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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白色情人节”“七夕”“光棍节”……近年来，每当这些中西混搭却难免语焉不详的日子来到时，各类商家与主流大小媒体便会很早地开始相互配合，积极筹划推出各种“表白攻略”“恋爱攻略”“浪漫行动计划”，为每一次机不可失的消费仪式铺垫造势，笑脸迎接好各位你情我愿的信男善女相继到来，默契共度每一个“终于等到你”的幸福时刻。可以看到，一方面，电视媒体上人们通过相亲节目、婚恋情感类节目或爱情肥皂剧等不断地观看消遣着这个时代有关情爱的喜怒哀乐；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也有不少年轻人出现了因“爱”而生的个体焦虑和迷茫。为了化解一己之迷茫，告别“剩男剩女”“单身狗”“剩斗士”似的戏谑身份，就必须积极行动走向“脱单”，但是面对如何“脱单”的问题时，往往又只能去借助平时大众传媒所提供的那些既往感受和方法，自然而然地转向对各种“婚恋攻略”的主动求取和接受的过程。
所谓“爱的攻略”———礼物攻略、美景攻略、美食攻略、脱单攻略等，均可在各商家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最终以珍馐美食、佳地美景、鲜花美酒、良辰美人等服务的形式，呈现在作为“消费者”的男女面前。然而，此类脱单行动的流行，其实仅仅是城市未婚男女们在商业和服务业的介入下参与到恋爱或结婚行动中去的一个侧面，只要我们细心留意一下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一直持续上升的晚婚率、不婚率、离婚率[1]，尤其关注一下农村的婚育嫁娶状况[2]，就不难发现，其实许多看似热闹实质却止步于消费目的的恋爱活动与现实中实际存在的结婚难现象之间，并没有构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后者的低潮状况相反只衬托出前者的高涨繁荣中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当然，在一个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生活都早已被席卷入全球化浪潮的时代里，结婚难的现象也绝非中国特色。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婚活”时代》（Discover21出版社，白河桃子共著），就是针对当代日本社会未婚率不断上升、少子化问题日益深化、未婚适龄（甚至超龄）青年结婚行动和意识消极的社会状况，而特意撰写的一部研究著作。“婚活”（结婚活动）一词出现后，便立即激起日本社会的广泛讨论和关注，仅时隔一年之后，《“婚活”时代》的中译版也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呼应着中国近年来的相亲热、结婚难、“剩女剩男”现象，再加上几部以“婚活”为主题的热播日剧的影响，“婚活”一词很快刷新了中国的语词库，引起了大众和相关研究者们对“婚活”问题的诸多关心。2015年11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又出版了山田教授编著的另一部著作———《“婚活”现象的社会学：日本的择偶现状》，其中几位研究者就日本的择偶问题分别从不同面相上展开论述，及时生动地为我们进一步揭示出当今日本社会的“婚活”状况。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些状况，究竟为何会出现这些状况，是本文主要思考并力争求解的问题。同时，相信这个探析的过程，也可以映射出今日中国年轻人正面临的一些相似甚至共通的问题，希望更多人能够超越现象的流行，回到连续的、历史的因果认识的视角上，重新获得思考自身境遇之所以然的主动性契机。
一、“婚活”的含义与命名者的初衷
日语“婚活”，即结婚活动的略语，根据山田教授的定义，可将其视为“以结婚为目的进行各种积极活动的意识或行为的称谓”。这个词首次在日本媒体出现，是在2007年11月5日发行的周刊志AERA上。随后经2008年《“婚活”时代》的出版，这个说法就更加广泛地出现在媒体视野中，形成关注热潮；与此同时，各种“婚活”商业开始相继出现，如“婚活福袋”[3]、棒球场“婚活座位”、高尔夫俱乐部“婚活卷”“婚活咖啡”等；2009年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以“婚活”为主题的随笔漫画、电视剧等[4]；各地方自治体也对此引起重视，推出了诸如“婚活和男女共同参与”“作为少子化对策的婚活”等政策与之呼应。可见，“婚活”这个流行语，已经成为得到广泛认知并得到了具体命名的社会现象。
