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马来西亚籍作家黄锦树擅长刻画魔幻的时空，“马共”等混合中国情怀和马华离散情感的历史元素。《迟到的青年》通过刻画一个被多国特务追捕的神秘青年，在对他与时间的魔幻书写中体现了“青年”对中国母地、马来故土同存的“离散”。同时，借“驼背小人”、“皮箱”、“祖”对时间进行了寓言性书写。在错乱的时间流下，还存在殖民书写、身份隐喻、互文性等多种文学手法和元素。
关键词：时间 离散 南洋 寓言性 殖民
当代华语文学中，马来西亚籍作家黄锦树的作品是极为特别的存在。他以魔幻的笔调、兜转的时空、历史等元素来撰写记忆中的热带雨林、马共和身为马华社群心中的中国母地。本文选取其短篇小说《迟到的青年》，浅析文中时间的寓言性，及对主人公的离散书写。
小说通过刻画一个被多国特务追捕的神秘青年，在对他与时间的魔幻书写中体现了“青年”对中国母地、马来故土二者同存的离散情感。同时，借“驼背小人”、“皮箱”、“祖”对时间进行了寓言性书写。在文中庞大的时间流和离散情感下，还存在殖民书写、身份隐喻、互文性等多种文学手法和因素。
一.“青年”身份之“存在”与“缺席”
首先，文中体现了“青年”在各处时间中个体的缺席。譬如在马六甲海峡，殖民政府等候他，但“他们一直等到天黑，船还没到，已经迟到好几个小时了”，人们发现时间变得缓慢了。同时，“他所到之处，运输工具都变得异常缓慢。火车误点，轮船延搁了”，甚至“时间或许有一刻静止了”。作者以魔幻的笔法写出“青年”在一切规定的时间，都没有准时抵达或者出现在应达的目的地。全文以“青年”为主轴视角的时空，表现出时间似乎因他而变得缓慢，但实则在客观时间与环境中，是“青年”自身无法赶上“火车”、“轮船”。他是一个只能拥有自己脆弱的时间建构的“局外人”。因为文中同样透露了“青年”客观存在的身份背景。
作者借由文题的互文和“卡夫卡”的隐喻表明了“青年”的时代属性和本文的背景因素。小说和大江健三郎的自传体小说《迟到的青年》同名，后者以“战争迟到者”的角度叙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战后日本的社会面貌和转型，由此输出历史观等个人观念。黄锦树此篇也正是写战时的社会给“青年”带来的影响，借以“青年”表达自己的历史观、政治观，及时代下的情感。“互文性”之一便是“在某一篇文本当中，出现了许多其他文本的踪迹，不管是直接的或间接的”。[1]文中一段直接互文是与大江健三郎开篇题引的奥登的诗句，“‘我做不到。’我说，‘因为我不再是孩子，我不再是鸟’”。[2]黄锦树在小说中也写到密码专家把电报的讯息认为是英语单词“birds”，原文为“研判应该是这一个常用字：‘birds。’但为什么呢？那一带鸟特别多吗？还是它象征什么？是说那人像鸟那样会飞吗？”这是第一处以互文表明“青年”身份，即一个经历战时，受到时代动荡影响的“青年”。第二处对“青年”身份的隐喻，借用了卡夫卡作品中的人物。文中多次提及的“犹太人”、“代号J”都指向卡夫卡—经历了世界大战，处于社会边缘化的“犹太人”身份属性。因为“K”、“旅行推销员”、“土地测量员”，这些文学隐喻正出自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城堡》。这两部作品的文学基调都是荒诞的写实风格，而黄锦树此文亦是基于写实的魔幻书写。
再者，对于客观存在的历史时间，“九个月前”，“青年”在北京某大学“聆听鲁迅的演讲”，“俄国革命十年了，日本鬼子在中国东北弄了个满洲国”，“這世界要大变了”等句中有所体现。从中可知小说描写的是1930年代，因为“鲁迅在北平几所大学演讲的时间为1932年11月”，也因1930年后，世界各地都开始了政治动荡，“1933年纳粹上台后”，犹太人开始逃亡等。[3]
二.“时间”寓言下的“主体”踪迹
在失去精确身份的时间流中，“青年”奔走于世界各地，黄锦树以“驼背小人”、“皮箱”等寓意了他的存在与缺席。同时，以“青年”自身带出了马华群体根深蒂固的离散情怀，及其中无法磨灭的“中国性”。[4]
（一）“驼背小人”的寓言性
