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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东坡词旷,稼轩词豪。” 确为一剑封喉式的评论。苏、辛的词风都以境界阔达、情感豪爽而著称,不同的是苏轼旷达洒脱,常以旷达的胸襟和超迈的思想来体验人生,常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式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近于禅悟;而辛弃疾豪气干云,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的表现出英雄豪杰壮志不遂的悲凉,风格沉郁、顿挫。
一、主观思想的差异
思想上的差异使二者的词在气势与锋芒上有所不同。苏东坡既有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也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很深。新党当政时,他不苟从新党;旧党当政时,他也不苟从于旧党。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政治迫害,只要是回到朝廷上来,他仍然坚持政治上的理想,不盲从那当权的一派。所以,他平生才遭遇到那么多的贬逐,而他的意志理想一直不曾改变。面对客观上的不得意,他还能不迂腐消极,能有积极的生活志趣,有持守的一种修养,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这两种思想在他的身上有机统一,表现在他的词中,儒家入世的思想是他豪放的主干力量,而道家的思想则有开阔意境(出世)的一面,但也从一定程度上给他的豪放蒙上了一层轻纱,削减了苏词的锋芒,使他的词在博大的气势中,飘荡着一种淡淡感伤的情调,而最终却归于深沉的平静。如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大江东去”的气势下,最后却只得出个“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忧伤结局,使词的锋芒大减。所谓“浮生暂寄梦中梦,世事如闻风里风”,人生如梦,化真实为虚幻而自我解脱这正是道家的一个重要的处世观点。
而辛弃疾自始至终都是积极用世的,都想建功立业、收复失土。与苏词“大江东去”相比,开头有相同气势的“千古江山”(《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结尾则是“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豪气。同处失志之时,东坡抒发的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的淡淡忧愁,而辛却是“把吴鉤看了,栏杆拍遍”的急切心情和激进情怀。章培明的《中国文学史》认为:“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时空观来体现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的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
二、人生经历的差异
人生经历的不同,使身为文臣、武将的苏、辛词风也有所不同。苏东坡是一个生活在较安定时期的典型文人,而辛弃疾则是生活在社会急剧动荡时期,且多次亲自领兵杀敌的豪放而又不乏文人气质的武将。
王兆鹏的《唐宋词史论》比较了词世界里学士苏东坡与壮士辛稼轩这两个形象的区别:指出苏轼追求的是诗书事业,是文人政治上的功名;而辛弃疾追求的则是弓刀事业,是将军事业上的功勋。“豪”对于文人与武将有着不同的含义,就像李白,他也豪放,甚至有点“狂”。但更确切地讲,这种“豪”是指的一种“潇洒”、“飘逸”、“脱俗”的风格。对于武将而言“豪”则是“奇雄”、“伟岸”、“威猛”。如高造、岑参、贺铸等。 所以,对于苏、辛同为豪放派词人,苏是文人之豪,而辛属武将之豪。文人之豪,虽意境也阔大,但对大场面气势的描写终有隔靴搔痒之感。如苏东坡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开头写“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还是很有股子“豪气”,但中间却有“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担心不被朝廷信任的顾虑,使词的气势大减。结尾虽为“西北望,射天狼”,但终由于词中气势受挫,这一结尾给人的仅是一种说说而已的空的感觉。而武将写豪,则淋漓痛快,雄奇威猛。如辛弃疾《破陈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行文一泻千里,是对战场亲身体会的特殊感受的抒写。结尾虽是一句“可怜白发生”,但也丝毫未减全词的豪气,反而体现了武将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和直言不讳的豪爽性格。
三、词发展规律的差异
鲁迅说过,所有好诗在唐代都已经写尽了。主观上,宋代文人面对唐诗的高峰,必然有一种“唐人情结”,而决定另劈新境,施展才华。加之从晚唐发展起来的词具有“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词之言长”的客观优势,许多文人就选择了词这种文学形式施展才志,使得词在宋代逐步壮大,蔚为大观。词最先只是诗人文士写给歌女去歌唱的歌词,并没有想把自己的思想怀抱、理想意志都写到词里去。所以在词发展之初,诗是主体、正宗,是言志的载体,词只是遣兴的工具,只是抒情的载体。
正如各种文学体裁的发展一样,词的发展也有一个意境不断扩大的过程。到苏东坡手中则首先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扩大了词的意境,把豪放的气息带入词中,但他的词毕竟是豪放词的开始,加之苏东坡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如散文、书法等,正如他自己所说“以余力为词”。所以客观上,他的“豪气”是带着“手铐”抒发的。而到了辛弃疾的时代,豪放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慢慢为社会所接受。加之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社会矛盾的时候,一切文学样式都可能被用来作为抒发爱国豪情、打击敌人的工具。所以辛弃疾能放开手脚抒发豪情,也比苏词痛快些。
