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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华人自己编写的历史文献，极为罕见。早期华人识字率不高，而且多为下南洋经商，商人重利轻文，少有文字留存。近现代以来，傅吾康、陈育崧、苏尔梦、丁荷生等学者发掘了一大批华人碑铭资料，并结集出版，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纪，少有十六至十七世纪的留存，而且碑铭的叙事模式，基本是歌功颂德为主。早期华人自己的记录，还有另一种文类，就是华人知识分子创作的赋体诗文，不过这类文体含有太多抒情夸张成分，干货不多。从这个角度看，印尼华人历史文献《开吧历代史纪》（下文简称《开吧》）显得极为珍贵，这一编年体史纪由早期华人自己编撰，记载从一六一0至一七九五年间华人在巴达维亚（华人称为吧城，现为雅加达）的开拓足印。英文译注本The Chinese Annals of Batavia，the Kai Ba Lidai Shiji and OtherStories新近由具有悠久历史的荷兰莱顿Brill出版社出版，荷兰莱顿大学包乐史和厦门大学聂德宁合作译注。既然是译注本，除了翻译部分，注释就占有很大比重。两位教授多年研究成果和观点渗透其中，可以说，每个注释都是一个发现。所以，对东南亚历史和华人华侨史有兴趣的读者，读到译注本无疑会有许多惊喜，同时，如果把英译本与《开吧》正本一起研读，收获更大，可以深入认识早期华人在东南亚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肌理。
这个英译注本源于四十多年前的一次偶然会面。包乐史回忆起这次奇遇，还相当兴奋。他当时在日本京都大学修学，学期结束准备回荷兰，途经新加坡。他跟随一位研究文学的学友拜访南洋史地专家许云樵先生。这位学友想了解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在南洋如何遇害以及遇害地点，当许先生得知当时的小包研究华侨史，便请他多坐一会儿，自己起身从房内搜出《南洋学报》（一九五三年第九卷第一辑），那里面刊有他校注的《开吧》全文。许先生自己一直想翻译成英文，可惜文本中混杂多种语言，特别是荷兰文，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许先生说，有可能的话，一定要翻译成英文版，才能发挥《开吧》的史料价值。
后来，包乐史和他的老师发现了吧城另一重要史料——公馆档案，他与厦门大学一批研究者花了很长时间校注《公案簿》（至今出版到十五辑），《开吧》英译本擱浅了。直到二0一二年十二月，包乐史再次应邀到京都大学访学半年，他请聂德宁一起到京都着手译注工作。之后他每年到厦大两次，专题商讨《开吧》译注出现的一个个难题。二0一六年暮冬，我到阿姆斯特丹拜访包教授时，看到书桌上摆放着一堆校注资料，他感叹这个项目比预期复杂得多，好几次想放弃。二0一八年三月他又到厦门做最后修订，我们见面时，他长长舒了一口气：总算解决了积郁多年的心头重负，实现了许云樵等老一代学者的愿望。
《开吧》手抄本流传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作者佚名，译注者推断写作者可能是吧城公馆（一七四二年开始荷兰殖民者委任华人的自治机构）的秘书，大概成稿于一七九三年，因为只有秘书才能掌握一般人看不到的资料。而且，从书写的特点来看，后三十年记载比较详细，也较少差错，似乎是作者亲眼所见，并有意收集相关资料。作者的身份能否再缩小范围呢，这一点相当困难，毕竟资料实在不多，我看译注者一直在寻找蛛丝马迹，他们还找出莱顿大学亚洲图书馆收藏的一块牌匾，记载从第一任甲必丹（华人首领，也称甲大）苏鸣岗到黄绵光的简要事迹，而一七四。年红溪惨案仅一笔带过。译注者推断，作者应该是以此为框架展开《开吧》的记载。所以，作者有可能是作为秘书的吴缵绶。当然，这不是结论，毕竟没有足够的依据。