贯穿全文的“驼背小人”这一寓言出自本雅明的《驼背小人》。原文中，“驼背小人”指向四点含义，一是驼背小人“它把我的酒罐抢走”;二是“小矮人如果盯着谁看，谁就会心不在焉。他既不留心自己，也不会注意这个小矮人”;三是它“到处抢在我前面，堵住我的道路”;四是“在世纪的门槛上对我轻声叮咛”。[5]它的写作背景是本雅明“在生命最后几年的流亡中”，“对回不去的祖国与柏林童年的怀念”。[6]黄锦树的“驼背小人”的寓意之一是“青年”和“时间”的共生关系。从第一部分说“青年”像“驼背小人躲在大衣里的感觉，仿佛畏寒”，又“像是在逃避什么”可以看出。之后，黄锦树以原义的二、三、四延伸出“驼背小人”蕴涵的“时间”寓意。在小说最后，“驼背小人”变成了“驼背老人”，其承载时间的指代不言而喻。并且，“青年”从不离手的“皮箱”不见了，他浑然不知，从检票员口中才知道“驼背老人”自己从里面跑出来，消失了。可见这是一个永远“先发”于“青年”的存在，“青年”无法掌控它，“拥有”它也是不自觉性的，仿佛是“驼背小人”挑选了“青年”作为时间之载体。从最后“青年”被检票员被关进皮箱亦可以看出。并且“驼背小人”离开，“青年”被关进皮箱的那夜，“月亮大又圆”，这也和“世纪的门槛”异曲同工，都强调了时间之规律，而“驼背小人”、“青年”，两者都是“时间”轮回中的囚徒和乘客。
寓意之二是本雅明原篇中的“一”，即小说以“驼背小人”寓意殖民者。作者写“青年”在巴黎街头和“驼背小人”擦身而过，“即用他数百年污渍染就的旧皮箱换走了他所有的家当”。此处“数百年污渍染就”的“旧皮箱”隐喻英国对马来的殖民统治，而身为马来西亚人民，“青年”自身的时间、身份等，都无力得在“轻轻的一碰触”中就被对方交换走，留在他手上的只有沉淀、不堪的殖民历史。此处隐喻殖民者的“抢走酒罐”的“驼背小人”，在本雅明原文中的形象正是“无赖”。 （二）“皮箱”的寓言性
“皮箱”寓意了“青年”自身的时间记忆和客观的殖民历史。文中多次提及“青年”提着“沉甸甸的灰色方形皮箱”，体现出“皮箱”收纳了“青年”自身的记忆和时间。譬如当“青年”途径了种种变迁，经过巴黎等地后，循着记忆推开家的铁篱笆的时候，在“五脚基”、“白蚁”等南洋书写中，“皮箱重重下坠，着地时水门汀上一阵激烈震动”。耳朵深处有声音说“你已不再年轻。而且，你又迟到了”。可见“皮箱”中的东西，来源于“青年”在时间中的“长途跋涉”之累积，以及对故土深厚的情感，两者使它“重重下坠”。此种私人性质也体现在特务无法动弄它，而“皮箱”里面“只是些私人用品，没什么危险的东西”。再者，“皮箱”寓意殖民历史，因为“皮箱”本身是寓意殖民者的“驼背小人”给他的。它体现了“青年”漂泊不定和无归属感的身份，因为哪怕“皮箱”收纳了“青年”的记忆与情感，可是不经意间，它就能“不见了”。更为无奈和嘲讽的是，“皮箱”本身就是殖民主义者硬塞给“青年”的物体—历史、记忆和身份。“青年”不离手得拿着殖民者塞给他的“皮箱”，在里面储存自己的记忆、经历和情感。最后的身份给予，只能是时间洪流中的无名者，和无存在感的历史假性缺席者。
（三）“祖”的故土殖民寓意
有学者认为“祖”“或许象征着马来西亚土地的原始祖灵”[7]，笔者基于此认为，“祖”寓意“青年”心中的马来故土之魂。黄锦树曾提及，“土地是土地自己的主人”。[8]其中既表达了对土地之独立的渴求和坚信，也是对自己身份重建的一种信念。文中墓园中的“祖”经历了“三次死亡”，“正影射了马来半岛自航海大发现以后先后被葡萄牙、荷兰、英国三国侵占”的史实。[9]在“青年”去往“祖”的上文，作者铺垫了以“秃头总督”的记忆展开的肮脏殖民过往—总督侵犯并遗弃了土著女孩。时间在总督回忆的那一刻几乎静止，而记忆中的土著女孩却看到“一个佝偻的身影掠过”，那正是寓意殖民者的“驼背小人”。再是前文中切腹自杀的日本情报员所说的“时间被他偷走了”，这一部分也切合1930年代日本对于中国侵略之后，当地华人“进行抵制日货，乃至示威游行等，以声援中国国内的抗日运动”。[10]并且由于小说没有特定的时间设置，日本情报员亦可指代1940年代，“马来亚沦陷，日军政施行暴政”，这一段“新马史上最黑暗的时期”。[11]
“青年”面对“祖”时说，“对不起，我迟到了”，实指醒悟到自己真正身份之“迟到”，及被夺走的“殖民时间”归还的“迟到”。他给“祖”打开的“皮箱”里，所装的正是自己夺回的“殖民记忆”和被殖民时间，所以在它被打开以后，“时间开始了”。正如“殖民历史”真实存在于马来半岛的土地，是“青年”故土灵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这片土地对“殖民历史”拥有主控权的时候，时间才可以真的开始，它才可以真的“恢复”，而“青年”离散的身份也由此得以重建。
（四）“青年”主体之隐喻