流行语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对某种既存的社会现象进行确认、表征和定义的过程。“婚活”一词，是山田教授和白河桃子女士基于“虽然社会状况已经改变了，但人们的意识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这一问题而提出的词语。这也是对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男主外、女主内为前提的婚姻观的重新审视。山田教授意识到，对于日本目前过高的未婚率（准确说是无恋爱对象比率、零恋爱经历比率），无论是在社会的普遍认识上、未婚者自身认识上，还是应对少子化的政府和自治体的认识上，人们的认识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所以他想通过“婚活”的提倡，向未婚当事人们展示“如果不积极进行活动是无法结婚的”这一现实[5]。
那么，认识与现实的差距在哪儿呢？首先，与日本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比较关注少子化问题有关，人们一般认为少子的主要原因在于托儿所不足、地方政府对教育机构设置和育儿政策保障的投入不充分等，但实际上少子化的七成原因来自未婚者数的增加———根据日本总务省的“国势调查”显示，25—34岁之间的男性未婚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46.1%（25—29岁）和9.9%（30—34岁），分别上升到了2005年71.4%和47.1%，2010年又升至71.8%和47.3%。同龄层女性的未婚率也从20世纪60年代的21.7%（25—29岁）和9.4%（30—34岁），分别上升至2005年的59.1%和32%，2010年继续升高至60.3%和34.5%。[6]这说明，35岁以下的男性中大约一半、女性中大约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是单身。其次，人们一般认为未婚者增加等于不想结婚者增加，但事实不是不想结婚，而是因没有理想对象而无法结婚，也就是说，是想结而无法结的人增加了。另外，人们一般谈论的是由于想继续工作的女性增加了（不想辞职或结婚生子之后也想继续工作）所以不结婚，但更真实的未婚化原因在于女性寻求的高收入、稳定的男性在日益减少，虽然想结婚，但难以满足高收入的条件宁可放弃结婚。还有未婚者对自身的认识上也存在很大反差，男性坚信即使自己收入低也会有女性愿意与其结婚，而女性则坚信一定能够遇到高收入的男性，殊不知当40%左右的女性（东京地区为例）都在期望理想对象的年薪达到600万日元时，“全国年收入600万日元以上的男性只有3.5%”[7]。 正是基于日本社会上关于“未婚化”现象存在的这种主客观认识的差距问题，山田教授希望通过“婚活”的命名，促进未婚者们认清现实积极行动，帮助未婚女性们放弃寻找高收入的丈夫而做好夫妻共同工作，或是放弃理想婚姻所包含的一些因素而做出符合实际的选择等。
二、“婚活”流行的二次浪潮
当“婚活”一词提出之后，根据研究者开内文乃的考察，在该词扩大影响成为热潮的过程中，其实具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大众接受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婚活”开始变得与本义背道而驰的过程。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婚活”一词在日本媒体提出时，最先产生反应的并不是未婚者或年轻人，而是那些家有结婚适龄期子女的父母。据调查，目前日本约有八成的未婚者与父母同住，父母认为子女不婚是因为“运气不好”，而没有深入考虑到结婚难背后的社会状况。在该词逐渐成为热潮的过程中，父母们也开始对子女所处的情况有所认知，甚至有的父母被警告有对子女“婚活”问题热心过头干涉过度之嫌。
而当未婚者本人逐渐意识到结婚形势的不乐观，并开始参与到结婚活动中去的时候，“婚活”一词却开始变得与本义背道而驰。因为本应根据个人实际状况（甚至是想劝诫大家放下高标准严要求）进行的结婚活动，竟变成了为了与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更加成功的人结婚而进行的活动。记得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高速成长期开始，社会上就流行着女性择偶的“三高”条件：高收入、高学历、高个子。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主流女性的择偶条件变成了“三C”：comfortable（舒适、经济宽裕）、communicative（彼此生活水平和价值观相近，可以相互沟通）、cooperative（合作、家务协助），此时男方学历和身高已不成问题。进入21世纪后，据说女性的择偶条件已变化为“三低”：低风险（有份正当且稳定的工作）、低姿态（放弃大男人主义、女性优先、尊重女性）、低依存（自己的事自己做，不把家事、育儿等事全推给女方）。字面意思上虽变成了“低风险”，但是从前文列举过的数字中不难看出，其实大多数女性还是倾向于选择3.5%的高收入群体，在此意义看来，贯穿日本战后女性的择偶标准中，“高收入”是始终不变的，不仅不变，如今的“高收入”还附加了“安定”的增项，对于“风险”的规避意识增强，而“学历”这个看似贴金的标签却被置之脑后，收入的安泰与否几乎成了主导婚姻价值观的唯一因素。因此，许多媒体中长盛不衰的“婚活”话题，也演变成了如何提高女性魅力、如何吸引心仪对象、如何才能与高收入男性结婚的行动指南或攻略。与此相对，60年代的日本男性普遍接受男主外、女主内是理所应当的家庭分工，但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希望能够保持婚后夫妻都能共同工作的求偶取向。