不过，从《开吧》叙事的特点来说，秘书所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作者时时兼顾吧城的两个主流群体，即荷殖当局和华人领导阶层。作者以“祖家”称荷兰王国，表现尊崇之意，而对最近几任甲大的善举流露出溢美之辞，行文时刻处于克制和权衡之中。特别是关于红溪惨案的评述，比任何华人自己的记载都详细很多，但是对荷兰殖民者不择手段的残暴行径，有批评也有保留。从这样的叙述语态看，作者应该是隶属于公馆的公职人员。
作者是谁？可能永远是一个悬案。但是，把目标锁定在公馆秘书，一个或几个受过中华传统文化浸染的华人知识分子，就是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切人口，我们至少可以由此推出《开吧》的阅读对象及其传播路径。《开吧》就像现在地方政府编修的“地方志”，往高处想，是可以作为“资治通鉴”看待的，也供知识分子研究参考之用。可想而知，读者主要是公馆里的行政人员和极少数的华人知识分子。所以，研究者发现的最早几个版本，并不是印刷本，而是手抄本。据译注者介绍，在《开吧》成书后的半个世纪，至今发现五种抄本。根据许云樵先生《开吧历代史纪》“弁盲”所言，《开吧》手抄本有四种，但实际上应该有五个抄本，因为当时许云樵先生没有提到康奈尔大学藏本《开咬咾吧历代史全录》。
那么，两位译注者选用哪个手抄本为底本呢？许云樵校注采用的是莱顿大学收藏的手抄本《开吧历代史纪》，这是当时发现的最好抄本了。而康奈尔大学抄本《开咬咾吧历代史全录》应该是至今发现最早的抄本，数字记录使用的是苏州码，也叫番仔码，这是中国早期民间“商业数字”。从时间上判断，康奈尔大学抄本早于莱顿大学抄本，更少有后来手抄者的修改痕迹，两位译注者选用的就是康奈尔大学抄本作为底本。
《开吧》按编年体方式展开叙述，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以编年史为基本体式，作者离不开对重大事件的关注，比如，历届总督和甲必丹的委任与继任。值得一提的是，《开吧》虽然作为地方资政文献，却不会像地方志那样，板着一张面孔，它不按财政、水利、造船、风俗……分门别类。孔子提倡写史要有“春秋笔法”，在自然叙事中表现出作者的旨趣和态度。《开吧》作者似乎也抓住了这一特点，尽力用简要笔墨，表现出人物的喜怒哀乐。人物描写没有模式化和脸谱化，形象比一般的编年史更生动、丰满。所以，《开吧》里描写的苏鸣岗、郭郡、颜二观老婆、抬棺人等，都让人印象深刻。 明清时期，官府要求福建外出男子必须已婚，因为下南洋至少耗时半年，有的甚至遥遥无期。年轻人出发前不但先要成亲，还尽量让老婆怀上孩子，这样，男人们就多一份对家人和故土的牵挂。对大海另一端的吧城来说，一个只有光棍的世界，是多么可怕！荷兰殖民当局允许并鼓励新客落脚后，与当地番女结合。当然，如果能与先期到达的华裔后代成亲，那是更好的选择，可是机会很少。但不管怎样，他们生下的后代，统称为“土生华人”（Peranakan）。
长途海上航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折磨，特别是对妇女，但是有一个人却愿意接受挑战。《开吧》里面记载了鲜少发生的新奇事件：一六九九年，一位闽南女子，随丈夫乘船到吧城，本来她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没想到却被当成稀世之人。荷兰人还请她到衙门做客，引起众多人围观。不少人前来欣赏唐山女子的缠足，这在吧城是难得一见的。三五个月以后，这位妇女又乘西南季风回闽南了，到岸即被出首，还连累数人被杀，因为十七世纪末的清朝時期，官府不准女人随同男人远洋出行。