小说中的“青年”本身有其“象征意义”。[12]他寓意着受殖民历史影响、马共和对中国故土有着离散情感的那群人。除去上文提及的被殖民者身份，对于“马共”，文中提到化名为阮爱国的男子被军情五局的小说家认成了马共头子。同时，印度支那的秘密档案也记载了“青年”和“阮爱国”等人“成立了南洋一个什么党”。黄锦树以此暗示“青年”和“马共”隐约存在的关系。因为在文章设定的背景之一的1930年代，当时“于1927年3月12日在新加坡發生的牛车水事件（Kreta Ayer Incident）与左派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一次示威中有六个示威者被警察打死，“煽动了华族社群日后的反英情绪”。[13]在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解体的1927年，“国民党中‘主流派’的激进分子立即于1927年12月组织‘共产青年’（Communist Youth）以及1928年1月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Nanyang Provisional Com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14]这段历史和黄锦树小说中隐喻的“什么党”是相吻合的。
对于象征的故土离散情感，文中先是在第一部分提及说伦敦方面，“研判是个中国人”，但是更为浓重的乡愁体现在后文的“他想搭的那艘船已经毫不犹豫的开走了。那是艘开往中国的慢船”。小说中多次以“船”、“火车”来寓意他漂泊的离散身份，但只在此处提到这是一艘“他想搭的船”，而它“毫不犹豫的开走了”，足以表现出“青年”对此的落寞。“父亲朝思暮想的祖国”，而对“祖国”朝思暮想的又何止“青年”的父亲。黄锦树有一篇旧作为《开往中国的慢船》，同样提到了“慢船”和“迟到者”。他一遍遍描写这个意象，正是表达了内心永恒性质的遗憾和向往，而这一种渴望来自同样归属于永恒性质的“离散”。并且正因为此种母体最初的离散，致使“青年”产生了身份的迷茫，导致了此生命运般的漂泊和漂泊中一切的“迟到”。如高嘉谦言之的，“错过上船的十三岁年龄，就只能是永远的迟到者，不复归返，孤身走离散的路”。[15]
与此同时，在“中国性”的体现上面，此篇小说中的“父亲”（及早期来南洋的华人），象征“五四运动”（中国文化影响）的“鲁迅”，以及青年和检票员“我睇你都系唐人”的对话，“马共”、“阮爱国”等都透露了无处不在的“中国性”。黄锦树在《中国性与表演性》中指出，“中国性”在于“晚清中国革命运动扩展到南洋，革命分子透过办报、演讲、教育等方式建立跨越地理疆界的民族主义，以及个体存亡与中国兴亡为一体的论述话语”。[16]
黄锦树的这篇小说，包含了“多元开放”、“暂定”、“离散”、“不确定性的形式”等元素[17]，充满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味道。其以时间之不可更改和流散，体现其中小人物自身存在之惶惶。读者既可从中窥见黄锦树一贯的风格，也可寻见各处互文所建立的寓言体系。无论是语言还是其中的历史背景，都颇具玩味。
参考文献 1.[日]大江健三郎著，姜楠译，《迟到的青年》，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2.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3.黄锦树，《死在南方》，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
4.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出版，1984。
5.林水檺、何启良等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
6.许文荣，孙彦莊主编，《马华文学十四讲》，马来西亚：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
7. 许文荣、孙彦庄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册），霹雳：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2。
