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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7年《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内部文件的发表，宣告了1956年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提出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失效和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突然逆转。促使毛泽东1957年改变原来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尊重的原因很复杂，除毛泽东本人的主观原因以外，主要有以下几点客观原因：远因是国际共运新形势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潜因是党内外各界对“鸣”、“放”理解的偏差；近因是“鸣”、“放”过程中部分知识分子的过激言论的刺激。加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状况估计失误和他本人在知识分子问题理论上的一系列矛盾与困惑，导致了毛泽东随后知识分子观的改变和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的失误。
关键词：毛泽东；知识分子观；远因；潜因；近因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7-0073-03
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原来在个人成分上属于工人阶级而在阶级属性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旧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也由于社会经济制度、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知识分子自身的进步，在阶级属性上改造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是基于知识分子的这种根本性变化。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重要论断。毛泽东也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队伍的战略任务，强调：“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但是，1957年《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内部文件的发布，却宣告了1956年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提出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失效和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的突然逆转。长期以来，学界对毛泽东1957年前后知识分子观转变的原因(特别是主观原因)、后果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除了毛泽东本人的主观原因外。究竟还有哪些客观现实原因促使毛泽东那么快就改变了原来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尊重呢?
一、远因：国际共运新形势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1957年，毛泽东曾经对过去的一年作过这样的回顾：“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的确如此，1956年2月赫鲁晓夫主持召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用“反对个人迷信”这个提法批评了斯大林。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出动军队武力镇压示威群众，哥穆尔卡取代奥哈布成为党中央第一书记。10月，社会主义阵营的匈牙利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性示威游行，提出反政府的口号，随后又演变为大规模的骚乱和流血冲突，匈牙利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被迫下台，后来由于苏军进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事件才得以平息。这一系列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甚为震惊，并产生了一种高度警惕。毛泽东和整个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不能不担心并思考：为什么刚刚确立且被视为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生如此严重的事件?中国会不会出现类似情况?如何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在中国重演?特别是在1956年下半年，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城市有少数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农村发生了一些农业合作社的社员闹退社的事件；一些大学和报刊也动了起来，学生纷纷成立社团，出大字报，发表演说，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意见，《文汇报》、《光明日报》都刊出了一些批评性的文章。这些事件的发生也不能不影响到毛泽东对各种局势的评判。就这样，毛泽东带着“匈牙利情结”进入1957年。
进入1957年后，国内民主党派开始活跃起来。在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按：指此时国内少数闹事的人)引出了洞。”1957年3月，民盟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章伯钧在会上提出：要重新估价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不久，民盟中央又成立四个l临时研究组，分别研究高等学校党委制、科学体制、有职有权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四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匈事件的热烈反应，使毛泽东十分反感。对于未来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一方面深信：“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领袖的毛泽东也不能不担心：中国会不会发生类似的问题。所以，他指出：“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为此，他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话虽是这样说，但现实中当然是力求避免出现“匈牙利事件”。采取什么对策来避免呢?对策之一就是开展整风运动，克服执政党内部滋生的官僚主义和腐败作风，以消解群众的对立与怨气。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毛泽东提出：“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也正是在整风运动中，民主党派中有极少数人提出了与共产党“轮流坐庄”、“平分秋色”等一些过激言论。
国际共运新形势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匈事件的热烈反应使毛泽东十分反感，再加上匈牙利事件中“裴多菲俱乐部”的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使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越加提高了警惕。一连串国际事件的发生和知识分子对国际事件的反应使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有所增强，在此基础上，1957年3月29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说：全国知识分子大约500万，从他们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教育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方面来说，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二、潜因：党内外各界关于“双百”方针意见的不一致
就党内的意见来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法虽然在建国之初就已出现，但把它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是1956年四、五月间才正式提出的。由于这个方针提出前党内并没有进行充分的思想酝酿，没有进行深入的学习讨论，因而在党内还没有形成广泛共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公开提出之后，党外知识界的反应和理解很不一致。党内尤其是各级干部的认识也不统一，而且“多数高级干部不赞成”。其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的陈其通及其同事马寒冰、陈亚丁和鲁勒四人联名，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日月显反映出党内对“双百”方针的忧虑。在那些不赞成“双百”方针的人看来，“百家争鸣”将会使唯心主义呈日益泛滥之势，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将变 为一句空话，而且随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鸣放出来，局面将不可收拾。
“双百”方针提出的时候，毛泽东说的是“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陆定一也曾经说过：“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至于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之外的领域，能不能“百花齐放”，要不要进行“百家争鸣”，并没有统一认识。
