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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李宗仁，曾几何时，信誓旦旦，义结兄弟，可是，好景不长，便反目成仇，成为生死冤家。蒋介石经历了众多的派系纷争，而李宗仁所领导的桂系，则是与之角逐时间最长、对之打击最大的地方实力派。蒋介石是李宗仁的政治克星，而李宗仁则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二人的恩怨，演绎了一段另类“兄弟”情。
结拜把兄弟
1926年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为策动北伐，亲赴广州。此时，“中山舰事件”尘埃初定，汪精卫、蒋介石之间的争吵，已到了一山不容二虎的地步。汪精卫斗不过蒋介石，离职去了国外，蒋介石成了广州的中心人物。李宗仁刚到广州，蒋介石便前来拜访，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会面，李宗仁对此印象极为深刻。他说：
这是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我和蒋先生第一次会面。我对他的印象是“严肃”“劲气内敛”“狠”。其后我在广州的颐养园和白崇禧聊天，白氏问我对蒋先生的印象。我说：古人有句话，叫作“共患难易，同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白氏对我这评语也有同感。
不久，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择日兴师北伐。这期间，蒋、李二人之间的交往多了起来，李宗仁常去总司令部，蒋介石对他也热情慷慨，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竟主动拨给步枪一千支、重机枪四挺、无线电收发报机两台，并由军事委员会拨款二十万元。同时，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坚持要擢升白崇禧为北伐军代总参谋长。所有这些，确实让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官兵感动，以为蒋介石毫无畛域之见，是可以共事相处的。
一天，李宗仁来到总司令部，蒋介石客气地让座泡茶，并亲切地问：“德邻 （李宗仁字德邻） 同志，你今年多大了？”李宗仁回答：“我是光绪十七年（1891）出生的，三十七岁。”“啊，我是光绪十三年出生的，大你四岁。”只见蒋介石拉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成的兰谱，递给李宗仁，恳切地说：“我要和你换帖，结为异姓兄弟。”
李宗仁毫无思想准备，一边谦让一边说：“我是你的部下，真是不敢当啊！再说，革命不是不讲究这一套吗？”“没事体，没事体，你可不要客气。其实，换帖子拜兄弟，和我们的革命并不冲突呀！这样，我们不更是亲如骨肉，同志加兄弟吗？”这样诚恳的态度，李宗仁还能说些什么呢？在离开总司令部时，蒋介石还一再招呼：“早点给我你的兰谱。”
回到营房，李宗仁仔细察看这张兰谱，那上面除写有生辰八字之类的文字外，最显眼的便是蒋介石写的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后面落款：蒋中正 妻 陈洁如。隔了几天，蒋介石又向李宗仁催问：“你怎么还不给我换过帖子呀？”
第二天，李宗仁依蒋的兰谱弄了张帖子，写上蒋介石的四句誓词，下署“李宗仁 妻 郭德洁”，交给蒋介石。蒋介石接过兰谱，态度特别亲切地说：“从今往后，我们的关系更上一层了，那就是同志加兄弟，为完成国民革命，誓必同生共死。”
国民革命军一路征战，真所谓横扫于军如卷席，到1926年年末，革命的力量从中国最南端的珠江之滨，迅速发展到长江流域，北伐革命的旗帜几乎席卷半个中国。此时，蒋介石自恃手中掌握枪杆子，军事独裁的野心开始暴露，他公然违背国民党中央所做的决议，反对中央迁都武汉，执意要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南昌。这便是民国史上鼓噪一时的迁都之争。
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被免去中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要职，仅保留北伐军总司令一职。他的军事独裁受到严重挑战，宁汉之间的分裂更是日甚一日，不可调和。当时，蒋介石的军事实力毕竟有限，受他节制支配的军队，仅第一军和一些杂乱的反正部队，和武汉方面相比，他明显地感到力量的悬殊。他苦思冥想着，突然间，“李宗仁”跳入他的脑海，前不久，他们刚刚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而更重要的是，李宗仁的反共态度和自己一样坚决，对武汉方面的种种行为，也早有不满的情绪。
蒋介石与李宗仁终于绑在一起，在一条战船上沉浮。这是他们几十年交往中，唯一的“蜜月”期。在臭名昭著的“龙华反共会议”上，李宗仁、吴稚晖提出“弹劾共产党的议案”。接着又联名发出所谓“护党救国”的通电，为筹划中的反共、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
不仅如此，李宗仁还将“亲共色彩”的第二军逼至浦口，将所谓“附共”的第六军第十九师全部缴械。一切准备就绪，蒋介石在上海召开军事会议，让白崇禧实施全市戒严，于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便血腥地开始了。政变发生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又在广西、广东、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再举屠刀，实行“清党”反共。在工农革命分子的血泊中，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建立，李宗仁因“清党”反共而功高一筹，自然成为南京政府的主角。蒋介石既另眼相待崛起的桂系，又时时感到不安和恐惧，董显光在 《蒋总统传》 中这样披露蒋介石这一时期的心迹：“蒋与广西将领之妥协，只能算是一时的权宜，由于北伐之必要而构成，毕竟未能长久。”
生死冤家