8.伊哈布·哈桑著，刘象愚译，《后现代的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1993。
9.刘欣玥，《黄锦树
关键词：时间 离散 南洋 寓言性 殖民
当代华语文学中，马来西亚籍作家黄锦树的作品是极为特别的存在。他以魔幻的笔调、兜转的时空、历史等元素来撰写记忆中的热带雨林、马共和身为马华社群心中的中国母地。本文选取其短篇小说《迟到的青年》，浅析文中时间的寓言性，及对主人公的离散书写。
小说通过刻画一个被多国特务追捕的神秘青年，在对他与时间的魔幻书写中体现了“青年”对中国母地、马来故土二者同存的离散情感。同时，借“驼背小人”、“皮箱”、“祖”对时间进行了寓言性书写。在文中庞大的时间流和离散情感下，还存在殖民书写、身份隐喻、互文性等多种文学手法和因素。
一.“青年”身份之“存在”与“缺席”
首先，文中体现了“青年”在各处时间中个体的缺席。譬如在马六甲海峡，殖民政府等候他，但“他们一直等到天黑，船还没到，已经迟到好几个小时了”，人们发现时间变得缓慢了。同时，“他所到之处，运输工具都变得异常缓慢。火车误点，轮船延搁了”，甚至“时间或许有一刻静止了”。作者以魔幻的笔法写出“青年”在一切规定的时间，都没有准时抵达或者出现在应达的目的地。全文以“青年”为主轴视角的时空，表现出时间似乎因他而变得缓慢，但实则在客观时间与环境中，是“青年”自身无法赶上“火车”、“轮船”。他是一个只能拥有自己脆弱的时间建构的“局外人”。因为文中同样透露了“青年”客观存在的身份背景。
作者借由文题的互文和“卡夫卡”的隐喻表明了“青年”的时代属性和本文的背景因素。小说和大江健三郎的自传体小说《迟到的青年》同名，后者以“战争迟到者”的角度叙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战后日本的社会面貌和转型，由此输出历史观等个人观念。黄锦树此篇也正是写战时的社会给“青年”带来的影响，借以“青年”表达自己的历史观、政治观，及时代下的情感。“互文性”之一便是“在某一篇文本当中，出现了许多其他文本的踪迹，不管是直接的或间接的”。[1]文中一段直接互文是与大江健三郎开篇题引的奥登的诗句，“‘我做不到。’我说，‘因为我不再是孩子，我不再是鸟’”。[2]黄锦树在小说中也写到密码专家把电报的讯息认为是英语单词“birds”，原文为“研判应该是这一个常用字：‘birds。’但为什么呢？那一带鸟特别多吗？还是它象征什么？是说那人像鸟那样会飞吗？”这是第一处以互文表明“青年”身份，即一个经历战时，受到时代动荡影响的“青年”。第二处对“青年”身份的隐喻，借用了卡夫卡作品中的人物。文中多次提及的“犹太人”、“代号J”都指向卡夫卡—经历了世界大战，处于社会边缘化的“犹太人”身份属性。因为“K”、“旅行推销员”、“土地测量员”，这些文学隐喻正出自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城堡》。这两部作品的文学基调都是荒诞的写实风格，而黄锦树此文亦是基于写实的魔幻书写。
再者，对于客观存在的历史时间，“九个月前”，“青年”在北京某大学“聆听鲁迅的演讲”，“俄国革命十年了，日本鬼子在中国东北弄了个满洲国”，“這世界要大变了”等句中有所体现。从中可知小说描写的是1930年代，因为“鲁迅在北平几所大学演讲的时间为1932年11月”，也因1930年后，世界各地都开始了政治动荡，“1933年纳粹上台后”，犹太人开始逃亡等。[3]
二.“时间”寓言下的“主体”踪迹
在失去精确身份的时间流中，“青年”奔走于世界各地，黄锦树以“驼背小人”、“皮箱”等寓意了他的存在与缺席。同时，以“青年”自身带出了马华群体根深蒂固的离散情怀，及其中无法磨灭的“中国性”。[4]
（一）“驼背小人”的寓言性