漫长的季风季节，使多数华人回不了唐山，吧城生活节奏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些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一六五0年荷兰殖民当局以空地不够用为借口，不准华人死后葬在公司原先墓地。郭训、郭乔等人合议兴建一块华人公墓（义冢），两兄弟出面呼吁唐人捐款，于是开辟东边公墓区，请一名“土公”专门管理。此举“堪称致治邦家，恩及孤魂”（荷兰资料解释，系因旧墓地用完，只好另找一块）。我们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到，当时华人居留吧城日益增多，如何妥善解决生死问题，成为华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六九0年按郭郡倡议，在吧城成立美色甘（Meisegan），即孤儿和医疗等救济机构，此举荷兰人在二十年前已经在本土实施。郭郡意见受到当局的肯定。救济机构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吧城华人一些后顾之忧，随之，也带来一些新的麻烦。有一名叫邱祖观的武直迷，一七。五年他要求所有华人的奴婢死后，交缴一定费用方可出葬，如果私自下葬被查，罚款二十五文。一七二一年他死后，“丧脚”不给他抬棺材，好说歹说抬走了，半路想不通，又把棺材扔在路边。后来，甲大出面恳求，也白费功夫，只好请当地番人过来帮忙，才送他最后一程。
《开吧》不时向我们展现了朴实的生活细节，这样的记录，让我们可以探寻早期华人日常生活的足迹。在热带地区，华人一般不穿鞋袜。可是，一六六。年十二月底公堂竞税时，要求衣冠端正，有一个叫王旺的富人偏偏不理这一套，他赤脚直闯公堂，也许是实力不凡，居然没人阻挠他，而他还竞得照身票。
随着华人在吧城人口的增多，中医在吧城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一位中医受到洋人很高的礼遇。一六八一年荷兰总督回荷兰，点名吧城著名中医周美爹同船，当他的贴身医生。到荷兰后，他为周美爹安排了一个独立居所，不但衣食无忧，还有专人伺候。第二年周美爹随船回吧城。之后，吧城引进的新客目录，总少不了中医师一项。
或许是作者的朴实，《开吧》不掩饰在吧华人对人物的真实看法。《开吧》对首任甲大苏鸣岗大加赞赏，而对第二任甲大，却一句也不愿提及。史学家总是善于发现人物之间的缝隙，译注者在导论中这样分析，原来第二任甲大是林六哥，只是他的身份为穆斯林，书写者有意回避，不让其载入史册。另外，作者还记录了一个有趣的番妇，甲大颜二观老婆为“猫厘之妇”，颜二观因病突然辞世，老婆继承职位（一六四八），她行事有点像武则天和吕太后，“如男人行仪，公庭断事，亦颇明快”。但是，作者笔锋一转，又抨击“女子焉能称甲”，“每逢经期到时，即推病不出”，“妇人为理国政，阴阳反悖，邦之将丧”。竟然将女性的生理期都拿来说事，而且与“国政”放在一起理论。
我的阅读和思考路径，明显受到布罗代尔“长时段”史观的影响，试图撇开历史中的政治事件、英雄人物，关注历史上缓慢变化的事物和人物，比如港口、运输、气候及其与行动者的关系，这种结构在一两代人的生存过程中可能是看不到的，它是缓慢发展的，甚至可以理解为接近静止地运动。作为地理因素的季风，就是这样在二三百年问影响着华人的生活和交流。当然，关注了“长时段”的同时，布罗代尔把视点瞄向“日常生活的结构”，即人们的衣食住行，这是历史本身的基座。带着这样的视角，关注华人的柴米油盐，以及沿街店铺、赌场、秤屋、磨面店等，而不只是干巴巴的制度分析，是不是让我们更能触摸到早期华人在吧城独特的生活面相及其背后的社会脉动呢？
带着这样的视角，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问：蒸汽船从欧洲开到东南亚，机械力取代了风力，华人的日常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华人原先按二十四节气生活，当他们到达东南亚，如何适应和调整新的节奏？还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大航海时代的人们到达亚洲时，如何应对时间的问题？如此多有趣的问题待我们去发掘和探索。而《开吧》及《兰芳公司历代年册》这类罕见的华人自己编撰的历史文献，正好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资料，反之，思考这样的问题，也有助于发掘这些珍贵历史文献被遮蔽的意义。