在“清党”“讨汉”“北伐”等诸多事件中，李宗仁的桂系武装日渐坐大，这其中的险恶，蒋介石不是没有警觉，而最使他寒心的是，当他提出调一部分兵力去抵御武汉的威胁时，李宗仁却装出很不理解的样子，说：“北洋军阀是我们一定要打倒的敌人，武汉方面是兄弟间的意气之事，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放弃一定要打倒的敌人，從事兄弟阋墙之争，恐怕国人不会谅解吧？”
武汉方面已将军事主力从河南撤回，东征讨蒋的锣鼓越敲越响。蒋介石所能支配的军队，说来虽有十几个军，可是，真正能征善战的只有一军和七军，其余的多是杂牌军，一旦枪响，这些杂牌军会不战而退。蒋介石不愧为权力场中的混家子，能屈能伸，他亲自来到七军军部，再次请求李宗仁予以帮助，可是，李宗仁照样唱着高调，拒不予以援手。蒋介石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归，自此，他和李宗仁及桂系结怨日深，终于难以消解。
恰在此时，军阀孙传芳在张作霖的配合下，亲率重兵，向南猛攻，连连在津浦线得手。蒋介石得不到桂系军队的有效支持，独自率四十军，反攻徐州，以期扭转颓势。不料，兵败如山倒，徐州不仅没有收复，反而连同长江北岸复陷敌手。 蒋介石回到南京，本想喘口气，舒张一下筋骨，再去和孙传芳算账，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武汉方面的东征讨蒋军，兵分三路，呼啸而来。蒋介石真的惹了大麻烦，外要抵御军阀孙传芳，内要对付东征讨蒋军，他纵是有三头六臂，也招架不住。他只得再三地向李宗仁求援，恳请他看在盟兄弟的分上，拉他一把。
李宗仁可不买他的账，一方面致电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公开表示呼应其倡议，“宁汉双方一致反共，既已志同道合，请速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又写信给武汉方面的唐生智，表示“只欲反共，予愿已足”，并婉转批评蒋介石“不宜以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汪精卫“七一五”事变后，李宗仁便领衔代表南京方面发出通电，表示愿与武汉合作。
蒋介石自知地位难保，不过，他还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他知道自己的进退，已经掌握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手中，于是，便有意向李、白试探说：“武汉不依不饶，我也想趁此休息一下。”他满以为会听到挽留的话语，没想到，白崇禧冷冰冰地说：“总司令如果真需要休息，我也赞成，否则徒然政治上掀起一个大风浪，那就大可不必了。”
“健生的话太直率了，这样的事嘛，还是请总司令自决出处。”李宗仁清楚现在自己之所以举足轻重，说穿了，还不是手握重兵，处此形势逆转的关键时刻，切不可有妇人之仁。
1927年8月15日，蒋介石正式发表下野通电。当日，李宗仁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民国史上第一次出现蒋去李来之局，李宗仁初获胜利，蒋介石则铩羽而归。
蒋介石下野不过三个月，李宗仁便支撑不住了，沸沸扬扬的逼蒋下野，不得不草草收场。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继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又当选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党部常委、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进而集党、政、军实权于一身，攫取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
蒋介石在借用桂系力量统一北方后，便感到非嫡系军事力量尾大不掉的咄咄逼人之势，而李宗仁的桂系，更令他每每想起都要为之胆寒，既然其利用价值已尽，那就到了“卸磨杀驴”的时候了。1929年1月，早已酝酿的编遣会议鸣锣开张了。蒋介石心中的所谓“编遣”，说穿了，便是削藩、遣散，首当其冲者便是李宗仁的桂系。
斗争的结果是盛极一时的桂系作鸟兽散。
恩怨未了
广西被蒋介石占领后，李宗仁失去容身之所，辗转流亡。可是，蒋介石还是不放过他，派遣特务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1929年11月初，李宗仁收到黄绍竑的电报：“广西有变，速返主政。”
李宗仁回到广西后，一面整治军队将粤军赶出广西，一面与各方反蒋势力联系。
1930年3月，冯玉祥、阎锡山通电联合反蒋，李宗仁发表通电，积极响应。他们共同举起反蒋大旗。阎锡山率晋军开入山东，冯玉祥部由陕攻豫，李宗仁的桂军攻湘、鄂，造成南北呼应的态势。5月1日，蒋介石下达讨伐令，于是，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展开血肉横飞的大厮杀，这就是“洒向人间都是怨”的中原大战。
初战之际，李宗仁出师还频频得手，可是，由于后方接应缓慢，兵员补给受阻，致使蒋介石将桂军拦腰截断，李宗仁陷入重围，经奋力冲杀，一月之久才回到广西。
1936年，胡汉民逝世后，两广地方实力派失去重心，蒋介石又乘机实施反间计，企图分裂两广反蒋阵线。粤方空军司令黄光锐被策反成功，率四十余名飞行员驾机投蒋，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通电拥蒋。陈济棠已是众叛亲离，栖栖惶惶地离开广州到了香港。蒋介石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先是电令白崇禧出国考察，接着调李宗仁来南京，但均遭拒绝。这下可惹恼了蒋介石，他调集兵力欲武力解决。李宗仁也不买他的账，立即动员十万之众，整装待战。这对兄弟已是箭在弦上，眼看一场大战就要开张了。可是，自“九一八”事变后，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救亡图存的民族良知已不允许他们再重开内战。他们开始互派使者，频繁来往。1936年9月中旬，蒋介石飞往广州，并向广西发出和平信号。李宗仁也飞抵广州。他们终于在生死格杀的八年后，握手言和了。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
