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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个童养媳,外祖父那时家里状况很不好,家里孩子又多,我祖母用50公斤的地瓜米就把我母亲背到了现在的家里,那时我母亲刚断奶。
母亲是在她18岁那年结婚的。她从小随祖母长大,祖母一直把她当自己的亲闺女,母亲对祖母就特别亲。从我记事起,她们婆媳从没红过脸,都是有事有商量的好声好气。这种关系在祖母去世前的那一年里,我有了切身体验。在我读初三的那年,祖母在一次滑倒后便偏瘫不起了。从那以后的一年里,母亲每天的工作也多了:三餐给祖母喂饭,中午给祖母擦一遍身子,早晚两次倒便桶。每次她们俩都是有说有笑,人情世故上的事母亲也还是和祖母商量着办的,这使我们没有了祖母刚躺下时的担心。在床上躺了10个月后,祖母神志越发不清了,经常半夜醒来,说有人骂她,说大家要把她饿死。每每这时,母亲总是第一个起来陪祖母说话,像哄一个小孩,一边给她喂点饼干什么的。神志不清的祖母,谁都不认得了,但是听到母亲的声音就特别的安静,感觉到安全,在母亲的声音陪伴下继续安睡。
在我上高中后不久,祖母走了,听家人说走得很安详。我回到家时正赶上祖母的送葬。那天全村大部分人都去了,大家谈论最多的不是我的祖母,而是母亲的不易。
祖母已经走远了,现在回想这些,我越清楚地知道,母亲和祖母的真正距离从来就不是太宽。如同一条河,母亲在此,祖母在彼,她们构成河的两岸。母亲后来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祖母的陈颜。
从小到大,母亲在我脑中的印象就只有一个,好像是岁月老人把她忘记在了一个阴暗的角落,母亲在本该年轻的时候看起来已经很苍老了。母亲的生命是一个辘轳,简单的重复。母亲每天4、5点起床做早饭,在我们吃饭时,她伺候那些鸡鸭猪兔,然后在洗刷碗盘后,再浸上中午要做饭的米,就上山忙农活去了,中午傍晚重复早晨的工作。1991年,父亲的腿病加重,虽然不要人照顾,但地里的事是没法继续,母亲也便更卖力了,那时乡亲们常说我们家像生产队,我母亲是队长,成员是我们姐弟几个。母亲是个好强的女人,她农活是不愿意落后别人的,因此做什么往往都比较早准备,播种插秧、种瓜翻藤,薅草杀虫、晒谷藏种都比别人早开始。
非农忙季节,母亲常到隔壁村挑木炭,我小时候每100斤是14元人民币,现在涨到21元了。跟母亲同去的还有好几个同村妇女,她们为了赶两趟,凌晨3点左右就得起来做饭了,4点左右出发,要是在冬天,天还没亮,她们就每人都拿把手电筒照明,去时是空手的,经常是走到邻村的山上,天色才起鱼肚白。上初中后,我周末也常去挑点,那时的我大概只能挑50斤,常常是第一天回来,肩上就破皮流血,坚持几天后,等伤口结痂成一层较厚的黑皮后才好些。上高中后,我去的次数也就少了,但是母亲却是一直都去,从未间断,听一些和母亲一起去的妇女说,母亲总是挑着百来斤的木炭,走在队伍的第一个,听到这里时候,我的眼泪就落了下来,那个矮小的母亲,肩膀上挑的哪是木炭啊?那是我们一整个家庭的重量,是生活的重量啊!
现在我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偶尔回去,母亲也还是常去挑木炭。凌晨3点左右,我常被母亲的咳嗽声惊醒,接着便是盆瓢的声音,她又得起早赶路去了。好几次,我都想起床劝母亲别去了,结果一次次都只能躺在床上装睡,等天亮起来,母亲已经把饭菜热在锅里了。前些天,姐姐打电话来,叫我劝母亲别再去,说我读过书,她听我的。在合上电话的瞬间,我眼泪忍不住流下来。我们何尝不曾劝过,母亲的执拗何尝是她的固执?每次母亲都说等烧好了一窑卖了就不去,可她何曾停止过?或许我们姐弟几个和母亲之间,真的不敢有这种柔软的劝慰,如果做了,对彼此都是一种惊吓。
生活的艰难没有压倒母亲,她绝少表现出脆弱的时刻。25年来,我只看过母亲流过两次泪,一次是祖母走的时候。坚强的母亲第一次在人前嚎啕大哭。另一次便是送我去上大学的那天,母亲起了个大早,天刚亮就喊我起床,在我吃饭时就问一些我带的东西装上没,之后便叮嘱我一定要把两个荷包蛋吃了,一边叫邻家堂弟去操场帮我占个龙马车的车头的位置。母亲送我上车时,她那天就说了两句话:“出去好好照顾好自己。该花的钱别省,不要委屈了自己。”在车发动的时候,母亲把捏在手中的鞭炮点燃了,在烟雾朦胧中,我看见了母亲流下的眼泪,我看见泪水流在她皱纹交错的脸上,如雨水落在旱地里,25年来我第一次那么仔细地看见她哭。母亲的泪水,也成了我无数次梦回乡里的第一站。
儿子越来越大,离家越来越远,回家越来越少,母亲的面容却越来越清晰。突然发现一直以来眷恋故乡,是因为那里的人,一个普通的标本式的农民,一个平凡的母亲。出生是不能选择的,如果可以,下辈子,母亲,我还要做你的孩子。
这些日子里,我越想起母亲,越是觉得惭愧。因为母亲,我的生命也因此更加简约、博大、丰美、深邃和慈悲。
背对母亲,长跪当哭!
