡在水里的部分。并且这种小颗粒会痒得让人受不了，催人发疯，所以又被称作“疯痒疙瘩”。许多人摩擦搓弄，使得腿被擦烂，借由疼痛来压制这种钻心的痒。
一到了冬天，整个西北地区都像被冰冻住了一般，“朔风凛冽、寒气刺骨”[5]，早上起来出工，“还没走到工地脸部的皮肤就会冻裂，只需一上午，两只耳朵很快肿得像两个拳头大。”[6]冻得人眼泪鼻涕止不住，钢针般的冷空气灌得人承受不住。冷是冷得彻底，旱也是旱得特别。
4.3地理环境：宜
在漫长的劳改生活中，恶劣的自然环境给作家带去了艰难困苦。可是，自然环境不仅仅只有恶劣，还有它独有的那种宽阔感，生命的厚重感，这些都激发了作家创作的欲望。 在《绿化树》中，我第一次和车把式海喜喜一起拉车时，海喜喜的歌声将我深深的打动和感到震惊，即使自己听过不少唱片、单曲，但是没有一首让我感动到如此地步，究其原因就在于“它全然是和这片辽而令人怆然的土地融合在一起的；它是这片土地，这片黄土高原的黄色土地唱出来的歌。”[7]以及海喜喜后来唱歌后，我就像突然变得年轻了起来，又恢复了元气一般的事情，正是自然孕育出的歌声里所带有的自然生命力，使得人能够从打击中迅速恢复。不仅仅是海喜喜，马缨花那种纯真、直率，如同旷野的风的气质，让知识分子我在之后的狂飙历史中，回忆起这种旷野之风，让自己变得现实而且粗糙，这种自然的纯粹、勇敢给予的力量，对于作家有着很大的影响。
5、体验性
5.1体验的概念
最后，体验性。体验，在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中指的是：“这人所曾经深切地感到过，想过，或者见过，听过，做过的事的一切；就是连同外底和内底，这人的曾经经验的事的总量。”[8]所以作家的生长环境，在西北恶劣的环境中受难的经历，在受难过程中所见所闻以及获得的感受，都是作家的体验。而这种将自身体验写作出来，就是对当时环境、心理等最好的体现。
5.2作家的现实体验
张贤亮的前半生就经历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因为出生于一个旧官僚大资本家庭；他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被捕，后自杀。张贤亮因父亲问题被学校开除，年纪轻轻就只能携着母亲、妹妹赴宁夏支援大西北。就在20岁的时候，因发表长诗《大风歌》被打成“右派”。张贤亮一生经历了两次被劳教，一次管制，一次群专，一次关监，蒙受了长达23年的不白之冤和迫害，直到43岁时才得以彻底平反昭雪。
在他接受劳改的数十年中，生活简单、周而复始。所以在《满纸荒唐言》中，就是这样形容的劳改生活：“十几年间，我生活在一个山坡下的小小的生产连队，几乎与人类文明绝缘，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两个饱一个倒。”[9]以及作者从自白中，透露出自己直到39岁了还“纯洁得和天使一样”。这都说明了作家在劳改时，经历的生存苦难和性压抑等等苦难。
5.3环境对体验的影响
张贤亮的小说中对于生存艰难都是有所描写。在劳改期间，因为粮食的稀缺，所以为了饱腹，在挖草的过程中，偷吃草，而这种吃草被称作“吃青”。要是偷吃到了草，就如同一则笑话中提到的，穷人为了装成很富有的样子，所以每次吃完饭，都用肉皮擦嘴再出门，以此显示自己顿顿有肉吃，生活的很富裕。这里的吃到的草就是肉。
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大清早值日的时候，我发现了两辆围着芦苇芭子的大车，想着农场的大车一定装的是农产品白菜萝卜等等，所以抓住一个就往外拽，结果，拉出来的一只是和我胳膊一样的胳膊。因为整个大车都是重叠着的死人。
在《绿化树》中，章永璘在马缨花的屋子里，重隔四年之后，再一次吃到了一个白面做的面食也让其热泪盈眶。仅仅就是一个白面馍馍，但是对于长期吃不饱饭，没有什么粮食可以吃的的我来说，就是如同吃到大鱼大肉一般，极其美味可口，这种身体精神上感到的失而復得的满足，使得作家流下了眼泪。这种种的描写都说明了当时生存环境的恶劣，真的是史无前例的。
当然除了生存环境的恶劣与痛苦，还有就是生存环境的特殊性导致的人对性地压抑。上面提到了张贤亮自白中自己30多岁依旧纯洁，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因为劳改，“我”其实就是张贤亮的缩影，三十一岁了，还未和女人的肉体有过实实在在的接触。羡慕有着早婚习惯的农民，因为他们至少能够重温和异性接触的过程。没有跟异性有过实在的接触，所以对于异性只能靠想象，将异性想象为动物、画作、物体，这些却都不是真实的异性的形象。后来不小心偷看到了异性的躯体，届时道德伦理观念全都抛诸脑后，剩下的只有那“美丽的、诱人的、丰腴滚圆的身体”[10]，即最原始的性的激发。在长期性压抑的情况下，只有肉体吸引着自己。
因为当时的政治情况，导致作家去到西北地区劳改，又因为西北地区独特的环境，以及作家自身苦难体验中身心受到的压抑，作家进行了对亲历过的历史的反思，创作出了具有政治性、地域性、体验性特点的作品。而这种创作的形成也正是在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影响下形成的，即西部流寓小说的形成是史证、心证、物证的融通下形成的。
注释：
[1]李兴阳.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103.
