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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61至1962年包产到户广泛出现并引发党内意见分歧后，毛泽东首先对党内高层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在认为高层问题基本解决后，继而发动了针对社会基层的1963年社教运动。由于运动中党内高层的意见分歧再度暴露出来，毛泽东由此断定这一意见分歧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化得不够"的问题，而是修正主义的问题。这种认识的转变导致他放弃了社教运动，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关键词]毛泽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
The Change of Mao Zedong‘s Thought about the Socialism
Education Movement in the 1960s
Abstract: By analysing the Socialism Education Movement which launched by Mao Zedong in 1963, the paper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e from the Mao Zedong‘ s false judgement about Liu Shaoqi‘ s behavior during the movement. He believed that Liu Shaoqi had become a revisionist and so an enemy. To keep the socialist state from Liu Shaoqi‘ s threatening, Mao Zedong launch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ey Words: Mao Zedong， the Socialism Education Movemen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3年由毛泽东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承"大跃进"经济重挫，后续"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成为沟通其中的桥梁。探索毛泽东发动这场社教运动的原因及其在这一运动中思路的转变，对正确判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有重要作用。本文试作探析。
一、运动的由来
毛泽东发动这场社教运动，虽有国际反修的大背景，但其主要动因还在国内。他之所以发动这场运动，既与他总结"大跃进"教训时的局限性有关，又与1961年至1962年从地方到中央出现的"包产到户"呼声有关。
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中，发生了"左"倾错误的毛泽东虽吸取了较为深刻的教训，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始终认为，继成功地找到了中国革命道路之后，自己提出的这"三面红旗"，尤其是其中的"人民公社"又成功地找到了中国建设道路。他认为错误在于急于求成，在于没有一整套与之配套的具体政策和方法。到1961年底，通过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的办法，人民公社生产关系开始后退到1955年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平；《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工业七十条》等一批条例也相继制定出台。毛泽东因此认为急于求成的毛病改正过来了，配套的政策也制定出来了，形势正在一天天好起来，需要做的只是落实这些具体政策了。抱着这种看法，1962年1月30日，他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说："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p.8）
但是，由于经济形势恶化，毛泽东的意见没能在其后的工作中得到贯彻。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退居二线，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主持。1962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西楼会议。鉴于当时暴露的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估计的还要严重，刘少奇等人认为国民经济正处于"非常时期"，应该突破原来的政策，采取"非常措施"。以这种认识为指导，在看到包产到户对恢复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后，刘少奇与邓小平等人对正在地方上广泛出现的包产到户给予了明确的肯定，并酝酿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2]（pp.1084～1085）。包产到户引起了党内的争议，许多人认为它导致人民公社生产关系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平又后退了一步，从社会主义退到了资本主义。毛泽东也有这种看法。他把包产到户看成是"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2]（p.1086），因而对刘少奇等人没有抵制甚至支持包产到户相当不满。1962年7月至9月，毛泽东接连主持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泽东把包产到户呼声指责为"单干风"，并上升到修正主义高度进行批判。
虽然毛泽东把包产到户当做修正主义批判，但当时毛泽东并没有视刘少奇等人为修正主义者。1963年6月4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时说道："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其社会经济基础。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认识也有个过程。"[3]（p.581）"我们这些人"明显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这里，毛泽东把他们的"错误"定性为"认识问题"，表明毛泽东认为刘邓等人并没有丧失社会主义立场，仍是社会主义者，只要认识得到纠正，并不妨碍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认识错误与立场错误相差仅一步之遥，一旦刘邓等人再次重犯，那就不是认识错误，而是立场错误了。毛泽东也就会把刘邓等人看成是修正主义者了。