就知识分子的认识来说。1956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提出现在我们是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毛泽东的讲话，加上1956年1月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使许多知识分子颇觉兴奋。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可以说集中反映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兴奋状态：“去年1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同时，费孝通也描述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顾虑：“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对百家争鸣还是顾虑重重。不敢鸣，不敢争。”《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讲的就是“双百”方针提出后，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情和知识界出现的想“放”而不敢“放”，想“鸡”又不敢“鸣”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后，党内又产生了急于想改变这种局面的情绪。毛泽东着重提出利用“鸣”、“放”来团结广大知识分子。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关于这一点，陆定一的长子陆德整理的《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中也讲得非常明确：“1956年4月(27日)，我在中央《论十大关系》会议(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专题发言，(毛)主席很赞同，并被拍板确定为是党的‘双百’方针。主席对‘双百’方针，是全力支持的，他的确希望我国的科学和文化艺术能有个蓬勃的发展。”
由于当时不论党内干部还是知识分子，对“双百”方针的理解都还存在着偏差，对“鸣”、“放”的鼓励，不可避免地会使这种偏差变大。1957年整风运动之后，各界理解尚存偏差的“鸣”、“放”变成了向执政党的工作和执政党的干部提意见，这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上的“争鸣”了，从而也就偏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本意，致使许多意见大大超过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预料，也使他们感觉到“事情正在起变化”。可见，对“双百”方针理解存在偏差基础上的“鸣”、“放”，使得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和“起变化”的主体部分，由此而悄然地推动着毛泽东对他们的看法的变化。
三、近因：“鸣”与“放”过程中部分知识分子过激言论的刺激
从1957年初始，毛泽东鼓励扩大“鸣”、“放”，其目的在于邀请党内外人士给予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被无条件地泛用，致使“鸣”与“放”的重点从文艺与学术思想问题，变成了鼓励党外人士“鸣放”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1957年5月8日起，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连续多天召开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整风等问题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
1949年以后，大批原先处于体制外和边缘的知识分子进入体制内，他们一开始就是带着人世救世的心态参加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的。由于新中国任何人对社会的贡献都会被承认，这种环境和氛围的营造使原本一如社会弃儿的知识分子终于融入到了主流社会中，并与工人阶级融为了一体。灵魂和心灵的满足以及环境和氛围的相宜致使知识分子的所有潜能都被激发了出来。苏共“二十大”后，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以为这些预示着政治格局将有所变化，自己可以有一番作为了。章伯钧曾经对罗隆基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他们感受到这样的社会离不开他们，而他们也需要这样的社会。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带着这般热情参与到这次整风中来的。
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批评和提意见。是新中国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而且以往民主人士“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1957年5月份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召开的座谈会上，民主人士同样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对于这些意见，毛泽东给予了明确肯定：“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这次座谈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激烈的言论，如章伯钧提出了成立“政治设计院”的主张、罗隆基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储安平提出“党天下”等。甚至还出现了“一党执政有害处”、“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地选择，这就好得多”、“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已经天下大乱了，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等观点。这种状况使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认识较前有急剧改变。反右前，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只是怀疑和不信任；反右后，对他们则产生了反感和鄙视的心理。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就在反右前夕的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明确肯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毛泽东这时仍然认为知识分子的改造重点还是思想方面的。及至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据李维汉回忆：“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可见这时毛泽东已经将知识分子重新与资产阶级放在一起。置于“敌人”的位置上了。从此，知识分子开始被视为异己，不断地遭到政治上的排挤打击。
综上所述，如果说国际共运新形势引起的警觉是毛泽东改变知识分子观点的远因，那么，党内外各界对“鸣”、“放”理解的偏差就是毛泽东改变知识分子观点的潜因，而整风过程中部分知识分子的过激言论则是毛泽东改变知识分子观点的近因。这些原因加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状况估计失误和他本人在知识分子问题理论上的一系列矛盾与困惑，导致了毛泽东随后知识分子观的改变和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的失误。这个原则性的失误影响深远：一则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二则导致了毛泽东本人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看法，并成为1957年后20年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之肇始。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关键词：毛泽东；知识分子观；远因；潜因；近因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7-0073-03
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原来在个人成分上属于工人阶级而在阶级属性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旧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也由于社会经济制度、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知识分子自身的进步，在阶级属性上改造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是基于知识分子的这种根本性变化。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重要论断。毛泽东也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队伍的战略任务，强调：“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但是，1957年《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内部文件的发布，却宣告了1956年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提出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失效和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的突然逆转。长期以来，学界对毛泽东1957年前后知识分子观转变的原因(特别是主观原因)、后果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除了毛泽东本人的主观原因外。究竟还有哪些客观现实原因促使毛泽东那么快就改变了原来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尊重呢?