九月十七日，我乃只身飞广州，谒见蒋先生。大家寒暄一番，未及其他。自此大家言归于好，共赴国难。不久，西安事变发生，接着抗战也就爆发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经历，遂又进入另一阶段。
第二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爆发。大敌当前，他们捐弃前嫌，携手抗战。蔣介石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率部浴血奋战台儿庄，取得台儿庄战役的伟大胜利。这之后，他又与第九战区合作，进行了武汉保卫战。抗战转入相持阶段，李宗仁率部坚持在桐柏山、大洪山，粉碎日军三次大规模的扫荡，先后取得随枣、枣宜会战的胜利。
李宗仁在五战区领导抗战成果显著，在部属和民众中都很有口碑，蒋介石看在眼里，嫉在心里，开始盘算，怎样漂漂亮亮、体体面面地将李宗仁调离五战区，使他与军队脱离干系。
1943年9月，李宗仁被升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表面看来，这是个很高的职务，所辖有一、五两个战区。可是，这两个战区只受军事委员会节制，凡有行动只向军事委员会报告，仅给汉中行营一个报告副本。显然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虚设机构。李宗仁常常暗暗发笑：“蒋先生真是煞费苦心.专为我一人而设汉中行营。”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营 （不久，行营又改为行辕） 主任，这更是个有职无权的冷板凳。李宗仁并不甘心过闲云野鹤的生活。因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行动，他赢得“民主将军”“革新人物”的称号。
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而“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李宗仁的照片频频出现在美国的报刊上，李之“革新人物”的美誉已漂洋过海，传到欧美各国。在此种背景下，李宗仁踌躇满志，准备在政治上与蒋搏击一把。
竞选风波
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后，决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实行所谓“还政于民”，以标榜民主。蒋介石郑重宣布：“本届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本党不提名，由本党同志在国民大会中依法联署提名参加竞选。”有此允诺，李宗仁便有意参加副总统竞选。他让白崇禧去蒋介石那儿探探口风。没想到蒋介石听后很不高兴，不赞成李宗仁参加竞选。 1948年3月11日，李宗仁在中南海正式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不多日，他又来到南京，坐镇指挥竞选。刚刚抵达南京，李宗仁便去拜见蒋介石，仍然希望得到理解和支持。真的当了面，蒋介石自然要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可后来当李宗仁的当选似乎已成一边倒的趋势时，他懊恼起来，不行，怎么也不能让李宗仁竞选成功。
不多日，蒋介石单独召见李宗仁，希望他放弃竞选。李宗仁早有应对之策，慢条斯理地说：“委员长，我以前曾请礼卿 （即吴忠信）、健生来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
蒋介石自有招数，他发动CC系和黄埔系支持孙科，以和李宗仁争高低。孙科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阵势，大造舆论，同时，又造谣诽谤，企图挫败李宗仁。
可是，所有这些龌龊之举，都没能奏效。4月
29日，在第四次选举中，李宗仁终以一千四百三
十二票压倒孙科的一千二百九十五票，当选副总统。蒋介石得此苦果，那种懊丧而又恼怒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李宗仁对此有过极为真实而生动的描述：
当第四次投票达最高潮时，蒋先生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从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座车刚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何去何从，却苦了侍从人员。
掣肘国政
1948年入冬以后，国民党在东北、中原两大战场上节节溃退，接着，又在淮海战役中输了血本，同时丢了天津。至此，国内外的民意机关，甚至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都认为内战前途无望，希望恢复与中共的和平谈判。
1949年1月4日，蒋介石亲自来到李宗仁家。在谈起局势时，他说：“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李宗仁自当上这个副总统后，蒋介石从不给他笑脸，今天，蒋介石竟然放下架子，登门求教，看来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了。想到这里，心中不免暗自高兴：“你也有过不了的火焰山啦！”
第二天，蒋介石又来找李宗仁，并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他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可是，在阅读完蒋介石的下野文告后，李宗仁感到受到了欺骗，文告中既未提辞职也不提引退，更不提是副总统继任总统职位，而是“代行职权”。这样不明不白的职务，他怎么能够接受，便立即给蒋介石打去电话，要求修改文告，蒋介石满口答应。可是，第二天发布全国的文告，却一字未改。李宗仁当然不是傻子，他自有打算，那就是利用和谈，与共产党讨价还价，以时间争取空间，实现划江而治的“南北朝”的美梦。
可是，蒋介石却命令党、政、军“必须作战到底”，以破坏和谈计划。他还命令汤恩伯守上海，破坏李宗仁的江防计划。之后，又暗中破坏李宗仁、白崇禧保卫西南的计划。
