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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正处在崛起于世界的特殊历史阶段，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思考，大国崛起的本质是什么。
看一下人类的文明史，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国本质上崛起于文明，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才敢言崛起。而推动文明创造，且产生开启作用的只能是思想的创新。这就意味着当代中国已步入呼唤一大批思想家诞生的时代。
从什么时候起，知识分子便不再放飞思想
自汉代中国实现统一，中央集权由此得到加强，但随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使得思想由此被禁锢起来。每个人自进入社会的那一天起就必须弄清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更要知道自己前后左右是谁，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景况下每个人都活得沉重，更谈不上放飞思想。
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更主要地把研究重心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这种关系一旦聚焦于等级文化和人身依附，以张扬个性为基本特点的思想者便不再受欢迎。当这种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必然内化为思维方式，化作柔性约束。正如一位当代学者所分析指出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虽不乏对天地人伦的阐发，但多为论断而非论证，缺少怀疑的矫正，论断的随意性很难避免，以致小人物也沉迷于高谈阔论，人人都重引证，而非创造，喜气势磅礴而倦逻辑证明。
八股文的强力规范，把思想压缩于狭窄空间
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政权，制定种种愚民政策，对知识阶层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模式，即对顺从者引其八股取仕，让你找到价值追求上的兴奋点，对不顺从者以“文字狱”棒杀。可以说，从制度设计到“官本位”的价值系统的确立，都是把知识分子作为防范对象，这也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只能依附于某一政治力量。
既然是依附，必然奴性十足，因而也就难以进行独立思考，难以产生思想的火焰。举例来看，明清两代是中华民族创新力最弱的历史时期，一般认为，明清时期的学术所走的道路，是从反义理、重训诂，走向独尊考据，这与明清大兴“文字狱”有关，特别是清朝时期，知识分子不得不把精力转到故纸堆中，大兴考据之学。清政府也借机推动编纂了规模巨大的《四库全书》，以此把天下的知识分子都吸引到考版本、纠错谬、辨音义的考据之学上来。这种风气和传统延续的结果，必然使一代代知识分子处于狭窄的思想空间中，无法逾越，更无法创造。
思想创新的土壤为什么稀缺
思想的创新需要土壤，既包括各种思想流派碰撞的土壤，也要有思想传播的土壤，还要有思想接纳的土壤。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单个的思想者可以有思想的能力，但不能缺少支撑和发展思想的条件。
造纸和印刷术曾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是思想的重要载体，然而纵观中国封建史，除了为禁止非统治阶级思想的传播而屡屡焚书，还有就是前面谈到的通过开科取仕把知识分子纳入体制之内予以管束；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必然地要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包括满足自己的物质利益，比如某一命题的产生源自统治者的赋予，而是否有价值还得通过统治者的认可和肯定，这种评价系统也必然泯灭新锐思想的产生。
知识分子的主体部分被纳入统治者的囊中，这保证了符合统治者需要的思想的主导性、主体性和强势地位，也决定了其他思想流派可能成了点缀和陪衬。没有了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不仅不能使各种思想流派生长，甚至主流思想体系或主导思想也会陷入萎缩，因为一种思想挟制政治资源过度强大后，这个思想体系中的人们便没有创造思想的动力，因为这时需要的不是思想的武器，只要有消灭或压制思想的武器即可，表现到社会中便是对传统、对教条解读、诠释极尽完善。
或许有人会说，中国土壤不能养育思想家，历史上为什么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确，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盛极一时，诸子的思想不论以当时的历史为坐标，还是以现实的眼光来考量，都是伟大的思想家，但能够产生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与当时的政治和人文环境有关，那就是当时的列国争霸，诸侯分立，这种情况下，霸主不管是基于霸权，还是控制力，都需要一大批思想家的支持。
应当说，笔者以上所述至少是影响中国古代、近代以来不能产生更多思想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把对思想的渴望，化作成长的土壤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党的政治理论还是社会期待，都具备了思想解放的条件，事实上也确实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但后来为什么又走了一段弯路？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国际国内政治生态的原因，也有領导人的判断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以致使刚开始的“百家争鸣”转瞬即逝，社会进入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思想沉闷期。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后，随着党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人们的思想才得到解放，正如老百姓所说，邓小平最大的贡献是教会了中国人独立思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敢言今天已经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巨人。
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终极追求来讲，应当是希望各种有利于改善执政的思想和理论产生出来，这就决定了我们要把对思想的渴望化作成长的土壤，也就是由执政党到知识分子，到广大民众共同形成的思想推动力，保证思想家的成长获得广泛的支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寻求共识，要真正弄清富国强国的本质，以及中国人将要担负的文明创造的历史使命，并且还应当站到更高的思想高度去判断问题。要真正认识到我们今天缺少思想创新已经和正在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危害，认识我们在社会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由于思想创新的引领没有跟上，已经导致一些知识分子精神的虚无和思想的率乱，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未来更大发展。在此基础上，要设计、建设适宜思想创新产生的人文环境、管理模式和评价系统。