[2]朱地.一九五七年的中国[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75.
[3]张贤亮.我的菩提树[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5.
[4]张贤亮.我的菩提树[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11.
[5]张贤亮.我的菩提树[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230.
[6]张贤亮.我的菩提树[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230.
[7]张贤亮.绿化树[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15.
[8]（日）厨川白村著；鲁迅译.苦闷的象征[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32.
[9]张贤亮.张贤亮选集（一）[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189.
[10]张贤亮.张贤亮选集（三）[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441.
参考文献：
[1]李兴阳.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
[2]朱地.一九五七年的中国.[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3]张贤亮.我的菩提树.[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
[4]张贤亮.绿化树[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5]张贤亮.张贤亮选集（三）[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6]（日）厨川白村著；鲁迅译.苦闷的象征[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7]张贤亮.张贤亮选集（一）[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8]张贤亮.张贤亮选集（四）[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2-0-02
1、西部流寓小说概念
西部流寓小说，我认为可以在结合李兴阳《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以流放、谪戍、屯垦、盲流和游历于西部或西部流向东部的现代社会流动群体的流徙生活极其漂泊的灵魂为表现对象的小说”[1]的观点的基础上，归纳出西部流寓小说的特点，一共有三点，即：政治性、地域性、体验性。这是西部流寓小说的特点，也正是在这三点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之下，西部流寓小说才得以形成。
2、实证型文学批评
并且结合李遇春所写的《实证是文学批评有效性的基石》中，认为文学批评应该重视实证，而实证指的是：形证、史证、心证。即从文学形式、社会历史、心理精神三个方面来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我认同这一文学批评方式。
政治、地域、体验三者是相对独立又融通的关系。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作家来到西部地区进行劳改，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这种西部独特的地理环境所带来的艰难困苦，压抑了作家的情感，其后，作家反思历史，抒发出压抑已久的情感。所以三者对于西部流寓小说的形成缺一不可。
3、政治性
3.1政治的概念
首先，政治性。西部流寓小说形成的原因之一正是来自于政治的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1957年那场从和风细雨到暴风骤雨的大转折，即整风以及反右派运动，到后来“左倾”思潮严重扩大化，阶级斗争和思想批判运动愈演愈烈，直至重新发展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在这期间，知识分子被大量的认为是右派。
当时的情况是，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改造是有必要和有可行性，所以采取的是“依靠思想运动来改造知识分子思想”[2]的中国独创的方式，但是后来随着 “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强调，逐渐认为在之前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提出犀利意见甚至是批评的知识分子，都是动机不纯的，都是属于‘右派’作为的。是一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博弈，知识分子虽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身上还残留着旧资产阶级思想，要消除资产阶级思想就必须通过更多的体力劳动来改造。因此知识分子会被下放到西北地区进行几年或者数年的劳改。
3.2环境对政治的影响