1949年4月21日，李宗仁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会商，大家取得共识，尽快与蒋介石见面，立个君子协定，既然李宗仁主政，那么，蒋介石就应该将所有权柄统统交出。
第二天，李宗仁等分乘三架专机，由南京飞往杭州。这时，蒋介石早已在笕桥航校等候。他为表示亲密无间，还将李宗仁领进另一房间，单独商谈。
“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李宗仁的话很不客气。
“是的，是的。”蒋介石的态度极为诚挚，“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当李宗仁提出一些要求时，蒋都一口答应，从不犹豫。李宗仁本是一肚子气，遇到的却是如此谦恭的态度，他又能說些什么呢？
飞回南京时，四郊已闻此起彼伏的枪炮声，入夜，李宗仁久久不能成寐，看来南京是守不住了。第二天清晨，他慌忙登上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周，心事寥茫空荡，往事已是不堪回首。李宗仁于当日抵达桂林，便约李品仙、甘介侯、程思远等谈话，共同商量对策，那就是蒋介石必须无保留地交出所有权力，或者出国考察。他们的谈话被整理成文字材料，派专机送达上海，交给蒋介石。这份文字材料，可谓李宗仁对蒋介石的最后通牒。
蒋介石看了这份谈话记录，冷冷地笑了起来：“说我在幕后操纵，扯淡！”他甚至满腹委屈地说：“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即蒋介石，又名蒋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唯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名。”至于说到让他出国，蒋介石则干脆耍起赖来，说：“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为民主国之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
此时，蒋介石正在盘算，幕后操纵既有如此多的不便，不如索性走到前台。首先，他在台湾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公开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强调“断不放弃革命的领导地位”。7月14日，蒋介石带着大批随员，由台湾飞到广州召开中央谈话会，散发所谓国民党改造的文件。第三天，国民党所谓非常委员会宣告成立，蒋介石为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
蒋介石频繁地来往于台湾和广州之间，离间粤籍将领和李宗仁的关系。他还绕过行政院和总统府，将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撤职，换上他的“天子门生”汤恩伯。
蒋介石的“党统”已压得李宗仁喘不过气来。9月中旬的一天，李宗仁特地打了一个电话给蒋介石，要求与他单独谈话，对方很愉快地接受了，并相约在梅花村陈济棠公馆晤面。 陈公馆大客厅内，李宗仁满脸的不高兴，端起茶杯呷了一口，郑重其事地说：“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来和你谈话。”看李宗仁那样一种正儿八经的样子，蒋介石心想，来者可是不善呀，嘴上只好“是的，是的”虚应着。
李宗仁的话匣子一打开，心中的诸多委屈和不快，犹如倾泻而下的流水，一发而不可收。他把蒋介石的种种过失和不是，一件件、一桩桩地抖搂出来。
“你过去每把事情弄糟了，总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东北失守、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不说自己指挥错误，反说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百姓破产，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责，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所使然……”
李宗仁越说越激动，又从历史谈到眼前，“你此番已是第三次下野，你当时一再声明，五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可是，你却处处掣肘，在溪口架设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令汤恩伯到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到了台湾后，又命汤恩伯到福州挟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擅派汤恩伯任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种种，都是自毁诺言、目无政府。”
李宗仁怎么也想不到，在如此严厉的数落后，蒋介石竟会如此平静，平静得令人难以置信。正当他胡思乱想时，蒋介石端着笑容，向李宗仁道歉：“德邻弟，关于撤换朱绍良一事，是我的错误，请你原谅。”这下可把李宗仁给弄蒙了，只好连声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记在心上了。”
这是他们把兄弟的最后一面，从此以后，二人便天各一方，永不相见。
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由香港飞往美国医治胃潰疡。次年1月，病愈出院。这时，台湾岛内一片迎蒋复职的喧嚣。蒋介石终于撕破面皮，发表文告，宣布“复职”。接着，台湾召开“国民大会”，罢免李宗仁的“副总统”。李宗仁无家可归，只得寓居美国。
1965年7月，李宗仁毅然决然回归祖国，在欢迎的人群中，有记者问到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他不假思索地说：“他有许多缺点。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喜欢他。我们都是失败者。”