三、“婚活”的变质及其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婚活”一词超越了命名者的初衷，不断往依然结婚难的方向发展呢？一部分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无视现实状况，特别是女性无视经济衰退，为了追求高收入、高稳定的男性而进行结婚活动的结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尤其是经历泡沫经济的崩溃和1997年的金融危机后，日本企业的非正式雇佣率不断增加，而且，即使是正式员工，也不能确保雇佣继续稳定，收入也不一定按照年功序列制不断增加，即战后经济高速成长期确立起来的企业重要劳动保障体系———“终生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在90年代已然陷入了解体状态。根据日本国立社保、人口问题研究所关于未婚者（18—34岁）从业情况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平均占20%的学生）显示，1982年男性正式职员占63.7%，女性正式职员占66.4%；然而到了2005年男性正式职员占47.9%，女性正式职员占40.8%。这种不稳定率在2008年的雷曼风暴之后又再度加剧，年轻劳动者的收入差距、雇佣差距不断扩大，低收入的未婚男女也在增加，“一亿总中流”的中产意识日渐崩溃，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穷忙族（working poor）”的时代。
但是，真的是因为未婚者们无视现实，所以才会一味地拘泥于对“高收入”“稳定”的理想要求吗？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高收入”观念，虽然被视为一个求偶指标，但却是一个大众皆可以憧憬和有望期待实现的指标。从曾经的高结婚率就可以明白，当时的“高收入”可以对应“大多数人”，成为一个能够满足大多人结婚要求的普适指标。但是如今的“高收入”，却是一个范围被压缩了的指标，它不是普适的，而是小众的、精英的，不再意味着大众的可能性，而是暗示着绝大多数人的不可能性。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已婚女性既可以选择安于家庭，靠丈夫稳定且充足的收入支撑家计，做“贤内助”，也可以如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流行语一样，婚前或婚后积极走向社会参与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做“飞翔的女人”“自立的女人”[8]。然而，如今不安定的就业形势下，优胜劣汰的社会规则只将成功就职的人视为“胜利者”，而就职失败的人则等于“失败者”，年轻人们无论是回归家庭还是身兼数职，都无法轻易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安全感。于是就出现了一种两面性的生活保守主义状态：一方面是大家遵循着弱肉强食的强者理论，只要自己过得好、嫁得好，其他都无所谓；另一方面是未婚年轻人们在求职难的不安和巨大孤立感的环绕中，越来越偏向消极或者依赖的情绪，许多女性不得不从逼仄拥堵的社会空间转向对家庭空间的憧憬，尽管这样的憧憬实现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
当然，日本雇佣环境的变化除了表面上受制于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之外，其实还有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以英美国家为首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影响下的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以及日本国内与此呼应的政治经济政策的转变有关。1982年成立的中曾根内阁，被视为日本实施“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之肇始，内阁主张“从官到民”和“从中央到地方”，民间（私企）和地方能做的事情就交给民间和地方，撤出国家和中央政府层面的干预，或要求国家实行放任自流的政策，以“市场”为中心，放弃战后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之下建立的国家对社会福利保障体制的责任，以此放松管制、促进弱肉强食的竞争。