（《开吧历代史纪》许云樵校注本，载于《南洋学报》第九卷第一辑，新加坡，一九五三年；The Chinese Annals of Batavia，the Kai Ba Lidai Shiji and Other Stories，Translated，edited，and annotated by Leonard Bluss e（包乐史）Nie Deniug（聂德宁），Brill，Leidon，2018）
一个意外的收获
这个英译注本源于四十多年前的一次偶然会面。包乐史回忆起这次奇遇，还相当兴奋。他当时在日本京都大学修学，学期结束准备回荷兰，途经新加坡。他跟随一位研究文学的学友拜访南洋史地专家许云樵先生。这位学友想了解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在南洋如何遇害以及遇害地点，当许先生得知当时的小包研究华侨史，便请他多坐一会儿，自己起身从房内搜出《南洋学报》（一九五三年第九卷第一辑），那里面刊有他校注的《开吧》全文。许先生自己一直想翻译成英文，可惜文本中混杂多种语言，特别是荷兰文，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许先生说，有可能的话，一定要翻译成英文版，才能发挥《开吧》的史料价值。
后来，包乐史和他的老师发现了吧城另一重要史料——公馆档案，他与厦门大学一批研究者花了很长时间校注《公案簿》（至今出版到十五辑），《开吧》英译本擱浅了。直到二0一二年十二月，包乐史再次应邀到京都大学访学半年，他请聂德宁一起到京都着手译注工作。之后他每年到厦大两次，专题商讨《开吧》译注出现的一个个难题。二0一六年暮冬，我到阿姆斯特丹拜访包教授时，看到书桌上摆放着一堆校注资料，他感叹这个项目比预期复杂得多，好几次想放弃。二0一八年三月他又到厦门做最后修订，我们见面时，他长长舒了一口气：总算解决了积郁多年的心头重负，实现了许云樵等老一代学者的愿望。
作者是谁？为谁而作？
《开吧》手抄本流传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作者佚名，译注者推断写作者可能是吧城公馆（一七四二年开始荷兰殖民者委任华人的自治机构）的秘书，大概成稿于一七九三年，因为只有秘书才能掌握一般人看不到的资料。而且，从书写的特点来看，后三十年记载比较详细，也较少差错，似乎是作者亲眼所见，并有意收集相关资料。作者的身份能否再缩小范围呢，这一点相当困难，毕竟资料实在不多，我看译注者一直在寻找蛛丝马迹，他们还找出莱顿大学亚洲图书馆收藏的一块牌匾，记载从第一任甲必丹（华人首领，也称甲大）苏鸣岗到黄绵光的简要事迹，而一七四。年红溪惨案仅一笔带过。译注者推断，作者应该是以此为框架展开《开吧》的记载。所以，作者有可能是作为秘书的吴缵绶。当然，这不是结论，毕竟没有足够的依据。
不过，从《开吧》叙事的特点来说，秘书所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作者时时兼顾吧城的两个主流群体，即荷殖当局和华人领导阶层。作者以“祖家”称荷兰王国，表现尊崇之意，而对最近几任甲大的善举流露出溢美之辞，行文时刻处于克制和权衡之中。特别是关于红溪惨案的评述，比任何华人自己的记载都详细很多，但是对荷兰殖民者不择手段的残暴行径，有批评也有保留。从这样的叙述语态看，作者应该是隶属于公馆的公职人员。