冯沅君在《中国文学史二十讲》指出:“宋词在苏轼手里发生了新变化,苏词派到辛弃疾手里又发生个变化。苏轼的词还只是诗而已,辛弃疾则几乎将词同散文打成一片,变清旷为豪情与悲愤,是辛弃疾与辛派词人的特殊作风。他是苏派的继承者,同时又是苏派的改革者。”可见“辛是宋代词坛上的飞将和最高成就者”这样的评价是不为过的。
(作者单位:湖南省澧县八中)
一、主观思想的差异
思想上的差异使二者的词在气势与锋芒上有所不同。苏东坡既有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也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很深。新党当政时,他不苟从新党;旧党当政时,他也不苟从于旧党。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政治迫害,只要是回到朝廷上来,他仍然坚持政治上的理想,不盲从那当权的一派。所以,他平生才遭遇到那么多的贬逐,而他的意志理想一直不曾改变。面对客观上的不得意,他还能不迂腐消极,能有积极的生活志趣,有持守的一种修养,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这两种思想在他的身上有机统一,表现在他的词中,儒家入世的思想是他豪放的主干力量,而道家的思想则有开阔意境(出世)的一面,但也从一定程度上给他的豪放蒙上了一层轻纱,削减了苏词的锋芒,使他的词在博大的气势中,飘荡着一种淡淡感伤的情调,而最终却归于深沉的平静。如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大江东去”的气势下,最后却只得出个“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忧伤结局,使词的锋芒大减。所谓“浮生暂寄梦中梦,世事如闻风里风”,人生如梦,化真实为虚幻而自我解脱这正是道家的一个重要的处世观点。
而辛弃疾自始至终都是积极用世的,都想建功立业、收复失土。与苏词“大江东去”相比,开头有相同气势的“千古江山”(《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结尾则是“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豪气。同处失志之时,东坡抒发的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的淡淡忧愁,而辛却是“把吴鉤看了,栏杆拍遍”的急切心情和激进情怀。章培明的《中国文学史》认为:“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时空观来体现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的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
二、人生经历的差异
人生经历的不同,使身为文臣、武将的苏、辛词风也有所不同。苏东坡是一个生活在较安定时期的典型文人,而辛弃疾则是生活在社会急剧动荡时期,且多次亲自领兵杀敌的豪放而又不乏文人气质的武将。
王兆鹏的《唐宋词史论》比较了词世界里学士苏东坡与壮士辛稼轩这两个形象的区别:指出苏轼追求的是诗书事业,是文人政治上的功名;而辛弃疾追求的则是弓刀事业,是将军事业上的功勋。“豪”对于文人与武将有着不同的含义,就像李白,他也豪放,甚至有点“狂”。但更确切地讲,这种“豪”是指的一种“潇洒”、“飘逸”、“脱俗”的风格。对于武将而言“豪”则是“奇雄”、“伟岸”、“威猛”。如高造、岑参、贺铸等。 所以,对于苏、辛同为豪放派词人,苏是文人之豪,而辛属武将之豪。文人之豪,虽意境也阔大,但对大场面气势的描写终有隔靴搔痒之感。如苏东坡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开头写“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还是很有股子“豪气”,但中间却有“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担心不被朝廷信任的顾虑,使词的气势大减。结尾虽为“西北望,射天狼”,但终由于词中气势受挫,这一结尾给人的仅是一种说说而已的空的感觉。而武将写豪,则淋漓痛快,雄奇威猛。如辛弃疾《破陈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行文一泻千里,是对战场亲身体会的特殊感受的抒写。结尾虽是一句“可怜白发生”,但也丝毫未减全词的豪气,反而体现了武将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和直言不讳的豪爽性格。
三、词发展规律的差异
鲁迅说过,所有好诗在唐代都已经写尽了。主观上,宋代文人面对唐诗的高峰,必然有一种“唐人情结”,而决定另劈新境,施展才华。加之从晚唐发展起来的词具有“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词之言长”的客观优势,许多文人就选择了词这种文学形式施展才志,使得词在宋代逐步壮大,蔚为大观。词最先只是诗人文士写给歌女去歌唱的歌词,并没有想把自己的思想怀抱、理想意志都写到词里去。所以在词发展之初,诗是主体、正宗,是言志的载体,词只是遣兴的工具,只是抒情的载体。
正如各种文学体裁的发展一样,词的发展也有一个意境不断扩大的过程。到苏东坡手中则首先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扩大了词的意境,把豪放的气息带入词中,但他的词毕竟是豪放词的开始,加之苏东坡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如散文、书法等,正如他自己所说“以余力为词”。所以客观上,他的“豪气”是带着“手铐”抒发的。而到了辛弃疾的时代,豪放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慢慢为社会所接受。加之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社会矛盾的时候,一切文学样式都可能被用来作为抒发爱国豪情、打击敌人的工具。所以辛弃疾能放开手脚抒发豪情,也比苏词痛快些。
冯沅君在《中国文学史二十讲》指出:“宋词在苏轼手里发生了新变化,苏词派到辛弃疾手里又发生个变化。苏轼的词还只是诗而已,辛弃疾则几乎将词同散文打成一片,变清旷为豪情与悲愤,是辛弃疾与辛派词人的特殊作风。他是苏派的继承者,同时又是苏派的改革者。”可见“辛是宋代词坛上的飞将和最高成就者”这样的评价是不为过的。
(作者单位:湖南省澧县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