贯穿全文的“驼背小人”这一寓言出自本雅明的《驼背小人》。原文中，“驼背小人”指向四点含义，一是驼背小人“它把我的酒罐抢走”;二是“小矮人如果盯着谁看，谁就会心不在焉。他既不留心自己，也不会注意这个小矮人”;三是它“到处抢在我前面，堵住我的道路”;四是“在世纪的门槛上对我轻声叮咛”。[5]它的写作背景是本雅明“在生命最后几年的流亡中”，“对回不去的祖国与柏林童年的怀念”。[6]黄锦树的“驼背小人”的寓意之一是“青年”和“时间”的共生关系。从第一部分说“青年”像“驼背小人躲在大衣里的感觉，仿佛畏寒”，又“像是在逃避什么”可以看出。之后，黄锦树以原义的二、三、四延伸出“驼背小人”蕴涵的“时间”寓意。在小说最后，“驼背小人”变成了“驼背老人”，其承载时间的指代不言而喻。并且，“青年”从不离手的“皮箱”不见了，他浑然不知，从检票员口中才知道“驼背老人”自己从里面跑出来，消失了。可见这是一个永远“先发”于“青年”的存在，“青年”无法掌控它，“拥有”它也是不自觉性的，仿佛是“驼背小人”挑选了“青年”作为时间之载体。从最后“青年”被检票员被关进皮箱亦可以看出。并且“驼背小人”离开，“青年”被关进皮箱的那夜，“月亮大又圆”，这也和“世纪的门槛”异曲同工，都强调了时间之规律，而“驼背小人”、“青年”，两者都是“时间”轮回中的囚徒和乘客。
寓意之二是本雅明原篇中的“一”，即小说以“驼背小人”寓意殖民者。作者写“青年”在巴黎街头和“驼背小人”擦身而过，“即用他数百年污渍染就的旧皮箱换走了他所有的家当”。此处“数百年污渍染就”的“旧皮箱”隐喻英国对马来的殖民统治，而身为马来西亚人民，“青年”自身的时间、身份等，都无力得在“轻轻的一碰触”中就被对方交换走，留在他手上的只有沉淀、不堪的殖民历史。此处隐喻殖民者的“抢走酒罐”的“驼背小人”，在本雅明原文中的形象正是“无赖”。 （二）“皮箱”的寓言性
“皮箱”寓意了“青年”自身的时间记忆和客观的殖民历史。文中多次提及“青年”提着“沉甸甸的灰色方形皮箱”，体现出“皮箱”收纳了“青年”自身的记忆和时间。譬如当“青年”途径了种种变迁，经过巴黎等地后，循着记忆推开家的铁篱笆的时候，在“五脚基”、“白蚁”等南洋书写中，“皮箱重重下坠，着地时水门汀上一阵激烈震动”。耳朵深处有声音说“你已不再年轻。而且，你又迟到了”。可见“皮箱”中的东西，来源于“青年”在时间中的“长途跋涉”之累积，以及对故土深厚的情感，两者使它“重重下坠”。此种私人性质也体现在特务无法动弄它，而“皮箱”里面“只是些私人用品，没什么危险的东西”。再者，“皮箱”寓意殖民历史，因为“皮箱”本身是寓意殖民者的“驼背小人”给他的。它体现了“青年”漂泊不定和无归属感的身份，因为哪怕“皮箱”收纳了“青年”的记忆与情感，可是不经意间，它就能“不见了”。更为无奈和嘲讽的是，“皮箱”本身就是殖民主义者硬塞给“青年”的物体—历史、记忆和身份。“青年”不离手得拿着殖民者塞给他的“皮箱”，在里面储存自己的记忆、经历和情感。最后的身份给予，只能是时间洪流中的无名者，和无存在感的历史假性缺席者。
（三）“祖”的故土殖民寓意
有学者认为“祖”“或许象征着马来西亚土地的原始祖灵”[7]，笔者基于此认为，“祖”寓意“青年”心中的马来故土之魂。黄锦树曾提及，“土地是土地自己的主人”。[8]其中既表达了对土地之独立的渴求和坚信，也是对自己身份重建的一种信念。文中墓园中的“祖”经历了“三次死亡”，“正影射了马来半岛自航海大发现以后先后被葡萄牙、荷兰、英国三国侵占”的史实。[9]在“青年”去往“祖”的上文，作者铺垫了以“秃头总督”的记忆展开的肮脏殖民过往—总督侵犯并遗弃了土著女孩。时间在总督回忆的那一刻几乎静止，而记忆中的土著女孩却看到“一个佝偻的身影掠过”，那正是寓意殖民者的“驼背小人”。再是前文中切腹自杀的日本情报员所说的“时间被他偷走了”，这一部分也切合1930年代日本对于中国侵略之后，当地华人“进行抵制日货，乃至示威游行等，以声援中国国内的抗日运动”。[10]并且由于小说没有特定的时间设置，日本情报员亦可指代1940年代，“马来亚沦陷，日军政施行暴政”，这一段“新马史上最黑暗的时期”。[11]
“青年”面对“祖”时说，“对不起，我迟到了”，实指醒悟到自己真正身份之“迟到”，及被夺走的“殖民时间”归还的“迟到”。他给“祖”打开的“皮箱”里，所装的正是自己夺回的“殖民记忆”和被殖民时间，所以在它被打开以后，“时间开始了”。正如“殖民历史”真实存在于马来半岛的土地，是“青年”故土灵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这片土地对“殖民历史”拥有主控权的时候，时间才可以真的开始，它才可以真的“恢复”，而“青年”离散的身份也由此得以重建。
（四）“青年”主体之隐喻