作者是谁？可能永远是一个悬案。但是，把目标锁定在公馆秘书，一个或几个受过中华传统文化浸染的华人知识分子，就是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切人口，我们至少可以由此推出《开吧》的阅读对象及其传播路径。《开吧》就像现在地方政府编修的“地方志”，往高处想，是可以作为“资治通鉴”看待的，也供知识分子研究参考之用。可想而知，读者主要是公馆里的行政人员和极少数的华人知识分子。所以，研究者发现的最早几个版本，并不是印刷本，而是手抄本。据译注者介绍，在《开吧》成书后的半个世纪，至今发现五种抄本。根据许云樵先生《开吧历代史纪》“弁盲”所言，《开吧》手抄本有四种，但实际上应该有五个抄本，因为当时许云樵先生没有提到康奈尔大学藏本《开咬咾吧历代史全录》。
那么，两位译注者选用哪个手抄本为底本呢？许云樵校注采用的是莱顿大学收藏的手抄本《开吧历代史纪》，这是当时发现的最好抄本了。而康奈尔大学抄本《开咬咾吧历代史全录》应该是至今发现最早的抄本，数字记录使用的是苏州码，也叫番仔码，这是中国早期民间“商业数字”。从时间上判断，康奈尔大学抄本早于莱顿大学抄本，更少有后来手抄者的修改痕迹，两位译注者选用的就是康奈尔大学抄本作为底本。
秉笔直书的编年体
《开吧》按编年体方式展开叙述，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以编年史为基本体式，作者离不开对重大事件的关注，比如，历届总督和甲必丹的委任与继任。值得一提的是，《开吧》虽然作为地方资政文献，却不会像地方志那样，板着一张面孔，它不按财政、水利、造船、风俗……分门别类。孔子提倡写史要有“春秋笔法”，在自然叙事中表现出作者的旨趣和态度。《开吧》作者似乎也抓住了这一特点，尽力用简要笔墨，表现出人物的喜怒哀乐。人物描写没有模式化和脸谱化，形象比一般的编年史更生动、丰满。所以，《开吧》里描写的苏鸣岗、郭郡、颜二观老婆、抬棺人等，都让人印象深刻。 明清时期，官府要求福建外出男子必须已婚，因为下南洋至少耗时半年，有的甚至遥遥无期。年轻人出发前不但先要成亲，还尽量让老婆怀上孩子，这样，男人们就多一份对家人和故土的牵挂。对大海另一端的吧城来说，一个只有光棍的世界，是多么可怕！荷兰殖民当局允许并鼓励新客落脚后，与当地番女结合。当然，如果能与先期到达的华裔后代成亲，那是更好的选择，可是机会很少。但不管怎样，他们生下的后代，统称为“土生华人”（Peranakan）。
长途海上航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折磨，特别是对妇女，但是有一个人却愿意接受挑战。《开吧》里面记载了鲜少发生的新奇事件：一六九九年，一位闽南女子，随丈夫乘船到吧城，本来她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没想到却被当成稀世之人。荷兰人还请她到衙门做客，引起众多人围观。不少人前来欣赏唐山女子的缠足，这在吧城是难得一见的。三五个月以后，这位妇女又乘西南季风回闽南了，到岸即被出首，还连累数人被杀，因为十七世纪末的清朝時期，官府不准女人随同男人远洋出行。
漫长的季风季节，使多数华人回不了唐山，吧城生活节奏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些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一六五0年荷兰殖民当局以空地不够用为借口，不准华人死后葬在公司原先墓地。郭训、郭乔等人合议兴建一块华人公墓（义冢），两兄弟出面呼吁唐人捐款，于是开辟东边公墓区，请一名“土公”专门管理。此举“堪称致治邦家，恩及孤魂”（荷兰资料解释，系因旧墓地用完，只好另找一块）。我们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到，当时华人居留吧城日益增多，如何妥善解决生死问题，成为华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六九0年按郭郡倡议，在吧城成立美色甘（Meisegan），即孤儿和医疗等救济机构，此举荷兰人在二十年前已经在本土实施。郭郡意见受到当局的肯定。救济机构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吧城华人一些后顾之忧，随之，也带来一些新的麻烦。有一名叫邱祖观的武直迷，一七。五年他要求所有华人的奴婢死后，交缴一定费用方可出葬，如果私自下葬被查，罚款二十五文。一七二一年他死后，“丧脚”不给他抬棺材，好说歹说抬走了，半路想不通，又把棺材扔在路边。后来，甲大出面恳求，也白费功夫，只好请当地番人过来帮忙，才送他最后一程。