“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诞生了。我不把我的错误归咎于别人，这些错误是我的。我不说我受骗了，他们抛弃了我。”李宗仁说。
（选自《名人传记》2015年第12期）
结拜把兄弟
1926年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为策动北伐，亲赴广州。此时，“中山舰事件”尘埃初定，汪精卫、蒋介石之间的争吵，已到了一山不容二虎的地步。汪精卫斗不过蒋介石，离职去了国外，蒋介石成了广州的中心人物。李宗仁刚到广州，蒋介石便前来拜访，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会面，李宗仁对此印象极为深刻。他说：
这是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我和蒋先生第一次会面。我对他的印象是“严肃”“劲气内敛”“狠”。其后我在广州的颐养园和白崇禧聊天，白氏问我对蒋先生的印象。我说：古人有句话，叫作“共患难易，同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白氏对我这评语也有同感。
不久，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择日兴师北伐。这期间，蒋、李二人之间的交往多了起来，李宗仁常去总司令部，蒋介石对他也热情慷慨，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竟主动拨给步枪一千支、重机枪四挺、无线电收发报机两台，并由军事委员会拨款二十万元。同时，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坚持要擢升白崇禧为北伐军代总参谋长。所有这些，确实让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官兵感动，以为蒋介石毫无畛域之见，是可以共事相处的。
一天，李宗仁来到总司令部，蒋介石客气地让座泡茶，并亲切地问：“德邻 （李宗仁字德邻） 同志，你今年多大了？”李宗仁回答：“我是光绪十七年（1891）出生的，三十七岁。”“啊，我是光绪十三年出生的，大你四岁。”只见蒋介石拉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成的兰谱，递给李宗仁，恳切地说：“我要和你换帖，结为异姓兄弟。”
李宗仁毫无思想准备，一边谦让一边说：“我是你的部下，真是不敢当啊！再说，革命不是不讲究这一套吗？”“没事体，没事体，你可不要客气。其实，换帖子拜兄弟，和我们的革命并不冲突呀！这样，我们不更是亲如骨肉，同志加兄弟吗？”这样诚恳的态度，李宗仁还能说些什么呢？在离开总司令部时，蒋介石还一再招呼：“早点给我你的兰谱。”
回到营房，李宗仁仔细察看这张兰谱，那上面除写有生辰八字之类的文字外，最显眼的便是蒋介石写的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后面落款：蒋中正 妻 陈洁如。隔了几天，蒋介石又向李宗仁催问：“你怎么还不给我换过帖子呀？”
第二天，李宗仁依蒋的兰谱弄了张帖子，写上蒋介石的四句誓词，下署“李宗仁 妻 郭德洁”，交给蒋介石。蒋介石接过兰谱，态度特别亲切地说：“从今往后，我们的关系更上一层了，那就是同志加兄弟，为完成国民革命，誓必同生共死。”
国民革命军一路征战，真所谓横扫于军如卷席，到1926年年末，革命的力量从中国最南端的珠江之滨，迅速发展到长江流域，北伐革命的旗帜几乎席卷半个中国。此时，蒋介石自恃手中掌握枪杆子，军事独裁的野心开始暴露，他公然违背国民党中央所做的决议，反对中央迁都武汉，执意要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南昌。这便是民国史上鼓噪一时的迁都之争。
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被免去中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要职，仅保留北伐军总司令一职。他的军事独裁受到严重挑战，宁汉之间的分裂更是日甚一日，不可调和。当时，蒋介石的军事实力毕竟有限，受他节制支配的军队，仅第一军和一些杂乱的反正部队，和武汉方面相比，他明显地感到力量的悬殊。他苦思冥想着，突然间，“李宗仁”跳入他的脑海，前不久，他们刚刚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而更重要的是，李宗仁的反共态度和自己一样坚决，对武汉方面的种种行为，也早有不满的情绪。
蒋介石与李宗仁终于绑在一起，在一条战船上沉浮。这是他们几十年交往中，唯一的“蜜月”期。在臭名昭著的“龙华反共会议”上，李宗仁、吴稚晖提出“弹劾共产党的议案”。接着又联名发出所谓“护党救国”的通电，为筹划中的反共、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
不仅如此，李宗仁还将“亲共色彩”的第二军逼至浦口，将所谓“附共”的第六军第十九师全部缴械。一切准备就绪，蒋介石在上海召开军事会议，让白崇禧实施全市戒严，于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便血腥地开始了。政变发生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又在广西、广东、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再举屠刀，实行“清党”反共。在工农革命分子的血泊中，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建立，李宗仁因“清党”反共而功高一筹，自然成为南京政府的主角。蒋介石既另眼相待崛起的桂系，又时时感到不安和恐惧，董显光在 《蒋总统传》 中这样披露蒋介石这一时期的心迹：“蒋与广西将领之妥协，只能算是一时的权宜，由于北伐之必要而构成，毕竟未能长久。”
生死冤家
在“清党”“讨汉”“北伐”等诸多事件中，李宗仁的桂系武装日渐坐大，这其中的险恶，蒋介石不是没有警觉，而最使他寒心的是，当他提出调一部分兵力去抵御武汉的威胁时，李宗仁却装出很不理解的样子，说：“北洋军阀是我们一定要打倒的敌人，武汉方面是兄弟间的意气之事，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放弃一定要打倒的敌人，從事兄弟阋墙之争，恐怕国人不会谅解吧？”