鉴于包产到户在地方上广泛出现，地方和中央都有干部支持，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还不巩固，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强调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使全党提高警惕，使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2]（p.1098）。由于毛泽东把包产到户上升到修正主义高度进行批判，党内高层意见很快达成一致。八届十中全会顺利通过了全会公报和《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在集中精力完成了对党内高层的"社会主义教育"之后，毛泽东把视线移向下层，发动了针对社会基层的1963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二、运动的最初思路
既然包产到户是这次社教运动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运动的对象自然是与包产到户有牵连的人。毛泽东认为社会上包产到户的要求是地富残余利用党和人民的暂时困难大肆破坏的结果。党内之所以产生这种呼声，则是党内成分不纯、党员蜕化变质和部分党员"马克思主义化得不够"所致[2]（pp.1087～1088）。所以，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是三种人：地富残余、蜕化变质干部和"马克思主义化得不够"的党员。其中"马克思主义化得不够"的党员即指刘少奇等支持过包产到户的领导人。这些人已经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教育"，不再成为运动对象，剩下的就是地富残余和蜕化干部了。
对地富，毛泽东十分严厉，要求"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1]（p.213），对蜕化干部则比较宽容，强调团结。他认为蜕化干部支持包产到户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脱离了劳动，脱离了群众，因而只为个人打算，不为集体打算；其二是被地富腐蚀，"拉出去、打进来"，受了地富的坏影响。所以他的政策是：一，"团结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即干部向群众坦白腐化问题，划清与地富的界线，与群众一起共同对付地富；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与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设想把两方面政策结合起来，依靠下层群众开展这一政策运动，达到根除包产到户、鼓舞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目的。按这一思路，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社教运动指导文件"前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并对运动的开展做了部署。
在毛泽东这一思路中，潜伏着严重的问题。问题一，包产到户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呼声。主观上只想批判地富，实际上必将批到群众头上。对地富"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必将对群众造成错误的过火打击。这就必然弱化对"地富"的斗争。问题二，1955年农业合作化以来，尤其是三年"大跃进"前后，农村干群间已积累了较复杂尖锐的矛盾。由于批判包产到户与清查干部贪污腐化并列为社教运动的内容，农民群众批判包产到户的兴趣势必远不如清查干部贪污腐化的兴趣来得高。社教运动是作为群众运动来开展的，需要发动群众，因势利导。这就很容易使这场旨在批判包产到户的运动受到群众的影响变成一场反贪污运动，从而使毛泽东批判包产到户的意图落空。问题三，毛泽东强调团结干部，但是用群众运动方式来反贪污，势必忽视团结，强调斗争，对基层干部造成过火打击。所有这些，不仅会使毛泽东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图落空，而且埋下了引发毛泽东社教运动思路转变的因子。
三、运动的突变
1963年5月20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前十条"下发，各地随即进行农村社教试点。7月，彭真视察工作后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认为运动中出现了许多"左"的情况。9月，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决定由中央书记处主持制定一个有关社教运动具体政策的详细规定，后由刘少奇主持修改通过，11月出台。这个规定就是"后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刘少奇主持修改的"后十条"与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前十条"相比，在批判"三自一包"方面列出了不少限制性条文，例如："必须把进行复辟活动的阶级敌人同那些一时糊涂而被敌人利用的落后群众，加以区别"；"必须把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农民，加以区别"；"必须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临时性的肩挑运销以及小量的贩运活动，加以区别"；"必须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正当的社员家庭副业，加以区别"[1]（p.243）。"后十条"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当时需要的。但在有"左"倾思想的毛泽东看来，它无疑为批判"三自一包"做出了过多的不必要的限制。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对"后十条"发牢骚说："为什么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4]在他看来，刘少奇等人显然并没有真正"受到教育"，再一次倒向了资本主义立场。当初，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等人对包产到户的支持是偶然的"认识问题"，现在看来，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呢?毛泽东对原来的判断动摇了。1964年1月，毛泽东一反运动之初的乐观和自信，担忧地对一个外国领导人说：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4]判断一动摇，毛泽东关于社教运动的思路也就有了微妙的变化。由于刘少奇等高级领导人对国家政治生活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旦毛泽东认定他们是修正主义者，他们就会迅速取代地富和蜕化干部成为毛泽东心中最需要"教育"的重点对象，社教运动的矛头也就会迅速掉转，由指向下层变成指向上层。所以，"后十条"的出台实际上已使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有了萌芽。