一、远因：国际共运新形势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1957年，毛泽东曾经对过去的一年作过这样的回顾：“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的确如此，1956年2月赫鲁晓夫主持召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用“反对个人迷信”这个提法批评了斯大林。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出动军队武力镇压示威群众，哥穆尔卡取代奥哈布成为党中央第一书记。10月，社会主义阵营的匈牙利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性示威游行，提出反政府的口号，随后又演变为大规模的骚乱和流血冲突，匈牙利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被迫下台，后来由于苏军进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事件才得以平息。这一系列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甚为震惊，并产生了一种高度警惕。毛泽东和整个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不能不担心并思考：为什么刚刚确立且被视为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生如此严重的事件?中国会不会出现类似情况?如何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在中国重演?特别是在1956年下半年，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城市有少数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农村发生了一些农业合作社的社员闹退社的事件；一些大学和报刊也动了起来，学生纷纷成立社团，出大字报，发表演说，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意见，《文汇报》、《光明日报》都刊出了一些批评性的文章。这些事件的发生也不能不影响到毛泽东对各种局势的评判。就这样，毛泽东带着“匈牙利情结”进入1957年。
进入1957年后，国内民主党派开始活跃起来。在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按：指此时国内少数闹事的人)引出了洞。”1957年3月，民盟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章伯钧在会上提出：要重新估价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不久，民盟中央又成立四个l临时研究组，分别研究高等学校党委制、科学体制、有职有权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四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匈事件的热烈反应，使毛泽东十分反感。对于未来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一方面深信：“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领袖的毛泽东也不能不担心：中国会不会发生类似的问题。所以，他指出：“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为此，他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话虽是这样说，但现实中当然是力求避免出现“匈牙利事件”。采取什么对策来避免呢?对策之一就是开展整风运动，克服执政党内部滋生的官僚主义和腐败作风，以消解群众的对立与怨气。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毛泽东提出：“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也正是在整风运动中，民主党派中有极少数人提出了与共产党“轮流坐庄”、“平分秋色”等一些过激言论。
国际共运新形势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匈事件的热烈反应使毛泽东十分反感，再加上匈牙利事件中“裴多菲俱乐部”的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使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越加提高了警惕。一连串国际事件的发生和知识分子对国际事件的反应使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有所增强，在此基础上，1957年3月29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说：全国知识分子大约500万，从他们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教育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方面来说，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二、潜因：党内外各界关于“双百”方针意见的不一致
就党内的意见来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法虽然在建国之初就已出现，但把它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是1956年四、五月间才正式提出的。由于这个方针提出前党内并没有进行充分的思想酝酿，没有进行深入的学习讨论，因而在党内还没有形成广泛共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公开提出之后，党外知识界的反应和理解很不一致。党内尤其是各级干部的认识也不统一，而且“多数高级干部不赞成”。其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的陈其通及其同事马寒冰、陈亚丁和鲁勒四人联名，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日月显反映出党内对“双百”方针的忧虑。在那些不赞成“双百”方针的人看来，“百家争鸣”将会使唯心主义呈日益泛滥之势，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将变 为一句空话，而且随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鸣放出来，局面将不可收拾。
“双百”方针提出的时候，毛泽东说的是“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陆定一也曾经说过：“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至于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之外的领域，能不能“百花齐放”，要不要进行“百家争鸣”，并没有统一认识。