随着1984年教育审议会的设立、1986年《劳动者派遣法》（政策允许了13类职业雇佣劳动派遣工，1994年又进一步扩大到26类职业）[9]的出台等，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日益席卷了日本教育、就业、生活等各个领域。 适婚男女们所经历的教育经验，正是根植于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以竞争为手段、以成功为目标、通过优胜劣汰来确认自身成败定位的教育观念中，被淘汰的落后者被视为失败者，责任只能归咎于自我能力的缺乏；他们就业时所面临的工作环境，是以极少数的“强者精英”来淘汰、驱逐大量柔软型（临时型）廉价劳动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生态，失去了基本保障的劳动者阶层只能自己对自己的“不走运”和“无能”负责，在拥有足够的“选择自由”的情况下颠沛流离，却无法追问在选择权被赋予前即已存在的种种社会规制和前提是否合理；而他们所身处的社会生活现状，也往往弥漫在一种以“市场”为中心，一方面生活的贫困和人际的贫困被隐蔽和抹消，另一方面消费至上和功利主义被作为主导逻辑的现代社会氛围里。因此，未婚者们越是看清楚眼前的现实状况，越是亲自经历着经过“努力主义”“努力=平等主义”等逻辑构建起来的结果差距时，越是对“安定”“低风险”产生出强烈的认同感。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哲学学者高桥哲哉教授曾指出，与经济方面的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互相补充相依共存的，是在政治上推行的国家主义统合政策。为了缓解国民在胜败者定位中出现的孤立感和身份分裂，也为了避免与之伴随的社会风险，日本政府着力于对国家主义意识、国民一体化的认同进行强化，通过修改《教育基本法》等法律和媒体的右倾化言论环境来确保“爱国心”的道德灌输，维持好“败者”们对于国家认同的统一性。
综上所述，正是在这种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互为一体两面关系的配套制度构造下，在成王败寇优胜劣汰即所谓“努力=平等主义”的主流意识的强力塑形下，在消费观念把日常生活切分区隔成一个个有关未来而无关过去的封闭想象的状况下，出现了日本广大“婚活”青年的无奈和困顿，出现了“婚活”的变质和人们对现世安稳的依赖与渴望，也出现了折叠空间中各个阶层人群的互相平行、孤立与难以融通。被迫脱离了制度前提与基本规范，完全将个体生活悬置在“个人责任”上的社会生态，导致个体之人逐渐丧失着社会化的连带可能，在这个依然酷烈的丛林时代中，令山田教授堪忧“婚活”热潮，仍继续澎湃交织在时代翻涌的浪花泡沫里。
注释
[1]根据中国民政部发布的“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224.7万对，比上年下降6.3%。粗结婚率为9.0‰。2015年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384.1万对，比上年增长5.6%。粗离婚率为2.8‰。21世纪以来，离婚率一直处于连续递增的趋势，近三年内的结婚率也呈连续下降趋势。
[2]参见贺雪峰：《回乡记》，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3]各类商家推出的婚活配套商品，主要是有助于相亲或约会活动顺利进行的各种男女衣物用品，也包括美容美发券、游乐活动卷、餐饮住宿优惠等。针对男女性别、年龄、要求的不同，或是约会场所的不同而做到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
[4]2009年4月至5月间，日本NHK电视台制作的电视剧《婚活、离活》热播，樱井幸子主演，“离活”（离婚活动）一词亦被提名为2009年日本流行语之一。同年，富士电视台也播出了一部以“婚活”为主题的电视剧《婚活！》，中居正！主演。此后，相关主题的电视剧仍然不断制作推出，在文化领域呼应着作为社会现象的“婚活”。
[5]参见山田昌弘编著：《“婚活”现象的社会学：日本的择偶现状》，周洁、滑美琴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6]参见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官网发布的《平成22年（2010）国势调查最终报告书》，http：//www.stat.go.jp/data/kokusei/2010/index.htm。
[7]据日本国税厅“民间收入实态统计调查”显示，2014年全日本年收入达600万日元以上的男性比例占总人口8.4%，山田教授统计得出的3.5%是首都东京地区的年收入600万日元以上的未婚男性比率，与此相对，青森县的年收入600万日元以上的未婚男性比率降到了0.9%，可见地方的高收入未婚群体占比更低。
