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的职业和阶层虽然不同，但在喜爱读书、热爱学习上却有着共识。他们遨游于知识的海洋，驰骋在思想的疆场，从书中开阔了眼界，感受到文字的力量，学习到修身的方法，掌握了治国济世的智慧……古人之重视读书，正可以激励我们奋发图强、手不释卷。

百姓重视读书

　　汉朝的匡衡，出身贫寒，在没有做官之前，勤奋读书。当时，他很穷困，但想尽各种办法去争取读书的机会。匡衡白天工作，晚上想看书，“勤学而无烛”，“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之而读之”。他在为当地富人打工期间，“佣作以给食饮”，但他不要工钱。富人非常奇怪，问他原因。深知富人家多藏书的匡衡说：“愿得主人书遍读之。”富人非常感动，“资给以书，遂成大学”。通过努力，匡衡成为了西汉有名的经学家。时人有云：“无说《诗》，匡鼎（鼎是匡衡的小名）来。匡说《诗》，解人颐。”
　　北魏的祖莹，出身富贵，也非常喜欢读书。他读书“以昼继夜”，其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他在父母入睡后，“燃火读书，以衣被蔽塞窗户，恐漏光明，为家人所觉”。此举既使自己能继续读书，又不影响父母，可见其用心良苦，时人称其为“圣小儿”。
　　明末清初有个叫唐铸万的人，做过十个月知县，辞官后来到苏州，成为一介布衣。他生活非常拮据，“衣服典尽，败絮蓝缕”。在这种境遇下，他仍然能够安贫乐道，以读书写书为乐，“陶陶焉振笔著书不辍”。
　　匡衡、祖莹、唐铸万是幸运的，历史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实则还有很多热爱读书的普通百姓，虽然没有留下名字，却同样值得尊重。正是一代又一代热爱读书的普通百姓接续传承中华文化，我们的文明才能历经五千年而不绝。

学者重视读书

　　普通百姓尚且重视读书，何况学者乎？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开启有清一代学风的大学者，一辈子始终读书且卓有成就。因其出身富户家庭，顾炎武有很好的条件读书。他遍览前朝史籍，悉研各类经典，为其形成渊博的知识体系奠定了扎实基础。顾炎武为了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凡阅书一千余部”。他曾游学大江南北，在考察各地的过程中，交结豪士，获悉各地山川风俗，他的亲身经历连同书本知识共同构成了著书的材料，這也绝非书斋中的学者所能及的。
　　“君子之学，死而后已”成为顾炎武一生坚持读书学习的真实写照。潘次耕在《日知录序》中说：“先生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他在读书为学的过程中，认为人格塑造是道德文章的基础，健全的人格至关重要。他钦佩尧舜的“耿介”，愿意将自己身上的“胸中磊磊”发扬光大。他提倡要用精慎和虚心的态度去对待读书为学。关于精慎，他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当别人希望刊刻他的《日知录》时，他谦虚地回答，该书还有许多地方有待完善，尚需一段时间。而关于虚心，他说：“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阎百诗对他的《日知录》提出若干建议，他欣然接受。
　　清代大学者戴震，一生与书结缘。出身于商人家庭的戴震，自幼喜欢阅读各类书籍，而且喜欢探求事物背后隐藏的真理。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形容戴震“盖聪明蕴蓄者深矣。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难能可贵的是，戴震在求学时即表现出探究精神。洪榜在《戴东原先生行状》中说：“先生读书，每一字必求其义。塾师略举传注（古人注释经典的作品）训解之，先生意每不释然，师不胜其烦，因取汉许叔重《说文解字》十五卷授之。先生大好其书，学之三年，尽得其节目。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笺注之存于今者，搜求考究。一字之义，必贯群经、本六书（造字与用字的六种方法）以为定诂。由是尽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经注疏》，举其辞无疑，时先生年十六七矣。”
　　乾隆二十年（1755），戴震在北京纪昀家中住，既当家庭教师，又从事学术研究。在此期间，他写成了《周礼太史正岁年解》等书，名扬天下。后来，他离开北京，在扬州、保定等地为学。乾隆三十八年（1773），皇帝下令开馆纂修《四库全书》，纪昀被任命为总纂官，他向皇帝推荐才华横溢的戴震为纂修官。戴震在纂修官这个职位上干了四年，主要校勘天文地理、语言文字等方面的书籍，宋儒张载尝言学者要“为往圣继绝学”，天文地理、语言文字之书堪称绝学，这些书籍之难度足以使一般学者望而却步。梁启超说：“《四库全书》天算类提要全出其手。”倘若戴震没有常年读书的积累，没有深入的思考，断不会有其学术事业上的大丰收。