就知识分子的认识来说。1956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提出现在我们是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毛泽东的讲话，加上1956年1月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使许多知识分子颇觉兴奋。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可以说集中反映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兴奋状态：“去年1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同时，费孝通也描述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顾虑：“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对百家争鸣还是顾虑重重。不敢鸣，不敢争。”《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讲的就是“双百”方针提出后，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情和知识界出现的想“放”而不敢“放”，想“鸡”又不敢“鸣”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后，党内又产生了急于想改变这种局面的情绪。毛泽东着重提出利用“鸣”、“放”来团结广大知识分子。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关于这一点，陆定一的长子陆德整理的《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中也讲得非常明确：“1956年4月(27日)，我在中央《论十大关系》会议(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专题发言，(毛)主席很赞同，并被拍板确定为是党的‘双百’方针。主席对‘双百’方针，是全力支持的，他的确希望我国的科学和文化艺术能有个蓬勃的发展。”
由于当时不论党内干部还是知识分子，对“双百”方针的理解都还存在着偏差，对“鸣”、“放”的鼓励，不可避免地会使这种偏差变大。1957年整风运动之后，各界理解尚存偏差的“鸣”、“放”变成了向执政党的工作和执政党的干部提意见，这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上的“争鸣”了，从而也就偏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本意，致使许多意见大大超过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预料，也使他们感觉到“事情正在起变化”。可见，对“双百”方针理解存在偏差基础上的“鸣”、“放”，使得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和“起变化”的主体部分，由此而悄然地推动着毛泽东对他们的看法的变化。
三、近因：“鸣”与“放”过程中部分知识分子过激言论的刺激
从1957年初始，毛泽东鼓励扩大“鸣”、“放”，其目的在于邀请党内外人士给予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被无条件地泛用，致使“鸣”与“放”的重点从文艺与学术思想问题，变成了鼓励党外人士“鸣放”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1957年5月8日起，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连续多天召开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整风等问题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
1949年以后，大批原先处于体制外和边缘的知识分子进入体制内，他们一开始就是带着人世救世的心态参加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的。由于新中国任何人对社会的贡献都会被承认，这种环境和氛围的营造使原本一如社会弃儿的知识分子终于融入到了主流社会中，并与工人阶级融为了一体。灵魂和心灵的满足以及环境和氛围的相宜致使知识分子的所有潜能都被激发了出来。苏共“二十大”后，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以为这些预示着政治格局将有所变化，自己可以有一番作为了。章伯钧曾经对罗隆基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他们感受到这样的社会离不开他们，而他们也需要这样的社会。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带着这般热情参与到这次整风中来的。
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批评和提意见。是新中国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而且以往民主人士“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1957年5月份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召开的座谈会上，民主人士同样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对于这些意见，毛泽东给予了明确肯定：“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这次座谈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激烈的言论，如章伯钧提出了成立“政治设计院”的主张、罗隆基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储安平提出“党天下”等。甚至还出现了“一党执政有害处”、“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地选择，这就好得多”、“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已经天下大乱了，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等观点。这种状况使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认识较前有急剧改变。反右前，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只是怀疑和不信任；反右后，对他们则产生了反感和鄙视的心理。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就在反右前夕的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明确肯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毛泽东这时仍然认为知识分子的改造重点还是思想方面的。及至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据李维汉回忆：“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可见这时毛泽东已经将知识分子重新与资产阶级放在一起。置于“敌人”的位置上了。从此，知识分子开始被视为异己，不断地遭到政治上的排挤打击。
综上所述，如果说国际共运新形势引起的警觉是毛泽东改变知识分子观点的远因，那么，党内外各界对“鸣”、“放”理解的偏差就是毛泽东改变知识分子观点的潜因，而整风过程中部分知识分子的过激言论则是毛泽东改变知识分子观点的近因。这些原因加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状况估计失误和他本人在知识分子问题理论上的一系列矛盾与困惑，导致了毛泽东随后知识分子观的改变和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的失误。这个原则性的失误影响深远：一则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二则导致了毛泽东本人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看法，并成为1957年后20年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之肇始。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