[8]据日本经济企划厅发布的《国民生活白书》（平成9年11月）统计，在全日本的工薪上班族家庭中，1955年专业主妇所占比率为74.9%，70年代变为62%，1985年为50.8%，1988年降至40%左右，80年代参加工作的已婚劳动女性已过半数。
[9]参见吕守军：《日本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与工人阶级贫困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5年第6期，第76页。
所谓“爱的攻略”———礼物攻略、美景攻略、美食攻略、脱单攻略等，均可在各商家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最终以珍馐美食、佳地美景、鲜花美酒、良辰美人等服务的形式，呈现在作为“消费者”的男女面前。然而，此类脱单行动的流行，其实仅仅是城市未婚男女们在商业和服务业的介入下参与到恋爱或结婚行动中去的一个侧面，只要我们细心留意一下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一直持续上升的晚婚率、不婚率、离婚率[1]，尤其关注一下农村的婚育嫁娶状况[2]，就不难发现，其实许多看似热闹实质却止步于消费目的的恋爱活动与现实中实际存在的结婚难现象之间，并没有构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后者的低潮状况相反只衬托出前者的高涨繁荣中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当然，在一个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生活都早已被席卷入全球化浪潮的时代里，结婚难的现象也绝非中国特色。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婚活”时代》（Discover21出版社，白河桃子共著），就是针对当代日本社会未婚率不断上升、少子化问题日益深化、未婚适龄（甚至超龄）青年结婚行动和意识消极的社会状况，而特意撰写的一部研究著作。“婚活”（结婚活动）一词出现后，便立即激起日本社会的广泛讨论和关注，仅时隔一年之后，《“婚活”时代》的中译版也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呼应着中国近年来的相亲热、结婚难、“剩女剩男”现象，再加上几部以“婚活”为主题的热播日剧的影响，“婚活”一词很快刷新了中国的语词库，引起了大众和相关研究者们对“婚活”问题的诸多关心。2015年11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又出版了山田教授编著的另一部著作———《“婚活”现象的社会学：日本的择偶现状》，其中几位研究者就日本的择偶问题分别从不同面相上展开论述，及时生动地为我们进一步揭示出当今日本社会的“婚活”状况。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些状况，究竟为何会出现这些状况，是本文主要思考并力争求解的问题。同时，相信这个探析的过程，也可以映射出今日中国年轻人正面临的一些相似甚至共通的问题，希望更多人能够超越现象的流行，回到连续的、历史的因果认识的视角上，重新获得思考自身境遇之所以然的主动性契机。
一、“婚活”的含义与命名者的初衷
日语“婚活”，即结婚活动的略语，根据山田教授的定义，可将其视为“以结婚为目的进行各种积极活动的意识或行为的称谓”。这个词首次在日本媒体出现，是在2007年11月5日发行的周刊志AERA上。随后经2008年《“婚活”时代》的出版，这个说法就更加广泛地出现在媒体视野中，形成关注热潮；与此同时，各种“婚活”商业开始相继出现，如“婚活福袋”[3]、棒球场“婚活座位”、高尔夫俱乐部“婚活卷”“婚活咖啡”等；2009年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以“婚活”为主题的随笔漫画、电视剧等[4]；各地方自治体也对此引起重视，推出了诸如“婚活和男女共同参与”“作为少子化对策的婚活”等政策与之呼应。可见，“婚活”这个流行语，已经成为得到广泛认知并得到了具体命名的社会现象。
流行语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对某种既存的社会现象进行确认、表征和定义的过程。“婚活”一词，是山田教授和白河桃子女士基于“虽然社会状况已经改变了，但人们的意识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这一问题而提出的词语。这也是对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男主外、女主内为前提的婚姻观的重新审视。山田教授意识到，对于日本目前过高的未婚率（准确说是无恋爱对象比率、零恋爱经历比率），无论是在社会的普遍认识上、未婚者自身认识上，还是应对少子化的政府和自治体的认识上，人们的认识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所以他想通过“婚活”的提倡，向未婚当事人们展示“如果不积极进行活动是无法结婚的”这一现实[5]。