官员重视读书

　　古代学者往往具有官员的身份，正所谓“学而优则仕”。官员重视读书，一来可以从书中获得处理政务的经验，二来可以通过读书砥砺品德、提高修养、教育子孙。
　　乾隆时期的名臣汪辉祖在为官生涯中非常重视读书。他在《佐治药言》中指出：“遇疑难大事，有必须引经以断者，非读书不可。”这是他将读书与做官紧密结合后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在他的为官生涯中得到了印证。他在乌程当幕僚的时候，遇到一个案子：有一个姓冯的人，由于本宗没有人可以过继给他为子，他就自行收养了他姑母的孙子当自己的儿子。等到这个姓冯的人去世后，一个同姓但不同宗的人却出来争着充当他的继承人，地方官竟然同意了这人的要求。汪辉祖辅佐长官重新判这个案子。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思路。但是通过读书，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他看到宋儒陈淳在《北溪字义》中提到同姓同宗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通过引经据典，汪辉祖“绝其争端”。
　　因《颜氏家训》而名垂千古的颜之推曾历仕四朝，他自幼爱好读书，又生逢乱世，自身成长经历与时代动荡际遇让他明白只有读书才能获得永恒。他的长子颜思鲁曾对他说，我们家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雄厚的钱财，我当儿子的，理所当然应该挣钱养家，您每天告诫我要读书学习，这有什么用呢？颜之推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读书的价值胜过为生计奔波。他在《颜氏家训》中告诫自家子弟：“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在颜之推看来，帝王追求学问树立了榜样，自己为官拥有一定条件，更要让孩子养成读书的习惯。颜之推结合自己的经历，希望孩子能够初学《诗经》《论语》，所谓学《诗经》利口舌，学《论语》明志向;继而读《礼记》《左传》，所谓读《礼记》以修身，读《左传》可以鉴史知今。颜之推认为：“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而读书正是“自求诸身”的不二选择。

帝王重视读书

　　古代重视读书、热爱读书的帝王也不少，而清代的康熙帝尤可称为榜样。
　　《清史稿》评价康熙“圣学高深，崇儒重道”。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就在于对书籍与学习有近于痴醉的追求。康熙很早就从思想层面上认识到研习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益。”康熙不仅在思想上非常重视学习，还身体力行地主动学习。青年时期的康熙不仅早起用功读书，“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还能在政务繁忙之余通过经筵日讲等制度深化学习，正如他所言：“朕于政务余闲，惟日研精
　　经史。”
　　康熙读书之辛苦令人同情，他在《庭训格言》中叙述自己有时处理完政务后继续读书，“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但也没有因此废弃学习。康熙读书之刻苦令人钦佩。他在巡幸塞外时，非常想看曾经用心朱批过的《资治通鉴》《纲目大全》等书，但因为这些书“卷帙繁多”，“未携至此”，乃建议随驾诸臣“各以所携书籍进览”。随驾诸臣“以《通鉴》《文选》诸书呈进”后，得到康熙“甚善”的评价。康熙还不忘告诫诸臣：“凡文武各官，皆须读书，于古今得失，加意研究。”康熙由此得到“自古帝王好学者，远不能及”的高度评价。
　　今天我们身处市场经济与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因此更需要我们多读书、读好书、会读书。古人尚且手不释卷，今人哪有舍弃书本的道理？
　　（选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4月19日，有删节）