但刘少奇并未察觉毛泽东思想的变化。1963年11月底，他派夫人王光美亲自到河北唐山桃园大队蹲点，以取得领导全国运动的第一手经验。1964年4月，总结出"桃园经验"。刘少奇随即把它作为以点带面领导全国社教运动的蓝本。"桃园经验"除重视打击老地富分子外，主要内容就是如何查处干部的贪污腐化问题。由于发现蜕化干部暗中抱团对抗，背后又有后台撑腰，提出了集中兵力、扎根串联、对基层干部发动群众之前不能完全依靠及追上面的根子等措施和要求[1]（pp.472～484）。所以，刘少奇领导的社教运动实际上忽视了批判包产到户，变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激烈的反贪运动。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疑虑进一步加深了。1964年5月到6月，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耸人听闻地提出：如果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各省要顶住[2]（p.1148）。毛泽东对刘少奇疑虑加深，自有他的理由。他虽然痛恨中下层干部的蜕化变质行为，但那并不是他最担心的问题，正如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对苏论战"九评"一文所指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本来是不奇怪的。只要党和国家的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是不可怕的。"[1]（p.449）毛泽东感到可怕的还是刘少奇等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预警表明毛泽东将社教运动矛头由下层转向上层的思想已有了急剧发展。
1964年5至6月的中央会议使社教运动进一步"左"倾。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刘少奇于8月主持修改已颁发的"后十条"以制定一个新的指导文件。参与修改的田家英请教毛泽东有何指示，毛泽东说：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兵力集中在一起。在这里，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再过火打击基层干部，实质上是不同意刘少奇再以惩治贪污为主攻方向。田家英把毛泽东的话转述给刘少奇后，刘少奇却没有采纳。在他主持修改的"后十条"中仍按"桃园经验"强调要采取大兵团作战、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干部既依靠又不依靠的运动方法[4]。11月，毛泽东在一份介绍两个老贫农不同意刘少奇运动方法的材料上批示：这两个农民是我们全党的老师，间接地对刘少奇的方法提出批评。但刘少奇似未觉察，仍坚持自己的主张[4]。其结果是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形左而实右"，借打击干部掩盖其保护包产到户的意图。更为严重的是，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对包产到户的支持不仅是一贯的，而且他已听不进自己的意见，是无可挽回的了。1964年12月5日，毛泽东在谢富治分析沈阳冶炼厂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与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处批注：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5]（p.257）。至此，毛泽东最终改变了刘少奇是"认识问题"的定性，而把他定性的"立场问题"，定性为修正主义者。刘少奇的正确意见是得到很多领导人支持的，"左"倾的毛泽东自然认为他们在党内结成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派别和路线"也就成了最大威胁。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规定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式把社教运动矛头指向了刘少奇等一批领导人。
至此，毛泽东的教育对象发生了由上到下，再由下到上的转变。只是当他把目光再次聚焦于党内上层时，他认为他所面临的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了。既然刘少奇等一大批高级领导人都成了"修正主义者"，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自然就非常严重了。依靠自上而下的社教运动来清除这个"派别"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不可能了。毛泽东转而求助于群众，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四、结语
由上可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与他发动1963年社教运动的目的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维护和推行他的"左"倾社会主义模式。所不同的是，在两个时期他对形势的估计不同，因而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就这一点而言，1966年"文化大革命"与1963年社教运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是毛泽东推行其"左"倾模式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而包产到户正是遇到重重阻力的这一模式所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刘少奇实际上与毛泽东产生了政见分歧。毛泽东始终视包产到户为私有制，力主铲除。刘少奇则一直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予以同情、支持和保护。在1963年社教运动开展前，这种分歧被掩盖起来了，在运动中则一再呈现出来，使毛泽东更加清晰地看到它的存在。分歧是深刻而且致命的。两人的分歧不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现实政局的演变，而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并影响到对既往历史的继承。对已有"左"倾思想而又坚信自己正确的毛泽东来说，这种分歧是不可能容忍也是不可能妥协的。在深深的忧虑中，毛泽东被迫由社教运动走向了"文化大革命"。
【收稿日期】2002年4月
【作者简介】王艳元，男，1973年生，湖南隆回县人，河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责任编辑蔡世华】参考文献：