小说中的“青年”本身有其“象征意义”。[12]他寓意着受殖民历史影响、马共和对中国故土有着离散情感的那群人。除去上文提及的被殖民者身份，对于“马共”，文中提到化名为阮爱国的男子被军情五局的小说家认成了马共头子。同时，印度支那的秘密档案也记载了“青年”和“阮爱国”等人“成立了南洋一个什么党”。黄锦树以此暗示“青年”和“马共”隐约存在的关系。因为在文章设定的背景之一的1930年代，当时“于1927年3月12日在新加坡發生的牛车水事件（Kreta Ayer Incident）与左派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一次示威中有六个示威者被警察打死，“煽动了华族社群日后的反英情绪”。[13]在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解体的1927年，“国民党中‘主流派’的激进分子立即于1927年12月组织‘共产青年’（Communist Youth）以及1928年1月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Nanyang Provisional Com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14]这段历史和黄锦树小说中隐喻的“什么党”是相吻合的。
对于象征的故土离散情感，文中先是在第一部分提及说伦敦方面，“研判是个中国人”，但是更为浓重的乡愁体现在后文的“他想搭的那艘船已经毫不犹豫的开走了。那是艘开往中国的慢船”。小说中多次以“船”、“火车”来寓意他漂泊的离散身份，但只在此处提到这是一艘“他想搭的船”，而它“毫不犹豫的开走了”，足以表现出“青年”对此的落寞。“父亲朝思暮想的祖国”，而对“祖国”朝思暮想的又何止“青年”的父亲。黄锦树有一篇旧作为《开往中国的慢船》，同样提到了“慢船”和“迟到者”。他一遍遍描写这个意象，正是表达了内心永恒性质的遗憾和向往，而这一种渴望来自同样归属于永恒性质的“离散”。并且正因为此种母体最初的离散，致使“青年”产生了身份的迷茫，导致了此生命运般的漂泊和漂泊中一切的“迟到”。如高嘉谦言之的，“错过上船的十三岁年龄，就只能是永远的迟到者，不复归返，孤身走离散的路”。[15]
与此同时，在“中国性”的体现上面，此篇小说中的“父亲”（及早期来南洋的华人），象征“五四运动”（中国文化影响）的“鲁迅”，以及青年和检票员“我睇你都系唐人”的对话，“马共”、“阮爱国”等都透露了无处不在的“中国性”。黄锦树在《中国性与表演性》中指出，“中国性”在于“晚清中国革命运动扩展到南洋，革命分子透过办报、演讲、教育等方式建立跨越地理疆界的民族主义，以及个体存亡与中国兴亡为一体的论述话语”。[16]
黄锦树的这篇小说，包含了“多元开放”、“暂定”、“离散”、“不确定性的形式”等元素[17]，充满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味道。其以时间之不可更改和流散，体现其中小人物自身存在之惶惶。读者既可从中窥见黄锦树一贯的风格，也可寻见各处互文所建立的寓言体系。无论是语言还是其中的历史背景，都颇具玩味。
参考文献 1.[日]大江健三郎著，姜楠译，《迟到的青年》，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2.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3.黄锦树，《死在南方》，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
4.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出版，1984。
5.林水檺、何启良等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
6.许文荣，孙彦莊主编，《马华文学十四讲》，马来西亚：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
7. 许文荣、孙彦庄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册），霹雳：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2。
8.伊哈布·哈桑著，刘象愚译，《后现代的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1993。
9.刘欣玥，《黄锦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