具体到知识分子自己，则要提升精神境界，要敢于为坚持科学思想、坚持为真理而斗争。因为当你过快地走在社会的前列，你的思想最终被印证是科学，是真理，也仍然会因与时代的落差而被牺牲掉，因此必须有勇往直前、敢于牺牲的准备。
（2013年第1期）
看一下人类的文明史，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国本质上崛起于文明，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才敢言崛起。而推动文明创造，且产生开启作用的只能是思想的创新。这就意味着当代中国已步入呼唤一大批思想家诞生的时代。
从什么时候起，知识分子便不再放飞思想
自汉代中国实现统一，中央集权由此得到加强，但随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使得思想由此被禁锢起来。每个人自进入社会的那一天起就必须弄清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更要知道自己前后左右是谁，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景况下每个人都活得沉重，更谈不上放飞思想。
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更主要地把研究重心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这种关系一旦聚焦于等级文化和人身依附，以张扬个性为基本特点的思想者便不再受欢迎。当这种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必然内化为思维方式，化作柔性约束。正如一位当代学者所分析指出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虽不乏对天地人伦的阐发，但多为论断而非论证，缺少怀疑的矫正，论断的随意性很难避免，以致小人物也沉迷于高谈阔论，人人都重引证，而非创造，喜气势磅礴而倦逻辑证明。
八股文的强力规范，把思想压缩于狭窄空间
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政权，制定种种愚民政策，对知识阶层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模式，即对顺从者引其八股取仕，让你找到价值追求上的兴奋点，对不顺从者以“文字狱”棒杀。可以说，从制度设计到“官本位”的价值系统的确立，都是把知识分子作为防范对象，这也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只能依附于某一政治力量。
既然是依附，必然奴性十足，因而也就难以进行独立思考，难以产生思想的火焰。举例来看，明清两代是中华民族创新力最弱的历史时期，一般认为，明清时期的学术所走的道路，是从反义理、重训诂，走向独尊考据，这与明清大兴“文字狱”有关，特别是清朝时期，知识分子不得不把精力转到故纸堆中，大兴考据之学。清政府也借机推动编纂了规模巨大的《四库全书》，以此把天下的知识分子都吸引到考版本、纠错谬、辨音义的考据之学上来。这种风气和传统延续的结果，必然使一代代知识分子处于狭窄的思想空间中，无法逾越，更无法创造。
思想创新的土壤为什么稀缺
思想的创新需要土壤，既包括各种思想流派碰撞的土壤，也要有思想传播的土壤，还要有思想接纳的土壤。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单个的思想者可以有思想的能力，但不能缺少支撑和发展思想的条件。
造纸和印刷术曾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是思想的重要载体，然而纵观中国封建史，除了为禁止非统治阶级思想的传播而屡屡焚书，还有就是前面谈到的通过开科取仕把知识分子纳入体制之内予以管束；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必然地要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包括满足自己的物质利益，比如某一命题的产生源自统治者的赋予，而是否有价值还得通过统治者的认可和肯定，这种评价系统也必然泯灭新锐思想的产生。
知识分子的主体部分被纳入统治者的囊中，这保证了符合统治者需要的思想的主导性、主体性和强势地位，也决定了其他思想流派可能成了点缀和陪衬。没有了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不仅不能使各种思想流派生长，甚至主流思想体系或主导思想也会陷入萎缩，因为一种思想挟制政治资源过度强大后，这个思想体系中的人们便没有创造思想的动力，因为这时需要的不是思想的武器，只要有消灭或压制思想的武器即可，表现到社会中便是对传统、对教条解读、诠释极尽完善。
或许有人会说，中国土壤不能养育思想家，历史上为什么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确，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盛极一时，诸子的思想不论以当时的历史为坐标，还是以现实的眼光来考量，都是伟大的思想家，但能够产生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与当时的政治和人文环境有关，那就是当时的列国争霸，诸侯分立，这种情况下，霸主不管是基于霸权，还是控制力，都需要一大批思想家的支持。
应当说，笔者以上所述至少是影响中国古代、近代以来不能产生更多思想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把对思想的渴望，化作成长的土壤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党的政治理论还是社会期待，都具备了思想解放的条件，事实上也确实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但后来为什么又走了一段弯路？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国际国内政治生态的原因，也有領导人的判断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以致使刚开始的“百家争鸣”转瞬即逝，社会进入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思想沉闷期。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后，随着党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人们的思想才得到解放，正如老百姓所说，邓小平最大的贡献是教会了中国人独立思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敢言今天已经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巨人。
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终极追求来讲，应当是希望各种有利于改善执政的思想和理论产生出来，这就决定了我们要把对思想的渴望化作成长的土壤，也就是由执政党到知识分子，到广大民众共同形成的思想推动力，保证思想家的成长获得广泛的支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寻求共识，要真正弄清富国强国的本质，以及中国人将要担负的文明创造的历史使命，并且还应当站到更高的思想高度去判断问题。要真正认识到我们今天缺少思想创新已经和正在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危害，认识我们在社会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由于思想创新的引领没有跟上，已经导致一些知识分子精神的虚无和思想的率乱，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未来更大发展。在此基础上，要设计、建设适宜思想创新产生的人文环境、管理模式和评价系统。
具体到知识分子自己，则要提升精神境界，要敢于为坚持科学思想、坚持为真理而斗争。因为当你过快地走在社会的前列，你的思想最终被印证是科学，是真理，也仍然会因与时代的落差而被牺牲掉，因此必须有勇往直前、敢于牺牲的准备。
（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