母亲是在她18岁那年结婚的。她从小随祖母长大,祖母一直把她当自己的亲闺女,母亲对祖母就特别亲。从我记事起,她们婆媳从没红过脸,都是有事有商量的好声好气。这种关系在祖母去世前的那一年里,我有了切身体验。在我读初三的那年,祖母在一次滑倒后便偏瘫不起了。从那以后的一年里,母亲每天的工作也多了:三餐给祖母喂饭,中午给祖母擦一遍身子,早晚两次倒便桶。每次她们俩都是有说有笑,人情世故上的事母亲也还是和祖母商量着办的,这使我们没有了祖母刚躺下时的担心。在床上躺了10个月后,祖母神志越发不清了,经常半夜醒来,说有人骂她,说大家要把她饿死。每每这时,母亲总是第一个起来陪祖母说话,像哄一个小孩,一边给她喂点饼干什么的。神志不清的祖母,谁都不认得了,但是听到母亲的声音就特别的安静,感觉到安全,在母亲的声音陪伴下继续安睡。
在我上高中后不久,祖母走了,听家人说走得很安详。我回到家时正赶上祖母的送葬。那天全村大部分人都去了,大家谈论最多的不是我的祖母,而是母亲的不易。
祖母已经走远了,现在回想这些,我越清楚地知道,母亲和祖母的真正距离从来就不是太宽。如同一条河,母亲在此,祖母在彼,她们构成河的两岸。母亲后来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祖母的陈颜。
从小到大,母亲在我脑中的印象就只有一个,好像是岁月老人把她忘记在了一个阴暗的角落,母亲在本该年轻的时候看起来已经很苍老了。母亲的生命是一个辘轳,简单的重复。母亲每天4、5点起床做早饭,在我们吃饭时,她伺候那些鸡鸭猪兔,然后在洗刷碗盘后,再浸上中午要做饭的米,就上山忙农活去了,中午傍晚重复早晨的工作。1991年,父亲的腿病加重,虽然不要人照顾,但地里的事是没法继续,母亲也便更卖力了,那时乡亲们常说我们家像生产队,我母亲是队长,成员是我们姐弟几个。母亲是个好强的女人,她农活是不愿意落后别人的,因此做什么往往都比较早准备,播种插秧、种瓜翻藤,薅草杀虫、晒谷藏种都比别人早开始。
非农忙季节,母亲常到隔壁村挑木炭,我小时候每100斤是14元人民币,现在涨到21元了。跟母亲同去的还有好几个同村妇女,她们为了赶两趟,凌晨3点左右就得起来做饭了,4点左右出发,要是在冬天,天还没亮,她们就每人都拿把手电筒照明,去时是空手的,经常是走到邻村的山上,天色才起鱼肚白。上初中后,我周末也常去挑点,那时的我大概只能挑50斤,常常是第一天回来,肩上就破皮流血,坚持几天后,等伤口结痂成一层较厚的黑皮后才好些。上高中后,我去的次数也就少了,但是母亲却是一直都去,从未间断,听一些和母亲一起去的妇女说,母亲总是挑着百来斤的木炭,走在队伍的第一个,听到这里时候,我的眼泪就落了下来,那个矮小的母亲,肩膀上挑的哪是木炭啊?那是我们一整个家庭的重量,是生活的重量啊!
现在我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偶尔回去,母亲也还是常去挑木炭。凌晨3点左右,我常被母亲的咳嗽声惊醒,接着便是盆瓢的声音,她又得起早赶路去了。好几次,我都想起床劝母亲别去了,结果一次次都只能躺在床上装睡,等天亮起来,母亲已经把饭菜热在锅里了。前些天,姐姐打电话来,叫我劝母亲别再去,说我读过书,她听我的。在合上电话的瞬间,我眼泪忍不住流下来。我们何尝不曾劝过,母亲的执拗何尝是她的固执?每次母亲都说等烧好了一窑卖了就不去,可她何曾停止过?或许我们姐弟几个和母亲之间,真的不敢有这种柔软的劝慰,如果做了,对彼此都是一种惊吓。
生活的艰难没有压倒母亲,她绝少表现出脆弱的时刻。25年来,我只看过母亲流过两次泪,一次是祖母走的时候。坚强的母亲第一次在人前嚎啕大哭。另一次便是送我去上大学的那天,母亲起了个大早,天刚亮就喊我起床,在我吃饭时就问一些我带的东西装上没,之后便叮嘱我一定要把两个荷包蛋吃了,一边叫邻家堂弟去操场帮我占个龙马车的车头的位置。母亲送我上车时,她那天就说了两句话:“出去好好照顾好自己。该花的钱别省,不要委屈了自己。”在车发动的时候,母亲把捏在手中的鞭炮点燃了,在烟雾朦胧中,我看见了母亲流下的眼泪,我看见泪水流在她皱纹交错的脸上,如雨水落在旱地里,25年来我第一次那么仔细地看见她哭。母亲的泪水,也成了我无数次梦回乡里的第一站。
儿子越来越大,离家越来越远,回家越来越少,母亲的面容却越来越清晰。突然发现一直以来眷恋故乡,是因为那里的人,一个普通的标本式的农民,一个平凡的母亲。出生是不能选择的,如果可以,下辈子,母亲,我还要做你的孩子。
这些日子里,我越想起母亲,越是觉得惭愧。因为母亲,我的生命也因此更加简约、博大、丰美、深邃和慈悲。
背对母亲,长跪当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