武汉方面已将军事主力从河南撤回，东征讨蒋的锣鼓越敲越响。蒋介石所能支配的军队，说来虽有十几个军，可是，真正能征善战的只有一军和七军，其余的多是杂牌军，一旦枪响，这些杂牌军会不战而退。蒋介石不愧为权力场中的混家子，能屈能伸，他亲自来到七军军部，再次请求李宗仁予以帮助，可是，李宗仁照样唱着高调，拒不予以援手。蒋介石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归，自此，他和李宗仁及桂系结怨日深，终于难以消解。
恰在此时，军阀孙传芳在张作霖的配合下，亲率重兵，向南猛攻，连连在津浦线得手。蒋介石得不到桂系军队的有效支持，独自率四十军，反攻徐州，以期扭转颓势。不料，兵败如山倒，徐州不仅没有收复，反而连同长江北岸复陷敌手。 蒋介石回到南京，本想喘口气，舒张一下筋骨，再去和孙传芳算账，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武汉方面的东征讨蒋军，兵分三路，呼啸而来。蒋介石真的惹了大麻烦，外要抵御军阀孙传芳，内要对付东征讨蒋军，他纵是有三头六臂，也招架不住。他只得再三地向李宗仁求援，恳请他看在盟兄弟的分上，拉他一把。
李宗仁可不买他的账，一方面致电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公开表示呼应其倡议，“宁汉双方一致反共，既已志同道合，请速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又写信给武汉方面的唐生智，表示“只欲反共，予愿已足”，并婉转批评蒋介石“不宜以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汪精卫“七一五”事变后，李宗仁便领衔代表南京方面发出通电，表示愿与武汉合作。
蒋介石自知地位难保，不过，他还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他知道自己的进退，已经掌握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手中，于是，便有意向李、白试探说：“武汉不依不饶，我也想趁此休息一下。”他满以为会听到挽留的话语，没想到，白崇禧冷冰冰地说：“总司令如果真需要休息，我也赞成，否则徒然政治上掀起一个大风浪，那就大可不必了。”
“健生的话太直率了，这样的事嘛，还是请总司令自决出处。”李宗仁清楚现在自己之所以举足轻重，说穿了，还不是手握重兵，处此形势逆转的关键时刻，切不可有妇人之仁。
1927年8月15日，蒋介石正式发表下野通电。当日，李宗仁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民国史上第一次出现蒋去李来之局，李宗仁初获胜利，蒋介石则铩羽而归。
蒋介石下野不过三个月，李宗仁便支撑不住了，沸沸扬扬的逼蒋下野，不得不草草收场。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继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又当选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党部常委、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进而集党、政、军实权于一身，攫取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
蒋介石在借用桂系力量统一北方后，便感到非嫡系军事力量尾大不掉的咄咄逼人之势，而李宗仁的桂系，更令他每每想起都要为之胆寒，既然其利用价值已尽，那就到了“卸磨杀驴”的时候了。1929年1月，早已酝酿的编遣会议鸣锣开张了。蒋介石心中的所谓“编遣”，说穿了，便是削藩、遣散，首当其冲者便是李宗仁的桂系。
斗争的结果是盛极一时的桂系作鸟兽散。
恩怨未了
广西被蒋介石占领后，李宗仁失去容身之所，辗转流亡。可是，蒋介石还是不放过他，派遣特务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1929年11月初，李宗仁收到黄绍竑的电报：“广西有变，速返主政。”
李宗仁回到广西后，一面整治军队将粤军赶出广西，一面与各方反蒋势力联系。
1930年3月，冯玉祥、阎锡山通电联合反蒋，李宗仁发表通电，积极响应。他们共同举起反蒋大旗。阎锡山率晋军开入山东，冯玉祥部由陕攻豫，李宗仁的桂军攻湘、鄂，造成南北呼应的态势。5月1日，蒋介石下达讨伐令，于是，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展开血肉横飞的大厮杀，这就是“洒向人间都是怨”的中原大战。
初战之际，李宗仁出师还频频得手，可是，由于后方接应缓慢，兵员补给受阻，致使蒋介石将桂军拦腰截断，李宗仁陷入重围，经奋力冲杀，一月之久才回到广西。
1936年，胡汉民逝世后，两广地方实力派失去重心，蒋介石又乘机实施反间计，企图分裂两广反蒋阵线。粤方空军司令黄光锐被策反成功，率四十余名飞行员驾机投蒋，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通电拥蒋。陈济棠已是众叛亲离，栖栖惶惶地离开广州到了香港。蒋介石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先是电令白崇禧出国考察，接着调李宗仁来南京，但均遭拒绝。这下可惹恼了蒋介石，他调集兵力欲武力解决。李宗仁也不买他的账，立即动员十万之众，整装待战。这对兄弟已是箭在弦上，眼看一场大战就要开张了。可是，自“九一八”事变后，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救亡图存的民族良知已不允许他们再重开内战。他们开始互派使者，频繁来往。1936年9月中旬，蒋介石飞往广州，并向广西发出和平信号。李宗仁也飞抵广州。他们终于在生死格杀的八年后，握手言和了。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
九月十七日，我乃只身飞广州，谒见蒋先生。大家寒暄一番，未及其他。自此大家言归于好，共赴国难。不久，西安事变发生，接着抗战也就爆发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经历，遂又进入另一阶段。