而劳改的地方，大部分都在西北地区。比如张贤亮是在宁夏地区进行劳改、王蒙是在新疆地区进行劳改。知识分子来到了西北地区，并在长期的劳改中体验到了西北地区独有的恶劣环境所带来的从未有过的苦难，因此这种苦难的体验所形成的压抑情感的爆发就成为小说创作的原因之一。同时西北地区自然中蕴含的精神、生命的力量也对作家创作有影响，激发了作家创作的欲望。
3.3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解冻
并且，正是由于1942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即从那时起，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是文学为政治所服务的从属关系。文学成为了政治的传声筒。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指出了文艺和政治是独立的，文艺不再从属于政治。这一时期的到来意味着从属论的消失，关系论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文学虽然没有脱离政治的影响，但是文学与政治具有了自身独立的价值地位。文学在这时是自觉，不是被动的来承担自己的政治使命，在“拨乱反正”的呼吁下，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那段历史的反思、批判。
3.4现实政治状况的描写
在作品中，有许多对当时政治状况的描写。
在《我的菩提树》中，是这样描绘当时的社会：“我们当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不允许任何人有个人隐私。领导根据人们交代出来的隐私的隐秘程度来测定每个人对党忠诚的程度。” [3]一个人在当时，没有丝毫隐私可言，并且为了表达对党的忠诚，甚至虛构一些没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
《绿化树》的最后，我在经历了“社教运动”、“右派翻案”、运动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升级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了群专。以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一开始还可以通过发型，即扎辫子来分辨男女。到后来“破四旧这些都是对当时政治运动变化的还原，以及政治运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4、地域性
4.1环境的概念
其次，地域性。西北地区崇山峻岭、尘土飞扬、土壤贫瘠的地理特征，以及地处内陆，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有着“高、寒、旱”的自然环境特征。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带给的是作家身心上的煎熬和考验，压抑了作家的情感，直到能够抒发情感时，借由作品来呈现。也铸就了作家与恶劣环境斗争的坚韧气质。
4.2地理环境：恶
在张贤亮的小说中，一部分描写了西北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另一部分也描写了西北地区自然环境的“美”。在《我的菩提树》中，描写了劳改时，劳改农场的水稻田在灌上水后，要在稻田里拔草，而这时虽然手、脚在长期劳动中变得厚实，可是却经不起水的浸泡。而且这是一种“饱含着腐殖质和盐碱，实际上应该称作某种‘过饱和溶液’。”[4]这种被宁夏人称作“泥汤”的水，会使得人的腿上起一层红色的小泡，密密麻麻遍布浸泡在水里的部分。并且这种小颗粒会痒得让人受不了，催人发疯，所以又被称作“疯痒疙瘩”。许多人摩擦搓弄，使得腿被擦烂，借由疼痛来压制这种钻心的痒。
一到了冬天，整个西北地区都像被冰冻住了一般，“朔风凛冽、寒气刺骨”[5]，早上起来出工，“还没走到工地脸部的皮肤就会冻裂，只需一上午，两只耳朵很快肿得像两个拳头大。”[6]冻得人眼泪鼻涕止不住，钢针般的冷空气灌得人承受不住。冷是冷得彻底，旱也是旱得特别。
4.3地理环境：宜
在漫长的劳改生活中，恶劣的自然环境给作家带去了艰难困苦。可是，自然环境不仅仅只有恶劣，还有它独有的那种宽阔感，生命的厚重感，这些都激发了作家创作的欲望。 在《绿化树》中，我第一次和车把式海喜喜一起拉车时，海喜喜的歌声将我深深的打动和感到震惊，即使自己听过不少唱片、单曲，但是没有一首让我感动到如此地步，究其原因就在于“它全然是和这片辽而令人怆然的土地融合在一起的；它是这片土地，这片黄土高原的黄色土地唱出来的歌。”[7]以及海喜喜后来唱歌后，我就像突然变得年轻了起来，又恢复了元气一般的事情，正是自然孕育出的歌声里所带有的自然生命力，使得人能够从打击中迅速恢复。不仅仅是海喜喜，马缨花那种纯真、直率，如同旷野的风的气质，让知识分子我在之后的狂飙历史中，回忆起这种旷野之风，让自己变得现实而且粗糙，这种自然的纯粹、勇敢给予的力量，对于作家有着很大的影响。
5、体验性
5.1体验的概念
最后，体验性。体验，在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中指的是：“这人所曾经深切地感到过，想过，或者见过，听过，做过的事的一切；就是连同外底和内底，这人的曾经经验的事的总量。”[8]所以作家的生长环境，在西北恶劣的环境中受难的经历，在受难过程中所见所闻以及获得的感受，都是作家的体验。而这种将自身体验写作出来，就是对当时环境、心理等最好的体现。
5.2作家的现实体验
张贤亮的前半生就经历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因为出生于一个旧官僚大资本家庭；他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被捕，后自杀。张贤亮因父亲问题被学校开除，年纪轻轻就只能携着母亲、妹妹赴宁夏支援大西北。就在20岁的时候，因发表长诗《大风歌》被打成“右派”。张贤亮一生经历了两次被劳教，一次管制，一次群专，一次关监，蒙受了长达23年的不白之冤和迫害，直到43岁时才得以彻底平反昭雪。