《开吧》不时向我们展现了朴实的生活细节，这样的记录，让我们可以探寻早期华人日常生活的足迹。在热带地区，华人一般不穿鞋袜。可是，一六六。年十二月底公堂竞税时，要求衣冠端正，有一个叫王旺的富人偏偏不理这一套，他赤脚直闯公堂，也许是实力不凡，居然没人阻挠他，而他还竞得照身票。
随着华人在吧城人口的增多，中医在吧城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一位中医受到洋人很高的礼遇。一六八一年荷兰总督回荷兰，点名吧城著名中医周美爹同船，当他的贴身医生。到荷兰后，他为周美爹安排了一个独立居所，不但衣食无忧，还有专人伺候。第二年周美爹随船回吧城。之后，吧城引进的新客目录，总少不了中医师一项。
或许是作者的朴实，《开吧》不掩饰在吧华人对人物的真实看法。《开吧》对首任甲大苏鸣岗大加赞赏，而对第二任甲大，却一句也不愿提及。史学家总是善于发现人物之间的缝隙，译注者在导论中这样分析，原来第二任甲大是林六哥，只是他的身份为穆斯林，书写者有意回避，不让其载入史册。另外，作者还记录了一个有趣的番妇，甲大颜二观老婆为“猫厘之妇”，颜二观因病突然辞世，老婆继承职位（一六四八），她行事有点像武则天和吕太后，“如男人行仪，公庭断事，亦颇明快”。但是，作者笔锋一转，又抨击“女子焉能称甲”，“每逢经期到时，即推病不出”，“妇人为理国政，阴阳反悖，邦之将丧”。竟然将女性的生理期都拿来说事，而且与“国政”放在一起理论。
我的阅读和思考路径，明显受到布罗代尔“长时段”史观的影响，试图撇开历史中的政治事件、英雄人物，关注历史上缓慢变化的事物和人物，比如港口、运输、气候及其与行动者的关系，这种结构在一两代人的生存过程中可能是看不到的，它是缓慢发展的，甚至可以理解为接近静止地运动。作为地理因素的季风，就是这样在二三百年问影响着华人的生活和交流。当然，关注了“长时段”的同时，布罗代尔把视点瞄向“日常生活的结构”，即人们的衣食住行，这是历史本身的基座。带着这样的视角，关注华人的柴米油盐，以及沿街店铺、赌场、秤屋、磨面店等，而不只是干巴巴的制度分析，是不是让我们更能触摸到早期华人在吧城独特的生活面相及其背后的社会脉动呢？
带着这样的视角，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问：蒸汽船从欧洲开到东南亚，机械力取代了风力，华人的日常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华人原先按二十四节气生活，当他们到达东南亚，如何适应和调整新的节奏？还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大航海时代的人们到达亚洲时，如何应对时间的问题？如此多有趣的问题待我们去发掘和探索。而《开吧》及《兰芳公司历代年册》这类罕见的华人自己编撰的历史文献，正好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资料，反之，思考这样的问题，也有助于发掘这些珍贵历史文献被遮蔽的意义。
（《开吧历代史纪》许云樵校注本，载于《南洋学报》第九卷第一辑，新加坡，一九五三年；The Chinese Annals of Batavia，the Kai Ba Lidai Shiji and Other Stories，Translated，edited，and annotated by Leonard Bluss e（包乐史）Nie Deniug（聂德宁），Brill，Leidon，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