第二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爆发。大敌当前，他们捐弃前嫌，携手抗战。蔣介石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率部浴血奋战台儿庄，取得台儿庄战役的伟大胜利。这之后，他又与第九战区合作，进行了武汉保卫战。抗战转入相持阶段，李宗仁率部坚持在桐柏山、大洪山，粉碎日军三次大规模的扫荡，先后取得随枣、枣宜会战的胜利。
李宗仁在五战区领导抗战成果显著，在部属和民众中都很有口碑，蒋介石看在眼里，嫉在心里，开始盘算，怎样漂漂亮亮、体体面面地将李宗仁调离五战区，使他与军队脱离干系。
1943年9月，李宗仁被升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表面看来，这是个很高的职务，所辖有一、五两个战区。可是，这两个战区只受军事委员会节制，凡有行动只向军事委员会报告，仅给汉中行营一个报告副本。显然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虚设机构。李宗仁常常暗暗发笑：“蒋先生真是煞费苦心.专为我一人而设汉中行营。”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营 （不久，行营又改为行辕） 主任，这更是个有职无权的冷板凳。李宗仁并不甘心过闲云野鹤的生活。因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行动，他赢得“民主将军”“革新人物”的称号。
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而“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李宗仁的照片频频出现在美国的报刊上，李之“革新人物”的美誉已漂洋过海，传到欧美各国。在此种背景下，李宗仁踌躇满志，准备在政治上与蒋搏击一把。
竞选风波
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后，决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实行所谓“还政于民”，以标榜民主。蒋介石郑重宣布：“本届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本党不提名，由本党同志在国民大会中依法联署提名参加竞选。”有此允诺，李宗仁便有意参加副总统竞选。他让白崇禧去蒋介石那儿探探口风。没想到蒋介石听后很不高兴，不赞成李宗仁参加竞选。 1948年3月11日，李宗仁在中南海正式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不多日，他又来到南京，坐镇指挥竞选。刚刚抵达南京，李宗仁便去拜见蒋介石，仍然希望得到理解和支持。真的当了面，蒋介石自然要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可后来当李宗仁的当选似乎已成一边倒的趋势时，他懊恼起来，不行，怎么也不能让李宗仁竞选成功。
不多日，蒋介石单独召见李宗仁，希望他放弃竞选。李宗仁早有应对之策，慢条斯理地说：“委员长，我以前曾请礼卿 （即吴忠信）、健生来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
蒋介石自有招数，他发动CC系和黄埔系支持孙科，以和李宗仁争高低。孙科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阵势，大造舆论，同时，又造谣诽谤，企图挫败李宗仁。
可是，所有这些龌龊之举，都没能奏效。4月
29日，在第四次选举中，李宗仁终以一千四百三
十二票压倒孙科的一千二百九十五票，当选副总统。蒋介石得此苦果，那种懊丧而又恼怒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李宗仁对此有过极为真实而生动的描述：
当第四次投票达最高潮时，蒋先生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从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座车刚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何去何从，却苦了侍从人员。
掣肘国政
1948年入冬以后，国民党在东北、中原两大战场上节节溃退，接着，又在淮海战役中输了血本，同时丢了天津。至此，国内外的民意机关，甚至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都认为内战前途无望，希望恢复与中共的和平谈判。
1949年1月4日，蒋介石亲自来到李宗仁家。在谈起局势时，他说：“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李宗仁自当上这个副总统后，蒋介石从不给他笑脸，今天，蒋介石竟然放下架子，登门求教，看来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了。想到这里，心中不免暗自高兴：“你也有过不了的火焰山啦！”
第二天，蒋介石又来找李宗仁，并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他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可是，在阅读完蒋介石的下野文告后，李宗仁感到受到了欺骗，文告中既未提辞职也不提引退，更不提是副总统继任总统职位，而是“代行职权”。这样不明不白的职务，他怎么能够接受，便立即给蒋介石打去电话，要求修改文告，蒋介石满口答应。可是，第二天发布全国的文告，却一字未改。李宗仁当然不是傻子，他自有打算，那就是利用和谈，与共产党讨价还价，以时间争取空间，实现划江而治的“南北朝”的美梦。
可是，蒋介石却命令党、政、军“必须作战到底”，以破坏和谈计划。他还命令汤恩伯守上海，破坏李宗仁的江防计划。之后，又暗中破坏李宗仁、白崇禧保卫西南的计划。
1949年4月21日，李宗仁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会商，大家取得共识，尽快与蒋介石见面，立个君子协定，既然李宗仁主政，那么，蒋介石就应该将所有权柄统统交出。