在他接受劳改的数十年中，生活简单、周而复始。所以在《满纸荒唐言》中，就是这样形容的劳改生活：“十几年间，我生活在一个山坡下的小小的生产连队，几乎与人类文明绝缘，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两个饱一个倒。”[9]以及作者从自白中，透露出自己直到39岁了还“纯洁得和天使一样”。这都说明了作家在劳改时，经历的生存苦难和性压抑等等苦难。
5.3环境对体验的影响
张贤亮的小说中对于生存艰难都是有所描写。在劳改期间，因为粮食的稀缺，所以为了饱腹，在挖草的过程中，偷吃草，而这种吃草被称作“吃青”。要是偷吃到了草，就如同一则笑话中提到的，穷人为了装成很富有的样子，所以每次吃完饭，都用肉皮擦嘴再出门，以此显示自己顿顿有肉吃，生活的很富裕。这里的吃到的草就是肉。
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大清早值日的时候，我发现了两辆围着芦苇芭子的大车，想着农场的大车一定装的是农产品白菜萝卜等等，所以抓住一个就往外拽，结果，拉出来的一只是和我胳膊一样的胳膊。因为整个大车都是重叠着的死人。
在《绿化树》中，章永璘在马缨花的屋子里，重隔四年之后，再一次吃到了一个白面做的面食也让其热泪盈眶。仅仅就是一个白面馍馍，但是对于长期吃不饱饭，没有什么粮食可以吃的的我来说，就是如同吃到大鱼大肉一般，极其美味可口，这种身体精神上感到的失而復得的满足，使得作家流下了眼泪。这种种的描写都说明了当时生存环境的恶劣，真的是史无前例的。
当然除了生存环境的恶劣与痛苦，还有就是生存环境的特殊性导致的人对性地压抑。上面提到了张贤亮自白中自己30多岁依旧纯洁，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因为劳改，“我”其实就是张贤亮的缩影，三十一岁了，还未和女人的肉体有过实实在在的接触。羡慕有着早婚习惯的农民，因为他们至少能够重温和异性接触的过程。没有跟异性有过实在的接触，所以对于异性只能靠想象，将异性想象为动物、画作、物体，这些却都不是真实的异性的形象。后来不小心偷看到了异性的躯体，届时道德伦理观念全都抛诸脑后，剩下的只有那“美丽的、诱人的、丰腴滚圆的身体”[10]，即最原始的性的激发。在长期性压抑的情况下，只有肉体吸引着自己。
因为当时的政治情况，导致作家去到西北地区劳改，又因为西北地区独特的环境，以及作家自身苦难体验中身心受到的压抑，作家进行了对亲历过的历史的反思，创作出了具有政治性、地域性、体验性特点的作品。而这种创作的形成也正是在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影响下形成的，即西部流寓小说的形成是史证、心证、物证的融通下形成的。
注释：
[1]李兴阳.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103.
[2]朱地.一九五七年的中国[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75.
[3]张贤亮.我的菩提树[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5.
[4]张贤亮.我的菩提树[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11.
[5]张贤亮.我的菩提树[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230.
[6]张贤亮.我的菩提树[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230.
[7]张贤亮.绿化树[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15.
[8]（日）厨川白村著；鲁迅译.苦闷的象征[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32.
[9]张贤亮.张贤亮选集（一）[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189.
[10]张贤亮.张贤亮选集（三）[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441.
参考文献：
[1]李兴阳.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
[2]朱地.一九五七年的中国.[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3]张贤亮.我的菩提树.[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
[4]张贤亮.绿化树[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5]张贤亮.张贤亮选集（三）[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6]（日）厨川白村著；鲁迅译.苦闷的象征[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7]张贤亮.张贤亮选集（一）[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8]张贤亮.张贤亮选集（四）[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