那么，认识与现实的差距在哪儿呢？首先，与日本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比较关注少子化问题有关，人们一般认为少子的主要原因在于托儿所不足、地方政府对教育机构设置和育儿政策保障的投入不充分等，但实际上少子化的七成原因来自未婚者数的增加———根据日本总务省的“国势调查”显示，25—34岁之间的男性未婚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46.1%（25—29岁）和9.9%（30—34岁），分别上升到了2005年71.4%和47.1%，2010年又升至71.8%和47.3%。同龄层女性的未婚率也从20世纪60年代的21.7%（25—29岁）和9.4%（30—34岁），分别上升至2005年的59.1%和32%，2010年继续升高至60.3%和34.5%。[6]这说明，35岁以下的男性中大约一半、女性中大约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是单身。其次，人们一般认为未婚者增加等于不想结婚者增加，但事实不是不想结婚，而是因没有理想对象而无法结婚，也就是说，是想结而无法结的人增加了。另外，人们一般谈论的是由于想继续工作的女性增加了（不想辞职或结婚生子之后也想继续工作）所以不结婚，但更真实的未婚化原因在于女性寻求的高收入、稳定的男性在日益减少，虽然想结婚，但难以满足高收入的条件宁可放弃结婚。还有未婚者对自身的认识上也存在很大反差，男性坚信即使自己收入低也会有女性愿意与其结婚，而女性则坚信一定能够遇到高收入的男性，殊不知当40%左右的女性（东京地区为例）都在期望理想对象的年薪达到600万日元时，“全国年收入600万日元以上的男性只有3.5%”[7]。 正是基于日本社会上关于“未婚化”现象存在的这种主客观认识的差距问题，山田教授希望通过“婚活”的命名，促进未婚者们认清现实积极行动，帮助未婚女性们放弃寻找高收入的丈夫而做好夫妻共同工作，或是放弃理想婚姻所包含的一些因素而做出符合实际的选择等。
二、“婚活”流行的二次浪潮
当“婚活”一词提出之后，根据研究者开内文乃的考察，在该词扩大影响成为热潮的过程中，其实具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大众接受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婚活”开始变得与本义背道而驰的过程。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婚活”一词在日本媒体提出时，最先产生反应的并不是未婚者或年轻人，而是那些家有结婚适龄期子女的父母。据调查，目前日本约有八成的未婚者与父母同住，父母认为子女不婚是因为“运气不好”，而没有深入考虑到结婚难背后的社会状况。在该词逐渐成为热潮的过程中，父母们也开始对子女所处的情况有所认知，甚至有的父母被警告有对子女“婚活”问题热心过头干涉过度之嫌。
而当未婚者本人逐渐意识到结婚形势的不乐观，并开始参与到结婚活动中去的时候，“婚活”一词却开始变得与本义背道而驰。因为本应根据个人实际状况（甚至是想劝诫大家放下高标准严要求）进行的结婚活动，竟变成了为了与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更加成功的人结婚而进行的活动。记得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高速成长期开始，社会上就流行着女性择偶的“三高”条件：高收入、高学历、高个子。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主流女性的择偶条件变成了“三C”：comfortable（舒适、经济宽裕）、communicative（彼此生活水平和价值观相近，可以相互沟通）、cooperative（合作、家务协助），此时男方学历和身高已不成问题。进入21世纪后，据说女性的择偶条件已变化为“三低”：低风险（有份正当且稳定的工作）、低姿态（放弃大男人主义、女性优先、尊重女性）、低依存（自己的事自己做，不把家事、育儿等事全推给女方）。字面意思上虽变成了“低风险”，但是从前文列举过的数字中不难看出，其实大多数女性还是倾向于选择3.5%的高收入群体，在此意义看来，贯穿日本战后女性的择偶标准中，“高收入”是始终不变的，不仅不变，如今的“高收入”还附加了“安定”的增项，对于“风险”的规避意识增强，而“学历”这个看似贴金的标签却被置之脑后，收入的安泰与否几乎成了主导婚姻价值观的唯一因素。因此，许多媒体中长盛不衰的“婚活”话题，也演变成了如何提高女性魅力、如何吸引心仪对象、如何才能与高收入男性结婚的行动指南或攻略。与此相对，60年代的日本男性普遍接受男主外、女主内是理所应当的家庭分工，但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希望能够保持婚后夫妻都能共同工作的求偶取向。