[1]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3]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4]张素华：《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
[关键词]毛泽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
The Change of Mao Zedong‘s Thought about the Socialism
Education Movement in the 1960s
Abstract: By analysing the Socialism Education Movement which launched by Mao Zedong in 1963, the paper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e from the Mao Zedong‘ s false judgement about Liu Shaoqi‘ s behavior during the movement. He believed that Liu Shaoqi had become a revisionist and so an enemy. To keep the socialist state from Liu Shaoqi‘ s threatening, Mao Zedong launch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ey Words: Mao Zedong， the Socialism Education Movemen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3年由毛泽东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承"大跃进"经济重挫，后续"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成为沟通其中的桥梁。探索毛泽东发动这场社教运动的原因及其在这一运动中思路的转变，对正确判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有重要作用。本文试作探析。
一、运动的由来
毛泽东发动这场社教运动，虽有国际反修的大背景，但其主要动因还在国内。他之所以发动这场运动，既与他总结"大跃进"教训时的局限性有关，又与1961年至1962年从地方到中央出现的"包产到户"呼声有关。
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中，发生了"左"倾错误的毛泽东虽吸取了较为深刻的教训，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始终认为，继成功地找到了中国革命道路之后，自己提出的这"三面红旗"，尤其是其中的"人民公社"又成功地找到了中国建设道路。他认为错误在于急于求成，在于没有一整套与之配套的具体政策和方法。到1961年底，通过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的办法，人民公社生产关系开始后退到1955年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平；《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工业七十条》等一批条例也相继制定出台。毛泽东因此认为急于求成的毛病改正过来了，配套的政策也制定出来了，形势正在一天天好起来，需要做的只是落实这些具体政策了。抱着这种看法，1962年1月30日，他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说："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p.8）
但是，由于经济形势恶化，毛泽东的意见没能在其后的工作中得到贯彻。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退居二线，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主持。1962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西楼会议。鉴于当时暴露的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估计的还要严重，刘少奇等人认为国民经济正处于"非常时期"，应该突破原来的政策，采取"非常措施"。以这种认识为指导，在看到包产到户对恢复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后，刘少奇与邓小平等人对正在地方上广泛出现的包产到户给予了明确的肯定，并酝酿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2]（pp.1084～1085）。包产到户引起了党内的争议，许多人认为它导致人民公社生产关系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平又后退了一步，从社会主义退到了资本主义。毛泽东也有这种看法。他把包产到户看成是"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2]（p.1086），因而对刘少奇等人没有抵制甚至支持包产到户相当不满。1962年7月至9月，毛泽东接连主持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泽东把包产到户呼声指责为"单干风"，并上升到修正主义高度进行批判。
虽然毛泽东把包产到户当做修正主义批判，但当时毛泽东并没有视刘少奇等人为修正主义者。1963年6月4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时说道："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其社会经济基础。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认识也有个过程。"[3]（p.581）"我们这些人"明显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这里，毛泽东把他们的"错误"定性为"认识问题"，表明毛泽东认为刘邓等人并没有丧失社会主义立场，仍是社会主义者，只要认识得到纠正，并不妨碍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认识错误与立场错误相差仅一步之遥，一旦刘邓等人再次重犯，那就不是认识错误，而是立场错误了。毛泽东也就会把刘邓等人看成是修正主义者了。