第二天，李宗仁等分乘三架专机，由南京飞往杭州。这时，蒋介石早已在笕桥航校等候。他为表示亲密无间，还将李宗仁领进另一房间，单独商谈。
“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李宗仁的话很不客气。
“是的，是的。”蒋介石的态度极为诚挚，“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当李宗仁提出一些要求时，蒋都一口答应，从不犹豫。李宗仁本是一肚子气，遇到的却是如此谦恭的态度，他又能說些什么呢？
飞回南京时，四郊已闻此起彼伏的枪炮声，入夜，李宗仁久久不能成寐，看来南京是守不住了。第二天清晨，他慌忙登上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周，心事寥茫空荡，往事已是不堪回首。李宗仁于当日抵达桂林，便约李品仙、甘介侯、程思远等谈话，共同商量对策，那就是蒋介石必须无保留地交出所有权力，或者出国考察。他们的谈话被整理成文字材料，派专机送达上海，交给蒋介石。这份文字材料，可谓李宗仁对蒋介石的最后通牒。
蒋介石看了这份谈话记录，冷冷地笑了起来：“说我在幕后操纵，扯淡！”他甚至满腹委屈地说：“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即蒋介石，又名蒋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唯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名。”至于说到让他出国，蒋介石则干脆耍起赖来，说：“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为民主国之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
此时，蒋介石正在盘算，幕后操纵既有如此多的不便，不如索性走到前台。首先，他在台湾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公开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强调“断不放弃革命的领导地位”。7月14日，蒋介石带着大批随员，由台湾飞到广州召开中央谈话会，散发所谓国民党改造的文件。第三天，国民党所谓非常委员会宣告成立，蒋介石为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
蒋介石频繁地来往于台湾和广州之间，离间粤籍将领和李宗仁的关系。他还绕过行政院和总统府，将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撤职，换上他的“天子门生”汤恩伯。
蒋介石的“党统”已压得李宗仁喘不过气来。9月中旬的一天，李宗仁特地打了一个电话给蒋介石，要求与他单独谈话，对方很愉快地接受了，并相约在梅花村陈济棠公馆晤面。 陈公馆大客厅内，李宗仁满脸的不高兴，端起茶杯呷了一口，郑重其事地说：“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来和你谈话。”看李宗仁那样一种正儿八经的样子，蒋介石心想，来者可是不善呀，嘴上只好“是的，是的”虚应着。
李宗仁的话匣子一打开，心中的诸多委屈和不快，犹如倾泻而下的流水，一发而不可收。他把蒋介石的种种过失和不是，一件件、一桩桩地抖搂出来。
“你过去每把事情弄糟了，总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东北失守、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不说自己指挥错误，反说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百姓破产，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责，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所使然……”
李宗仁越说越激动，又从历史谈到眼前，“你此番已是第三次下野，你当时一再声明，五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可是，你却处处掣肘，在溪口架设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令汤恩伯到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到了台湾后，又命汤恩伯到福州挟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擅派汤恩伯任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种种，都是自毁诺言、目无政府。”
李宗仁怎么也想不到，在如此严厉的数落后，蒋介石竟会如此平静，平静得令人难以置信。正当他胡思乱想时，蒋介石端着笑容，向李宗仁道歉：“德邻弟，关于撤换朱绍良一事，是我的错误，请你原谅。”这下可把李宗仁给弄蒙了，只好连声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记在心上了。”
这是他们把兄弟的最后一面，从此以后，二人便天各一方，永不相见。
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由香港飞往美国医治胃潰疡。次年1月，病愈出院。这时，台湾岛内一片迎蒋复职的喧嚣。蒋介石终于撕破面皮，发表文告，宣布“复职”。接着，台湾召开“国民大会”，罢免李宗仁的“副总统”。李宗仁无家可归，只得寓居美国。
1965年7月，李宗仁毅然决然回归祖国，在欢迎的人群中，有记者问到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他不假思索地说：“他有许多缺点。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喜欢他。我们都是失败者。”
“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诞生了。我不把我的错误归咎于别人，这些错误是我的。我不说我受骗了，他们抛弃了我。”李宗仁说。
（选自《名人传记》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