三、“婚活”的变质及其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婚活”一词超越了命名者的初衷，不断往依然结婚难的方向发展呢？一部分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无视现实状况，特别是女性无视经济衰退，为了追求高收入、高稳定的男性而进行结婚活动的结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尤其是经历泡沫经济的崩溃和1997年的金融危机后，日本企业的非正式雇佣率不断增加，而且，即使是正式员工，也不能确保雇佣继续稳定，收入也不一定按照年功序列制不断增加，即战后经济高速成长期确立起来的企业重要劳动保障体系———“终生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在90年代已然陷入了解体状态。根据日本国立社保、人口问题研究所关于未婚者（18—34岁）从业情况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平均占20%的学生）显示，1982年男性正式职员占63.7%，女性正式职员占66.4%；然而到了2005年男性正式职员占47.9%，女性正式职员占40.8%。这种不稳定率在2008年的雷曼风暴之后又再度加剧，年轻劳动者的收入差距、雇佣差距不断扩大，低收入的未婚男女也在增加，“一亿总中流”的中产意识日渐崩溃，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穷忙族（working poor）”的时代。
但是，真的是因为未婚者们无视现实，所以才会一味地拘泥于对“高收入”“稳定”的理想要求吗？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高收入”观念，虽然被视为一个求偶指标，但却是一个大众皆可以憧憬和有望期待实现的指标。从曾经的高结婚率就可以明白，当时的“高收入”可以对应“大多数人”，成为一个能够满足大多人结婚要求的普适指标。但是如今的“高收入”，却是一个范围被压缩了的指标，它不是普适的，而是小众的、精英的，不再意味着大众的可能性，而是暗示着绝大多数人的不可能性。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已婚女性既可以选择安于家庭，靠丈夫稳定且充足的收入支撑家计，做“贤内助”，也可以如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流行语一样，婚前或婚后积极走向社会参与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做“飞翔的女人”“自立的女人”[8]。然而，如今不安定的就业形势下，优胜劣汰的社会规则只将成功就职的人视为“胜利者”，而就职失败的人则等于“失败者”，年轻人们无论是回归家庭还是身兼数职，都无法轻易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安全感。于是就出现了一种两面性的生活保守主义状态：一方面是大家遵循着弱肉强食的强者理论，只要自己过得好、嫁得好，其他都无所谓；另一方面是未婚年轻人们在求职难的不安和巨大孤立感的环绕中，越来越偏向消极或者依赖的情绪，许多女性不得不从逼仄拥堵的社会空间转向对家庭空间的憧憬，尽管这样的憧憬实现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
当然，日本雇佣环境的变化除了表面上受制于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之外，其实还有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以英美国家为首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影响下的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以及日本国内与此呼应的政治经济政策的转变有关。1982年成立的中曾根内阁，被视为日本实施“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之肇始，内阁主张“从官到民”和“从中央到地方”，民间（私企）和地方能做的事情就交给民间和地方，撤出国家和中央政府层面的干预，或要求国家实行放任自流的政策，以“市场”为中心，放弃战后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之下建立的国家对社会福利保障体制的责任，以此放松管制、促进弱肉强食的竞争。随着1984年教育审议会的设立、1986年《劳动者派遣法》（政策允许了13类职业雇佣劳动派遣工，1994年又进一步扩大到26类职业）[9]的出台等，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日益席卷了日本教育、就业、生活等各个领域。 