鉴于包产到户在地方上广泛出现，地方和中央都有干部支持，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还不巩固，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强调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使全党提高警惕，使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2]（p.1098）。由于毛泽东把包产到户上升到修正主义高度进行批判，党内高层意见很快达成一致。八届十中全会顺利通过了全会公报和《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在集中精力完成了对党内高层的"社会主义教育"之后，毛泽东把视线移向下层，发动了针对社会基层的1963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二、运动的最初思路
既然包产到户是这次社教运动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运动的对象自然是与包产到户有牵连的人。毛泽东认为社会上包产到户的要求是地富残余利用党和人民的暂时困难大肆破坏的结果。党内之所以产生这种呼声，则是党内成分不纯、党员蜕化变质和部分党员"马克思主义化得不够"所致[2]（pp.1087～1088）。所以，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是三种人：地富残余、蜕化变质干部和"马克思主义化得不够"的党员。其中"马克思主义化得不够"的党员即指刘少奇等支持过包产到户的领导人。这些人已经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教育"，不再成为运动对象，剩下的就是地富残余和蜕化干部了。
对地富，毛泽东十分严厉，要求"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1]（p.213），对蜕化干部则比较宽容，强调团结。他认为蜕化干部支持包产到户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脱离了劳动，脱离了群众，因而只为个人打算，不为集体打算；其二是被地富腐蚀，"拉出去、打进来"，受了地富的坏影响。所以他的政策是：一，"团结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即干部向群众坦白腐化问题，划清与地富的界线，与群众一起共同对付地富；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与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设想把两方面政策结合起来，依靠下层群众开展这一政策运动，达到根除包产到户、鼓舞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目的。按这一思路，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社教运动指导文件"前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并对运动的开展做了部署。
在毛泽东这一思路中，潜伏着严重的问题。问题一，包产到户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呼声。主观上只想批判地富，实际上必将批到群众头上。对地富"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必将对群众造成错误的过火打击。这就必然弱化对"地富"的斗争。问题二，1955年农业合作化以来，尤其是三年"大跃进"前后，农村干群间已积累了较复杂尖锐的矛盾。由于批判包产到户与清查干部贪污腐化并列为社教运动的内容，农民群众批判包产到户的兴趣势必远不如清查干部贪污腐化的兴趣来得高。社教运动是作为群众运动来开展的，需要发动群众，因势利导。这就很容易使这场旨在批判包产到户的运动受到群众的影响变成一场反贪污运动，从而使毛泽东批判包产到户的意图落空。问题三，毛泽东强调团结干部，但是用群众运动方式来反贪污，势必忽视团结，强调斗争，对基层干部造成过火打击。所有这些，不仅会使毛泽东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图落空，而且埋下了引发毛泽东社教运动思路转变的因子。
三、运动的突变
1963年5月20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前十条"下发，各地随即进行农村社教试点。7月，彭真视察工作后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认为运动中出现了许多"左"的情况。9月，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决定由中央书记处主持制定一个有关社教运动具体政策的详细规定，后由刘少奇主持修改通过，11月出台。这个规定就是"后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刘少奇主持修改的"后十条"与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前十条"相比，在批判"三自一包"方面列出了不少限制性条文，例如："必须把进行复辟活动的阶级敌人同那些一时糊涂而被敌人利用的落后群众，加以区别"；"必须把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农民，加以区别"；"必须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临时性的肩挑运销以及小量的贩运活动，加以区别"；"必须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正当的社员家庭副业，加以区别"[1]（p.243）。"后十条"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当时需要的。但在有"左"倾思想的毛泽东看来，它无疑为批判"三自一包"做出了过多的不必要的限制。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对"后十条"发牢骚说："为什么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4]在他看来，刘少奇等人显然并没有真正"受到教育"，再一次倒向了资本主义立场。当初，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等人对包产到户的支持是偶然的"认识问题"，现在看来，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呢?毛泽东对原来的判断动摇了。1964年1月，毛泽东一反运动之初的乐观和自信，担忧地对一个外国领导人说：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4]判断一动摇，毛泽东关于社教运动的思路也就有了微妙的变化。由于刘少奇等高级领导人对国家政治生活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旦毛泽东认定他们是修正主义者，他们就会迅速取代地富和蜕化干部成为毛泽东心中最需要"教育"的重点对象，社教运动的矛头也就会迅速掉转，由指向下层变成指向上层。所以，"后十条"的出台实际上已使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有了萌芽。