适婚男女们所经历的教育经验，正是根植于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以竞争为手段、以成功为目标、通过优胜劣汰来确认自身成败定位的教育观念中，被淘汰的落后者被视为失败者，责任只能归咎于自我能力的缺乏；他们就业时所面临的工作环境，是以极少数的“强者精英”来淘汰、驱逐大量柔软型（临时型）廉价劳动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生态，失去了基本保障的劳动者阶层只能自己对自己的“不走运”和“无能”负责，在拥有足够的“选择自由”的情况下颠沛流离，却无法追问在选择权被赋予前即已存在的种种社会规制和前提是否合理；而他们所身处的社会生活现状，也往往弥漫在一种以“市场”为中心，一方面生活的贫困和人际的贫困被隐蔽和抹消，另一方面消费至上和功利主义被作为主导逻辑的现代社会氛围里。因此，未婚者们越是看清楚眼前的现实状况，越是亲自经历着经过“努力主义”“努力=平等主义”等逻辑构建起来的结果差距时，越是对“安定”“低风险”产生出强烈的认同感。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哲学学者高桥哲哉教授曾指出，与经济方面的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互相补充相依共存的，是在政治上推行的国家主义统合政策。为了缓解国民在胜败者定位中出现的孤立感和身份分裂，也为了避免与之伴随的社会风险，日本政府着力于对国家主义意识、国民一体化的认同进行强化，通过修改《教育基本法》等法律和媒体的右倾化言论环境来确保“爱国心”的道德灌输，维持好“败者”们对于国家认同的统一性。
综上所述，正是在这种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互为一体两面关系的配套制度构造下，在成王败寇优胜劣汰即所谓“努力=平等主义”的主流意识的强力塑形下，在消费观念把日常生活切分区隔成一个个有关未来而无关过去的封闭想象的状况下，出现了日本广大“婚活”青年的无奈和困顿，出现了“婚活”的变质和人们对现世安稳的依赖与渴望，也出现了折叠空间中各个阶层人群的互相平行、孤立与难以融通。被迫脱离了制度前提与基本规范，完全将个体生活悬置在“个人责任”上的社会生态，导致个体之人逐渐丧失着社会化的连带可能，在这个依然酷烈的丛林时代中，令山田教授堪忧“婚活”热潮，仍继续澎湃交织在时代翻涌的浪花泡沫里。
注释
[1]根据中国民政部发布的“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224.7万对，比上年下降6.3%。粗结婚率为9.0‰。2015年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384.1万对，比上年增长5.6%。粗离婚率为2.8‰。21世纪以来，离婚率一直处于连续递增的趋势，近三年内的结婚率也呈连续下降趋势。
[2]参见贺雪峰：《回乡记》，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3]各类商家推出的婚活配套商品，主要是有助于相亲或约会活动顺利进行的各种男女衣物用品，也包括美容美发券、游乐活动卷、餐饮住宿优惠等。针对男女性别、年龄、要求的不同，或是约会场所的不同而做到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
[4]2009年4月至5月间，日本NHK电视台制作的电视剧《婚活、离活》热播，樱井幸子主演，“离活”（离婚活动）一词亦被提名为2009年日本流行语之一。同年，富士电视台也播出了一部以“婚活”为主题的电视剧《婚活！》，中居正！主演。此后，相关主题的电视剧仍然不断制作推出，在文化领域呼应着作为社会现象的“婚活”。
[5]参见山田昌弘编著：《“婚活”现象的社会学：日本的择偶现状》，周洁、滑美琴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6]参见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官网发布的《平成22年（2010）国势调查最终报告书》，http：//www.stat.go.jp/data/kokusei/2010/index.htm。
[7]据日本国税厅“民间收入实态统计调查”显示，2014年全日本年收入达600万日元以上的男性比例占总人口8.4%，山田教授统计得出的3.5%是首都东京地区的年收入600万日元以上的未婚男性比率，与此相对，青森县的年收入600万日元以上的未婚男性比率降到了0.9%，可见地方的高收入未婚群体占比更低。
[8]据日本经济企划厅发布的《国民生活白书》（平成9年11月）统计，在全日本的工薪上班族家庭中，1955年专业主妇所占比率为74.9%，70年代变为62%，1985年为50.8%，1988年降至40%左右，80年代参加工作的已婚劳动女性已过半数。
[9]参见吕守军：《日本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与工人阶级贫困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5年第6期，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