但刘少奇并未察觉毛泽东思想的变化。1963年11月底，他派夫人王光美亲自到河北唐山桃园大队蹲点，以取得领导全国运动的第一手经验。1964年4月，总结出"桃园经验"。刘少奇随即把它作为以点带面领导全国社教运动的蓝本。"桃园经验"除重视打击老地富分子外，主要内容就是如何查处干部的贪污腐化问题。由于发现蜕化干部暗中抱团对抗，背后又有后台撑腰，提出了集中兵力、扎根串联、对基层干部发动群众之前不能完全依靠及追上面的根子等措施和要求[1]（pp.472～484）。所以，刘少奇领导的社教运动实际上忽视了批判包产到户，变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激烈的反贪运动。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疑虑进一步加深了。1964年5月到6月，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耸人听闻地提出：如果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各省要顶住[2]（p.1148）。毛泽东对刘少奇疑虑加深，自有他的理由。他虽然痛恨中下层干部的蜕化变质行为，但那并不是他最担心的问题，正如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对苏论战"九评"一文所指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本来是不奇怪的。只要党和国家的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是不可怕的。"[1]（p.449）毛泽东感到可怕的还是刘少奇等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预警表明毛泽东将社教运动矛头由下层转向上层的思想已有了急剧发展。
1964年5至6月的中央会议使社教运动进一步"左"倾。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刘少奇于8月主持修改已颁发的"后十条"以制定一个新的指导文件。参与修改的田家英请教毛泽东有何指示，毛泽东说：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兵力集中在一起。在这里，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再过火打击基层干部，实质上是不同意刘少奇再以惩治贪污为主攻方向。田家英把毛泽东的话转述给刘少奇后，刘少奇却没有采纳。在他主持修改的"后十条"中仍按"桃园经验"强调要采取大兵团作战、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干部既依靠又不依靠的运动方法[4]。11月，毛泽东在一份介绍两个老贫农不同意刘少奇运动方法的材料上批示：这两个农民是我们全党的老师，间接地对刘少奇的方法提出批评。但刘少奇似未觉察，仍坚持自己的主张[4]。其结果是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形左而实右"，借打击干部掩盖其保护包产到户的意图。更为严重的是，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对包产到户的支持不仅是一贯的，而且他已听不进自己的意见，是无可挽回的了。1964年12月5日，毛泽东在谢富治分析沈阳冶炼厂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与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处批注：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5]（p.257）。至此，毛泽东最终改变了刘少奇是"认识问题"的定性，而把他定性的"立场问题"，定性为修正主义者。刘少奇的正确意见是得到很多领导人支持的，"左"倾的毛泽东自然认为他们在党内结成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派别和路线"也就成了最大威胁。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规定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式把社教运动矛头指向了刘少奇等一批领导人。
至此，毛泽东的教育对象发生了由上到下，再由下到上的转变。只是当他把目光再次聚焦于党内上层时，他认为他所面临的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了。既然刘少奇等一大批高级领导人都成了"修正主义者"，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自然就非常严重了。依靠自上而下的社教运动来清除这个"派别"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不可能了。毛泽东转而求助于群众，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四、结语
由上可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与他发动1963年社教运动的目的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维护和推行他的"左"倾社会主义模式。所不同的是，在两个时期他对形势的估计不同，因而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就这一点而言，1966年"文化大革命"与1963年社教运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是毛泽东推行其"左"倾模式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而包产到户正是遇到重重阻力的这一模式所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刘少奇实际上与毛泽东产生了政见分歧。毛泽东始终视包产到户为私有制，力主铲除。刘少奇则一直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予以同情、支持和保护。在1963年社教运动开展前，这种分歧被掩盖起来了，在运动中则一再呈现出来，使毛泽东更加清晰地看到它的存在。分歧是深刻而且致命的。两人的分歧不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现实政局的演变，而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并影响到对既往历史的继承。对已有"左"倾思想而又坚信自己正确的毛泽东来说，这种分歧是不可能容忍也是不可能妥协的。在深深的忧虑中，毛泽东被迫由社教运动走向了"文化大革命"。
【收稿日期】2002年4月
【作者简介】王艳元，男，1973年生，湖南隆回县人，河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责任编辑蔡世华】参考文献：
[1]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3]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4]张素华：《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